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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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 1172840 9166 0。78 1236065 14586 1。18 1261521 7045 0。56 　　　
平　凉 2226510 19317 2。20 2248230 42134 1。67 2303158 38856 1。69 　　　
天　水 3230337 114331 3。50 3172816 46610 1。47 3033746 81607 2。69 　　　
定　西 2480864 26483 1。07 2548531 55993 2。20 2392720 107972 4。51 　　　
张　掖 2756347 59707 2。17 2800203 46982 1。68 2787016 73102 2。62 　　　
甘　南 340206 　 　 377016 6687 1。77 351614 10384 2。95 　　　
临　夏 874353 18511 1。55 898359 17384 1。94 882060 28992 3。27 　　　
总计 13081457 272465 2。10 13281225 228385 1。70 13011835 348388 2。68 　
说明：1957年全省人口：12726493；死亡人数：142044；死亡率：1。12％。
据表22，从1958年到1960年，全省死亡人口849238人，1957年为正常年景，死亡人口为14。2万人，按这样粗略推算，在近85万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的约有43万人。这样，从1958年到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仅有40多万人。这个数字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以临夏为例，表22中临夏回族自治州1959年和1960年两年死亡人数为46376人。而据临夏市工作组的总结，仅这个市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临夏市仅是临夏回族自治州的8个县级单位之一，而临夏市在这八个县中死人不是最多的。例如，据表23，和政县死亡人数比临夏市要多。又如，1965年揭露的通渭县的死亡率是30％以上，而表23中只有18。4％。1998年1月7日的《甘肃经济日报》一版上发表的副省长员（上为厶，下为贝）小苏写的《正确认识甘肃粮食问题》一文中披露，在60年代的困难时期，“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会宁、定西、宁静、西海固地区采访，他们得知，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都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饿死人数，最少已近百万。由此可见，甘肃省全省饿死人数在１００万以上。
表23　1958年－1960年14个县市人口死亡情况1960年12月23日统计
　
市　　县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白银市 223612 1519 0。68 239512 2150 0。9 252818 1191 0。47 　　　
玉门市 170050 1262 0。74 182372 1384 0。76 186891 2524 1。35 　　　
酒泉市 336317 9072 2。7 365291 5962 1。63 389643 11458 2。94 　　　
张掖市 359440 9848 2。74 343285 6787 1。98 386512 16380 4。87 　　　
定西县 230902 2882 1。25 239181 6098 2。55 220713 10561 4。78 　　　
通渭县 281091 4155 1。48 270494 10229 3。78 213992 39473 18。4 　　　
陇西县 367641 4553 1。24 360434 16249 4。51 336367 17454 5。19 　　　
岷　县 386228 4249 1。1 398279 6389 1。59 360146 23649 6。57 　　　
静宁县 489633 6823 1。39 485070 11421 2。35 455070 121581 2。76 　　　
武山县 573751 11374 1。98 578306 9420 1。63 542217 28253 5。21 　　　
清水县 335357 13566 4。04 340000 8041 2。37 283472 16425 5。79 　　　
高台县 168456 5222 3。1 167788 2282 1。36 151131 10635 7。04 　　　
民勤县 230036 6574 2。75 242183 3740 1。55 204576 5012 2。89 　　　
和政县 276661 6500 2。36 277368 5128 1。85 265588 13361 5。03 　
这个资料虽然缩小了数字，但也说明了一个真相：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大量饿死人以外，其他地方也大量饿死了人，死亡率在5％以上的有六个县、市，占14个县市的42。9％。而且表明，庐山会议以后，继续反右倾，死亡人数增多，即1960年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1959年，死亡率也大大上升。
《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一书中提供了以下数据。详见表24。这些数据也是官方提供的，虽然也缩小了饥荒程度，但比其它官方数据较接近实际一些。
表24　　19551966年甘肃省人口统计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总人口（万） 1155。04 1218。7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1240。1 1249。17 1290。03 1345。44 1392。97 　　　
出生率％ 28。8 28。2 30 31。5 19。3 15。5 14。8 41。4 42。1 47。2 45。3 42。5 　　　
死亡率％ 11。9 10。8 11。3 21。1 17。4 41。3 11。5 8。2 10。4 15。6 12。3 11。49 　　　
自然增长率‰ 16。9 17。4 21。7 10。4 1。9 25。8 3。3 32。9 31。7 31。6 33 31。1 　
资料来源：苏润余主编《中国人口·甘肃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据表24中的数据，用本书作者的计算方法，计算结果是，从1958年到1961年，甘肃省饿死人66。67万，少出生人口80万。显然，由于这里使用的是官方数据，这里算出的近70万的非正常死亡是最低数。曹树基先生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年－1961年甘肃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02．3万人。
甘肃省档案馆保存的当年汇报材料的简报中，可以零星地看到饥饿的情况。
天水：天水地委1960年12月24日在给“省委生活安排领导小组”的报告中说，马跑泉公社峡口生产队患浮肿、干瘦、子宫下垂等因营养不良造成的病人占总人口24。2％。公粮征购任务只完成一半，口粮每人每月按12斤算，也只能到明年2月份。这个报告说，像这样的生产队全地区有1800多个，占生产大队总数的40％左右。
岷县：省委农村工作部于1960年8月19日给省委的《关于岷县问题的报告》中说，岷县的问题十分严重，其中以理川、闾井、南川、南阳等公社最严重。全县患浮肿病的有5万多人。死亡21900多人，占总人口的3。16％。
武威：最困难的1960年情况不得而知，直到1962年元月，这里的饥荒还相当严重。中共武威地委1962年1月15日向省委的报告说：“据永昌县委14日电话汇报，该县双贝、朱王堡、红山窑、宗家庄、八坝、焦家庄、西坡、河西堡、水源、陈仓、流泉、西湾、龚家堡、南坝等14个公社，有浮肿病等病人3255人，断炊1876户、8782人，占总人口的11。9％……地委认为，永昌1961年的粮食收成比1960年好，粮食征购任务已基本完成。但是，由于在征购工作中部分社、队把口粮、种籽也征购了，部分社队有些问题是可能的，但总是不会太大。”从这个报告的文字看，像是向省委解释和掩饰这里发生的情况，并不是报告问题。
甘南：直到1962年4月，这里还处于饥饿状态。1962年4月8日，中共甘南州委向省委的报告说：“由于口粮安排紧张，人口外流现象仍在上升，疾病也有增长，宰杀耕畜的现象各地都有。由于种籽不足，今年粮食作物面积有完不成的危险。临潭县共缺粮369万斤，州上仅给110万斤，该县长川公社种籽缺142740斤，口粮缺198956斤，共缺341696斤，县上给了114000斤，口粮一颗不安排，只安排种籽26740斤，……由于种籽不足，不少公社和生产队已停止下种。……由于生活所迫，一些农民变卖家产、以物易物。浮肿病、瘦病、小儿营养不良症大量发生。……最近夏河县拉卜楞公社30多人在县里请愿，其它县也发生请愿情况。”
临夏：也是在全国形势正在好转的1962年，中共临夏州委向甘肃省委报告这处州保安族的困难：“在全县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个民族的的生活更为困难。．．．．由于粮食问题得不屋解决，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为了保命，拆卖房屋，出卖家具、衣物，甚到卖子女，家的家具卖光，一贫如洗。疾病问题十分严重，患病者占总人口的22．8％。非正常死亡也陆续发生。外流乞讨日有增加。”
在枯燥的死亡数字后面是血淋淋的故事。长期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是延安时代的老干部，在1956年至1961年间，她任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委书记处书记。在此期间，由于说真话，一度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0年12月的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平反。在她81岁的时候（1999年），她自费印了一本回忆录《悠悠岁月》，这是一本很有资料价值的书，事情都是她亲身经历的，完全可靠。其中，对临夏在大饥荒的情况提供了鲜为人知的资料。现摘录几段如下：
1959年12月9日，我下放到和政县苏集公社。这里群众没有粮吃，饿得干瘦、浮肿，有的冻饿而死。榆树皮都被剥光吃掉了！有一天县上来电话，说张鹏图副省长要到康乐视察，命令我们连夜组织人把公路两边被剥光皮的榆树，统统砍掉，运到隐蔽的地方去。人都快饿死了，哪有力量去砍树、抬树？我们办不到，留下榆树正好让张鹏图副省长看看。可张省长没有来。当时和政县委书第一书记是薛振田同志，为了保住乌纱帽，竟如此不顾人民死活！　
有一次，我去临夏向葛曼汇报吃树皮、饿死人的情况。葛曼根本不相信，说那是地主、富农在捣乱，故意制造假情况，是给我们脸上摸黑。我说，讨饭、吃树皮、饿死的都是贫下中农呀。他说，富裕中农不敢出头，故意让贫下中农那样干的。你说的饿死人是因疾病而死，是正常死亡。他还让我去反瞒产私分，把粮食找出来，说在某公社搜出了几百万斤粮食。葛曼整天坐在州委办公室里，不下去看看群众吃什么，不看看群众怎样在死亡线上挣扎，却在临夏大兴土木，营造四大公园：红园、绿园、蓝园等。这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吗？但他确确实实是共产党的临夏州委第一书记。
何承华到河西视察，汽车陷在泥里。群众看是省领导的汽车，许多人奋不顾身地跳进冰冷的泥水，把汽车推出来。他却认为群众能推动汽车，一定有粮吃。就让农民报总编黄文清写了一篇为《农村一瞥》，这一瞥，不知瞥死了多少人。因为他们认为农村有粮食，就不供应了。
据中央派到临夏市工作组1961年3月18日的报告，临夏市1959年、1960年两年共死亡人口41381人，占人口总数的8。7％。死亡率在15％以上的有马集、韩集、红台、癿（读qie）藏四个公社。有些生产队和小队人口死亡达三分之一以上。红台小沟门生产队共有人口1267人，死亡414人，占总人口的32％。癿（读qie）藏公社锦光9小队106人，死67人，死亡率63％。全市死绝388户，留下孤儿100多名。有的生产队一天就死20多人，人死后无人抬埋。尹集公社铁寨生产队两个萝卜窖里就挖出60多具尸体。红台公社阳洼李家庄贫农马有卜全家10口人，全死在炕上，尸体腐烂了没人埋。有的妇女死了，小孩还爬在母亲尸体上吃奶。
不少地方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临夏市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读qie）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读qie）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癿（读qie）藏公社团结生产队贫农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
插入李磊信其书的照片：
除了饿死以外，还有打死的。在农村，干部不仅掌握着“印把子”、“刀把子”可以对不听话的群众施以种种酷刑。甘肃省对农民的刑罚有100多种，如：脸上刻字、拔头发、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浇开水等。干部还掌握着勺把子，秤把子，可以随时剥夺农民的吃饭权。对不听话的可以扣饭、扣粮，让他活活饿死。被揭露出来的清水县的问题就比较突出。1962年12月3日甘肃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写道：“清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荣亲自指挥总支书记王秉振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30多人，给有些被斗群众嘴上戴驴笼头，身上驾着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40多人，并私设牢狱，把三个生产队干部非法关押了40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20多人，致死2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6人。有的社队比白驼的情况还严重，那里成了坏人统治的天下。”
中国城乡差别较大，在这次大饥荒中，城市情况要比农村要好得多。但是，处于城乡差别有利地位的城市，也发出了饥饿的呼喊。
1960年12月9日，甘肃省工交部反映工交系统出现了大规模浮肿病。白家咀永昌镍矿的近7000名职工当中，有60％的人发生浮肿病（腹部膨胀，像女人怀孩子），其中严重的占20％，已死3人。地质局和建工局两个单位的94名女职工当中有55名不来月经，其中半年的8人。主要病状是眼胀，发睏，四肢无力。
中共白银市委1960年12月18日发给上级机关的《关于积极防治浮肿病发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写道：
根据最近检查，市属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单位及部分公社职工群众中，得浮肿病的情况十分严重。从11月份起，在白银厂、棉纺厂、交管局等几个单位首先发生，下旬逐渐增多，12月上旬，情况更加普遍和严重。病情发展的情况是，工人中多，干部中少，男的多，女的少、体弱的多，体强的少。其病状是：先眼皮、面部发肿，后逐渐发展到四肢浮肿。轻者早晨起来眼皮肿，中午好转，时肿时消；较严重的，头晕，腰酸，四肢无力，体温下降，夜间失眠，小便次数过多。更严重的腹胀，体肿，有的生殖器、膀胱肿大。主要原因是缺乏营养和劳动过度。
中共玉门市委在1960年12月11日发给上级机关的《关于在厂矿、企业、机关、党校中发生浮肿病情况的报告》中写道：
根据12月上旬了解，在我市厂矿、企业、机关、学校普遍发生浮肿病，发展仍有上升趋势，情况较为严重。据调查，仅玉门石油管理局、玉门铁路办事处、西北矿山机械厂、市商业局、市党校等14个单位，共有浮肿病人3132人，发病比率最高的单位，占人口总数的25％。症状：头晕头疼，脸肿腿肿，腹胀尿多，四肢无力，心慌畏寒。浮肿病人工人多，干部少；重劳力多，轻劳力少；集体食堂多，在家吃饭少。
中共酒泉钢铁公司党委在1960年12月30日发给上级机关的报告中，除了列举浮肿病人状况以外，还谈到女职工闭经、男职工阳萎大量发生的情况。酒泉钢铁公司是鞍钢援建的，职工多是东北人。当时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几个月没有供应食油，生活极为困难。“由于疾病大量发生，职工思想波动。怕死在戈壁滩上，要求回东北的职工增多，有的变卖东西，有的不辞而别。”
通常情况下，省会城市饥饿情况应当轻一些，但是，中共兰州市委在一份报省委的报告也发出了饥饿的呼喊：“从11月以来，我们陆续发现在部分干部和职工中发生浮肿病的情况，截至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在工业系统51个单位的68096名职工当中，患病者3346名，占职工总数的5。6％。在市级财贸系统的士3313名职工当中，患病者401人，占3。32％。在宣教系统的21个单位的1882名职工当中患病者226人，占12％。在市级党政治机关的5900名职工中患病者544人，占9％。值得注意的是，在兰州市幼儿园的145名幼儿当中，有浮肿的达31名，占总数的21。3％。”财贸系统有食品分配权，患浮肿病者比例最小。营养不足是发病的主要原因。“11月份兰州皮革厂23人的蛋白化验结果是，总蛋白低于6克（正常值）的有17人。中等体力劳动每天需热量至少3500千卡，据605厂检验，职工摄取的热量每天只在2500千卡左右。”
在劳改、劳教农场中被强制劳动人情况就更惨了。据玉门地区劳改部门给玉门市委和省委的报告中说，最近以来，我市劳改、劳教农场疾病、死亡情况非常严重，而且呈上升趋势。1960年11月份以来，饮马农场和蘑菇滩农场共死亡265人，其中，饮马农场劳改犯188人，蘑菇滩农场劳教人员77人。饮马农场在11月21日一天就死亡34人。饮马农场1960年以来共死亡劳改劳教人员395名。大量死亡的原因一是饥饿，二是劳动过于繁重，三是进入冬天没有取暖条件。劳改劳教人员粮食定量少，还有一部分粮食被农场干部食堂尅扣下来。夹边沟农场是死人最多的劳改农场。甘肃日报记者王景和、和凤鸣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夹边沟和安西农场劳动教养。王景和饿死在夹边沟农场，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和凤鸣在安西农场九死一生。和凤鸣在晚年写了《经历――我的1957年》一书，记录了当年的惨状。夹边沟农场原有劳教人员2800多人，没有饿死的只有六七百人。不少死者的遗体被饥饿难耐的难友吃掉。这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直言获罪的知识分子。死难者的遗体因掩埋十分草率，累累白骨露在外面绵延两公里。每一堆白骨都包含着一个惨绝人寰的悲剧。现摘录这本书中一个死难者的悲剧：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一说是硕士）董坚毅1952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的新添墩劳动教养。后又转到夹边沟农场的高台明水分站。他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生。在董坚毅劳动教养的两三年里，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千里迢迢地到农场看望亲人。当时兰新线还没有与上海接轨，要转车数次才能到夹边沟。1960年，夹边沟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大批饿死。11月上旬的一天，作为医生的董坚毅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对组长刘文汉说：“按照经验，她两三个月来一次，我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见到她。”由于大量死人露尸荒野，董坚毅教刘文汉如何用衣被毛毯裹扎他的尸体。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时年35岁。刘文汉将他包扎停当，埋在一个由雨水冲刷的一个地穴里。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来了。她掀开窑洞的草帘子进来，急切地问：“老董在吗？”刘文汉只好告诉她：“老董已经去世七八天了。”这句话一出，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难友们见过的死亡过多，都已麻木不仁，见到她恸哭不已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对。两三个小时以后她终于镇定下来，要求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体。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埋葬董的地穴，尸体不见了。经过多方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老董的尸体被抛在荒野。老董身上包的毛毯、鸭绒被已被人扒去，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于头上没有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扑在骷髅和哭个没完，亲个没完！天慢慢黑了，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几个人硬是拉着把顾晓颖扶回窑洞。后来，难友们找来一些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刘文汉拿出自己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一条军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
六、通渭问题
在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非正常死亡率比信阳高。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当时，中共甘肃省委和中共中央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通渭在甘肃省东南部，属定西地区。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县，有2000多年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之一。
通渭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特殊意义。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以后，“长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一直走到甘肃南部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俄界会议的决定，到甘肃东北向苏联靠近，以苏联为后盾打游击。
1935年9月21日，红军到了哈达铺（现属甘南自治州宕昌县），这是一个有几万人口的小镇，2000年我到这里寻找红军的足迹，看到的是一个萧条的小镇，但从沿街两旁整齐的木板铺面，可以想象出当年的繁荣。这里有一个邮局，红军从邮局里得到一些大公报（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在1935年9月2日和9月23日的大公报上，有“关中匪情”专栏，其中有“匪首”徐海东在陕北活动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