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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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造成了大量浪费。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5月6日，省委发出《关于立即全面检查和采取有效措施消灭和遏止水肿病的紧急指示》，撤换了发病率和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那几个县的领导。
不久，陶铸到潮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我来潮安是向全县人民做检讨的。我头脑发热，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我们要共同吸取教训。今后，不要再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在省委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陶铸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诚恳地道歉：“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赔礼、道歉！”　
但是，道歉不能补偿农民遭受的苦难。大跃进和反瞒产私分给广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5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007。15万吨。1958年下降到975。55万吨，1959年为830。35万吨。1960年为814。05万吨。1960年，全省农业产值倒退到1953年的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倒退到50年代初期的水平。1960年的死亡率比1957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
饿死人以后只追究农村基层干部的责任，并没有改变造成饥饿的政策和制度，所以，饥饿还在发展。
据历史资料记载，直到1962年3月10日，东莞县生活安排不下去的公社，还有9个之多。有些地方已经断粮，沙田公社有81户，234人断粮；望牛墩公社更惨，从3月开始已基本无口粮的有1096户，2227人。据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海丰、梅县、五华等8个县的不完全统计，　当时已经断粮的有9468户，外出行乞、逃荒的有731人，出卖家具的有2463宗，卖小孩的25宗，自杀的一宗。
据广州市和93个县的官方统计，1962年4月，有35834人患上水肿病，64461患上干瘦病。仅广州市和汕头、肇庆专区，　3月份患水肿、干瘦病的共63839人，　比2月份增加20。4％；　海丰县4月上旬的水肿、干瘦病人有5553人，比3月份增加了2000多人。
本书“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用《中国人口．广东分册》中提供的数据计算结果，在大饥荒年代，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8万人，因饥饿而少出生人口157万人。曹树基教授用他的历史地理方法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年到1961年，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5．7万人。
二、罗定事件
1998年，我的朋友、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天静先生得知我在研究大饥荒，就对我说：广东有个罗定事件，你要研究大饥荒，必须了解罗定的情况。何天静是罗定人，发生罗定事件时他在上高中。当时他在郁南县看到一个法院的布告，一个老太婆把孙子的屁股割下来煮了吃了被判死刑。何天静的伯父到处找稻糠吃，吃进去拉不出来，几天就死了。何天静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看到，每隔一两百米就有一两个水肿病人趴在路边等死。新东公社整个村子不见人，都死了。不过这些都是小村子，几户或十来户人家。
何天静说，罗定饿死人的情况引起了上面的重视。到1960年9月就开始采取措施。供应粮食，使食堂恢复起伙；对水肿病人以公社或大队进行集中治疗；孤儿以公社为单位集中起来，成立孤儿院。对罗定县和有关公社的领导干部时行了行政和刑事处分。何天静说：在广州的黄显标比较了解情况，他建议我采访黄显标。
1999年4月28日，经何天静介绍，我采访了黄显标。黄显标，罗定人。广东省监察厅监察专员。他一见我就说：“我不想谈这些了。学得文武艺，卖给帝王家。拿它的工资就不再揭它的短了。”我听出他说的是牢骚话，他良知未泯，还是谈了一些情况。
首先是反瞒产，逼着干部多报产量。把干部集中起来报产量，不说多不让回家，逼着干部说假话，虚报粮食产量。反瞒产和反右倾结合起来，不多报就是右倾。新惠县委书记党向明没有多报产量受批判：“新惠是粮仓，单季不超千斤，别的地方怎么办？”虚报，浮夸，造成粮食多得不得了的假象。
　　　接着是1958年大吃大喝，大炼钢铁。当时的口号：“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广东省全省一天三顿干饭吃了三个月，是在公共食堂吃的，连吃带浪费。有人问这么个吃法够不够，就要受批判。
　　　到1959年初就没有粮食了。
　　　1958年叫罗南县（罗定和郁南合并的），饿死人最多的是郁南。其中4个公社最为严重：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千官公社、桂墟公社和平台公社。其中又以千官为最。山区饿死人最多。有的人皮包骨，不敢看，有的人浮肿。有的全家死光。走不动，一般都是死在家里。有的趴在路边等死。我们生产队长全家都死光了。有的整个村子都死光了（南方村子小）。
　　　发现死人后开始抢救。大人饿死了，留下不少孤儿，民政局收容的孤儿建立孤儿院有几栋楼。对将死未死的人集中治疗，调粮食吃稀饭。集中起来后，稀饭吃得太多了，又撑死了一批。
　　　省委书记陶铸下命令：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这实际是让下面在统计饿死人数字时要控制。
事后，罗南县委书记傅正时被判死刑，但没有执行。1980年代平反后当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党委书记陈文被判无期徒刑。罗定事件后重新核实田亩，减轻负担。周恩来给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发了慰问电报。
毛主席在7000人大会上提到了罗定。
蔡廷楷是罗定人。据说是他最先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但《蔡廷楷传》里没有记述。
黄显标不愿详谈，第二天从广东省资料馆里看到不少关于罗定事件的历史资料：
据中共江门地委书记张进齐1960年9月20日向地委的报告，从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正常的水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其中纯水肿死亡的3436人，水肿加其它疾病死亡的3918人，其它病死亡的10052人。在死亡人数中，劳动力6223人，占死亡人数的35。9％。最严重的地区是原郁南县桂圩、平台、建城、千官、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泗纶6个公社，共死亡8566人，占总人口的4。6％。桂圩公社死亡率达6。92％，建城公社为6。49％。另外还有因瘦弱不能劳动的有3万多人，身体健康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有20万人左右。从发生时间上看，这6个公社1月死亡711人，2月死亡932人，3月死亡1162人，4月死亡1623人，5月死亡1027人，6月死亡884人，7月死亡607人，8月1日到15日死亡301人。
桂圩公社是非正常死亡较多的一个公社，据地委调查组调查，这个公社1960年1月到8月死亡1278人，其中劳动力589人，占死亡人数的45％，占劳动力总数的5。6％。在全公社的129个生产队中，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15％以上一个，12％以上9个，10％以上7个，8％以上14个，6％以上26个，6％以下72个。另据三个大队调查，全家死亡的有10户，因父母死亡而留下孤儿的家庭65个。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留下孤儿180人无人照管，情况极惨，解决罗定问题的工作组来了以后，将这些孤儿集中抚养。
建城公社永高大队社员曾北数临死前两天，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群众谈起来仍痛哭流涕，非常悲愤。弃儿一度极为严重。县委、县人委和各机关门口都发现被弃的小孩。半年以来，全县先后发现劏小孩，吃死尸，吃人肉的事件7起。劏牛腿，割猪耳朵、割猪尾巴的现象也不少。偷窃和凶杀事件增多。
由于浮肿、瘦弱、饿死等现象发生，劳动力大量死亡，清明前下秧的只有种植面积的55％，大片田地丢荒。插下秧的田有40％不中耕追肥，禾草不分。牲畜大量死亡，桂圩公社1957底有生猪11000多头，1960年8月只有1000多头。
当时还有食品买卖，但价格高得出奇。桂圩是一个小圩镇，每逢圩日，有一百多个扶着棍子来做小买卖的人，东西很少，价格之高是从来没有过的，鱼仔一斤达2。6元。一个鸡蛋3角，一只鸡5元，连小蛇仔、蚱蜢、小虫也有人捉来卖，有人生吃小蛇、蚂蚁、蚱蜢。肚子饿，能吃的东西都吃。农民出卖家私、衣物现象也十分突出。桂圩公社桂圩大队有44。7％的家庭出卖过家私衣物，其余是无东西可卖的（本书作者注：和其它地方比起来，广东还是比较开明的，在其它省是不允许做小买卖）。
在死亡发生的时候，县委书记傅正时在电话会议上强调“清醒头脑，科学分析，划清界限，分清水肿，不要大惊小怪。”他的界限是，死前全部断粮才叫因水肿而死。并说：“报多了水肿、死亡，你们（指公社党委书记）也有责任，不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吗？”5月3日，在罗平召开的公社第一书记战地会议上，各公社认为水肿、死人情况严重，根据傅在电话会议上提标准统计，有水肿病人8947人，死亡915人（实际远不止此数），但傅正时认为数字太大，叫各公社再“核实”，结果，将水肿病人压缩到2325人，死亡人数压到606人，其中与营养有关的仅14人。事后总结教训时有人说：“罗平会议是杀人不见血的罪恶会议。这个会议不是采取有力措施对饥饿进行抢救，反而千方百计地捂盖子。”
谁要说真实情况，就说谁被扣上“个人主义”、“否定大跃进”、“看成绩一团黑”、“居心不良，别有阴谋”、“想叫县委坐牢”、“想搞垮我们，叫坏人上台”等帽子。县监委书记崔德志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去检查，发现有几个食堂断粮停伙，情况严重，回来向县委汇报，傅正时不相信，反而批评崔德志“以后看问题要全面一些。”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第一书记王淑宜于1960年2月17日在一次会议上汇报了自己在罗圩大队调查的情况：死24人，水肿86人。话还没说完，傅正时就顶了回去，说：“王淑宜给高要七区事件吓坏了。”并说“这是阴谋”，“这是否定前任书记的成绩”。王淑宜是1955年高要七区死人事件受处分，1960年7月从高要七区调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当书记的。4月底，另一县委书记肖轩风去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发现死亡1370人，其中直接与粮食有关109人，向县委汇报，又受到批评。与此同时县民政科长把同样的书面材料送给县委书记杨树槐，杨不仅不重视，反而说：“这是严重右倾，立场不稳，观点不明。”还说：“全县与粮食有关的死亡才20个人，你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怎么会有109人？”硬要公社党委把109人改为6人才接受这个报告。
傅正时在地委开会时得知省委尹书记、地委张书记要到罗定县检查工作，于7月3日打电话给县农业办公室主任刘德风交待，水肿人数、死亡人数、粮食数要上下一致，前后统一，按罗平会议的数字为准。县农业办公室按这个意思给各公社打电话，要求各公社按县委的数字向省委汇报，并把数字一致落实到大队、小队。桂圩公社接到通知后，公社党委开了四个会，按县委分配的死亡47人非正常死亡7人（其实当时已死亡上千人）分配到各大队。
令人不解的是，一边大量饿死人，一边大量的粮食放在仓库里不给老百姓吃。直到1960年6月底，罗定县粮库里仍存有1100万斤稻谷。但是，除了县委第一书记傅正时和分管财贸的书记杨树槐以外，其他人全不知道有这些粮食。加益公社党委书记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哭诉说，过春节有几个大队断粮，曾三次打电话给傅正时，请求每人给半斤米过春节，傅不接电话。
罗定是蔡廷楷有家乡，蔡廷楷的亲属中也有饿死的。据当地传说，是蔡廷楷的亲属把真实情况告诉蔡廷楷，蔡廷楷再告诉周恩来，事情才得以揭露，问题才得到解决。其它地方没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或者即使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而这些人物并不关心家乡，盖子就揭不开了。
三、高要闹剧
高要县可以说是广东省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了不少人。由于这个县没有通“天”的大人物，上面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因而没有成为“高要事件”。在1958年－1961年任县委书记秘书的黄东文先生，在2002年投稿《炎黄春秋》杂志，详细记述了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情况。由于受政治条件所限，《炎黄春秋》杂志只能发表他文章中的一部分内容。现我据其原稿，摘抄如下。
放“卫星”
1958年夏秋在中原刮起的一股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传到广东时，早稻已收割完毕。要放早稻“卫星”已经来不及了。10月初，晚稻刚刚开镰收割。地处西江地区丘陵地带的新兴县迫不及待，率先向省委上报了“特大喜讯“：全县晚稻平均亩产1000多斤，出现了一大批亩产3000斤、4000斤、5000斤的晚稻高产“卫星田”，成为全省最早出现的晚稻高产“状元县”。对此，报纸大张旗鼓地宣传，省委各部门奖励10多辆汽车给新兴县。接着，县委书刘某调到高要县任县书记。高要县是西江地区的首县、富县，又是地委所在地。从新兴县调到高要县是升了官。出了名，得了利，又升了官。对刘某来说，“放卫星”的收获的确是很大很大的。
刘书记尝到了放卫星的甜头，一到高要县，就组织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率领各部、委、办局的领导人及各公社党委书记到新兴县去参观晚稻高产卫星田，并指定黄东文同去。
新兴县的一位县委书记向来参观的人说：“现在形势一派大好，’卫星’连片、连村，大面积出现，估计全县晚稻亩产至少要超过3000斤！”吃过午饭，他们到天堂公社参观“卫星田”，田里的稻子已经割完，田头整齐排列着已经脱粒的100多箩谷子，大木牌用白纸红字写着情况介绍：一块是地委书记的试验田，亩产8000多斤；另一块是地委常委、妇联主任的试验田，亩产6000多斤。参观的人都说：“真是大开眼界，思想解放了！”可是大家心里怎么想，谁都十分清楚，只不过没人挑明罢了。当晚回到高要，刘书记要黄东文第二天带领各公社农业副书记再到新兴参观。在参观回来的车上，由于没有领导在场，大家说话没有顾忌。有人说：“我点过禾头，数过穗数，算过谷粒，什么亩产8000斤，有六七百斤就很不错了！”有人说：“这样的高产状元县，我看全省到处都是！”接着，莲塘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有才冲着黄东文吼道：“老黄，明天下午你在办公室等着，莲塘公社也要向县委报一个卫星！”黄说：“好啊，一言为定，你报来，我给你整理材料！”于是车厢里响起了一阵哈哈大笑。
第二天下午，张有才果然打来报喜电话，说：“今天上午，我们莲塘公社在镇安大队召开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卫星田实割现场会，经过丈量土地，专人过秤，核实亩产，干谷5100多斤，特向县委报喜。”黄东文立即整好材料送刘书记，刘书记看了十分高兴，立即批示通报全县各公社。接着全县各公社纷纷放晚稻高产卫星，都是亩产四五千斤，五六千斤。这时，到高县要蹲点的地委副书记徐瑞沉不住气了。他在新桥公社道悦大队搞了一块晚稻高产卫星田，是用白沙大队一个生产队早稻错播的晚稻禾全部移移过来插下的。早造误　播晚稻品种是不会和早稻同时抽穗的，由于生长期延长了一倍，可以高产。加上用十亩已经拔节了的禾苗移在一起，徐书记认为实现高产就很有把握了。于是就把计划指标定为6000斤。为了十拿九稳，这块田一共施了20车猪屎肥，田底里埋了20根凿通了的大竹子通气。为了加强通风和日照，四周还架起了十多台大电扇往田里吹风，架起十多面大镜子把太阳反射到田中间。在全县大放高产卫星运动的推动下，徐书记把原来报的6000斤亩产计划一下子改为10万斤，并立即组织全县各级干部去参观。不久，广东省委组织晚稻高产报喜团上北京向党中央报喜。全县第一个放高产卫星的张有才代表高要县上了一回北京。
查“黑仓”
高估产带来高征购。再加上一段时间吃饭不要钱，十万人大炼钢铁，粮食很快耗尽。一些大队三个月就把粮食吃光了，春节前就开始出现粮荒。有一位公社书记几次打电话向县委要粮食，在被拒绝的情况下，跑到县长办公室，跪在县长脚下痛哭，说什么也不肯起来。为什么放了那么多“卫星”短短三四个月就没有粮食？这使县委很困惑。经过反复研究不得其解，这时听到了省委传来的风声：生产队干部对上级无偿调拨粮有抵触情绪，就把粮食藏起来瞒产私分了。高要县委相信省委瞒产私分的看法。在省委的号召下，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次“查黑仓、反瞒产”运动。1959年1月21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4200多人参加，西江地委书记也到会讲话支持县委“查黑仓、反瞒产”运动。县委书记在动员报告中要求：把瞒下的粮食报出来，不解决问题不散会，开到过年也要开下去！当时临近春节，参加会议的人思家心切，心情浮躁不安。黄东文到禄步公社禄步大队参加讨论。大队长胡启满把黄拉到一边悄悄地说：“老黄，实不瞒你说，我们大队确实搞了三个黑仓。”黄东文一听心头振奋，忙问他：“总共多少谷子？”胡启满一本正经地回答：“8万斤左右吧。”黄说：“你真笨，干嘛要搞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胡启满说：“这你就不明白了，像现在一日三餐干饭，放开肚皮吃饱，全大队两千多口人，粮山也要吃崩，到时候没有粮食了，社员找我要饭吃我向谁要去？”黄听后觉得有理，就深信不疑，马上向刘书记汇报。刘书记当即说：“好！立即通知禄步公社党委，召开全体大会，让禄步大队作典型发言。”胡启满在大会上讲得有板有眼，200多人听得很入神。胡启满讲完后，县委刘书记强调自报瞒产，谁报归谁，县、社一律不调走、不没收。号召大家放心自报。果然各大队纷纷报出了不少黑仓。县委立即召开公社书记会议，介绍禄步公社的做法，各公社书记听了十分兴奋。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八，各公社掀起了自报“设立黑仓、瞒产私发粮食”的高潮。整整一天，全县共有1800多位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报出了隐瞒粮食1。2亿斤。
春节后，黄东文到禄步公社进一步了解粮食“黑仓”清查落实的情况。出乎意料的是，公社干部说：“四级干部会上揭发的黑仓绝大部分是假的。当时已是年关，不报个假帐不能回家过年。”黄一听，心里凉了半截，马上到禄步大队去找胡启满，问他报的三个黑仓的情况。胡启满慢条斯理地说：“三个黑仓是假的，我们根本没有瞒产。”黄回到公社，公社书记杨希明对黄说：“公社党委在外坑大队查出了一个黑仓，有几千斤谷子，准备下午开现场会，请黄去参加。下午，黄到了外坑大队，果然看见场上摆满了几十箩谷子。趁现场没人，黄伸手到谷箩去探查，发现只有表面一寸厚是谷子，一寸以下全是谷壳。
饿死人
1959年2月下旬，莲塘公社普遍闹粮荒。饲料吃完了就吃种子，有的大队种子也吃完了。社员口粮标准一降再降，各种疾病大暴发。大部分妇女患了子宫下垂、闭经症，男人则普遍患上了肝炎、水肿病，很多小孩患“马骝湿”病。各大队都出现饿死人。到4月初，有的大队死人已占上年年终人口总数的5％以上。到7月份，早稻收割大忙季节，由于繁重的　体力劳动，加上社员身体瘦弱等原因，病人大量增加。公社卫生院和各联队卫生站的走廊、办公室都摆满了病床。这时又发生了夏季流行病痢疾。到7月下旬，这个公社的温贯、罗勒、波洞等11个大队死人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温贯大队死人占总人口的13％。
黄东文在石脚大队的两个月中，一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死的都是长期挨饿的中、老年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由于患病不能顶一个劳动力干活，口粮也由三级降到四级。她为了能吃到三级的饭（一天多四钱米），向队里苦苦哀求，参加食堂的粮食加工组（舂谷、筛米等繁重体力劳动），队里同意了她的请求，但只劳动一个星期就悲惨地死去。
有一些人是因为被干部扣饭而饿死的。高要县四甲大队在大队268户社员，除了干部家属以外，其余全被队长黄＊＊扣过饭或不给饭吃。全大队死亡184人，占原有人口的10％。社员有病不能出工就降低口粮标准，由吃6两改为3两，或者干脆不给饭吃。1959年春天，在建设双金运河工地上，社员黄龙富因有水肿病不能挑得太多，黄均仔给他停开两餐饭。他又饿又累又冷，晕倒在地当场死亡。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