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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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0。7％，有孤老1580人，孤儿2280人。1960年粮食产量9507万斤，比1957年的22760万斤减少了13253万斤。
1961年8月4日，中共凤阳县委学习贯彻中央《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的精神，在部、委、科、局负责人会议上，总结了凤阳两年来刮“五风”的失误和教训：1，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卖了过头粮。2，封锁消息，掩盖死人真相。3，是非不分，反右倾中错斗争了一些好人。4，界限不清，共产风一刮再刮。5，占用农村劳动力过多，削弱了农业战线。6，乱出主张，生产瞎指挥。7，任务要求过高、过急，劳逸失当。
这本县志是1999年出版的，离大饥荒年代已经40年，还是极力淡化那场大饥荒的情景，后人很难从中了解当年的历史悲剧。作为县志，不敢记录这个县发生的空前悲剧，本身就是悲剧。
1，凤阳的大跃进
在凤阳，大跃进实际是大灾难。对这场大灾难，历史资料中都有记载。
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7年凤阳是个丰收年。实收产量为20624万斤。在一般情况下，1958年粮食计划定为2亿斤是比较合适的。县委却上报了8亿斤的指标。1958年实收为1．5000亿斤（《凤阳县志》数为1．64086亿斤），但县委估产为4亿斤。1959年，实际产量只有1．8亿斤左右（《凤阳县志》数1．06918亿斤），但又上报为4．0500亿斤。本来是连年减产，却上报连年增产。
表41　　凤阳县1957　─1963年粮食产量
　
产量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单产（公斤） 58 38 30 28 42 43 50 　　　
总产（吨） 113801 82043 53459 47534 65701 66449 62345 　
资料来源：《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178页。
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是高征购。1958年产粮82043吨，即1．64086亿斤，国家征购了7102万斤，即拿走了43．28％。由于留下的粮要扣除工业用粮、非农业人口供应粮、种子和饲料，剩下才是农民的口粮，所以，通常国家拿走了30％就显得紧张。现在拿走40％以上就更紧张了1959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仅1．06918亿斤，却征购了5974万斤，国家拿走了54．49％。板桥乡淮东社1959年1月份调查，全社240户、1172人，缺粮断炊的有184户、892人。大溪河乡断炊的很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凤阳县委书记处书记赵玉书说：“1959年冬到1960年春，据不完全统计，外流人口10529人，肿病达3万人，非正常死亡现象普遍布严重。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原有利于163人，非正常死亡率558人，占30％；刘府公社双山大队官帝村原有577人，死亡104人，占18％；太山大队曹端村原有435人，死亡38人，占8．7％。”
在农民吃不上饭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高征购任务，只能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进行横征暴敛。1959年冬到1960年春，县、公社、大队层层开会逼交征购粮食任务。县委要求各公社一天三报：早上报粮食入库计划，中午报粮食入库情况，夜里报入库实绩数字。每天晚上对入库多的社队进行表扬，对入库少的社队严厉批评。一级一级地向下施加压力，压力一级一级地放大。1960年春节期间，板桥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江山大队党总支书记邓某，在县委的压力下，在安子集召开80多名干部的征购会议，要求各生产队交出粮食。谁说没有粮食就打谁。张信成、狄为朝等10人被打。会后，这些干部就分头到农民家中搜粮食。1960年午季（即收小麦的季节），小溪河公社党委布置统一行动，搜查粮食，被搜查的有8046户，占总户数的73。4％。长塘大队只有一家没有被搜查。山河大队组织一个17人的“挖粮潜力专业队”，人手一棍，到各家东捣西戳，翻箱倒柜，发现社员王坤锅里有烙饼，便一涌而上，开锅吃光。
“共产风”一刮再刮，刮地三尺。“共产风”开始是1958年秋颳起来的，引起了混乱，1958年秋、冬，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想刹住“共产风”，但怎么刹也刹不往。这股风从上面层层往下颳，一级大一级，一阵紧一阵。到1960年春天又形成第二次高潮。在1961年初的五级干部会上，县委书记赵玉书检查说：“上级虽然下令刹共产风，但没有刹住，原因在县委的指导思想特别是我的指导思想上。我们总是想快点向高一级的所有制过渡，我们曾计划把全县14个公社分三批向基本上公社所有制过渡。我们总是希望社有经济发展快一些，供给制尽可能早一些，公共积累尽可能多一些。”公社为了发展社有经济（当时认为公社所有制比生产队所有制更接近共产主义），大量集中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大队也以“个人服从集体”、“小集体服从大集体”的名义，把生产小队和社员的财产集中起来。山河大队实行“五集中”：猪集中，把小队和社员的猪集中起来办“万头养猪场”；鸡集中，规定每户或每个劳动力交2只鸡，兴办“万鸡山”，并规定每户只准养鸡3只；鸭子集中，大队在一个早晨趁人不备，统一行动，把鸭子集中到大队集中饲养；厕所集中，扒掉社员的私人小厕所，一个庄建一个大厕所；山芋种子集中，把社员已经育好的山芋种子集中起来。这些集中起来的猪、家禽大部分死掉，集中起来的山芋种子也烂了。山药、毛芋、生姜是凤阳小溪河地区的经济价值高、产量大的特产，过去是家庭种植。干部认为这种生产方式不符合共产主义原则，不让社员种植，出了苗也拔掉。有的地方提出“三年见苗要犯法”的说法。
为了尽早地进入共产主义，自1958年以来，搞了很多“大办”，如：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土铁路，大办文教卫生事业，大办土化肥等等。这些大办所需要的资金、物资、劳动力都是通过“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的办法，剥夺生产队、剥夺农民而得到的。
“共产风”颳的范围很广，从社队集体的土地、劳动力、畜力、农具、资金、粮食、以及社员家庭的生活用品，如家禽、家畜、房屋、树木、家具等。扒社员的房屋，捉社员的家禽，砍社员的树木，收社员自留地和自留地里的庄稼。有的地方把社员自留地里的南瓜苗拔出来栽到集休的地里，结果全部死光。强占房屋，逼人搬家，不搬就强行把东西扔到外面。强行收走各家做饭的锅，甚至当着社员的面把锅砸烂了，老人要求留下一口锅烧水也不行。大通桥大队为了办农场，乘社员下地生产之机，将大通桥东头一个小庄子社员家的东西全部抛了出来，房屋由大队占领。社员无家可归，痛哭流涕。
为了给“共产风”造声势，到处树牌坊，扎“跃进门”，在屋顶上、田埂上、山头上，路边上，到处都写上大标语，形成了一个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的热烈气氛。
公社以建设共产主义新村的名义，强行拆掉社员的房子。小溪河公社由于拆房并庄，有7个大队的25个村庄无人居住。石马大队大郢生产队将5个村庄并成1个，男、女、老、少分四处居住。乔山大队31个村庄，1960年6月，总支书记梅某强迫群众在半天之内并成6个庄子，拆掉房子300多间，党员不干开除党籍，团员不干开除团籍，社员不干不给饭吃。说是建新村，实际上旧房子拆了新房子没有建，社员无家可归，100多人被迫集中居住，有14户40人住在3间通连的房子里，晚上大门上锁，民兵持棍把门，尿尿拉屎都在一起。
1958年底全县共有房子224143间，两年来共拆掉、倒塌39555间（其中倒塌25266间，拆掉13400间），占17。7％。全县有29个村庄的房屋拆光、倒光。在小庄并大庄时，社员像躲避日本鬼子一样，造成田地荒芜，草苗丛生，群众流离失所，大伯子和弟媳妇同住一室，连撒尿都听得到。有的妇女只要一提并庄子的事就哭。
荒唐的瞎指挥。在生产上追求形式，不求实效。要求红旗插满田间，一边干活，一边唱歌，一边喊口号。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把大部分人力、畜力、肥料，都调到公路铁路两旁，调到社与社、县与县的交界处，做出样子，而里面却是大片土地抛荒。全县只有耕地141。2万亩，1960年春夏种上报播种面积184。8万亩，超过了耕地总面积40多万亩。
农民一早起来不知道当天要干什么，连生产队长也不知道当天要干什么。生产指挥权和调度权高度集中，由公社甚至县里统一指挥，公社或县领导人像战争年代指挥淮海战役一样，组织“大兵团作战”。小溪河公社13个大队，1960年春季以来，参加大兵团作战的有86个小队、284个小组、3395个劳力。从“开秧门”起连续40天，有的持续达3个月之久。有的大队，犁田搞大兵团作战，收麦子搞大兵团作战，栽秧搞大兵团作战，甚至连铲草皮也都搞大兵团作战。大兵团作战打破了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生产小组的界限，取消了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劳动定额和生产责任制。新华大队900个劳力，参加“大呼隆”劳动的就有700人。有一天，代圩生产队干部带领100多个社员，抬着2000多把秧，到大韩家庄插秧，因地未整好，就又抬到刘园，刘园也毫无准备，又抬到前庙。到了前庙，天色已黑，无法栽秧。一天行程12里，空跑4个庄，棵苗未栽，秧苗全部死光。劳力大量乱调，东调西，西调东，乱成一团。
在凤阳，瞎指挥到了荒唐的地步。违背农时，不按节令种植，有些地方出现了春节种玉米、清明栽水稻、三月种麦子、立秋栽烟叶的离奇事情。这是因为，虽然农时错过了，但上级下达的种植计划还没有撤消，虽然违了农时，但计划还是完成了，向上级也好交待了。为了完成县委定的70万亩水稻的任务，有些地方把没有水源的旱地也改成了水田，甚至犁掉已经长得不错的旱粮栽水稻。门台公社宏光大队本来不适合种水稻，上级强令“旱改水”。1958年旱改水1600亩，平均亩产50多斤；1959年旱改水850亩，平均亩产31斤；1960年旱改水900亩，平均亩产只有2－3斤。为了种水稻，本地无水下秧，派了48个人、25条耕牛运了3万斤稻种到60里外的总铺公社去泡种育秧，干了29天，连种子也丢了。第4生产队有500亩黄豆，已有半尺高，大队硬叫犁掉改种山芋，社员不愿意，还是犁掉了480亩。结果每亩只收300斤山芋，而剩下的20亩黄豆每亩产200多斤。还是门台公社宏光大队，1960年春，麦子一版金黄，正当收割之际，却被调出500多个劳动力去黄湾支援。行程两天，到那里安了一天家，找工具一天，口粮没运到饿着睡了一天，回来又走了两天，花了8天时间，只干了半天活。结果，自己的麦子遇上了雨，损失很大。
这样荒唐的事还有很多：小溪河公社乔山大队8亩大麦已经盘根，干部硬叫犁掉，种豌豆，每亩下种200斤，一粒未收。这个大队的涧西生产队，春天撒播花生80亩，用种1200斤，秋天只收三斤半。新田大队秦塘小队1960年3月种麦子7亩，采取拔苗助长的办法，每亩施化肥100斤，不仅烧死麦子，连草也不生。光明大队的驻点干部，竟布置下雨天割麦　，晴天栽秧。长塘大队为了扩大面积，竟把3万多斤稻种撒在花园湖一尺多深的水里，还强迫社员在水田栽烟250亩，片叶未收。万保大队张庄生产队干部，大雨刚过，就叫社员在满田是水的稻田里栽烟32亩；石马大队在水里播黄豆120亩，颗粒无收。李武大队社员钟万祥每亩下麦种25斤，大队却说下种少了，叫犁掉重种。新华大队把全部土地划成三个作业区，规定作业区的其他作物一律废除，仅1960年一次就犁掉已种上的庄稼近千亩。小溪河大队街西小队，田里麦子未运完，劳力就被调去抗旱栽烟叶，结果因苗小天旱，栽的全部死光，地里的麦子也损失7000多斤。
县委要求密植，密到不合理的程度。提出“四个不种”：不“条播”不种，下不足多少种子不种，不施多少肥不种，不“畦田化”不种。在农业上还要搞很多“化”，如车水风力化，运输车子化，车子轴承化。结果一化不化，劳民伤财。
刘府公社下令一律批旱秧，不能打水秧。刘府大队生产队长汪贵珍因地制宜打了一亩半旱秧，公社王书记知道了，开会斗争汪贵珍。汪辩解说：“我电因地制宜，为了多打粮食。”王书记说：“听党的话，就应该打水秧，一粒不收也是好干部；不听党的话，打多少粮食也是坏干部。”结果撤了汪的职。
由于全县统一指挥，不断地有“中心任务”。每一个中心任务来了以后，就要动员社员不分昼夜“突击苦战”，在工地“安营扎寨”。要求社员“雨天当晴天，黑夜当白天”、“大雨小干，小雨中干，不雨大干”，不少妇女因饥饿和劳累过度，患了闭经、子宫下垂等疾病。长期饥饿和过度劳累，造成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大量抽调农业劳动力，削弱了农业生产。凤阳从1959年11月10日到1960年5月8日，全县农村劳动力投入水利建设的每天就有3万到5万人，最高时达7万人，占当时劳动力总数的63％。此外，还常年修土铁路的劳动力3700多人，修公路的2000多人。县委计划1959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2亿元，比1958年增长14倍，工业职工从1957年的924人增加到1961年的8724人。还抽调了25000多农民搞工业。秋种没结束就动员农民上工地，第二年春耕大生产已经开始，还不让农民回来。留下来搞农业的全是妇女和小孩。
大办钢铁运动最高峰时，共有63000多人赴钢铁前线。县委的总结报告说：全县“建成平炉3000余座，1立方米高炉875座，1。5立方米高炉163座，6。5立方米洋高炉2座，冲天炉18座，红炉129座，炼钢炉3290座之多。现在临淮、门台两地的钢铁基地已初具规模。”
2，三年饿死九万人
凤阳，一个不到40万人的县，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9万人，饿死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根据新修《凤阳县志》，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7年净减少了89113人，减少的人数相当于1957年总人口的23。41％。全县人口直到10年以后的1967年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即全县人口为38万人。如果按1952年到1957年人口平均增长率2。44％计算，1961后全县应有人口419315人，照这样计算，1961年比应有的人口少了127353人，这个数字包括非正常死亡和应当出生却没有出生的人口。如果考虑外流人口，死亡人数会小一些。
以上说的是全县总人口，若单看农村人口，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凤阳县志》同一资料，1961年农村人口比1957年减少了89125人，相当于1957年总人口的26。56％，即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67年，即10年以后，人口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如果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因素，人口减少远远高出26。56％。在这期间有人口外流逃荒，但同时又接收了蚌埠等城市下放的城市人口。外流和城市下放人口相抵，净外流人口一万多人。
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80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的公社每三个人就有一个饿死。按郭书田四分之一的估计，以1957年380711为基数，则饿死95178人。这和陈振亚说的1959－1960年两年饿死60245人大体相符。新华社记者张万舒写道：“1960年虽然风调雨顺，一派好年景，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三县1961年的统计，共少了四十多万人。”凤阳沁岗村，“全村34户，175口人，逃的逃，死的死，剩下了10户，39人。”　
据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1961年2月1日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　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饿死14285人　，占26。6％，这个公社半井大队原有4100人，饿去1627人，占39。7％，大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人，死亡48人，占68．6％。全县死绝8404户，占总户数的3．4％。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20户，死绝4户。小溪河公社饿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饿死　1139人，占24。2％。大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人，饿死48人，占68。6％。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占总户数　的3。4％。饿死和外跑而空无一人的村庄27个。小溪河公社曾有21个村庄饿死和外跑而空无一人。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宜乐家34口人，死去30人。小溪河公社长塘大队赵庄子张玉璞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着未死的女儿。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抬埋。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孤老与孤儿。
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现在很难了解当年死人的具体情况，只能从档案中了解过去。1961年1月，凤阳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目的是纠正“五风”，会上发动参加者“大鸣大放”，揭露问题。会议由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主持，开得严肃紧张，会上发言的有90％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泪。现摘录1961年1月《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如下：
总铺公社鹿塘大队张洼小队社员代表王庭华质问副县长宋兆银说：“58年你带我们去官沟水库去挖干渠，饭都不给吃，还叫五天五夜不睡觉，哪个能吃得消？去年，我们村饿死了一二百人，县长你知道吗？”
总铺公社国光大队社员代表说：“县委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死了人不敢反映，我们庄300多人就死了87个，说起来真痛心哪！”
殷涧公社凤阳山大队占家小队支部书记武善兰说：“60年春天，县委给群众吃的山芋干，由于已经变质，苦味难闻，群众说是吃汤药。结果加剧了浮肿病，4月份仅10天时间就死了27人。”
武店公社党委书记万德元说：“59年在武店开烤烟现场会，县委明知道没有这么多烟叶，硬说有。县委书记处书记董安春让一个驮子的烟分三个驴了驮，显得烟卖得多。他还布置，对饿得脸色不好的社员要看紧，不让他们上街，免得让外面知道。饿死的人要埋3尺，上面还要种上庄稼。”
武店公社山王大队代表李金明说：“1959年我们收35000斤粮食，叫征购58000斤，结果我们交33000斤，社员只吃2000斤。真的没有粮食了，群众吃麻叶子，什么都吃光了，我向董安春汇报：我们没有吃的了。他说我带头闹粮，要开除我的党籍。结果我们280人，死后还剩170　人。我家5口人，死掉4个，就剩下我自己，你叫哪个不痛心”　
武店公社全心大队代表说：“1959年秋，一点吃的也没有，天天死人，他（董安春）到我们那检查工作，还向干部说：目前是大好形势。我们队原有2500多人，现在只剩1300多人，死那么多，我们向董安春汇报，他还说我们玩花样。我们带他去看死人　，他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
曹店公社和平大队社员代表王夕周说；“这两年尽说鬼话，以上压下。58年谁讲真话就揪谁。这两年死了这么多人，就是以小报大的结果。报的都是千斤田、万斤田，这颳的是鬼头风，颳一年人都死光蛋了。我们那里北山下有一户叫曹玉乐的，一家34口人，就死了30人，只剩下4人。曹泽祥死了没人埋，耳朵被老鼠吃掉了。”
黄湾公社荷花大队生产组长杨大松说：“59年我们队实际只有2000斤粮食，大队干部周友香硬叫我们报10000斤，我说没有这么多，就说我思想右倾，批我两天。结果，我们庄子原来582人，死了80多人。”张湾小队支部书记崔厚军补充说：“大队书记周友香不准白天埋死人，说影响不好。有一次，黄德良替人家抬了一个死人，就批斗他两天。”
板桥公社江山大队总支书记王焕业说：“60年春天，工作组钱轩家里死了11口人。开始死人时家里来人送信，他摇摇手，不让讲，带几个钱回去处理就算了。最后只剩3个人，实在没办法了，就请示领导把3个孩子户口粮油关系迁到机关来。请示再请示，到批准时，3个孩了也饿死了。他因此精神失常。”
板桥工作组张玉朴说：“张牙庄原来42个劳动力，现在很少了。我母亲死了，老百姓吃代食品屙不出屎，屎带血，用草棍捅。我回单位向检察长反映，说我反三大万岁，诬蔑人民公社，斗我三天，写了6份检查。要不是徐部长，就把我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1960年春天，我家5口人都死了，我就带出一个小孩来。死了哪敢讲，就说病死了算了，只好睁眼倒瞎霉。”
被毛主席表扬过的合作化带头人陈学梦在会上发言说：“今年（1960）春天，生活困难，顿顿饭都不离草。王家湖有37户人家，大人大部分都死光了，现在每户只有一个少老子无娘的孤儿。小孩子们看到我说：老主任，我们家大人都见不到你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看看你，多痛心，多凄惨哪”
考城大队代表王家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