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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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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顺德不顺
顺德县正常年景的人口死亡率为0。7％－0。8％，而1958年为1％，1959年为1。23％，1960年为1。77％。可见顺德这个有名的富裕地区也有因饥饿而死的人。1961年1月3日提交的《中共顺德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提供了这一数字并且披露了一些情况。
为了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顺德县全县合为一个人民公社，后来又被迫分开。在合并和分开的过程中，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破坏。合并是强迫的，思想不通不行。北（三点水加窖）大队干部说：“自从公社化，两场大风暴，大共产，大拉平，不通整到通，开会大斗争，进门九成通，出门一成通，结果是，生产破坏家底空。”
顺德这个很务实的地方那时搞浮夸也不落后。当时的说法是：“有先进思想就有先进指标，有先时指标就有先进产量。”勒流公社勒北大队社员私下流传一个顺口溜来批评干部吹牛放炮：“近闻大炮到处响，吓得社员好慌张，不是社员无胆量，皆因指标太紧张，三万桑叶八万鱼，除非神仙下洛阳。”
顺德四级干部会议上认为，有些大队人口死亡多，除了生活没安排好以外，干部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群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捆人，打人，不给口粮，是干部对待群众的常用手段。1958年春耕时，县委委员吴英规定了四条：第一，下雨时出工不能披蓑衣；第二，走路不能慢；第三，劳动时间不准小便和给小孩喂奶；第四，完不成任务不准吃饭。
增城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总结出当时的“六统一”：生产计划统一，生产措施统一，生产规格统一，财务开支统一，口粮标准统一，作息时间统一。由此带来“四个不自由”：劳动不自由，说话不自由，吃饭不自由，睡觉不自由。还总结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干部有三条秘诀：一要少说话；二要看领导脸色，听领导的话，不要听群众的话；三是做精仔，不要做笨仔。
十、来自合浦的报告
1960年春，当时担任省委秘书长的吴南生在合浦县（当时属广东，后划归广西）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合浦县发生的情况。这个报告现存广东省档案馆。
这个报告说，水肿病发生是从1959年12月份开始的，到1960年春天水肿病人大批增加，不断死亡，日益严重。全县1月1日到5月3日，共死亡8382人，其中约有70％以上是水肿病死的。到他写报告时，全县还有水肿病人23940人，另有水肿消退转为极度消瘦的病人23739人。
吴南生的报告说，因水肿而死亡的情况今年1月份就已发生，但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中央提出“三反”以后，在4月下旬的四级干部会上才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目前各公社、大队设立的临时医院423所，集中病人42916人，正在进行治疗。
全县22个公社病情严重的有12个，大部分在北部粮产区。这些地区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3％左右，个别特别严重的小队高达14％，生病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20％－30％。在死亡人口中，劳动力占30％左右，在病人中劳动力占50％左右。
吴南生的报告说，干部没有分清什么是右倾，什么是左倾，因此普遍不说话，不向上面反映真实情况。有些干部反映了一些关于粮食、水肿病的情况受到了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以后，更不敢说真话。这不能不是这次水肿死亡事件持续时间长、造成严重恶果的重要原因。
十一、逃港狂潮
没有吃的就逃荒，这是农民很自然的选择。广东省比其它省比较开明的是，不把逃荒农民当作“盲流”加以惩罚，而是放手让农民逃荒，还给逃荒者开具证明信。香港是逃荒者的首选地。广东省甚至一度鼓励农民逃往香港。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发生在1961年和1962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
1961年7月20日，省公安厅曾经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长会议，贯彻“放宽”出港条件的精神，其中一条说：“在毗邻港澳的惠、东、宝等6个县市…… 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直到1962年3月，在由政法委员会主任寇庆延主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明确放宽边防的指导思想，“放宽尺度，多开孔道，有组织有计划地逐步增大出口比例”。会议提出要打破每天50人的规定（自从1958年港英当局搞出入口平衡以来，全省每天出境人数约50人），仅宝安县就从 5个增加到11个；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除放宽通行证外，还发出一些捕鱼证、探亲证、做工证等，方便群众赴港；正式批准边防各县实行“三五”政策（即准许每月出口5次，带回5斤东西，价不超过5元）。
寇庆延在政法干校第七期报告中说：“为什么人民要偷渡？研究结果，归纳起来，从根本原因上讲，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限制进口，这是根本的。那么，现在我们不去行不行？看来不去不行。为什么？因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几是中国人，而中国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广东人。我们算算，香港300多万人口，其中200万左右是广东人，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那么叫人家一家长期不见面，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道理。特别是两夫妇，各在一地，长期不叫人家见面行不行？有的妇人走到派出所发脾气，那就是说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合法不行，就采取非法，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来的，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再就是我们逼的，再就是我们当前生产生活都确实有些困难，而我们暂时解决不了。有些人就想去香港解决问题，解决一点生活问题，也解决一点生产问题。”
但是，广东的领导人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从1962年4月下旬开始，各地的群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过边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有一部分确实留下了。 5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
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组织部，6月1日向省委紧急报告：“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不仅农村党员、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从农村到城市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1962年5月31日， 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竟高达1。1547万人，其中机关316人，农村11231人。 仅一个沙头公社，最高峰时（5月13日至17日），平均每天有96人逃往香港。东莞县6月7日统计，外逃人数达2。7197万人；增城2458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据《广东省志·公安志》记载，外逃风潮从惠阳、宝安、东莞、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江门、潮汕、肇庆、等区的部分县、市，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每天都有数百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5月中旬以后，每天外逃人员增到千人。最高峰的5月15日达4977人。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每天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达8000多人。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
如果仅仅是广东一处出现外逃狂潮，可能中央也会采取与广东省委一样的放任和鼓励的态度。但就在此时，即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苏联。尽管南方外逃和大西北外逃原因不同，但在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是相同的，国际舆论一时哗然。中央政府大为紧张，不得不扭转广东放纵外逃的作法。5月中旬，周恩来要求广东省委，把解决外逃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从这时起，广东省才开始紧急刹车，制止外逃。
1962年5月中旬，这股外逃风渐渐波及广州。 市井坊间，纷纷传言，为庆祝英女皇诞辰，香港放假3天，开放边境，内地居民不用通行证，也可以去香港。英女皇诞辰日是6月17日， 但实际上，在端午节（6月6日）前，市面蜚短流长，谣言四起，这些传言鼓舞着希望外逃的人们。
从5月中旬开始， 购买广深线火车票往边境的人骤增。购买平湖站（不用边防证买票的最后一站）火车票的，比平时多了22倍。到6月1日，火车站外竟积聚了上万群众。在徘徊等候买票的过程中，人潮开始出现骚动。
6月5日，广州火车东站的秩序十分混乱，一批批的群众冲击开往香港的火车，造成交通大堵塞。街道两侧，门窗俱闭。成千上万的群众，像疯了似地扑向车站，撞门攀墙，狂呼乱吼，连树权上也爬满了人。那些年老体弱的，被冲得东奔西散，寻爷觅儿，老啼幼哭。
赵紫阳、林李明、曾生，以及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广祥，在省长陈郁家开会。他们接到广九铁路派出所报告，东站已经聚集了一两万群众，把前去维持秩序和宣传的警车推翻焚毁，有几个民警被人抓走了。副市长孙乐宜在现场劝导群众，处境也很危险。
曾生建议调军队来实行军事戒严。有人不同意动用军队。他们说，关键在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如果属人民内部矛盾，还得要以劝说为主。曾生认为，现在事态已成燃眉，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恐怕还会进一步恶化。就在这个时候，陶铸从广西赶了回来。大家立即向他汇报请示。陶铸断然回答：“现在还叫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敌我矛盾了，把公安局的车都砸了、烧了，还讲什么人民内部矛盾？”
陶铸一锤定音，大家同意用军队维持秩序。6月6日，满载部队的卡车，一辆一辆驶往东站。一个营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把车站两头封锁起来，往外驱赶人群。还有一队解放军从车站内往外推进。市政府的宣传车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广播，所谓边境开放纯属谣言，希望大家不要轻信坏人造谣，呼吁群众尽快离开。几十个闹事的人被拘捕了，大部分冲火车站的群众，顷刻散尽。至当天晚上，有1600多人被捕。火车站外除了戒严部队，已经再看不见闹事的人了。
陶铸认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特务在造谣破坏。全省军队立即奉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6月12日，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部署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6月14日，火车东站又聚集了近千名企图外逃的群众。
公安局采取了坚决的收容措施，这次逃港狂潮终于平息。但是，通过自由的香港媒体，已经传播到全世界。
第八章 齐鲁之难
在上世纪60年代任中监委处长的李坚，当年曾到河南、安徽等省对大饥荒作过调查，他对我说，山东是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1999年，我到烟台养马岛讲完课就到济南，在朋友的帮助下，查阅了60年代的历史资料。经过几天查阅，有一些收获，但觉得我看到的资料还不够完全。山东大饥荒的情况，有待档案开放后，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我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写这一章。
一、批判赵健民，大反右倾
山东也像其它省一样，“大跃进”也是以政治大批判开路的。山东批判的对象是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
赵健民，1912年生于山东聊城冠县。1932年入党。1933年，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叛变，全省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赵健民也被捕，山东军阀韩复渠对他亲自审讯，他没有屈服。赵健民出狱后，和姚仲明等重新联络了地下党，恢复了山东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前，赵健民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他任第二野战军17军军长兼政委，带领大军直入大西南，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出了贵州省。1949年后在西南局主管交通，主持修建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后任铁道部副部长。1955年任山东省长，大跃进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1958年因对浮夸风不满被扣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山东省委的第一、第二把手都是从华东局调来的。赵健民是山东的老革命，在山东必定有较深的人事根基。是这位老革命对新来的上司不够尊重呢，还是外来的上司畏于赵健民的地方势力呢？也许二者都有，他们之间是不够协调的。赵健民是敢说真话的人，恰恰在这一点上被新来的上司抓住了把柄。帽子是现成的，而且是致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再加上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其实，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只不过是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说了一些真话，地方主义只不过是对中央派来的上司不够顺从。
1958年10月21日，山东省委发出通知，在全省基层组织批判赵健民，向全体党员传达。省委认为，“自1956以来，赵健民同志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绩，成为反‘冒进’、夸大落后面的代表人物，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1956年8月，在一届四次人代会期间，赵乘舒同、谭启龙同志不在济南的时机，在人代会工作报告中，却完全否定工作中的巨大成绩，集中工作中的缺点，搜集落后面材料，大肆揭露和批判工作中的缺点，反对省委‘冒进’。”
2001年12月14日，本书作者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76号赵健民的家中，见到了这位老人。当时他已经89岁了，身穿兰色化纤旧中山装，头戴一个大皮帽子。我到他家门口时，他扶着拐杖站在街边看着我，我以为是一位退休工人，没搭理他。我进他家，他才跟着进来。经他夫人杨瑞波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叱咤风云的赵健民。在他家简陋的客厅里，我们聊了起来。他首先谈到他和舒同的关系。他说：“舒同是个知识分子，是江西抚州一个学校毕业的，爱好书法。是从新四军来山东的。我到山东后舒同约我谈话，我们是在办公室外边操场上谈的。我谈了山东情况，谈了我的认识和我的意见，希望在他的主持下把山东工作做好。舒同说，你谈得很好，但我觉得你还没有和盘托出。我说，我实实在在地跟你讲了，你还感觉我没有和盘托出。他怀疑我联系地方干部孤立他，不支持他。我说，舒主任，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向你讲了我的意见，再不能编一个‘盘’向你‘托出’，看以后的事实考验吧。”
为了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对在省里有较深人际关系的干部倍加防范，在广东、山东、甘肃以及其它省份，都批判过“地方主义”，用外来干部钳制当地干部。赵健民在山东很有威望，当然是要防范的。毛泽东就是利用舒同来防范赵健民。
赵健民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1958年大跃进，有全国的影响，寿张县西边有个范县，济南这边又有过高产卫星。这股风越刮越大，更大的卫星也出来了。我也是农村出身。知道这么高的产量做不到。高世贵是跟我一个村庄的，当时是支部书记，我问他亩产这么高行吗？他说做不到。我到农村考察，下面组织农民跳秧歌，我不高兴。我也到范县看过共产主义，是假的。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舒同在南郊宾馆盖了七栋小楼，毛、刘、周、朱、陈、林、邓，一个一栋。我当省长时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时还是一条罪状。1958年撤了我的省长，让我到济南钢铁厂当副厂长。济南钢铁厂搞扩建，需要材料，南郊宾馆盖别墅也要材料，我只好把材料让给他。
“山东饿死人不少哇！仅惠民地区就死了60万。后来薄一波对我说，山东饿死了300万人。”说这句话时，赵健民满脸沉痛而严肃。
除了批判赵健民以外，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长王卓如也受到批判。全省农村开展了两条道路斗争运动。在济宁地区，“各地区都进入了大鸣大放阶段，大字报都贴了上千张，意见鸣了几千条，情绪很热烈，气氛很紧张。”与此同时，在全省各地乱拔“白旗”，乱扣帽子，成批地撤换干部和开除党员党籍。据山东省济宁地委监委不完全统计，济宁地区从1958年7月进行整风补课以来，到1959年4月，当作“白旗”拔掉的就有26000多人。1959年4月，中央监委转发一份报告中对济宁乱“拔白旗”提出了批评。中央监委在转发告的按语中指出：“‘拔白旗，插红旗’是一个生动形象的口号。有一些地方干部，没有弄清‘白旗’的概念，就到处乱扣‘白旗’的帽子，那些带有急躁和惩办情绪的人，更把‘拔白旗’变成强迫命令、惩办干部的工具，少数坏分子则乘机制造混乱。今后处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一般不要提‘拔白旗’，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其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按什么性质处理。”
但是，中央监委的批评并没有扭转山东左倾狂热，因为这种狂热来自中央。
二、毛泽东、刘少奇给山东鼓劲
河北省有徐水县的共产主义热潮，河南省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又放了那么多“卫星”，与这两个省相邻的大省山东，却没有他的邻省热闹。毛泽东到这个省鼓劲了。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乘专车到济南，下午3时左右，召见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省委书记裴孟飞、军区司令杨得志到车上谈话。谈话要点如下：
下午3时到4时的谈话。
毛问谭：你们这里有没有干劲？
谭答：干劲有，但不够齐一。
毛：要经过辩论，什么也不做，搞他三天。
谭回报：今秋准备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秋季增产和明年跃进计划，进行大辩论，起码搞五天。
毛：五天多了。可以先辩论两天，到地里生产一天，再回过头来辩论一天，不经辩论，主意是你们出的，群众就不会自觉地积极起来。
谭：我们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山东跃上来了没有？
谭：跃是跃上来了，但比河南、河北兄弟省差一些。
毛：去河南开一次现场会，往返几天？
谭：一周时间。谭告，寿张县今年可以亩产双千斤，争取3000斤。
毛：去年四级干部会时你们急于收场嘛，急于将李峰暴露嘛，你们只贴了2000张大字报，贴他一万张就好了。
我到江苏去看时，他们开四级干部会，贴大字报几万张，印了十本。他们的口号是：帮省委整风。开始大家不敢讲，以后闷不住，妖魔鬼怪都出台。你们不让人家出台。
谭：现在除了赵健民的问题以外，省人民委员会以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问题已经解决。
毛：如何解决的？
谭：在机关大鸣大放，大字报揭露王卓如包庇右派，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甚到造假帐，搞两本帐，粮食紧张时隐瞒粮食不报省委。
毛：那是王卓如搞的还是赵健民搞的？
谭：地方主义头子是赵健民。
毛：他有报告没有？
谭：他领导的专案小组有一个报告。还有去年的二中全会上主席作了七条指示以后，还作了反“冒进”的报告。
毛：讲那七条时我是温和派。那时没有事实，人家不服，以后有了马鞍形，人家才服。同时，那时国际上有波匈事件，党内不宜公开分裂。
那时人们吵学生招多了，其实多招一点有何不好，不必反对嘛！那时说工人招多了，现在还是不够嘛！增加工资是多了一点，这也没多大关系。去年招生少了，到处哇哇叫，今年又不够了。南宁会议是去年八、九、十三个月跃进以后开的。问题解决得较好，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又发展了，可惜你们没参加。
谭：赵健民的报告也像潘复生那样，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
毛：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你们现在有几个书记？四个书记下台了。师哲怎么这样坏？他学的是苏联贝利亚那一套，惨无人道！
参观水稻、棉花时，毛问了很多问题，谭一一作了回答。
参观回来在车上毛又对谭说：“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但是不要对外宣传，这会使帝国主义害怕。”
这个谈话记录存山东省一个资料馆里。我回北京以后发现时间不对，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不可能在山东视察。《叶子龙回忆录》记载毛泽东“8月9日在山东农村视察”，8月13日《人民日报》上有毛泽东8月9日视察山东农村的报道和讲话摘要。但报纸上的谈话摘要中和山东省资料馆这份记录稿中的内容不同。不过，报纸上发表的中央领导人讲话和实际不同的事是常有的。可能是我把8月9日错抄成9月5日，也许9月5日毛泽东又视察了山东。看了这个谈话记录摘要，毛泽东的态度已经再明显不过了。还是要反右倾，还是要鼓干劲，要把群众的热情鼓起来，三年赶上英国，七年赶上美国，还要“引蛇出洞”鼓动人写大字报“让妖魔鬼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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