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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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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生产上的瞎指挥在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浙江省农村干部打骂农民，扣饭的情况相当普遍。一些地方农民和处境十分悲惨。平湖县新埭公社黎明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自称“小皇帝”，他和生产队长、副支书三人随意吊打、捆绑农民、不给饭吃、任意扣罚、抄家。据不完全统计，仅1959年被他们处以打、吊、跪、关、冻、扣、罚、改造、没收、抄家，不给饭吃的有91起，有的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1959年夏季社员没有口粮，他们却向上级谎报有粮食，还挨户搜查，把能吃的东西全部没收。因而饿死30多人。
温州地区永强公社1959年11月3日至10日，在群众大会上重点批判了63人。其中，被戴高帽游街的2 人，罚跪的14人，被捆打的9人，被吊的12人。该社永新大队总支书记韩某，将买卖500斤蕃薯的一个妇女戴上四顶高帽，帽上写着“套购蕃薯500斤在轮船码头上挂了牌，叫她自己敲锣，叫她女儿在一旁喊：“我母亲套购蕃薯500斤，大家不要学她样。”金化地区兰溪县游埠公社万善大队确定了24个批判对象，其中7个是富裕中农，其余是贫下中农。遂昌县西屏公社水南大队，1959年10月24日到11月1日，共开了11次斗争会，被斗争的20人当中，罚跪的16人，被打的4人，受伤的3人。这个大队10月13日在清路召开了四个生产队的斗争大会，将12个斗争对象排列跪在两条长凳上，举起双手，从开始一直跪到结束。如果手臂垂下去，民兵就遥枪托打手臂，从凳上跌下来民兵就用枪托打屁股。南山生产队毛岩林（中农），因年纪大，从凳上跌下四五次，被打后罚跪7个小时，身受重伤。这个大队干部卢某、蔡某指使生产队干部对13小队的24户社员逐户搜查，翻箱倒柜，共搜走粮食1800多斤。
浙江省的反右倾斗争也是很积极的，曾经揪出了“沙、杨、彭”反党集团。沙即沙文汉，杨即杨思一，彭即彭瑞林，都是省里的负责干部。
三、鱼米之乡的饿殍
“共产风”破坏了生产力，高征购拿走了农民的粮食。上级农民留下的口粮已经不多了，到了公社，还要层层尅扣。安吉县南湖公社，在安排口粮时，公社从11个生产队的供应数中扣留了35459斤，到余庄生产队，又扣了4800斤。
从1959年春天开始，全省各地的饥荒报告频频送到省委。1959年5月25日，中共浙江省委转发了两个材料：
《安吉等县口粮情况的调查》称：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224个食堂，已有168个停伙，占75％。全社生病的1042人，已死亡35人。建德县农村食堂吃饭人数263000多人，据5月10日统计，每人每天用粮食12两（16进位，12两即0．75斤）以下的占55％；8两（即0．5斤）以下的占11％。大同公社上马大队5月9日到11日，断粮3天。龙游县在农村食堂吃饭的共有20万零6千人。平均每人每天用粮12两以下的占70．7％，8两以下的占2．8％；海宁县澉浦公社从春耕生产开始平均每人每天只能吃到4两稀饭，许多食堂停伙，有的食堂已经散伙。
《有些地区粮食很紧张》说，省粮食厅反映：长兴县虹溪公社28个生产队有27个因断粮停伙，社员以麸皮、草籽、野菜充饥。平湖县100多个食堂每天只有大米6两（即0．375斤），91个食堂无法开饭。余姚县的横河、郎下、低塘、四明、环城五个公社口粮很紧，全县吃青3300亩。部分社员上山挖葛藤根吃。安吉县5月1日到7日全县193个生产队中，有87个生产队食堂断粮停伙。据5月上旬10天的统计，全县已死亡50多人。据南湖、安城、递铺三个公社的统计，患病者有3047人，占总人数的4．2％。嘉兴县部分生产队断粮，陶庄公社南王、火星生产队断粮。上虞县东关公社5月16日开始有6个大队62个食堂断粮。历海公社5月17日有26个生产队断粮。
在浙江省档案馆存有各地向省委的求救报告：
1959年5月25日，金华专员公署报告，据兰溪、浦江、义乌、金华、桐庐五个县统计，发生大量浮肿病人，仅兰溪县4月分就发生41135人。
1959年6月7日，嘉兴专区安吉县南湖浮肿病报告，5月10日最高发病人数为1126人，占总人口的4。86％。病情为脚部麻木，全身疲乏无力，以后发展到足背浮肿，二、三天后逐渐肿至膝部，严重的肿至大腿及腹部，甚至产生腹水。
1959年7月26日，金华专署卫生科报告，建德县浮肿病人大量发生。
1959年8月4日，景县卫生科报告，据对四个重点村调查了338人，其中有176人有浮肿病，有病者占调查人总数的52。07％。
1959年8月9日24时，瑞安县人民委员会电报称：我县南田、学口、大学、珊溪、黄坦王壶等公社，浮肿病大量发生。仅据南田、学口、大学、珊溪四个公社不完全统计，已有4800例。
1959年8月18日，温州专区《卫生工作简报》称，近来，瑞安、景宁、平阳等县发生大量浮肿病，其中瑞安县8月24日统计，就有10985人。
1960年3月30日，黄岩县报告，全县有浮肿病人2263人，死亡4人。主要发生在新桥、三甲、全清天个公社13个生产队。
1960年5月20日，吴兴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关于浮肿病的通报》称，从4月上旬以来，我县开始发现浮肿病人，据6个公社上报数统计，共有1072名病人。
1960年6月4日嘉兴县卫生局《浮肿病防治工作总结》中说，据1－5月份统计，浮肿病发生人数为11873人。
除浮肿病以外，浙江省农村还发生了大量的“肠原性青紫病”。病人口唇等粘膜及四肢末端有青紫状，卫生单位认为，这是由于大量以青菜代食，引起亚硝酸盐中毒，使正常的血红蛋白变成了高铁血红蛋白。1958年到1959年均有发生，1960年突然升高。1960年3月1日以来，全省27个县市的188个人民公社的不完全统计，发病人数有11762人，死亡365人。其中金华地区最为严重，发病的有11个县79个公社，病人6809人，死亡233人。这个专区的兰溪县8个公社中就有7个公社发病3869人，死亡131人。发病和死亡的多是15岁以下儿童。另据兰溪县游埠公社调查，全社76个生产队有68个生产队发现病人，从3月2日到24日，18天当中，共发现1120例（不包括再发病人），死亡多人。
没有粮食，各级政府号召农民吃代食品。组织农民上山、下海，大搞代食品。安吉县青山公社大里生产队1960年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又多卖了3万多斤粮食。就“书记动手，干部带头，老农为师，大搞群众运动，十天挖掘代食品原料92000多斤”。葛藤、郎鸡根、野荢麻根、金刚剌都成了很好的食品。1961年12月，江山县搞了番薯藤叶、橡子等代食品二万二千五百多担。
1960年5月10日，林乎加在黄岩召开的“全省改造落后队现场会”上讲到，落后队有几个特征，这就是；病、饿、流、荒、坏、官。病：根据系统29个县的极不完全统计，从3月1日到4月底，生浮肿病的有72600多人，死亡270多人。流：是指人口外流逃荒。荒：是指土地荒芜。坏：是指坏干部当道。官：是指官僚主义。所谓落后队，并不是个别的，据路桥镇调查，占生产大队总数35。5％。林乎加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反动势力复辟”，归罪于“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统治势力还没有摧毁”。他的这一看法和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看法相似。不过，林乎加这种法比毛泽东早了半年多。
虽然有饥荒，但浙江省还算比较轻的省份，饿死有的不算太多。浙江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呢？我们还是用浙江省的人口统计资料作些研究。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中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19591961年的三年中，历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3。85万、6。68万和1。37万，合计为11。9万。另外，根据同书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进行研究，可知三年中的少生人口约为113。14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的数据，用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的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结果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0。77万人，少出生105。17万人。大饥荒对浙江人口的影响为二者之和，即116万人。
四、炉头生产大队：从丰足到饥荒
浙江省衢县石梁公社炉头生产大队原来是万田乡的一个自然村，距离县城只有几公里，人均耕地1。4亩，高于平均水平。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耕作方便，是一个富煦丰足之地。1953年这里有两个互助组，1954年，两个互助组发展为两个初级农业社。1955年，这两个初级社在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之后，平均每人口粮650斤，每个劳动日分红1。2元以上（不包括土地分红和家庭副业收入）。
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地方，从1956年以后，很快进入贫困，进入饥荒，而且出现了饿死人的悲剧。
问题是从1956年成立高级社开始的。当时，这两个初级社和万田乡的其它12个初级社合并为1116户的高级社（一乡一社），称为胜利高级社。开始，炉头的农民认为自己的收水平较高，与其它初级社合并要吃亏，不愿意合并。但上级领导认为“合作社愈大愈优越”，逼炉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们在炉头河滩上筑了一道防洪坝，故意在炉头方向留了一个缺口，威胁炉头：“不参加大社，管叫炉头村变成炉头滩！”炉头被迫参加大社以后，就来了一个土地大调整，上百亩好的水田被调出。在年终分配时搞“穷富拉平”，炉头农民的收入比往年下降了不少。农民说：“泥鳅黄鳝一样长，多产不多吃，多做不多分，还有什么劲头搞生产！”
面对社员生产积极因素不断下降情况，高级社的领导人不分析原因，不纠正平均主义的错误，却期望用高压的手段来提高生产积极性。1957年整风之后，他们制定了《胜利高级社劳动纪律》，规定多大年龄的人必须做多少工分，只能超过，不能短少。要服从领导，听众指挥，农活不合干部标准的一律返工。不经组长或队长批准，不得外出。违反劳动纪律、不服从分配的要罚款或扣除口粮。从此，干部不仅掌握了社员的劳动权，还控制了社员的吃饭权。
1958年8月，县委又在这里重点试办“共产主义公社”，又把周围的5个高级社合并了进来，组成了一个1639户，长12里、宽7里的大核算单位。10月，又成立了更大的石梁人民公社，原来的“共产主义公社”成了石梁公社的万田生产大队。这一年自留地归公了，社员家庭饲养的猪、蜜蜂等都归公了，做饭的锅收去大炼钢铁了，灶拆去做了肥料。劳动力大调动，土地大调动，农具大调动，房屋大调动，社员说，这一年是真正的“共产年”。主要劳动力都调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当时还大搞“吃饭不要钱”，其它生产队来吃，小学生来吃，中学生来吃，过路人来吃，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3月，整整吃了五个月。
1959年上半年，传达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听说自留地可以退回了，可以私人养猪了，社员很高兴，有的真的养了猪。可是到了12月，管理区（在公社和大队间的一个管理层次）大搞千头养猪场，把社员新养的50多头猪全收走了。群众说：“共产党是上半年骗，下半年变”。
为了达到公社下达的出勤率指标，大队干部把社员都赶下田，让食堂把粥桶抬到田头，不管男女老幼，都到田头吃饭。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瞎子也得到田头才能吃到饭。在田间的人必须通宵达旦地干，下雨也不能回家。干部守在路上，见谁回家就打，连喂奶的妇女也不准回家，孩子在家里哭，妈妈在田头哭。对于不听话的社员轻则骂、扣饭，重则吊打，每次开会，迟到的人不管老小，都要罚跪。管理区私设的监狱，先后关押了200多人。
1960年，管理区提出落早秧、插小秧，因为气温低，不是谷种烂了就是秧苗烂了，烂了补，补了烂，一直到七月只好搞直播，还是荒了100多亩田。仅这一项炉头就损失稻谷两万多斤。原来炉头的100多亩番薯是种在村西的桥头山上，那里的土质适宜番薯生长，管理区为了成片种植，硬让炉头把番薯种在东面的白塔山上，结果没有收成，损失了三万多斤番薯。管理区要求密植，还规定株距为5×2，社员觉得太密，就改成6×2，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发现社员没听他的话，就一把抓住正在插秧的社员的头发，狠狠地将他按在水田里，命令大家把秧拔起来重插。如果上级干部来检查工作，不但要集中欢迎，还要把大路上的野草拔干净。1960年双季稻收割时，公社书记来检查，管理区就从炉头抽180个劳动力去蒋家滩二里长的大路上拔草，误了收割，损失粮食15000多斤。
共产风，瞎指挥，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但是，大队上报的产量数却是连年上升。1959年，炉头大队产量实有34万斤，比“三包”产量53万斤少了40％，大队上报的“核实产量”却是72万斤。年终分配时，为了掩盖谎言，让会计专门做了一个“超产粮”分配方案，把虚报的数字分配到每户的帐上，作为社员口粮。1959年，全大队需要口粮265800斤，种子33700斤，只能卖粮51300斤，由于浮夸，一下子卖出了127675斤，还上交储备粮5700多斤，支援其它大队数千斤。到了1960年2月开始，连续三个月断粮。7月夏收后，公社命令大搞春收入库，大队集中全部劳动力，连夜收割，脱粒，连夜挑送粮库，社员得不到粮食，以致秋收后又断粮20多天。在断粮期间，只有下田的劳动力每天4两米（相当于0。25斤），其余的人粒米不给。只能以树皮、野草、树叶充饥。因此，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不少人活活饿死。贫农邵根福的妻子临死时还挣扎着用筷子刮着空碗，说：“给我吃点饭呀！”贫农邵双土27岁的妻子因为把萝卜省给男人和孩子吃，自己生浮肿病死了。贫农邵石侬饿死了，他的妻子得了浮肿病，一个4岁的孩子得了干瘦病，双脚瘫痪了。邵石侬饿死时，有人告诉大队长周某，周却说：“人多了要吃饭，多死几个就好了。”贫农邵渭才，原来是初级社社长，夫妻二人1958年和1960年先后死亡，只留下4个孤儿。
经过几年的折腾，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年全大队产量361363斤，1960年只有298317斤。社员的平均口粮由1955年的650斤，降到1960年的数57斤。
五、富裕路桥镇的昔日
2001年10月底，中国改革研究会在台州召开年会。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这里的工厂和商场。在飞跃缝纫机厂，参观者啧啧称赞这里的设备和管理，我用手摸一摸车间的油漆地面，手面一尘不染。我做了20多年的工业记者，到过的工厂少说也有上千家，像这样先进的工厂是很少见的。这是小修鞋匠出身的邱继宝创建的飞跃集团的一部分。2000年飞跃集团销售额达15。13亿元，飞跃牌缝纫机60％外销，出口到国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16个国家设有17个销售公司。我们还参观了星星电器集团，这家公司2000年销售额达13。1亿元。在路桥小商品市场，市场的规模和商品的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参观完了以后，我们在路桥大街边等车，看到宽阔的街道和繁华的商业，大家对这里的富裕和发达赞叹不已。
谁也不会想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曾是饿殍遍地。可见制度稍有松动，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有所放松，同一个地方的面貌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路桥镇公社共辖31个大队。据1961年省委工作组调查其中，洪洋、张李、方林、杨家、应家、李家、上马、古岙等11个大队是落后队，占大队总数的35。5％。有章杨、永跃、龙头王、河西、下保、蔡宇等九个大队是先进队，占大队总数的29％。剩下11个是一般队，占大队总数的35。5％。这11个队是：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风、洋洪、洋叶、洋张、竞争、肖谢、肖王、洋官。
落后队的特点是，生产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社员生活十分困难，饿、病、逃、死、荒的情况非常严重。一般队的生产下降幅度比前一种小一些，社员生活没有前一种困难，但也有外流和非正常死亡情况。如戴家大队，1960年和1958年比较，粮食产量下降15。3％，总收入下降了8。5％，发生了22人非正常死亡。有30多名社员被大队长吊打过，22名社员被扣过饭。先进生产队粮食产量下降10％以下。其中全镇最好的尖子大队是章杨大队，虽然也吃不饱，但用粮有计划，瓜菜多，全队只有6个浮肿病人和8个妇女闭经。没有发现非正常死亡。先进队不是没有问题。章杨大队自1959年以来，集体的粮食和钱款大量被盗，一直没有查出，群众认为大队干部、食堂主任、会计、粮管人员嫌疑最大。
落后队社员的生活十分悲惨。如方林大队，1960年全年人均收入只有14。9元，口粮只有255斤。倒挂户（即劳动了一年还欠集体的钱）占总户数的96％，平均每户倒挂76元。两年来，全大队只出生了12个小孩，死亡人数却有60多人。仅1960年就死了46人，其中31人是非正常死亡（浮肿病死亡17人，干瘦病死亡14人）。社员变卖财产相当普遍。卖得少量的钱到路桥镇上买菜维持全家生命。两年来，社员卖掉20间房屋全部拆了，有9间房屋拆了一半，有96间房屋拆了一部分，还出卖了大量的棉絮、棉衣、家具。
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生产队的饥荒严重程度不一样呢？调查者将路桥镇最好的队章杨大队，和落后队利丰大队进行了比较。这两个大队相隔一里多，都是平原水稻地区，自然条件和原来的基础差不多。为什么在饥荒程度上出现了差别呢？
“共产风”刮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1958年刮了一阵“共产风”，1959年在传达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对“一平二调”拿走的东西还进行了部分退赔，以后再没刮“共产风”。利丰大队从1958年开始，“共产风”一直刮到1960年，刮走了大量的物资和劳动力，社员的自留地也是“三擒四放”。两个大队在1958年都实行了“供给制”（实际只在粮食方面），但1959年以后，章杨大队，减少了供给制的比例，而利丰大队供给制的比重一直比较大，自从办公社以后就取消了评工记分制度。
生产小队的稳定程度不一样。自1958年以来，章杨大队对其所属的生产队没有进行调整，生产队的人员、组织和生产资料比较稳定。而利丰大队对其生产小队两年变动六次。每次变动，都把土地、耕牛、农具、劳动力打乱平分，因此人心不定，耕牛、农具损失很大。
生产上瞎指挥的严重程度不同。路桥公社对这两个大队都有瞎指挥。但章杨大队的社员采取了一些变相抵制的手段。大队干部对于社员的抵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利丰大队的干部执行公社指挥很坚决，社员无法抵制，因而损失很大。
浮夸风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上报生产进度、劳动力出勤率、施肥数量、估计产量方面也搞浮夸，但在上报分配粮食产量、接受粮食征购任务时，尽可能讨价还价，浮夸的比重要小一些。而利丰大队浮夸严重。1957年粮食减产8％，却上报增产10％，1958年亩产810斤，上报1440斤，1959年亩产650斤，上报1019斤。1959年粮食减产7万多斤，征购任务却增加了16万多斤。
这两个大队的干部都有多吃多占和贪污行为。
由于以上种种不同，这两个在队的社员的遭遇大不相同。章杨大队虽然也有饥饿，但只有少数的患浮肿等营养不良的疾病，没有饿死人。利丰大队的社员就很悲惨。
1960年和1956年相比，利丰大队粮食亩产量下降下32％，总产量下降了31％。社员每户收入下降了68％，社员口粮标准下降了31％。据1960年4月调查，有189人患病，占总人口的26％，其中患浮肿病的50人，干瘦病的28人，青壮年妇女闭经的32人，子宫下垂的36人，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的13人。两年内死亡88人，占总人口的12。5％，其中非正常死亡的75人。两年内出生的只有24人。由于无法生活，有夫之妇带着孩子改嫁的12户（不办离婚手续），把子女送人的8户，结婚的只有一户（大队保管员，有贪污行为）。
1958年以后的两年内，被干部吊打的社员有28人，被拧耳朵的有175人，罚工分、扣饭票的有192户。1960年1月，社员陈开林看到干部大吃大喝，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王某带几个人半夜敲开陈开林的门，把陈拉出去，让他脱去上衣光膀子去化“跃进灰”（用稻草烧泥块作灰肥），陈不去。就拉到大队办公室，说要送管理区，陈开林的妻子坚持要夫妻子女一同去，干部没有办法，骂了一顿才罢休。1960年7月，13岁的男孩林应彩钓了两斤黄鳝，大队长王某全部拿走自己吃了。林应彩到黄岩城里讨饭，被王碰见，说是“给利丰大队丢面子”，当场打了两个耳光，并把林带回来，用伞柄打了一路。带回后又把林吊在梁上和绑在椅子上两个小时。1960年10月，社员陈小友偷吃了几块番薯，全家被扣了17天口粮，陈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带着5岁的儿子外出讨饭，下落不明。
这个大队从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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