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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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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农村以外，工厂、学校也开展了批右倾斗争。1959年11月7日，在重庆潘家坪召开的市、地委书记会上，李井泉进一步扩大斗争面。他自问自答地说：“机关那些非党群众要不要搞？总而言之是要搞的。职工群众需不需要搞？新工人把农民的观点都带到工厂里来了，工人队伍中也不纯洁，也需要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进行改造。学校看来也要反右，但中央讲，不搞拔白旗，不搞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有些人实际就是右派，但不戴右派帽子，只批思想。”
为了把暗藏的右倾份子挖出来，主持运动者还千方百计动员大家“鸣放”，以“引蛇出洞”，把1957年对付“右派”的一套搬到党内来。温江专区各县反右倾运动的五级干部会议编发的大批简报，记录了这种坑人的手段是如何进行的。郫县报告，他们将运动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一、大鸣大放，畅所欲言；二、组织先进队伍，进行大会发言，肯定成绩，树立正面典型；三、大会重点批判，小会自觉检查，问题严重的右倾分子，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分；四、学习省、地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安排当前工作，定入库、生产计划，大抓晚秋作物。
需要指出的是，四川省反右倾不只是在1959年。从1958年到1962年的整个饥荒年代，是不断地批右倾的，不过没有1959年那么集中罢了。
在反右倾斗争中，四川省多少人挨了整？下面列举一些官方数字：
截至1959年11月20日，全省省、地、县三级机关干部共有197015人，在反右倾斗争的运动中，参加运动人数为127694人，共有9425人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973人，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有6452人。重点批判对象占干部总数的4。78％，占参加运动干部数的7。38％。这组数据不包括成都市非党干部数和泸州、凉山各县的数字。见表34。
表33四川省在反右倾中重点批判对象人数
表34四川省在反右倾中重点批判对象人数
（1959年12月22日 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制表）
干部总数 参加运动干部数 重 点 批 判 对 象
三类 四类 三四类合并
人数 占干部总数（％） 占参加运动干部数（％） 人数 占干部总数（％） 占参加运动干部数（％） 人数 占干部总数（％） 占参加运动干部数（％）
合计 197015 127694 6452 3．27 5．05 2973 1．51 2．33 9425 4．78 7．38
省级机关 22287 22148 689 3．10 3．15 205 0．91 0．92 903 4．05 4．1
地专级机关 52938 27617 1371 2．61 4．96 550 1．05 1．99 1921 3．66 6．95
县级机关 121790 77929 4383 3．6 5．62 2218 1．82 2．85 6601 5．42 8．47
说明：1，本表数字是各地截至11月20日的统计，还不是最后的定案数字；2，地专机关干部总数中缺成都市的非党员干部数；3，县级机关中缺泸州、凉山各县数字；4，表中三类即“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四类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59年11月21日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数字与上表数中，省级机关的数字与上表一致，地、县两级数字略有差别：地专机关：共有干部51248人，其中，严重右倾的1332人，占干部总数的2．59％；右倾机会主义分子524人，占干部总数的1．02％；两类合计1856人，占干部总数的3．62％。县级机关（缺两个专区县人数）：共有干部116840人，其中严重右倾的4076人，占干部总数的3．48％；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081人，占干部总数的1．78％，两类合计6157人，占干部总数的5．26％。
除了省、地、县三级机关以外，全省区级机关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905人（不完全），占区级干部总数的3。46％；公社党委书记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1030人（不完全），占干部总数的7。18％；厂矿企业党员干部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为1204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2。84％，非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999人；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党员干部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的人数为384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3。99％，占参加运动党员干部总数的4。84％，非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162人。
公社以下干部受批判的人数没有全省的统计数字，但个案统计数字表明，受批判的比例比县以上大得多。1962年10月13日中央工作组情况简报写道：合川县1959、1960、1961年三年间，由于反右倾扩大到基层，整风整社、反瞒产私分等运动，共处理了干部5184人，占全县干部总数25283人的20。5％，其中公社以下干部17716人，处理了4699人，占26。5％。各级干部处理面是：公社级：党委书记占60％；党委副书记占35。7％；正副社长占36。7％；一般干部占28。6％。大队级：正副书记占57。2％；正副大队长占38。7％；一般干部占31。6％。生产队级：正副队长占24。8％，一般干部占11。8％。江北县兴隆区自1958年到1962年，全区大队一级的干部328人当中，受过大会批判斗争和各种处分的占40％；在454名生产队长中，受过大会批判斗争和各种处分的占51％。
以上数字是枯燥的，但每一个数字后面却是血淋淋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是无情的摧残折磨和成千上万的家破人亡。
1961年9月，四川省委又根据中共中央有关精神，对在1959年反右倾以来被错整的人给予“甄别”。对致死、致残、自杀的干部和社员，区别情况经济上给予轻微的补偿，政治上给予安抚。但对在运动中自杀的干部不予抚恤，被开除了党籍、团籍的，不再恢复党籍团籍，并应指出自杀行为是错误的。
四川省的反右倾并没有结束。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重庆市团委的干部在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时，联系四川省实际，谈到四川省饿死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认为，中央可能不知道。主持团市委工作的副书记于克书提议向中央写一封信，反映四川省的情况，其他几位团市委副书记都同意。于克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署名写了一封匿名信，为了避免查出笔迹，找打字员用打字机打出来。
1962年6月，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于克书到北京出席会议。会上，他们向胡耀邦汇报了四川的情况。胡耀邦和他们二人的谈话被整成简报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于是，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书记约廖、于二人谈话。他们向杨尚昆作报三个半小时的汇报。杨尚昆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邓小平得知情况后主持会议，派人到四川调查。李井泉得知这些情况后，利用八届十中全会抓阶级斗争的机会施行报复。1962年4月23日－5月8日，重庆市召开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按照李井泉的旨意，揪出了“萧、李、廖”反党集团。萧是萧泽宽，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分管共青团工作；李是李止舟，时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廖就是廖伯康。省委认定他们是四川省刮“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的代表。
十、四川饿死多少人？
在饥荒年代，四川造成了多大损失？我手头有一份四川省统计局1962年5月提供的统计表。详见表35。
表34 19551961年四川省粮食、生猪、耕牛和油料产量统计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粮食（亿斤） 404。6 445 465 492 368 323 260
生猪（万头） 1907。3 2000 2500 2600 2000 1200 1100
耕牛（万头） 492。6 509。7 515。5 525。3 556。3 516。1 496。5
油料（万担） 842。6 814。4 814。6 843。8 1000 500 400
据表35可以算出，1961年全省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了44。1％，生猪少了56％，耕牛减少了5。7％，油料减少了51％。然而，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刘宗棠对我说，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损失，四川省统计局得看省委的脸色行事，提出的数字都是领导人能接受的。如油料下降不会少于70％，生猪按头算不能说明损失多大，因为剩下的猪只有骨头没有肉。
四川省计划委员会认为统计局的粮食产量数偏高，1962年7月，他们对1957－1961年四川省的粮食产量作了回顾性分析，分析结果是：1957年430亿斤；1958年470亿斤；1959年390亿斤；1960年323亿斤（他们认为此数还是偏高）；1961年260亿斤。按这个数字，1961年的产量也比1957年减少了40％。
四川是中国的养猪大省，其猪肉供应全国很多大城市。死猪比较集中的时间是1960年， 1960年10月份，内江只有猪52892头，比1959年减少了43。6％，比1960年6月份减少了37。2％。1960年1－10月，全县共死猪47298头，占1959年底猪只数的58。5％，相当于现有猪只数的89。4％。其中61。2％是瘦弱死亡，27。2％是疾病死亡。
新繁县河屯公社的人口，公社化时为10650人，1962年3月降为8500人；牛从400头降为343头；猪从4700头降为1684头；拌桶从1576个降为750个；晒席从5340张降为785张。大型农具共减少了70－80％。又如九大队四小队30户人家只剩下三个箕，两个烂箩筐一个装干肥用的口袋。新繁县位于成都平原，得都江堰之利，又离省会成都不远，其情况在全省不应当是最坏的。这个公社1959年水稻亩产457斤，1960年下降为380斤，1961年又下降为277斤。1961年收益分配的结果是，“倒找户”占68％，即68％的农户忍饥挨饿劳动一年，不仅得不到一分钱的报酬，还欠集体的钱！
当然，损失最大的是死人。各地死人的状况是非常悲惨的。
邛崃县道佐公社第三管理区1958年十一月建立公社时有840人，到1960年底出生19人，迁入11人，应有870人。大规模的死亡从1960年二、三月间开始。其时全管区五个食堂全部断粮，死人之惨烈，已到活人无力掩埋死人的地步。喂牛的老年人汪齐茂、汪杨氏夫妇死后摆在床上四五天，汪齐松命三个社员将尸体埋掉，三个社员将尸体拖出来扔到一个露天空粪坑里，直到烂成一堆白骨也未掩土。社员汪齐洪、廖文兰（女）等六人死后，尸体扔在离马路几丈远的土坡上，路上行人举目可见，被成群的老鸦啄食一尽。年底工作组统计，全管区死亡262人，外逃及不明生死的数十人，尚存516人，较公社化初期减少人口40％。
温江清平公社社员李方平饿得奄奄一息，县委检查团下来检查生活，管区干部怕他走漏风声，便把他关进保管室关了三天，生产队长报告说李已死，管区干部下令“死了把他埋了算球”。社员张绍春薅油菜饿倒在田头，队长以为他死了，赶快挖了个坑想把他埋了，埋到一半，张醒过来，大叫“活埋人了……”，吓得队长扔掉锄头就跑。
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温江地委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梁进学因实报所下放公社的粮食产量，在反右倾中受到批判，被下放到新繁的新民公社当社员。1960年3月，县上又要求他们一批下放干部到邻近的新都县马家公社“突击落后”。他后来在个人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次“突击落后”时，目睹的可怕一幕：
我先去二大队，我从马家中学后面出去一看，小春作物长得相当不好，特别是油菜，好些是“一柱香”，顶上只有几个小花苞。田里看不见人出工，只有几个女社员在淘苕菜。我走近问她们：“你们男社员哪里去了，怎么不见人做活路？”她们回答说：“男社员住居民点去了，只有我们几个女的还在做活路。”我心里一诧，问：“你们还修了居民点？在哪里？”他们用手一指，说：“在河边上，你们去看嘛！”我顺着他们指的方向，走了一里多路，到河边上一看，我的天啊！那是公社化以后规划的集体坟园，两片坟茔，几乎全是新的，大致有一百多座。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返回到这个大队的三生产队公共食堂，在食堂门外红苕窖里看到丢了一个死娃娃。我找到生产队长说：“把那个死娃娃找个地方埋了。”他找到几个社员把死娃拖到红苕窖里，下边还有个死了的老太婆。生产队长为难地对我说：“实在饿得没办法了，人死了都顾不得埋了。”
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刘宗棠，当年正在第一线采访农业。他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是1961年冬天。当时我重点跑川西。川西平原有一种肥料叫苕子（绿肥），平时也可以作猪饲料。那时有的农民饿极了就偷苕子充饥。一次我我在郫县采访，早晨起来地上满是白霜。我看到一块苕子田里有一个人爬在那里不动，走到跟前一看，他死了。嘴里啃了一嘴苕子叶子。他是爬在地上啃的。我和分社记者李世义到一个地方采访，看到一个老农民大骂共产党，我们很奇怪，一打听，原来是党支部书记的父亲。不是他，谁敢骂？人家追问他，他就说：我骂我儿子！
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在回忆中写道：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的情况。苗前明说：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在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县委书记说他那里人口死了一半，有的村子死得一个都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子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埋人的人饿死了，只好再从其它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反映荥经县情况的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报中央，但我刚刚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涪陵专区丰都县，三年死于“肿病”的就有十万余人，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
荣县仅1960年，两次青黄不接的季节，就饿死了6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10％以上。这还不算1959年、1961年和1962年死人的数字。
根据1989年出版的《郫县志》，1958到1961年4年间，全县人口由28万降至23万，净减5万，如果考虑这几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大约在8万人左右。郫县报告说，全县劳动力比1958年减少近20％，其中有七个公社减少30％。友爱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上半年有855个劳动力，现有500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每个标准劳动力负担3。9亩土地，现负担13亩土地，即劳动力减少60％。
温江全区人口1957年为494万人，1961年为433万人，4年净减61万人。考虑这4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约为90万人。
根据温江地委工作组1961年的一份调查材料，毛泽东亲临视察过的红光社，1958年有4020人，在庆祝毛主席视察红光社3周年的日子里，还剩2750人，净减1245人，减少了三分之一。
四川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一书中，提供了各年度年末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数据。见表36。
表35 19551966年四川省人口数据（单位：万人，‰）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年末总人口 6790。6 6790。6 6945。2 7081 7077。9 6897。3 6459。2 6485。6 6695。8 6898。3 7136。8 7386。3
出生率 28。39 28。5 29。22 24。03 16。71 11。73 11。81 28。01 50。11 46。94 42。41 39。95
死亡率 9。18 10。41 12。07 25。17 46。91 53。97 29。42 14。62 12。82 13。87 11。46 10。76
自然增长率 19。21 18。09 17。15 1。13 30。26 42。23 17。6 13。39 37。28 33。07 30。95 29。2
资料来源：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根据表35中的数据，采用本书“大饥荒 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中提供的办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用年度平均人口数，算出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计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时，取前3年（1955－1957）和后3年（1963，1965，1966）的算术平均数。正常死亡率为11。12‰；正常出生率为35。90‰。
计算结果如表37。
表36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万人）
年份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合计
非正常死亡人数 98。53 253。37 299。42 123。04 22。65 797。01
少出生人数 86。96 139。61 172。59 165。53 54。5 619。19
资料来源：据表36计算。
计算结果表明，在大饥荒期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800万人，少出生人口600万人。《中国人口》这套书中的数据也是官方提供的，与实际情况有差距。因此，上面计算的结果也比实际发生的要少。
事实上，今天不可能得到完全可靠的饿死人的数字。这是因为，在大饥荒期间，中共四川省委就“加强了人口统计工作”。1960年初，四川省委下达了一个“关于加强户口管理人口统计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思想基础上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以金堂县为例，开始，金堂县委根据各公社上报的数字统计，出现了出生少死亡多的“反常现象”，受到地委批评，要求按照省委“只有生得多、死得少，没有生得少、死得多”的精神重新统计。金堂县委召集各区、社干部开会，传达省委精神，反复强调“人口统计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批评死亡数字大的区社是“对人口统计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社队干部知道，弄不好要戴右倾帽子，赶紧重新“调查”。土桥区六个公社原报出生人口1800多，死亡3800多，重新“调查”后，死亡数大大减少。有的公社的统计报表一而再、再而三被打回，先后“复查”十一次，直至“生得多，死得少”才算完事。
刘宗棠说，文化大革命中传出来的数字是饿死800万。廖伯康在他的书稿中说饿死1250万人，东夫的书稿中说是饿死了1000万人以上，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朗说“有的县饿死人将近总人数的20％，不少县都在10％以上”。1962年7月受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的《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萧风写的《四川情况》中，写道：“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如果按萧风说的净减少1200万人，则饿死人则在1200万这个数字之上。人口减少的数字中包括外流人口（估计大约500万），但这几年还出生了人口（初步估算，1958－1962年出生人口不下500万人）。出生人口数和外流人口数可以相抵。曹树基先生在他的《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书中认为，从1959－1961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亿口为940．2万人。如果加上1958年底和1962年的数，非正常死亡应在1000万以上。我认为，四川省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人1000万到1200万之间，少出生人口在400万到800万之间。
第四章 安徽不安
20世纪90年代，我利用几次去安徽采访和开会，收集了一些安徽大饥荒年代的资料。2001年5月，我借在合肥讲学的机会，又花了七八天时间，专程到合肥、蚌埠、凤阳进一步查阅资料。从凤阳回来后，又得到了无为、亳州等地的资料，再加上对原中监委李坚老人的几次访谈，安徽情况就很清楚了。在这一章我先介绍几个县的情况，然后再介绍全省的情况。
一、说凤阳，道凤阳
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凤阳花鼓”反映安徽农民逃荒要饭的情况：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腰鼓走四方。
自从出了“毛皇帝”，风调雨顺也饥荒。大饥荒年代，凤阳农民连“身背腰鼓走四方”逃荒的自由也没有。
凤阳，位于安徽省东北部，地处淮河中游南岸。这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在明朝开国功臣的91人当中，凤阳籍的就有41个。这里至今还留下朱元璋修建的中都皇城、皇陵和朱元璋少年当和尚的龙兴寺等古迹。站在中都皇城南门的残垣上北望，想到这块古老土地上的黎民百姓的累累苦难，使我感慨万端。
在800多页、120多万字的《凤阳县志》中，留下了凤阳历史上很多光辉的篇章，而对1959－1961年那场空前劫难只含糊地记下以下文字：
1960年2月15日 全县采集代食品906。8798万斤，其中有薯根、鸡爪菜、茅草根、掐不齐等。
1960年2月15日 据统计，1959年和1960年，全县农村外流人口11196人，占农村原有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0。7％，有孤老15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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