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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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扛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1。5元一斤，共卖了11。75斤。这事被食堂事务长黄荣太发现，并在她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灌县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39岁。1960年3月16日下午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灌县崇义公社第三管理区周裕光，39岁，解放后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3月16日下午，她针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来，砍去头部、四肢，将肚肠挖出丢在河里，将身子拿回家煮吃。
五、只准讲“疫情”，不能说饥饿
人口大量死亡，全国各地统一口径称“疫病流行”，不能说饥饿所致。1959年5月23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宣教动态》以“为什么肿病继续上升”为题报道，“据卫生部报告，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较广。从今年一月到目前，在山东、河南、江苏等11省、自治区共发生肿病105。5万人，死亡6700多人。其中以山东省最为严重，1月至4月14日，发生肿病病人77。9万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1日，就发生肿病病人17。3万人。其次是河南省，从1月到4月20日，发生肿病15。3万人，死亡2000多人。”这里没有提四川和安徽，因为这两个省当时盖子捂得很严，外界不知道。
这篇报道分析肿病发生的原因，第一，因口粮紧张，群众以为吃盐可以增加力气，每天吃盐1两以上（正常日需3钱），因吃盐过多，引起代谢障碍发生浮肿；第二，食品单调，长期间未能调节，脂肪、蛋白质严重缺乏或不平衡；第三，去年发过肿病未能根治，今年复发；第四，原患有慢性病、贫血、身体虚弱、年龄大，肠胃不好。
1960年春天，正当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饥饿的时候，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中说：
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中央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1960、1961、1962这三年做出显著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
1961年2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把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子宫下垂等因饥饿所致的病态和其它常见疾病混在一起，用常见疾病来掩盖饥饿致病。并且笼统地要求各地加强“疾病治疗”。四川省委看到卫生部这个报告，立即下发通知，用“疾病”来掩盖饥饿，用“卫生工作”来代替对饥民的救济。通知说：“在抢治浮肿病、妇女病、小儿病等主要疾病的基础上，结合进行四大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更进一步做好以食堂为中心的集体化卫生工作，防止传染病的流行”。接着提出了三项措施：一、开展防治肿病突击运动，迅速清理现有肿病病人，集中免费医治、营养、休息三结合的办法突击抢治；二、进一步加强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集体卫生工作，办好公共食堂；三、围绕防治肿病这个中心，结合防治钩虫病、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和季节性传染病。这些措施洋洋大观，就是不提给农民增加粮食供应。从此以后，各地上送的报告，都把饥饿致病、致死，都说成“疾病”、“流行病”、“疫情”。
1959年8月9日上午，四川省委杨万选自南溪报告说，长宁县流行的水肿和腹泻，自6月下旬以来发病人数占总人数的13％。兴晏公社一个生产队今春以来死亡率达17％。发生这次“流行病”的原因，西医说是缺乏维生素B以及食堂不卫生造成的，中医说是湿气和脾胃不和造成的。这个报告也提到粮食不足，就是不敢说因饥饿而致病致死。
1959年秋后不久，古蔺县因饥饿出现大量浮肿病人，饿死人的情况也相当严重。这时，从县委到地委省委，统一口径说古蔺出现了“疫情”。12月7日，中共泸州地委办公室关于古蔺县疾病情况的汇报中，将发病人数缩小为403人，还说前次所报数字不准（实际前次报的数字是大大缩小了的），“把一般正常的疾病或富裕中农闹粮无病叫病等都统计进去了”。这个报告还夸大其它疾病的比重，缩小肿病的比重。说钩虫病占86。6％。“肿病是钩虫病的晚期，并非急性传染病，更不是吃代食品所致。”
这个报告很符合李井泉的口味，第二天他就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这个报告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肿病和钩虫病往往结合着发生，在注意肿病的同时，要首先治钩虫病。请卫生厅对此加以研究，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解决。”这个批示进一步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饥饿引向钩虫病。12月12日，“泸州专区古蔺疫情调查工作组”上报了一份更符合李井泉口味的报告，这篇报告完全没有粮食不足和饥饿的影子，还批驳了“有些人认为病是吃代食品造成的种种错误论调”，说是钩虫病占31。9％，一般慢性病占25。8％，感冒占19。8％，胃肠道病占13。8％，其它病占8。7％。结论是：“当前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冬季除害灭病运动，大力抓好钩虫病的防治，大搞食堂卫生和积极预防冬季多发病和传染病的宣传教育工作。”省委负责人之一的杜心源于1960年1月2日在这个报告上批示：“结合开展春节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检查和防治工作。”这是一场掩盖事实真相的闹剧，用“爱国卫生运动”代替了对饥民的救助。
然而，爱国卫生运动救不了饥饿的农民，“疫情”继续发展。省委除灾灭病办公室1961年1月18日报告，泸县到1月8日止，有肿病人20626人，比去年12月下旬增加30％以上。资中县1960年12月下旬肿病人比10月份增加了四倍。但这个数字还不是肿病人数的全部。各地都少报、瞒报。长宁县原报肿病人4000多人，经查至少在8000人以上，江安县上报7709人，实际至少有2万名。在一个公共食堂，干部上报16个肿病人，实际有116个。泸县死亡率已占总人口的7％，死亡还在继续，1961年1月4日到8日，五天就死281人。
既然是疾病，就得治疗。因此，四川省委下令，各地要组织医疗机构，加强治疗病人。其实，治这种“病”最有效的药品就是粮食。由于政府把住粮食不松口，要求供应粮食就是“闹粮”，而“闹粮”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各地开出了治疗肿病的种种药方。
1960年4月16日，内江地区一份给省委和内江地委的报告中讲到资中县肿病又有所发展。当地的治疗处方是：鸡蛋一个，白酒（50度以上）一两，雄黄二钱。三者混合均匀后一次生服。效果很好，不再复发，无负作用。1960年10月23日，万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在开县召开中西医座谈会，提出了治肿病的多种验方：
水夜合、荀儿皮各适量，熬后去渣，用汁煮稀饭吃。可消肿、健脾
复方糠丸。细糠1斤，黄豆4两，车前子4两，陈皮一两，将糠、豆磨细、炒熟后，混合做成5钱一丸，日服三次，每次2丸。
老虎姜、猫儿皮（草药名）何首乌、臭草根、路边姜，兑红糖熬水喝，或用汁炖黄豆吃。
夜关门、饿马黄、炮桐子树根、山胡椒根、川牛夕熬水兑红糖喝。
高梁杆根熬水喝，可消肿强心。
高梁篼切成一寸长，加水煎（一斤湿高梁篼加2斤水，干高梁篼加4斤水），煎一半后放红糖5钱，为一日服量，分三次服用。
各地发现的药方都向省委汇报，由省里向其它地方传播。但药方都离不开红糖，黄豆，药材，有的还要鸡蛋，一般农民是得不到这些极为珍贵的东西，而干部却从这里得到了鸡蛋、红糖、黄豆的供应源。
四川省委曾多次发出突击抢治肿病的通知，要求各地把病人集中起来治疗。各地利用中小学教室、祠堂，牛棚建立临时病房。1961年3月，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报告说，全省已办起临时肿病医院27005个。已集中治疗病人952000多名。
但是，这些所谓临时医院条件极差。一是缺医少药。涪陵县黄旗公社集中了600多名肿病人，不分重病轻病，一律吃大锅煮的草药。荣县有些临时医院，病人集中了10多天后，没有药吃。二是经费不足。有的公社医院垫付资金，连工资都发不出，南充县95个公社，有42个公社医院发不了工资。农村医务人员70％－80％都集中治疗肿病，没有业务收入。病人大量集中以后没人管理。有的临时医院管理不好，接连发生事故。合川县永兴公社在半个月内就发生6起烧伤和跌伤事故，烧死3人。
江北县仁睦公社中建大队医院集中了病人158人，只有一个医生，而且生病卧床，三个护理员不懂业务。医院没有菜吃，没有开水、热水，冬天病房没有烤火，病人也没有药吃。
江北县石坝公社六耳大队医院集中了172个病人，只有8间病房，30多张病床。只好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地铺上，地铺上草很少，30％的病人感冒，没有燃料，有的病人长时间没有洗脸洗脚。
涪陵县明家公社医院收有63个病人，其中重病人53个，不懂医务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兼院长，两个医生中一个原来是会计，两个护理人员中一个是11岁的孤儿。病房臭气难闻，连护理人员也不愿进去。
涪陵五马公社医院粮食不足，病人上顿不接下顿，经常断炊，没有菜，以盐水代菜，每天都有病人死亡。病人住院后工分挣得少，粮食分得少，出院后生活下降，加剧了饥饿和死亡。
芦山县清源公社芦溪大队的临时医院，病人自己做饭，缺炊具、缺柴烧，20多个病人用一个洗脸盆轮流做饭。雅安天全县大坪公社住院88个人，两个月后，死亡33人，转重的4人，没有改变的16人。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在雅安考察时看到不少肿得很严重的病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医院治疗，他们说：医院条件很坏，在那里死得更快些。金堂县五星管理区的肿病医院是牛棚改的，清洁卫生没有搞彻底，臭气难闻。病房没有门，四周没有墙，90％的病人睡地铺，铺草很薄。有的病人没被子，白天还喊冷。广汉县金鱼公社医院院长黄某，把活人装进棺材埋掉。
金堂县栖贤公社二管区肿病医院常住病员八九十人，只有医生一人，“保育员”两人，病房是包谷杆搭的草棚棚，睡的是谷草地铺，男女病人混住一房。广汉兴隆公社肿病“疗养院”病人住的是“檐口边、拌桶内”；西外公社“重病院”的病人水肿破皮不能料理自己，被盖、鞋、袜、裤子都是湿的，有的人睡着吃饭、屙屎，无人护理；中兴医院有的病人死了无人处理，同室的病人挪得动步子的只好搬走，走不动的“伴同死人住了三天三夜”。
广汉松林公社医院半年内收治肿病人250人，地委干部王树本去了解情况时，已死亡97人，去的当天又死2人，第二天死3人，他离开时只剩下的67人，估计将近一半活不到半个月。
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饥饿的折磨，把妇女们的身体完全摧垮，妇女病广为流行，最常见的是闭经和子宫脱垂。妇女们突然之间都不来月经了，正常的生理活动周期中止了，伴随而来的是头晕脑胀，脚酸手软，腰腹胀痛，面黄肌瘦，乡下人称之为“干病”。同样因极度虚弱和劳累的原因，导致子宫悬吊组织松散，脱垂出体外，乡下人称之为“吊儿肠”（“儿肠”即子宫），长期磨擦，感染溃烂，痛苦不堪。温江县除害灭病办公室1960年6月份作了一个调查，全县18到45岁的“经期妇女”5万多人中，停经的达两万多人，另有子宫脱垂的2000多人，他们并认为这个数字“可能偏小”。据他们在金马、永兴两个公社重点了解，前者停经妇女占经期妇女一半，后者达60％。金马公社896名停经妇女中，18岁到25岁的青年妇女有334人。一份来自温江涌泉公社华丰管区的调查说，全管区15到50岁的124名妇女中，停经的达90人，占妇女的70％以上。
妇女病也要求集中突击治疗，但大部分“医院”和肿病医院一样条件恶劣。明明饿出来的病，却得不到营养的供应；治不好，又要治医生的罪。情急之下，医生就下猛药，结果酿出大祸。邛崃双江公社鱼唱管理区“疗养院”医生李明征，将草乌、南星等有毒草药加进处方，护理员又未按操作方法泡制，就让病员服了。医院条件太差，医护人员晚上都在外面去住。两小时以后，服药的29人全部发作，呼天抢地，无人照应。凌晨五点钟，医生李明征闻讯赶到，发现已经有四人死得硬梆梆，还有一些奄奄一息者，他就跑出去投河自杀了。
“医疗”解决不了饥饿。“疫情”继续发展。1961年7月5日，宜宾地委除害灭病小组“关于肿病发展情况的报告”称，自6月中旬以来，我区肿病又有发展，从6月18日到7月2日，15天上升了29％。死亡情况也比较严重，7月2日比6月18日死亡增加了40％。宜宾县月波公社光辉大队金竹生产队去年年底总人数是192人，到今年7月2日，只有147人，减少45人，将近死了四分之一，最近几天又死了主要劳动力6人。由于大量死人，田土大版荒芜。宜宾县安边公社总耕地面积13171亩，抛荒2506亩，占总面积的19％。中共宜宾地委一再声称要采取措施挽救危局，但饥荒还继续发展，1962年2月2日发出的“宜宾地委关于当前治病情况的电话汇报”中说：“我区病情到1月29日止，全区出现肿干病123832人，比5天前上升了10％，死亡还在上升。”
六、“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使干部拥有一个令人致命的权力――社员的吃饭权，也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群众吃一顿肉，他们吃几天肉。
公共食堂炊事员掌握了勺把子的权力，这是直接分配食物的权力。汤汤水水的大锅稀饭，见了顺眼的勺子沉底一捞，就吃得多一点，见了不顺眼的皮面上一划，清汤寡水几片菜叶。炊事员还可以半夜三更煮好的吃，往家中输送救济。这样重要的岗位，一般落到干部亲属或亲信头上。
在饥饿中，干部多吃多占是普遍现象。省委检查团的一份报告中说，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占干部总数的75％。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他们对社员可以任意惩罚，社员无法监督他们。什字区严海臣等5人私分黄谷14000斤，中坝管理区主任张吉臣一人就贪污粮食3000多斤。他们将贪污的粮食大肆挥霍。社员说：“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都被大嘴乌鸦吃光了。”大足县土桥公社有不同程度多吃多占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吃掉集体粮食100多斤。后给以撤职处分。1962年复职后，又办干部小伙食团，共吃掉大队提留粮800多斤、国家供应社员的粮食400多斤，还拿300多斤回家。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各地治肿病的临时医院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场所。由于政府对这类医院供应一些红糖、粮食等，很多干部及其亲属以病号名义，冒领补助粮食和糖。干部利用这个机会多吃多占，还把上级供应给病人的红糖、粮食据为己有。江北县石坝公社有92名干部没有病虚报为病人领取补贴，还有137名干部家属、亲戚报称“病人”领取补贴。此外，医院的院长、保管员、护理员、炊事员、运输员、勤杂员贪污尅扣病人的供应物品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在涪陵县明家公社医院，病人看到粮店供应的100斤面粉被医护人员分了。各地医院病人普遍反映，国家供应的黄豆、红糖，他们都没有吃到。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锅的情况下，干部们尅扣口粮，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区任其挥霍。1959年中秋节前后，他们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吃。
垫江县界枫公社共揭发出177人有盗窃行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干部137人，占盗窃人数的77％，占干部总数的82％。这些干部除了盗窃集体的粮食和财产以外，还对社员明火执仗。石花管理区大队长夏某，竟在白天以没收富裕农民财产为借口，将老上中农夏炳盛家的被盖2床、蚊帐3笼、桐籽110斤、麻20斤、漆1斤、红海椒2斤、烟叶1。5斤全部拿走，连一床草席也不放过。
在食堂断粮、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郫县红光管区竟不顾群众死活，开办干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几个干部吃了牛肉200多斤，过旧历年一队社员食堂杀了一只150斤重的猪，干部食堂就拿去90多斤。红光公社有两对著名恋人，一对是县委农工部部长潘兆清和公社党委书记郑功瑶，另一对是合兴公社总支书记刘绍元和和独柏管区的支部书记游福群。他们的干部食堂将供应照顾病人和幼儿园的白糖、鸡蛋都卡住吃掉。1960年过元旦，杀了一只猪重130斤，刘和游就拿走吃掉60斤，当时全管区六个食堂已全部停伙，只吃一点白水煮的苕叶，死人累累，但他们却大摆宴席三桌，为其一周岁的儿子做生日。他们为了吃鲢鱼，在数九寒天，逼迫十余个社员下水戽鱼，共戽了60斤鱼，刘绍元、游福群和潘兆清、郑功瑶就吃了30多斤……更恶劣的是刘绍元在公社上碰到一个社员拿了一只鸡，刘硬说是偷来的，把鸡拿走，社员跟着要鸡，到了乡公所，刘便拿起电话，假装给派出所打电话，社员看到叫派出所，便吓跑了，鸡被他们吃掉。1960年，潘兆清，郑功瑶夫妇数喜临门。五月潘兆清升任华阳县委书记。六月郑功瑶升任郫县县委常委。
四川省留下的档案中，只有揭发农村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县以上干部的特权行为没有留下多少资料，这是四川省委严加控制的结果。当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提供了李井泉的生活情况，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后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是为了吃饱，而少数高级干部则是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追求享乐。
七、吃青、刑罚、扣饭
饥饿难耐的农民，出于生物的本能，见到可吃的东西难免要吃。当时可以吃的东西无非是还没有成熟的庄稼，如青麦穗、青稻穗、青玉米等。但是，这种“吃青”行为一旦被干部看见，轻则罚款、扣饭，重则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折磨致死。而更常见的情况是，农民没有偷吃，却被干部诬为偷吃而受到惩罚。
荣县五一公社新进大队二队社员朱玉发1961年春天拿了地里的胡豆2。5斤，被罚款120元（相当于科级干部四个月的工资），除了把他家里的衣服、被子、席子、红苕及口粮供应证全部没收外，还将他身上衣服脱光，进行批斗。朱玉发每天还要付给向他“追赃”的人粮食每人1。5斤，工分10个。地委向县里下达了“追赃”任务120万元，县委又将这一任务下达到各区，各区又加码下达到公社。各公社、大队为了完成任务，采取了“人跟人、脚跟脚”的“追赃”活动。有的公社规定“倾家荡产，卖巾巾片片，卖儿卖女，都要缴清赃款”。因此，在乐道、成佳、龙潭、唐山等区的农村，“追赃”的干部见鸡捉鸡、见鸭捉鸭，见什么拿什么，社员的衣服、棉被等都被拿走。有的“追赃”干部借机大发横财。社员童光前趁给食堂打柴之便，拿了一点柴回家，公社令其赔款270元，童无钱赔，公社将他家老人的两具黑漆棺材当即抬走，生产队里还拉走了他的一只大母羊，抓走了一只鸡和一只鸭。有的公社用评议的办法确定偷盗的数字，富南公社三大队在255户中就评议出偷盗户254户。
1960年春，古蔺县的公共食堂已经断粮多日，能吃上漂汤（汤内有少量菜叶）就算改善生活。人口大批死亡。龙美公社金坪管理区去冬今春死亡人口占原有人口的24。7％。没死的人很多患有肿病，边干活边呻吟。饥饿的社员被迫偷吃粮食。彰德公社二管区一队84户，偷盗和私拿粮食的就有77户。干部对吃青、私拿的处理也十分严厉。潭庙公社一社员偷了2斤红苕，支部书记计算：这2斤红苕下种后可产3000斤红苕，其价值30元，当即罚偷苕的社员37元。除了高额罚款以外，扣饭、罚跪、捆绑、吊、打、劳改、搜查、没收财物。扣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