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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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下田劳动。垛田公社营业所主任假借医生名义在深夜把病人全部喊起来集中排队，手里拿着竹板说：“这就是医生！”用竹板逼着大家下田劳动。有的病人挑了一担土就跌倒而死了。
1960年10月9日，中共江苏省委转发了省委办公厅和兴化县委联合工作组关于兴化县三个不同类型生产队的调查报告。在比较好的生产队里（仲家大队），从未放松过“三包一奖”制度，对于风行各地的合并生产队，这里也是“上动下不动”，而且从来不开夜工，保证社员8小时睡眠。这个大队除了少数人患浮肿病以外，没有饿死人。全大队757人，1958年到1960年人口没有减少，还增加了8人。而条件差不多的夏家大队情况就严重得多。1955年，这里“户户翻新屋，人人添新衣”，平均口粮590斤。可到了1959年冬、1960年春，在这里看到的却是断墙残垣，通天破屋，废船坏车。社员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社员除了一只碗、一条裤之外一无所有，“宿在桥下避露水，蹲在塘里等裤干”。在两三个月内天天有死人。从1959年冬春之间，食堂72天没有开饭。这个人口935人的大队，就有315人外流，75人患浮肿病、青紫病、干瘦病，56人非正常死亡。1960年春天，这个大队的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开饭，外流、肿病、死亡情况比1959年更严重。几年来，夏家大队人口生死相抵减少了9％。夏家大队是典型的“人祸”。
1960年10月下旬，中共上海局办公室杨主任奉柯庆施之命到徐州“看看”，他看了丰县、沛县和东海县。10月30日他在徐州市南关招待所向地委汇报时谈到，三年来，这几个县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牲畜大幅度减少，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社员口粮只有半斤（其中地瓜干7。3两，地瓜四斤折一斤粮食）。县里对浮肿病不认帐，到下面去看浮肿病不少。老农民说：我们这些人三分这一过不了冬。杨主任说：连续三年吃半斤，人的底子再厚也不行。浮肿病是身体入不敷出的结果。以沛县为例，1958年有人口587049人，1960年上半年只有534528人，从1959年到1960年上半年，净减少了52521人。高淳县1958年全县人口为28万，劳动力为12。3万，从1958年到1960年8月，死亡近两万人，其中劳动力1万多人，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0％。该县东坝公社两年死亡劳动力94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4。6％。
建湖县天美公社蒿崙大队仅1960年1－6月，就死亡76人，其中患浮肿病、干瘦病、黄病和干部尅扣口粮而死的62人，占总人口的3。7％。1960年9月，患有浮肿病、子宫下垂、消瘦病等病人107人。社员孟庆和饿得不行找干部要点吃的，干部不但不给，反而把他推倒在地，说他装死，结果，孟庆和活活饿死。他死三天以后，三岁的女儿因无人照料也死了。而干部却大量多吃多占，还拿食堂的粮食回家喂猪。
位于省会南京不远的溧水县，从1958年开始，除了大刮共产风以外，还把大量的劳动力调离农业，要求全县的“十大水库，全面开花，一气呵成”，有的公社还大搞“二十个万”（万鸡山，万亩桑，万亩茶等）。结果，粮食连年减产。粮食总产量1957年的21300万斤，1959年减少到14000万斤，1960年又减少到12000万斤。但县委领导人觉得粮食产量“低于邻县说不过去”，不承认粮食减产。1959年粮食刚刚入库，不少公社已经无粮发给社员，东屏的三位公社党委书记到县里哭诉无粮，县里不理，反而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将反出来的220万斤“空头粮”（被逼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没有粮食）当作社员口粮分配。有80个大队从12月起停发口粮，大批食堂停伙断炊。群众只好吃树皮、草根、青麦苗。生产停顿，肿病蔓延。县委还认为“病情比去年轻”。为了让倒里供应粮食，东屏公社主任把路边的弃婴送到县委，县委批评说这是对抗县委的行为。到1960年3月初，全县发病人数至少23000多人，死亡人数至少3500多人。此时，县委还向地委写假报告，说浮肿病是“原来有这个基础”，是“群众不卫生”，群众外流逃荒是“喜工厌农”，弃婴是“重男轻女”，还不向上级反映缺粮问题。1960年1－6月，全县浮肿病人达29200人，青紫病1840人，死亡6831人，弃婴420人，外逃4730人。实际上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此数。如东屏公社原来上报死亡400人，后来核实为619人。有的公社由于死人太多，太集中，无棺无席，就白坑掩埋。就在工作组刘振国到东屏公社检查工作时，就有社员把两个小孩丢在塘里溺死。《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
溧阳县委第一书记颜景詹1959年春下乡慰问浮肿病人时看到10个患者死在路上。其中，43岁的农民周目中，从水利工地回来以后，晚上吃了两碗粥，过一会儿出去小便时就倒地死亡。丹阳县大泊公永安大队书记派社员汤志元到铁路上去做工，汤志元粮食不够吃，三次回来请求解决，这位大队书记大骂：“大队不是饭店，你给我滚出去！”汤志元没办法，喝了六七天咸菜汤，结果饿死在路上。
宜兴是江苏最富饶的地区，谁也不会想到这里也会饿死人。但是，这里不仅饿死了人，还有人吃人的记录。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和刘耀华同志到和桥公社，听到有些社员谈去冬今春饿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这个公社今人口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七。今年春天因为死人太多，人死后连稻草也不包。高楼大队有一户人家一天死了两个人，就用一副担子把两个死人挑出去了事。个别公社甚到发生过把丈夫、儿子害死后吃人肉解饥的事。堰头公社大儒大队贫农女社员孙来弟，丈夫浮肿病严重，不能起床。今年4月1日晚上，她用棉袄把丈夫闷死后，将内脏拿出来煮吃。铜峰公社黄童大队贫农社员卢洪生患浮肿病，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也把内脏拿出来吃了。这种惨绝人寰的事当然是个别的，但人口外流、疾病、死亡弃婴是大量的。
孙海光在这份报告中说，1959年，宜兴县年人均口粮290斤左右，1960年为314。7斤。宜光县粮食总产量1957年为5。1亿斤，1958年为6亿斤左右，1959年为4。8亿斤，1960年预计粮食总产量为3。97亿斤。在1960年的3。97亿斤总产量当中，种子4300万斤，饲料358万斤，社员口粮1。885亿斤，国家征购1。6145亿斤，储备粮45。7万斤。到他们写报告时，1960年的口粮部分已经吃掉了9623。8万斤。还剩9227。2万斤，按全县59。898万农村人口算，每人平均只有154斤，这点粮食要从12月底吃到明年6月。当然，这只是干部在办公室里算账，扣除浮夸后再经过层层尅扣以后，吃到社员嘴里的‰低于这个数字。这里说的还是带壳的原粮。青菜、胡萝卜已经吃光。孙海光看了几个食堂，看到一斤米放了13斤水，粥实在太稀。因此，入冬以来浮肿病、消瘦病人数逐日上升。据38个公社统计，11月下旬为6120人，12月上旬为6973人，12月中旬为10673人，12月下旬仅27个公社就有14650人。这些数字还是不完全的。人口死亡也是不断上升。如高塍公社9月死亡44人，10月死亡49人，11月死亡61人，12月前20天就死亡66人。
江苏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可以利用《江苏省统计年鉴》中人口资料作一下推算。设某年平均人口为上年底人口和当年底人口的平均数。1959、1960和1961年三年江苏省的平均人口分别为4273。89万、4267。59万和4244。52万，三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4。55‰、18。41‰和13。35‰，而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为10。26‰。以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值，则可计算出这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18。33万、37。78万和13。12万，合计则为69。23万。（此外，由于饥饿，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出生率下降，出生人口减少。采用同一套数据进行计算，三年少生人口202。89万人。二者相加，则是大饥荒结江苏省人口的损失为272。12万人。
《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一书中记载的人口数据和《江苏统计年鉴》略有差别。依据这套数据计算所得，大饥荒三年中，江苏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3。79万，少出生人口192。06万。大饥荒使江苏人口的损失为255。85万人。
综合两本书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可以近似的认为，大饥荒期间，江苏省非正常死亡约70万人，少出生约200万人。大饥荒使江苏人口损失约为270万人。
这两本书中的数据都是官方数据。显然，上述计算结果是最低数。
六、政策放宽　形势好转
由于贯彻中共中央两次郑州会议精神和落实中共中央12条政策，扭转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些作法，同时放宽了政策，实行了“三包一奖四固定“的政策，农民种自留地也放松了，1960年底到1961年初先后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到1962年，江苏农村情况开始好转起来，从集市贸易上可见一斑。各地商品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小到大，集市价格多数回落。到1962年夏天，过去市场看不到的东西现在有了，过去很少的东西，现在多起来了。市场上多年不见的生薑、百合、荷藕、荸荠、芡菇、以及家庭副业小商品都有卖的。6月份上市品种比上年同期增加60％左右。吴江县震泽公社的集市情况如表62。
表62吴江县震泽公社集市情况
　
1961年二季度 1962年二季度 比上年同期增减 　　　
水果 1217（担） 2819（担） ＋131．6％ 　　　
鲜鱼 338（担） 883（担） ＋161．24％ 　　　
家禽 2701（只） 5281（只） ＋95．52％ 　　　
菜兔 2015（只） 10286（只） ＋410．97％ 　　　
鲜蛋 12115（担） 16576（担） ＋30．37％ 　　　
绵羊 1003（只） 4521（只） ＋350．47％ 　
资料来源：江苏省人委财办秘书处：《金沙等六个集镇集市贸易的情况调查》，1962年7月15日。
这些商品不是农民吃不完才拿到市场上去卖，而是急需用钱。到集市来买东西的大多是城镇里有工资收入的人。1961年集市贸易价格很高，比国家牌价高出很多倍，当时有“一个八级工不如一捆葱”的说法。随着上市东西增多，价格逐渐下降。集市价格和国家牌价之比可见表63。
表63吴江县震泽公社集市价格与国家牌价之比（％）
　
畜禽蛋鱼 蔬菜类 日用杂品 生产资料 柴草类 鲜果类 苗禽苗畜 　　　
1961年初 347％ 374％ 167％ 200％ 87．7％ 265％ 　　　
1961年5月 311％ 291％ 174％ 222％ 277％ 223％ 327％ 　　　
1961年6月 275％ 364％ 187％ 236％ 282％ 153％ 328％ 　　　
1962年5月 249％ 289％ 213％ 313％ 306％ 173．3％ 260％ 　　　
1962年6月 197％ 184％ 208％ 347％ 248％ 130％ 222％ 　
资料来源：同表62。
从表63可以看出，食品类的价格是随着产品的增加是下降的，由于社员种自留地和自养家禽家畜的积极性提高，生产资料格和苗禽、苗蓄的价格上升。由于解散食堂，社员恢复了家庭生活，日用杂品和柴草类价格上升。
第七章　岭南风云
位于中国南部的广东省是渔米之乡，濒临港澳，经济发达。这么富饶的省份也没有幸免大跃进以后的灾难。饿死的人虽然没有四川、安徽、河南那样多，但还是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一、广东创造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研究中国大饥荒的学者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文献：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的报告作的长篇批示。赵紫阳的报告是反映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毛泽东批示中认为“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这个批示和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传遍全国。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
广东省这个经验是怎样产生的呢？让我们借助历史资料还历史本来面目。
1958年“放卫星”把粮食产量说得很高，因而粮食征购指标相应提高，加上公共食堂一天三餐干饭，三四个月时间，粮食统统吃光了。到1959年1月，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要求返销粮食的告急之声四起。陶铸坚信1958年粮食大丰收，不信没有粮食，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了产量，把粮食收藏起来或者私分给农民了。农民出于自卫，隐瞒了或背着上级分了一点粮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铸想像的那样多、那样普遍。
1959年1月中旬，陶铸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指挥反瞒产运动。他到东莞是事出有因的。1958年底，就在一些地方断粮的情况下，广东省在表彰先进的“群英大会”上再次要求各县报粮食产量，并且宣布，凡是平均产量达到千斤的县，命名为“千斤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锦旗。来开会的各县代表，由县长带队。在报产量时，东莞县长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张，打电话给县委书记，问要不要报千斤县。县委书记告诉他：“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回来再说。”锦旗、奖状拿到手后，县长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回东莞，而是塞到挎包里，静悄悄地送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
东莞拿回了奖品，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千斤县”。陶铸反瞒产，就找到东莞县。陶铸一行到达东莞县城的那天晚上，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干部们看到来头不小，就采取了蒙混过关的办法。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有个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他在某村反瞒产，生产队干部说没粮食，他不信，就去晒谷场。他在晒谷场，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另一位公社书记说，他去过好多农民家，农民屋里、仓里是谷，箩筐里是谷，床底下有谷……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出来唱反调，她是广东省省长陈郁的夫人袁溥之，是省里派来反瞒产的工作组成员。她心平气和地说：“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同志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
1月11日，在东莞县反瞒产大会上，基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基层干部承认“隐瞒”了2000多万公斤粮食。县委誓言要追出7500万公斤到1亿公斤粮食。陶铸警告大家：“保证三餐干饭吃到底，全部粮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粮食。”他写信给省委，宣布了他的调查结果：粮食反瞒产的矛头，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
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陶铸的这篇调查报告。在这篇调查报告中，陶铸把公社的种种问题，归结为最重要的一条，即集中统一和本位主义的矛盾。所谓本位主义，就是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有个隐瞒了粮食的生产队解释，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确保供给制突然结束时，生产队仍有必需的口粮。陶铸断言被隐瞒的资金，大概占人民公社总投资的四分之一。他在虎门开了一个星期会，从农民的米缸里，真正挖走了558万公斤粮食和1。2万元资金。
与此同时，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赵紫阳率领另一支工作队，到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的雷南县调查。1月23日，雷南县召开4000名干部的大会。赵紫阳认定，雷南有严重的瞒产问题，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瞒产运动。自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用来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不准回家。
接着，赵紫阳在雷南县召开全省电话会议，把反瞒产运动，扩大到全省各地。他估计全省有25亿至30亿公斤隐瞒的粮食，几乎是1958年公布粮食产量的10％。1月25日，他指责全省多数基层干部都卷入了瞒产活动。　一场反瞒产斗争，骤然爆发了。
形形色色的辩论会、斗争会、大字报，有如狂暴的南海台风，铺天盖地而来。雷南县7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被迫承认参与瞒产。在被指控参与瞒产的基层干部中，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6人被拘捕，2人被监禁，109人被撤职，大约有50％的基层干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处分。
反瞒产所到之处，风云变色。有些地方，基层干部不报瞒产，就不准回家过年；有些地方，逐家逐户搜查粮食，把农民往年的旧粮，也作为瞒产没收；有些地方，连农民家一罐半罐黄豆、花生、芝麻、菜种也搜刮一空。
雷南的反瞒产运动大有斩获。不仅查出了7000万斤粮食，还取得了解决农村粮食问题的经验。1959年1月27日，赵紫阳给省委送上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不正常的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赵紫阳在这个报告中介绍了作法：要把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待粮食情况相结合。要反复交待粮食政策和对瞒产干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
1959年1月31日，中共广东省委转发赵紫阳的报告批语说：“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195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转批了赵紫阳这个报告。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语中写道：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及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1959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按照赵紫阳同志在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
其实，陶铸在《人民日报》上发的文章，赵紫阳给省委的信，都和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1959年广东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将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由于连年减产，征购任务居高不下，农民实际比常年减少了61。250亿斤粮食，等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再加上公共食堂造成严重浪费，能够留给农民活命的粮食，已经见底了。农村人口，普遍一个月吃不到10公斤原粮，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两米。肉、油基本绝迹，青菜也非常罕见。到了月底，饿昏了头的人，靠吃蕉头、蕉渣、禾秆、鸡糠饼、木瓜心、番薯藤，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一些饥不择食的人甚至吃起观音土。省委派到四会县搞瞒产私分的干部汇报说，他们到了农村，看了农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没有一粒米。老农诉苦说，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有个工作人员，在一户农家看见热气蒸腾的锅，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锅里煮的是什么，一看，锅里煮的是野菜。
农村已无粮可购，城镇的粮食供应四面告急。省政府的应急措施是：把口粮、食肉、食油，一降再降。　1960年初，许多地方已降至一人一月只有9～9。5公斤米，3两糠油。粮食、薯类、猪肉、家禽、食油、鱼等，已从市场上销声匿迹，货架上空空如也。偶一出现，便引起疯狂的抢购，价格贵得惊人。在韶关，一公斤高价猪肉卖20多元（当时的计划价格每仅斤只有1元），一公斤南瓜也卖到　2元多，用米糠做的小糠饼，4～5分钱一只，人们买回来当饭吃。价格是1957年的10多倍。
　4月20日，省民政厅一份报告指出，全省水肿病人，已从上旬的43181人，　激增到127821人，增加两倍。这是骇人听闻的数字。从中山、灵山、合浦、从化、新兴、梅县、潮阳、清远、儋县、东方、乐东等县，传来一片噩耗。据省农业办公室对部分地区的“极不完全统计”，全省有80多万水肿病人。另外还有子宫下垂、闭经、干瘦病等，成了比伤风感冒流行得还快的病症。阳山县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总人口的4。02％。高要县有的生产大队的死亡率高达13％。
陶铸不是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1959年3－4月间，省委召开了专门会议。根据各地汇报和掌握的材料，终于得出结论：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省委分析说，一是头脑发热，报产报高了。根据报产而制定的征购粮食的计划不符合实际。因此，购了过头粮。其次，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造成了大量浪费。省委给中央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