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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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海拨2797米的一个农场亩产8585斤6两。
秋收开始，《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1958年6月16日，当人们对高产卫星产生怀疑的时候，在全国享有很高声望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1958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全国各地城乡纷纷成立公共食堂。12月10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他在批语中说：“张鲁行五斗米道，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大受群众欢迎。”12月7日，另有一则批示中说：“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1958年11月25日晚，云南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4个区、20个乡，发生“土匪暴乱”。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公安部队组织力量即时围歼。
1958年11月21－27日，武昌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实际。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如商品、货币、按劳分配，我们还要利用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1958年11月28－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
1958年12月6日，中共云南省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从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14％。
1959年1月山东“馆陶事件”暴露。自1959年1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迅速发展。社员四处觅食，到处逃荒。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罗卜度日。生产停顿。饿死多人，惨不忍睹。
1959年1月27日，中共广东省委送上《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1959年2月，《经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目前农村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的粮食工作。”　这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2月22日、28日，毛泽东先后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全国掀起了反瞒产私分的运动。
1959年2月27－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重申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揭示共产风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成果。
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决定对“一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就包产问题、密值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纠正了偏激的看法。
1959年3月，山东“济宁事件”暴露。从1958年冬到1959年春，这个地区的农民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4月17日作了批示：一、将这两个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内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给15省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实际上，从1958年年底开始，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当作“暂时的紧急危机”，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
1959年4月18日至25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批准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这些高指标正式公布。
1959年进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农业方面，当年夏季作物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20％。夏收粮食、油料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业方面，钢铁生产上不去。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业的紧急指示》，第四条中提出要迅速扭转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并重，对私人养猪要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同一天，中共中央还下发了《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问题》。
1959年5月11日，陈云向中央政治局建议：1959年的钢产量应降为1300万吨，获得批准。
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自留地等问题的指示稿》，再一次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问题。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
第一阶段是“神仙会”，主要是反左气氛。7月14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向彭德怀发起反击。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大会小会展开了对彭、黄、张、周的斗争。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1959年8月中至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全国有上千万的干部遭到批判。195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不仅停止实施，还当做右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195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报告，报告谎称粮食紧张的问题已得到了彻底解决，保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市场好转等，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
1959年10月，山西寿阳发动“挖粮集资”运动。从发动到1960年　1月被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　283个管理区中，有　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　435个生产队中，有　11159户被抄家搜查，　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49人之多。后称“寿阳事件”。
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河南省信阳地区因饥饿而死亡的农民超过一百万人。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阳事件”。
1959年冬到1960年春，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全县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被称为“通渭问题”。
1959年，国家出口粮食415．75万吨“贸易粮”，创出口粮食最高纪录。这些“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这一年进口粮食折合原粮只有0．2万吨。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
1960年1月到8月，广东省罗定县发生了大批饿死人的事件，称为“罗定事件”。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浮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
1960年春，贵州省遵义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现象也有发生。成为惊动北京的“遵义事件”。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1960年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这个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气氛中召开的，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泛滥起来。
1960年3月4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对贵州省委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贵州省委的报告用“群众的话”的话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社员劲头高又高”，还主张取消自留地。此时，贵州省的农民正在大批饥死。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
1960年3月24－25日，毛泽东在天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讨论了十七个问题，如：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今年全国80％的人在食堂里吃饭；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钢铁要依靠“小洋群”，还要搞“小土铁路”、“小洋铁路”；农业发展纲要提前完成的问题等。天津会议还是坚持“三面红旗”，但反对刮共产风。
1960年3月25日，饿死多人的“中宁事件”被揭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工作组进驻中宁，接管了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原县委错误的斗争。
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通过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继续跃进　一定能继续跃进》。
1960年春青黄不接之际，各地农民大量饿死。这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300多名道徒抢走公社民兵枪支18条，子弹1200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4人，绑架干部16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1961年7月，反革命集团“工农民主党”首犯徐世清盗窃“五四”式手枪5支，子弹50发，在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
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暴动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年6月10日－18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14日的讲话中提出降低计划指标，提出钢铁要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会议期间他写下了《十年总结》，开始反省前几年经济建设中高指标的错误。
1960年7月6日，中共中央提倡大搞代食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在讨论中苏关系问题的同时，研究了国内经济问题，会议通过《关于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并通知中国政府，他们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多人。这些合同与农业无关。
1960年7月30日，《齐燕铭同志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11月9日发文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现把它摘要转发，希望各地参照执行。”
1960年8月，主管计划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进”难以为继，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后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八字方针。但由于认识不一，八字方针此时还无法贯彻。
196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确保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　
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9月10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
1960年10月23－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的汇报。主要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的问题。会上讨论了问题暴露得较早的河南和山东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汇报了信阳事件。信阳事件的材料，10月26日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认为信阳事件的原因是农村基层政权没有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这个文件主要是纠左，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十二条”还坚持办公共食堂。
1960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号召全国开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接着，各地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了一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看了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写信给周恩来，信中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农村形势作出了严峻的判断。他说，有三分之一地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
1960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抓紧粮食调运的通知》。
1960年12月24日晚，宣威暴乱。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暴乱涉及13个管理区的37个生产队，共417人。暴乱分子提出的口号：“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除子讨论国际共运的问题以外，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960年，中国出口粮食272．04万吨。这些“贸易粮”折合原粮326万吨，相当于一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当年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这一年进口粮食只有6．63万吨。1960年大量饿死人后，1961年进口粮食580．97万吨。出口粮食减少到135．5万吨。
1961年1月14日－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但由于认识上不一致，真正的调整是在1961后下半年开始的。
1961年1月18日，毛泽东提出1961年要成为一个调查年。20日，毛派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三个组分别去浙江、广东、湖南去做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1961年3月28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召开省委常委会，确定在全省搞“责任田”。为了减少搞包产到户的阻力和猜疑，1961年4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安徽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搞起了责任田。这是当年拯救农民最有效的办法。
1961年4月19日晚，经毛泽东同意，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大队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员皆大欢喜。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号，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这是第一个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
1961年5月21日－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会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个文件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从此，公共食堂在中国消失。
1961年8月23－9月16日，第二次庐山会议。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认为：经济形势1961年到了谷底，从此天天向上。
1961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有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会上邓小平说粮食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今年的数无非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