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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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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俅螅涂梢远运芟降某济窈拖录度我馄哿琛Ｔ诠缁⒎础奥鞑椒帧薄旃彩程玫墓讨校械执デ樾鞯呐┟瘢蚣⒍鐾党粤思迩嗝绲呐┟瘢谒さ厣弦蚣⒍龈苫畈涣Φ呐┟瘢伎赡茉獾讲锌岬拇Ψ！４ΨＥ┟竦男谭Ｓ屑甘郑旱醮颉⒎９颉⒂谓帧⒖鄯埂⒗涠场⑸固簟⒏疃洹ⅰ俺炊棺印钡取２也蝗潭谩Ｐ叛舻厍奚较嘏硇鹿缬�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是服从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个别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会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个“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融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即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毛泽东是这个模型的制造者之一（严格说来他是专制模型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于这个模型。在这个制度框架中，毛泽东行为有其自觉性也有他的无奈。任何人无力与这个制度抗争，毛泽东也不例外。他虽然较早地发现了１９５８年的问题，也下达过种种纠正的指示，但无济于事。按照当时理想的逻辑，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现在看来十分荒唐的事，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是顺理成章的。
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过去产松动了许多，人民公社已经解体，统购统销已经废除，百姓们能够在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为弱势群体；支付改革本少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多，从而成为强势群体（或称为既得利益群体）。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出社会不公正，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问题在于，在制度变更的过程中，怎样减小社会震荡，怎样防止社会动荡造成的破坏。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是出于社会利益，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可以找到减轻震动、减小破坏的办法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政治民主确立了经济基础，从而极权社会已经进入了后极权社会。经济市场化加紧催生着政治民主化。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第一章 祸起中原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原地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红旗举得最高，“经验”出得最多，饥饿也十分严重。河南的饥荒是从政治运动开始的。1957年7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55万人的15％，也占河南省干部总数的15％。1958年又在党内开展了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运动。政治运动造成了恐惧和狂热，造成了浮夸和残忍，也造成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悲剧，其中，“信阳事件”最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信阳事件
据当年中共中央监委（即中纪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调查的李坚对我说，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有三个地区，一是信阳，二是南阳，三是许昌。当时信阳影响最大，成为震动一时的“信阳事件”。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在1958年，信阳地区辖信阳、息县、固始、潢川、新县、罗山、淮滨、商城、光山、确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阳、遂平、上蔡、平舆、正阳18个县和信阳、驻马店两个市镇（当时驻马店为镇）。全区面积28000平方公里，850万人口。这个区的一大半面积曾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战争年代为革命牺牲了数十万人。当地的老人说：“对共产党来说，大别山树有功，草也有功。”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著名的鸡公山风景区就在信阳。人们说河南省“三阳开泰”（信阳、南阳、洛阳），是指这三个地区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三个地区。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万人因饥饿而死，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然而，多年来，这个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时隔40年，外界还不知其中内幕。
1999年9月，为了解“信阳事件”真相，我专程赴信阳调研，陪同我的是新华社河南分社高级记者顾月忠和大饥荒年间常驻信阳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后在中共驻马店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退休）。由于顾月忠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关系，信阳市委对我们接待十分热情，但得知我们这个调查题目以后感到为难，他们让宣传部把我们送到鸡公山，希望我们在这个著名的旅游胜地玩几天就打道回府。我们在山上呆了一天后就下山，并利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了调查任务。
我们在住地狮河宾馆召开了几个“信阳事件”当事人（健在的当年地委和县委干部）的座谈会，同几位关键人物进行了个别交谈，还下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回到郑州后，又查阅了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信阳事件的基本情况。
1、政治高压下的胡言乱语
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政治斗争，下面也会搞同样的政治斗争，而且越到下面斗争越扩大、越残酷。河南省在批判“潘、杨、王”（见后文）之后，接着是反右倾运动。
我们可以从信阳地区光山县看到河南省反右倾运动的残酷性。1959年月11月11日，光山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批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张福洪被扣上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在批判会上，县委书记马龙山带头踢了张一脚，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12日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张斗争了两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头发也被揪掉了一块，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13日又把张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已经不能走路了。14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15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只能趴在地上，斗他的人用脚踢，头发一块一块地被拔光了。16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18日说张盼望蒋介石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要喝水没人给，19日中午张福洪死了。据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后来的回忆中说，1959年春天，为了解决农民饥饿问题，马龙山曾让张福洪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当时其它地方也这样做，中共中央没有批评）。庐山会议以后，把包产到户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行。马龙山不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搞的。在专制制度下，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张福洪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其它各县的反右倾斗争也很残酷，如息县批斗县委副书记丰佩然，说他否定三面红旗。县委书记徐锡兰主持。徐锡兰坐在上面，手枪放在旁边。丰佩然站在下面，有人按脖子，有人用拳头打，有人用脚踢。
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12000人次。在政治高压下各级干部不得不胡言乱语。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新闻，消息传开之后，6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2分队平均亩产3530。75斤的消息。7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
这三颗“大卫星”都是信阳地区放出来的，是反右倾斗争的“硕果”。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中，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就给谁带上“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等政治帽子，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
1959年信阳出现旱灾。在当时全国一片狂热的情况下，信阳地委提出“大旱大丰收”的口号。明明受灾减产，却要说产量超过1958年。主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在8月初开了一个各县负责人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预防饥荒。这个会议引起不同看法。不久，庐山会议精神传了下来，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计产量。在这样的气氛下，产量越报越多，后报的比先报的多，各县领导不敢先报，怕报少了挨批。据当时大会工作人员余德鸿40年后向本书作者回忆，开始报了300亿斤。当时张树藩和邱进敏二人不相信这么多，让大家再报，报了150亿斤，最后落实到72亿斤。地委常委讨论时，九名常委中有8名认为1959年比1958年更丰收，1958年是56亿斤，1959年72亿斤也是很正常的。但张树藩只相信30亿到40亿斤。
8月底9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信阳由张树藩带领县委书记出席（地委书记路宪文没有出席）。会议一开始就让各地委书记报产量。张树藩先报了地委常委讨论的72亿斤，然后又讲了他自己的意见（30亿到40亿斤），省委对张树藩很不满意，问地委书记路宪文：“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在省委的逼压下，路宪文又召集到省里开会的县委书记重新报产量，县委书记们都低头不说话。在路宪文的一再逼迫下，有人不得不大胆地反问：“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吗？”路宪文说：“有人对家里报的产量有看法。”“有人”就是指张树藩。接着，召开扩大会议，按照省委的意图要各地区找右倾典型，并对右倾典型开展批斗。对说过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随即撤了曹明的职务。
2、根据胡言乱语确定征购指标
浮夸不是数字游戏，最终要由农民来承担实实在在的恶果。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河南是粮食大省，粮食征购的压力很大，对所属地县，能多征购就多征购。张树藩在上引回忆录中写道：
扩大会议以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逃荒要饭现象。很多公共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以红薯叶、野菜充饥。
中央和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中讲的征购数比张树藩说的16亿斤小一些，但也认为征购过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1959年信阳旱灾。全区粮食产量32。58亿斤，比1958年减产46。1％。而当时信阳地委把产量估计为64。27 亿斤。省里根据这个产量安排信阳征购任务为9。6亿斤，比1958年多征4300万斤。地委又向各县加码5％，征购任务总共10。49亿斤。全区完成征购任务之后，除了种子、饲料之外，剩下的口粮每人平均全年只有164。5斤（原粮）。按每人每月35斤计，可吃4个月。当时没有副食，没有油，35斤原粮只有25斤左右粮食，也是半饥半饱。加上全区有180万人搞水利，吃掉了相当一部分粮食。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检查说：“去年信阳全区秋季粮食总产量估计只有20多亿斤，却夸大为64亿斤，省里给信阳地区分配的征购任务是9．6亿斤，而地、县、社又层层加码，比省里任务又多了20％以上。10月中旬征购任务完成了7亿多斤，就有3751个食堂仃伙（37万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搞反瞒产，认为瞒产私分具有普遍性，几乎社社有，队队有。” 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反瞒产私分的力度，加剧了饥饿。
1958年，信阳地区组织了120万劳动力大办钢铁，占全地区劳动力总数的30％。商城县放出日产钢铁6000吨的“超级卫星”，冶金部在商城开现场会。土炉子里炼不出铁，就把农民做饭的锅，门上的铁鼻，庙里的钟，全都化了铁块向上级报喜。大炼钢铁消耗了一些粮食。50多万劳动力大办滚珠轴承，水利工地上的200万人，这些上工地的劳力曾一度放开肚皮吃，也消耗了一些粮食，留在生产队的粮食就更少了。
3、血腥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征购指标太高，征购工作就很困难。农民交不起粮，政府反而认为是生产队隐瞒了粮食产量，私分了粮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就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1960年12月6日，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电话会议上推广了确山县召开万人大会反瞒产斗争的经验。
鸡公山现场会把反瞒产私分推向了高潮。2001年3月，77岁的李瑞英（张树藩夫人）向我介始了她亲身经历的鸡公山现场会的情况。她当时任信阳地区妇联主任。1959年6月，地委让妇联主任李瑞英带一个工作组去鸡公山公社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这是信阳县委书记徐国樑的试点。李瑞英等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发现这个典型是假的，农民都在挨饿。她没有总结经验，以工作组的名义向地委书记路宪文写报告，要求给这个公社21万斤粮食。路宪文不但没给粮食，还给李瑞英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去。王秉林到鸡公山公社也发现社员挨饿，回来对路宪文说了实话。路宪文说：“王秉林也动摇了。”王秉林怕被打成右倾，按照路宪文的意见，在鸡公山公社组织了一个反瞒产私分成果的现场会。会上展示查出来的瞒产私分的粮食。在这些箔屯里，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层粮食，下面都是稻壳。在鸡公山现场会上，地委提出，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干部要过“三关”：群众叫喊关，人口外流关，食堂停伙关。接着，又组织干部参观罗山县“四摊子反瞒产私分会”（四摊子：干部会，贫农会，统计会计会，富裕中农会），在这以后，大部分县召开了贫雇农大会、现场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谁要是说没有粮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否定大丰收”、“右倾”等政治帽子，并进行批判斗争。还把食堂缺粮停伙说成是群众威胁干部，把群众遗弃子女、饿死路旁说成是“向党进攻”。
1999年9月10日，大饥荒年代任信阳地委秘书长的王秉林在信阳狮河宾馆接受本书作者采访。
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职干部526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年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9毒打，因伤势过重，5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年10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年10月13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0月20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天后死去；
1959年10月24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年10月2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年11月10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天后死去；
1958年11月12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3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4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次，直至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年12月9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天后死亡；
1960年1月8日，陈湾小队54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况，现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1039万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六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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