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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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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纠正包产到户右倾错误是不彻底的。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社员对包产到户恋恋不舍。尤其严重的是，从8月底以来，这种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思潮又在全县范围内抬头，较7月之前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右倾倒退活动。突出的表现是：包产到户的面积不断扩大；一部分大队把大春粮食作物（包谷、中稻）以作业组或院坝为单位进行了分配；秋菜包到户和社员占用集体耕地种植秋菜的现象相当普遍；部分大队将小麦种子全部分到了户；扩大了自留地。报告说，“在群众中，主张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的错误思想相当严重”，“兴隆区10个公社党委书记没有一个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这个报告说，右倾倒退错误已经是一股顽强的势力，稍不注意，就会旧病复发。因此，“有必要广泛深入地进行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纠正包产到户右倾倒退错误的群众运动”。
1961年9月25日，李井泉对上述报告作了很长的批示，同意报告的建议：在农村搞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没有制止住这股救命的潜流。一年以后，又是这个江北县，“包产到户等单干活动普遍而严重，在全区591个生习队中，去年红苕几乎全部包产到户，今年小春约占60％”。这里不仅大搞包产到户，还提出了以下理由：1，只有包产到户，才能提高生产积极性，干活不用催，活路作得细；搞集体生产人多心不齐，活路质量不好，进度不快。2，包产到户，谁劳动好，产量就高，谁就能多吃粮，谁懒谁挨饿，这才是多劳多得，按劳分配。3，包产到户后，粮食损失是自己的，看得严，不会出小偷；集体的粮食损失了没人心疼，容易出小偷。4，包产到户用不着干部派工，不要熬夜评工记分，更不会因评工记分而吵架。5，集体生产小队干部两头受气，上面领导批评，下面社员骂娘；包产到户以后省心多了。6，搞集体生产没饭吃，一搞包产到户粮食就多起来了，就不会饿死人。“黄鳝没手没脚都会弄吃的，人还搞不到吃的？”“你把田荒起来不让我们搞单干，怎不饿死人？”其它地的包产到户的面积也很大。1961年8月，屏山县清流公社五一大队70．1％的土地、44％的耕牛分到了农户，这个县所属的地区包产到户的面积也很大，地委领导人牟海秀说：“第一次摸只有百分之几，第二次摸有百分之十几，现在摸的结果有百分之二十六的生产队，估计还不一定摸清”。
为了纠正包产到户，四川省委搞了一个“三包一奖”，想用此取代包产到户。所谓“三包一奖”就是“包产量，包工分，包投资，包奖励”，生产的粮食多，记工分就多，农民不能支配粮食。这实际是一种记工分的改进办法。包产的指标很高，损害农民的利益。这种办法取代不了包产到户，还没有全面推行就流产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那个年代，对包产到户来说，是没有“春风”的，但还是顽强地在地下生存着，发展着。这是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细胞，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传统，有着深厚的基础，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显然，这股潜流的顽强生存是以不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为代价的。在一次又一次“反右倾倒退”的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是无法统计的。
九、反右倾加剧了饥荒
四川饥饿时间最长与这里不停顿地反右倾有关。
1959年8月17日，历时46天的庐山会议结束。全国开展了“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运动。李井泉对反右倾是很积极的，就在庐山会议之前，他也是坚决反右的。庐山会议之后，有了毛泽东的令箭，他的劲头更大了。
1959年8月30日上午，李井泉向四川省的干部传达了庐山会议。他在传达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粉碎”，“四个保卫”，即“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他重申了“三面红旗”的伟大意义，他说：
公社化运动是伟大的运动，是几亿农民、首先是贫苦农民搞起来的，大办钢铁是几千万劳动大军。这样巨大的群众运动在革命史上也是少有的。中国革命有革命战争运动，有民主革命运动，如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运动，但这些运动的范围窄一些，时间也是分段的，而不像大办钢铁、公社化规模那么大，范围那么宽，时间那么集中。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本来巴黎公社是失败的）是革命的创举，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最后方向。按照这一看法，中国的公社化、大办钢铁更不得了。公社化意味着大跃进，可以超过以往的速度，不仅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超过社会主义国家的速度。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大事。按照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应当是钦佩不已，赞扬不已，应当是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马克思都赞成了，难道我们这成功的经验就不应该赞成吗？
接着，他讲“一大二公”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说：
人民公社运动是如何来的呢？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能不采取的一种生产关系的变化。至于小社变大社，我们原来就有大社的，如张泗洲的社一千多户，现在一乡一社两千多户，这是大跃进以来必然要做的。大跃进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办起了食堂，这样一天可以多劳动一、两小时，可以腾出一部分劳动力。公共食堂办了，猪在社员家里就不好喂，就要入社，交食堂喂。猪入社了，自留地就不需要了。所谓一大二公就从此而来。……这些是为了生产发展而采取的措施，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不是凭主观愿望所采取的。至于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的问题，这是合乎广大贫雇农、首先是30％劳动力少儿女多的贫雇农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这一部分贫苦农民是半无产阶级，全国有1。5亿，全省有2000万人。有这样的阶级基础才办起来的。既然符合多数农民的要求，首先是30％贫苦农民的要求，我们党就应当领导这个运动。……我党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后下心领导这个运动是正确的。不领导这个运动还要出乱子。不信，解散了试试看。今年解散了，明年还会办起来。
李井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十分信任的人。他的这些话可能反映了当时高层的认识。现在看来，这些看法有着很重的主观色彩。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认识是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李井泉这个报告透露了“三面红旗”以外的事情。李说：彭是高饶联盟的漏网分子。张闻天也给高饶联盟当过军师。彭也承认自己是高饶联盟的忠实成员。与其说是高饶联盟，不如说是高、饶、彭联盟。高岗在东北，彭德怀在朝鲜掌握志愿军，他们两人相互利用。彭德怀先后同人谈过党内有人反对党。说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要篡党，他们的后台是刘少奇同志。并说从主席到重庆谈判就开始了。这显然是诬蔑，为的是想达到推翻刘少奇同志的目的。高、彭、黄对刘少奇同志是不满意的。彭德怀到处散布说刘少奇是篡党的后台，完全同高岗讲的有个圈圈是一样的。
几年以后的“文革”证明，李井泉讲不是空穴来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被弄成了一个“叛徒集团”捆在一起被打倒了。从这里可以隐约地看到，反高饶联盟、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这三次斗争之间，从人事上看，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毛泽东在这三次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周恩来在这三次斗争中都扮演了神秘的角色。
1959年9月7日，金牛坝地委书记会，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在会上的讲话，一再强调“坚决贯彻总路线，坚决继续搞大跃进，真正向着人民公社万岁这个方向来搞。”为此，要坚决整顿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他说，现在已经不是左的问题，右的方面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他解释毛主席分析1959年形势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说，右派分子把“问题不少”理解为刮“共产风”，认为我们没有纠正；实际上，“问题不少”是指右倾抬头，右倾活动，有猖狂进攻之势。现在的问题不是刮“共产风”，不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是右倾问题。李大章说，右派分子说反左比反右难，实际上反右要搞深搞透也不容易（李井泉插话：反右是阶级斗争，这个东西是阶级影响问题，不大容易啊！）。李大章在报告最后强调，现在我们主要搞反右，反右是立场问题，是阶级问题。
1959年的8月到9月，四川省委在成、渝两市召开整整一个月的省委扩大会（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届第11次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第一阶段在成都开，第二阶段在重庆开。会议一开头搞了一个“政治测验”：到会的1300多名市、地、州干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不传达毛主席讲话的情况下，先阅读彭德怀的意见书，张闻天的发言和《李云仲意见书》，然后人人必须表态。一些政治上受到信任的领导干部被打了招呼，所以他们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一些警觉性较强的干部含糊其辞。对三个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数正直而又未得到内部消息的人。大家表完态后，才放毛泽东讲话录音，传达中央决议。在会议中共揭发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严重右倾动摇的、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共61人（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动摇的共49人）。会上选择了8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重点批判。他们是：邓自力（沪州地委书记）、陈怀堂（沪州地委副书记）、张戟（省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陈星（重庆钢铁公司代总经理）、杜石生（重庆望江机械厂厂长）、高毅（宜宾造纸厂党委副书记）、夏戎（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张家义（成都军区11团政委）。
作为军区团政委的张家义是怎样成为省级的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呢？这是他一次回乡探亲招来的横祸。第11次会上每位代表得到了一份由李井泉批示的参考文件：“张家义的材料”上说：“原11团少校政委张家义在七、八月份休假回家（江苏铜山），给军区干部部写回两封信，其中对当地农村工作发泄了极为不满的情绪。”这是两封什么样的信呢？
七月十九日张写给干部部王三科同志的信
王科长请转牛部长：
我十二号从成都动身，十七日到家，一路未出什么问题。到家后困难重重，没饭吃，有钱买不到，吃了几顿草子菜叶对我教育不少，也逼得我很难在家多住。
老百姓情绪很不好，对生产没信心，对领导抵触很大（说毛主席共产党好，下边干部不好）。除了一些生活较好，吃得饱饭外，余皆挨饿。现在正处于农忙，每日大人10两，小孩6两到半斤。绝大部分的人都饿得面黄肌瘦，骨枯如柴，走不动路。我们这个村七百人口，在五六两个月分（那时日食4两）因病无粮而死、饿死、上吊、投水自杀了三十余人。医生看病在处方上都是建议领导上给病号增加几两粮食，这样救活了十几个人。
我家人口较多，父母都在，弟兄六人，除已分居多年的二叔被饿死外，全家20余口均平安无事。我到家后都哭哭啼啼，尤其父母哭闹，要求把他们带到外边来。二老有钱，但是买不到东西，我一个月给的三、四十元钱花不掉，因此，曾几度想吊死。我如果不带走他们有饿死吊死的可能。这种情况使我在思想上很不平静，埋怨地方干部领导无法（这都是思想活动没说出）。
上述等等情况，使我想把我的父母及四弟（因我四弟太好，他一分粮不吃，给老人吃，使他饿得不像样子），带往成都过一段时间。因为寄的钱到家不起作用，买不到东西。
上述请求可否，请速来信告诉我。如果可以，请给迁户口的证明。不能去也告诉我，不会闹问题，这种困难不是我的家庭一家之事，可以想通。
我所说的上述情况，是真的，没有扩大之处。
我家乡的生产我了解了一下，使人可怕，能够做活的很少，20多条牛死的只剩一条小牛，土地荒芜面积很大，很危险。
此致
敬礼
张家义 7月19日
八月六日张写给干部部王三科的信
王科长同志请转牛部长同志：
部里来信，我于八月三日收到，四日离家返成都，原准备八月七、八日即可至成都，因路上买票困难，恐十五日左右才能回去。带父母问题遵照部里来信指示办，请勿念。
从来信中可以看得出，感到我对当前农村问题认识不足，甚至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这样及时的关心和提出的批评，使我非常感激。但是，我的家乡所存在的问题也应该认为是严重的，否则，这个极其严重的问题由我的思想不好来负责，那么真有些吃罪不起了。说实在的，上次去信的主要目的，是请求带我父母去成都，作为反映几个村庄甚至于一个乡的情况，的确太片面了。但是那些情况是有的，是存在的。如果和四川、陕西、河南等省政治情绪、生活、生产情况以及干劲和干群关系等作比较，我家乡比上述地区差远了。什么原因我一下子也说不出来。
我认为那个地区马上就会好转了，因为引起了上级的注意，现在又进行整社了，处分了不少干部，撤职停职的（乡以下干部）也不少。据说也有法办的。以此来大力发动群众（那里的群众非常落后）。
我到家后把我了解的情况，以对党负责的精神，向乡党委和县委某一干部作了汇报，他们都认为对整社有很大帮助，然后也参加了整社活动。动员群众积肥、生产，并亲身到地里作些有关生产活动，和耕作区的干部交谈整社、生产情况。由于参加一些活动对我教育很大，总的感觉是这样的：学习有关人民公社文件时，对于其优越性这方面领会较深，但由于客观问题（干部作风、生活不好、不能多劳多得、党的方针政策群众领会不深）的影响，公社中存在严重的困难（家乡那里，不是全国）和建设公社的复杂性了解不够，这次探亲解决了；关于紧缩开支、厉行节约比听几次报告还解决问题；党的政策不能被群众所掌握，以及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性；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在那里都需要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斗争的激烈，是过去未所预料到的，群众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根深蒂固等等问题的认识提高了不少。我认为这是我极其主要的方面，否则也不全面。事情多，见面再说，不对请批评。
此致
敬礼
张家义八月六日于郑州市
从这两信中还可以看出，张家义是一个善良而真诚的人，他的组织观念还是很强的。然而，就是这两封信，使这位团政委成为四川省八个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一。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唐，但是合乎当时的政治斗争逻辑的。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届第11次会议，除了揭露出来了61个各种“分子”、批判了8个重点人物之外，还通过了两个决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的决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泸州地区以邓自力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
中共中央对《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11次会议（扩大）情况的报告》十分重视。1959年10月13日批转全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59＇807号），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在我们队伍里只是少数，但是他们不仅会在他们所主管的工作范围内妨碍总路线的执行，而且他们的思想在适合其发展的气候下，会像病菌一样向外扩张、传染。为了贯彻执行总路线，为了教育干部和群众，为了教育和改造有右倾错误的同志，都必须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一切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要像对待病菌那样，从一切角落里加以扫除。
这个按语中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比作“病菌”，而且一连用了三个“一切”，可见其态度的严厉和坚决，文件下达之后，全国的反右倾斗争升级。中共四川省委第11次会议之后，全省各级党委都召开了相应的会议，全省的反右倾斗争热烈展开。
在农民正在大量饿死的农村，是怎样反右倾的呢？早在9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中就作了安排。这个文件指出了农村右倾思想的表现：1，在农业生产上，他们把增产计划指标定得越来越低；2，在粮食问题上，他们少报产量，瞒产私分，有粮闹粮。既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又要尽量扩大销售指标；3，在公共食堂上，他们不主张积极办好食堂，甚至下令解散食堂；4，利用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制造混乱，以达到他们解散食堂、瓦解公社、退回单干的目的。文件说，“上述这些右倾思想和行为，是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倾向，也是实现各项任务的主要障碍。”“这些右倾思想和行为，是有它的阶级基础的。实质上是党内一小部分不坚定分子在生产、粮食、食堂、抗灾等斗争中的动摇，是一部分出身富裕家庭和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深的分子，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不满的反映，并且有的就是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为了保证增产，节约粮食，战胜灾荒，必须系统地彻底地揭露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从9月起，在全省各地主要是在农村展开一次反对右倾思想的大辩论。”“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极少数右倾分子．．．．”
从这里列出的右倾的几项表现中可以看出，文件制定者还是主张高指标、高征购，还是要保住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保住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而这些都提到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这些正是大饥荒的根源。他们不仅不改弦更张想办法缓解饥饿，实际上还在继续制造饥饿。
指导思想既定，就在农村开展大辩论、大批判。“通过这次辩论，使右倾分子更加孤立，使不坚定分子坚定起来，使右倾思想失掉市场”。我已经在本书其它处作过介绍，大辩论、大批判不是文字和口头游戏，而是拳脚相加、捆绑吊打，而是眼泪加鲜血。
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区的反右倾运动，由县委农工部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一手操办，全面彻底，人人过关。把一些不爱开会的，开会迟到的，不爱劳动的，说秧子栽密了的，做活不合规格要求的，报产量低了的，说落后话的人都作为右倾分子来反，专门开管理区大会把这些干部和社员处以刑罚……其刑罚有罚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边边、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别队等十多种。特别队就是劳改队，有的地方称劳训队，是公社、管理区建立的准监狱机构。管理区以上的干部一句话就可以将社员送去劳改。转业军人杨心田反右倾时给工作组的干部提了意见，就被毒打了两次。杨当时爬着回去，后害怕斗争逃跑。杨在外逃期间因没有吃的，患了严重的肿病。成都市公安局将杨作为流窜犯捉到送回来。工作组便派两人将杨从床上拉到大会，叫杨站到五个重叠起来的板凳上斗争，斗争后没几日就死在厕所边上。
据万县地委龙宝工作组9月20日报告，龙宝公社在反右倾中对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排队，在全社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234人当中，坚决拥护总路线的占42。3％，在个别问题上有右倾情绪的占44。9％，右倾思想严重的占10。3％，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占2。5％。通过排队确立了“依靠谁、团结谁，批判教育谁”的阶级路线。辩论前对骨干队伍进行了组织和训练。因此，在辩论会上，右倾思想严重的人“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公社和食堂的优越性”。全公社受到批判的干部和社员100人。然后，进行组织整顿，“保证了贫雇农和促进派占领导优势”。
在反右倾斗争中，各地报上来挖出多少瞒产私分粮食的好消息。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59年12月18日向中央办公厅的报告：据万县统计，在公社扩大干部会议上，自动交待瞒产私分粮食达740多万斤。自贡市区双塘等8个公社自报出隐瞒粮食620多万斤，占总产量8％。巴县各人民公社在扩大干部会上批判的76人当中，彻底低头认罪的有71人，占93。2％。这个报告说，“大批判带来了大跃进”，巴县各人民公社扩大干部会议上，共收到保证书决心书2344份，竞赛挑战应战书1260份。会后生产上“一跃再跃”。邛崃县采取大兵团作战，改造冬水田40万亩。事后证明，这些数字有的是政治起哄，有的是虚假的。这些隐瞒的粮食是子虚乌有的，但由此增加了粮食征购的任务。
除了农村以外，工厂、学校也开展了批右倾斗争。1959年11月7日，在重庆潘家坪召开的市、地委书记会上，李井泉进一步扩大斗争面。他自问自答地说：“机关那些非党群众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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