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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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所有制带来的问题更多。全县统一核算，统收统支。劳动力和物资全县统一调配，造成了全县的“一平二调”。开始，县里不考虑资金能力，办起了30家工厂、1348个小型企业、11所大学，文工团、剧团、医院也一哄而上。后来由于资金跟不上纷纷垮台。
在“扫除私有观念”的口号下，有些村庄将鸡、猪、树木全部归公，把社员家里的锅砸了炼铁，户户不冒烟，全去吃食堂。为了加快消灭私有制的步伐，连箱箱柜柜都归了公，社员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它都归公了。”农民修建的房屋准备随时拆除，公社将修建若干个居民点。在很短时间内，全县就有32000多所房子被拆除。除了大寺各庄盖起了39栋300个居室外观美丽、质量很差的楼房以外，其它地方基本无力建房。有的社员连过冬的房子也没有。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劳动纪律化”造成了瞎指和强迫命令。县委书记张国忠要求每亩山药必须达到5万棵以上，达不到者受惩罚。有的社员觉得这样太密，又不敢抵制，只好在地头密植，在地中间按正常密度种植。被张国忠发现后，五个小队长被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送到监狱劳动改造。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3个月就死了。1958年8月和10月，张国忠搞了两次捕人高潮，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期完成。1958年，全县共捕4643人，其中，一些人死在劳改队里。
到徐水来参观的人多，中央机关到这里来参加劳动的人也多。到这里来参加劳动的干部发现了这些问题。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到里来劳动的干部将所见所闻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
1958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是纠正大跃进的偏差的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前，毛泽东就看到了徐水问题的报告。在郑州会议上，毛多次批评徐水。11月10日，郑州会议结束，毛泽东拿起《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看了又看，最后批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批完后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从此，徐水的报道很快在报刊上销声匿迹。
目光转向安国县
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徐水转向了安国。8月间，毛泽东到河北视察时，曾听取过安国的汇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国县1956年就建立了“集体农庄”，并且提出了“一年建成千斤县”的口号，制定了一系列高指标。后来在“反冒进”中有所收敛。1958年听了南宁会议传达之后，又提出了更高的指标。在传达贯彻中央八大二次会议的传达以后，6月30日，召开了5万人参加的“保旗夺旗”大会，强调“有了跃进的思想，才有跃进的奇迹”，把农业生产指标再次提高。“粮食亩产1500斤，争取2000斤，皮棉200斤”。7月，河北省委、地委先后制定了工农业“元帅”、“卫星”标准，安国县为争夺“元帅县”，将指标第四次提高到平均亩产3000斤，高出省定的“元帅县”指标1000斤。8月5日，毛泽东视察了安国县，涞水县不服气，送来了竞赛协议书。于是，安国县又第五次提高指标，将粮食平均亩产定为4500斤，棉花亩产定为400斤，争取450斤。6月30日，安国县宣布：首创小麦亩产突破5000斤。各地慕名而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11月，安国县上报了亩产3361斤的特大喜讯，比实际亩产330斤高出10倍以上。为了强迫社员和某些不同意见的基层干部顺从，对一些社员和干部进行体罚和人格侮辱。有29％的公社脱产干部有过体罚的行为。安国县还总结出一套“先务虚，后务实”的经验，用狠抓阶级斗争的办法，对不同意见的社员和干部，轻则辩论（即批判），重则体罚。
对这样一个比徐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县，毛泽东只知其表面，不知其底细。他轻听了某些汇报，就下结论说：“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
二、闹剧不只发生在徐水
有了徐水这面旗帜，有了毛泽东的亲自鼓动，河北省其它地方也像徐水一样，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肆虐一时，农民深受其害。
大跃进　大跃退　大破坏　
衡水县大搞“红旗粮海”、“红旗棉海”，“红旗公路”等样子工程，劳民伤财，破坏了生产。仅“红旗棉海”就有42万亩，涉及到8个公社404个生产队。大营公社划入“棉海”的旱地也要作畦，修垅沟就浪费了800亩地、8400多个工。这个公社的10800亩不宜种棉的地也划在“棉海”内，结果每亩只收30斤籽棉。“红旗粮海”总面积40万亩，在公路两倒，供人参观。修红旗大街、新农村，共拆民房111户、603间，用工6万多。为了迎接参观团，调集猪羊1200多只，结果死亡95％。修衡南灌渠造成213名民工死亡。
地处内蒙高原南端的张北县，平均海拔1500多米，是高寒地带，土壤贫瘠，气候干燥。在大跃进以前，平均亩产粮食100斤左右。在全国“放卫星”高潮的鼓动下，这个县提出了“实现亩产400斤，争当粮食元帅县”的口号。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县委就组织“大辩论”，“插红旗，拔白旗”，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张文光等三位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有不同看法，在一起议论过，就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新来的县委书记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海流图公社副书记因为胆小不敢放“卫星”，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时到处贴满了这样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天冷冷不住决心，地冻冻不住恒心”、“苦干硬干拼命干，严冬寒春变夏天”。为了提高土地肥力，以实现“元帅县”的目标，狗打死了，猫杀掉了，抓蛤蟆、捞蝌蚪、逮草鱼，把这些煮成汤倒到地里。还将44000斤食用麻油和牛奶施在试验田里。农民的菜缸、水缸都被收去当尿缸，衣柜衣箱则成为运送肥料的工具。但是，这些努力也没能实现亩产400斤的目标。然而，全县还是放出了亩产莜麦3012斤，亩产马铃薯24000斤、亩产小麦1176斤的“卫星”。还上报粮食总产量达4亿零735斤，人均占有粮食1770斤。
河北省各地的瞎指挥比徐水持续时间长，不仅在1958年搞瞎指挥，1959年和1960年还继续搞瞎指挥。省里不顾河北不少地方缺水的现实，强行扩大水稻种植面积。1958年完成水稻插秧面积586万亩，实际收获面积只有313万亩，废弃面积占46。6％。1959年计划插秧450万亩，完成290万亩，实际收获面积只有257万亩，废弃面积占11％。1960年计划插秧500万亩，完成290万亩，收获不到200万亩。1960年，沧县按上级分配的计划在运河东种了60万亩水稻，用了760万斤稻种。由于水源不足，收获面积只有12万亩，收获稻谷120万斤，不到稻种的六分之一。大搞“丰产方”运动是河北省的创造。所谓“丰产方”就是把一块地四周挖深沟，把土铲上去，形成一个一个的平顶金字塔。在平顶金字塔顶和塔坡上种粮食。据说这样做可以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958年搞了大面积的“丰产方”，1959年冬和1960年春省里提出“无地不成方”的口号，省农业厅在唐县召开了现场会，组织各地干部参观30万亩小麦丰产方和8万亩甘薯丰产方。1960年，省里提出种甘薯计划1500万亩，后又增加了1700万亩、2200万亩，最后定为2000万亩。可是下面都是按1959年栽薯面积留的种、准备的地（1959年种1800万亩），劳动力又不足，难以落实省里的计划。有的地方就用“听不听党的话”、“对党是否忠诚”的政治压力来推动种薯。造成了春薯夏种、洼地栽薯、拔了玉米、豆类栽薯的现象。有的地方到7月底、8月初还在栽薯。玉田县城关公社马头山大队只有350亩的薯种，而上级下达了1500亩的任务，结果荒地1200亩。1958年，上级分配沧县张辛庄种水稻2000亩，由于没有水，只种了130亩，社员背着上级把剩下的地种了玉米、高梁。公社管理区书记得知后，让社员把种好的苗儿拔出来，社员没全听他的话，秋后玉米丰收了，这位书记说：“不听上级的话，多打粮食也不光彩。”还从这个村无偿调走粮食10多万斤。队里交粮不痛快，公社以反“瞒产私分”的名义，来了个大清剿，翻走粮食4000多斤，“辩论”了干部，撤了队长的职。
共产风和瞎指挥，使得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然，这种破坏早就在农业集体化时就开始了。河北省的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可以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50年到1952年发展最快。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积极性空前发挥；第二个阶段，1953年到1957年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资料由农民家庭所有变为集体所有，影响农民的积极性；第三阶段，1958年到1961年，由于共产风和瞎指挥，生产大幅度下降。河北省档案馆存有一份省农业厅工作组1962年7月1日向省委提交的一份调查材料，名为《沧州地区10个生产大队农业现状调查的综合情况》，调查人员选择的10个大队是：沧县马落坡公社的前李宅、孟庄子、张辛庄；献县陌南公社的新北峰、豆三町、杏元；宁津县杜集公社的大苏；肃宁县付佐公社西甘河；交河县于里王公社的后赵和庆云县城关公社的冯家。自然条件和管理上兼顾了上、中、下三等，因而这10个大队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个材料对上述三个时期有比较详尽的描述：
1950年到1952年，三年共生产粮食1784。36万斤，平均年产574。78万斤。粮食产量三年平均递增14。3％。1952年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683斤，每人平均口粮416斤。
1953年到1957年，五年共生产粮食2378。74万斤。平均年产粮食476。15万斤。年产粮食比上一个时期下降了17。2％。1955年是收成最好的一年，但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由1952年的683斤下降到609斤，减少了74斤。
1958年到1961年，四年共生产粮食1354。78万斤，平均年产338。69万斤，比第一个时期下降了41。4％，比第二个时期下降了28。9％。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1958年为421斤，1959年为492斤，1960年为269斤，1961年为238斤。1961年的人均社会占有粮食和1952年。1957年比较，分别减少了65。2％和56。4％。
西甘河大队是一个条件较好的生产队，第三个时期比第一个时期还是增产的。1952年粮食总产量22万斤，国家征收1。6万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30万斤，国家征收9。3万斤。由于人口增加，社员口粮由1952年的370斤减少到1959年的280斤，而且1959年的口粮中有一半以上是甘薯。
表11－11957－1961年河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82．00 201．00 181．00 146．50 131．97 　　　
　 贸易 158．26 174．78 157．39 127．39 114．76 　　　
征购 43．11 64．36 71．54 31．51 32．51 　　　
销售 52．80 64．01 66．06 43．62 36．98 　　　
净拥有 167．95 174．43 151．91 139．50 119．23 　　　
总人口（万人） 3670．1 3732．3 3791．3 3779．2 2795．0 　　　
人均净拥有（斤） 457。62 467．35 400。68 369。13 426。58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河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表11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净拥有为467。35斤，其中口粮大约有327。15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31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河北创造了开“吃饭大会”的经验
河北省提出的粮食产量计划一直是很高的，年年不能兑现，研究粮食产量指标时，多是算如意账，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又多次变动加码。全省粮食产量计划：1958年，从上年10月提出208亿斤，夏收后又提高到300亿斤，将要秋收时又提出保证450亿斤、争取500亿斤，一年之内计划指标变了8次。按最后确定的450亿斤的计划算，比1957年的195亿斤增长了1。3倍。最后确定1958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240亿斤。1959年的粮食产量计划先后变动7次。最高曾设想1000亿斤，下达600亿斤，5月间修改为348。6亿斤，而实际产量只有214亿斤。1960年全省粮食计划产量为320亿斤，实际产量只有165亿斤。表111中列出的粮食部统计的河北省的粮食实际产量数比河北省农业厅的数字还要低。
1958年河北风调雨顺，庄稼长得很好，当时估产总产量450亿斤。由于上报的产量高，国家的征指标也相应提高，再加上几个月的大吃大喝，秋收粗糙，浪费了不少粮食。到了1958年12月份，一些地方就出现短粮现象。到了1959年初春，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省委还认定农村有粮食，说缺粮的呼声是生产队“瞒产私分”造成的。不顾农民饥饿的状况，省委继续提出了1959年的高指标。1959年3月14日，河北省委和省人委联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送的《关于召开1959年农产品购销合同会议的报告》提出：“粮食产量由去年的400亿斤增加到600亿斤，争取800亿斤。”征购指标是：“中央确定我省今年收购86。7亿斤到102。1亿斤（包括大豆）。”“如果我们能实现收购86。7亿斤的计划，1959－1960年度，我省就可以大部或全部包下天津的粮食供应。”当时天津还不是中央直辖市，属河北省管辖。
共产主义风刮得最凶的徐水县和它周围，1958年开始就出现了大批死人的情况。1959年1月，徐水县有2447个浮肿病人，死亡262人。徐水县容城公社浮肿病人死亡了23％，经过检查的20个病人中，有3户缺锅，两户没有热炕。涿县方官乡祈黄于池村从1958年4月到12月共死亡57人，占该村人口的9。6％。毛泽东表扬的安国县严重缺粮。这个县伍仁公社伍仁大队原估产（县城确定征购和分配的产量）亩产405斤，总产38万斤，但拿到手的产量只有28万斤，比估产少10万斤。应给农民留10万斤口粮，只留给4万斤。
1959年4月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省委不得不承认粮食不足。但还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估计粮食总产量380亿斤左右，比1957年增加将近一倍。近几个月来，我们对总产量进一步核实了一下。大家认为，增产一倍的估计是高了一些，但总产量达300亿斤以上，比1957年增产50％以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饥饿的现实超过了省委的估计。1959年3月，黄骅、任邱、静海、沧县、武清等县缺粮人口达80％以上。邯郸地区的7969个生产队，缺粮的就有6650个生产队，占83。4％。农民每天只能吃到半斤粮食（其中主要是薯干），农民不得不以树皮、野菜充饥。永年县农民因吃野草（苍耳子芽）造成127人中毒，16人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省委不得不放弃“包下天津”的大话，“请中央再次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按时按量完成调入我省的粮食计划。”
此时，中共中央对1958年的错误作法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河北省执行了这些措施，情况有所缓和。但是，在1959年秋的反右倾运动中，河北省全省脱产的党员干部中，有5802人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帽子。省委候补委员、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省委委员、承德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等在庐山会议结束不久，就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省八个地、市委中，有三个地、市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右倾把1959年春天短暂的纠偏措施当作右倾罪证进行全面清算，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又点了一把火，言路更加堵塞，“五风”更加泛滥。生产力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但是，1960年的粮食征购任务反而增加。
当时河北省农民口粮人均五两左右，而且其中70％以上的甘薯（5斤甘薯折一斤粮食）。由于吃甘薯过多，蛋白质含量低。因此，1960年出现了大面积浮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提高。
1960年1月5日，粮食部在西安召开的北方14省安排人民生活经验交流座谈会上，河北省代表发言说，河北省委大抓“三宝”：一是增量法做饭；二是粮菜混吃；三是抓代食品。1960年11月26日，中央转发河北省委批转的《保定市委关于发动群众开好吃饭大会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说：“所有灾区和非灾区都可以参考这个经验进行试点，取得当地直接经验后推广。”保定的报告称：吃饭大会是为了贯彻“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吃饭大会的经验是五个字：一曰管，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必须当管理员，从按人头称米称菜，到加工做饭，售饭收票，一直到结算公布，都必须亲自参加；二曰作，要发动所有干部都当炊事员，参加搞增量做饭，制淀粉；三曰吃；四曰算，算这一顿饭吃了多少粮，每人平均多少，一天多少即够；五曰安，按照三季度每天的用粮标准，计算清今后需用粮食数，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安排生活。
代食品能解决多大问题？1960年12月4日是个星期天，张家口市委领导人亲自出马，组织4万多人到山川采集种种野生杂物。不到十天，仅张家口市区就有50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山坡上长的，平川里埋的，水底里游的，全部采集了回来，共获得战利品5500多万斤。代食品缓解粮食不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代食品做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即可燃烧。在宣化西望山召开所谓“吃饭大会”时，时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的胡开明主持了这次会。他的司机吃了两个代食品的窝窝头。那还是拿到会上的展品，在代食品中属“优质品”，散会后刚刚把车子开到公路，他就觉得肚子里沉堕堕的，疼得像刀绞一样，汗水直往下流。胡开明看他这样，就让他停车。他怕耽误书记的工作，坚持开回市委大院。一开车门，便“哇”地吐了一地。门诊医生说，亏了车子颠簸，把这些东西吐了。要是留在肚子里非出大病为可。吃代食品的农民病号日益增加，最常见的是肠梗阻。食物中毒也经常发生。
“吃饭大会”不能止饿
1960年2月1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写道：“到今年2月15日，全省有49个县、239个公社、5600多个村（约占10％的村），发现浮肿病人59000名，已病故450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只玉田、宝坻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19000多名……绝大多数病人是脚部、下肢浮肿，少数已发展到面部、上肢和全身。患这种病的，50岁以上的老人占50％，壮年占30％，青年儿童占20％左右。”　
实际情况比省委向中央汇报的严重得多。河北省监委1960年1月26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反映：据省委农村整风办公室派往磁县的检查工作的同志汇报，双庙公社南开河生产队有三个食堂，三个自炊户，都是以干菜为主食。第四食堂是两锅饭，一个小锅中菜少一点粮多一点，这是管理区和县工作组干部吃的，社员那一锅基本是干菜。有的干菜已经吃完，就逃荒、要饭，把孩子送给人家。北白道村半个月就死了十个人。王家店有34人得重病，卧床不起，生产队已经停止了生产，而公社和县领导都认为这个村的口粮已经留足。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高估了秋季粮食产量，公社和县领导机关夸大了瞒产私分和群众偷秋的情况，认为群众中存粮很多。南开河生产队1959年共播种粮食6018亩，亩产平均292斤，公社党委按平均亩产445斤计算，向队里分配了粮食征购任务。为了使账面平衡，说社员偷秋96。34万斤（平均每户近千斤），把这个数字算作口粮分配到户。社员气愤地说：“政府不给粮食，我们还落了个偷！”其它村庄也有这种情况。县里和公社派出了700多名干部到村安排生活，都看到农民挨饿，但没有一个人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南开河管理区的李书记说：“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就是不敢说，现在正反右倾呢！”
饿死人的现实使得河北省委对粮食问题的态度比前两年冷静得多。1960年10月18日，省委向中央报送的《河北省委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搞好粮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报告》中，对粮食产量“全年估产数字是170亿斤多一点，也可能达到175亿斤。”“在正常情况下，全省粮食消费量为190亿至205亿斤。由于今年灾害重，收的少，我们决心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过日子，按170亿斤安排生活。”
1960年是河北省饥荒最严重的一年。12月17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报送的《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浮肿病情况的简报》中写道：“自从今年1月到11月底，全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