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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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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广西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0。3156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当场宣布开除崖日坚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轮流斗争后还不给饭吃。在一次斗争后，这位身强力壮的三十多岁农村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死去44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这个县的反瞒产私分是以反右倾的政治斗争形式开展的。在会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产量最高的生产队为标兵，要其它生产队向这个队看齐，达不到的就算瞒产私分，就要挨批受斗。让报得多的生产队干部去批判报得少的生产队干部，在批判时，不愿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粮食的就要送去“小劳改”，不给饭吃。在县委书记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竟逼死13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几个不要紧。”
面对群众的灾难，有良知的人冒着危险为民请命。1959年3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以环江县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要求上级到环江调查。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令分安机关拍成照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谭被查获后，在全县轮流批斗，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为了掩盖死人真相，洪华给邮局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有的环江籍战士回家探亲，见家人饿死，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调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情况被封锁，得不到外界救助，饥荒愈演愈烈，因饥饿造成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下垂等病人不断增多。在1959年到1960年间，环江县到底死了多少人？没有人作过统计。1954年环江县人口15。7万人（人口普查人数），1959年全县人口已增至17万，而到1962年，全县人口只有12万人（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粗算起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这一。另有一种分析是环江县当时死亡5万人。1959年到1960年死亡率是：城关公社陈双大队为26％，付点公社中山大队为46。57％，驯乐公社康宁大队为45。5％。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全部死绝了。据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分析，其中饿死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有82人，当场斗死的有15人，开枪打死的5人。全家死绝的5户。
后来，广西区党委觉察出环江县的问题，1960年3月，派出一个检查团到环江调查。洪华等极力封锁情况，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洪华指摘调查组“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年轻人无知，生活在城里，很少下乡，下来专找死人的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
县委副书记韦某腰挂手枪，威胁反映情况的人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检查组工作困难重重，检查工作无法进行。后来因环江县情况越来越严重，饿死人无法掩盖，广西自治区党政领导亲自到环江，调查工作才得以进行。
经调查团调查，环江县大量饿死人的事实被认定。1960年6月，县委书记洪华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1960年冬，在整风整社（有的地方称民主革命补课）中，被揪回环江县批斗。1960年3月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宣布开除洪华的党籍，并逮捕法办。后被判有期徒刑5年。1980年，洪华被平反。
4，中宁事件
宁夏中宁县是个小县，1958年人口只有11万，当时属甘肃省银川专员公署。1959年冬到1960年春，在全县范围内发生了因饥饿而死亡、浮肿和外逃的惨痛事件。据官方公开披露的资料，全县死亡1801人，浮肿2605人，外逃8518人。和其它地方的饥荒相比，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为什么死亡人口这么少却成为向中共中央和全国通报的“中宁事件”？我们只能对这个数字存疑。
问题还是发生在粮食方面。1957年，银川专员公署下达粮食产量计划为8553万斤，12月，在批判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的“右派反党罪行”时，中宁县委书记齐丕文称1957年粮食产量达9000万斤。县长贺锦绣提出异议，被当成右倾受到批判。实际上，1957年粮食产量只有6948万斤，完成征购任务2144万斤，占实际产量的30。8％。
1958年原定粮食计划指标为1。1亿斤，传达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的大会上，改为1。6亿斤。会上再一次批判了县长贺锦绣，并被调离，由齐丕文一人兼县委书记和县长。接着，中宁又放了两个“高产卫星”，秋收还没有结束，就上报粮食总产量达1。68亿斤。中宁县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县，齐丕文进京出席了全国农业先进代表会。实际上，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7736万斤，完成征购任务3126万斤，占总产量的40。4％。
1959年1月，全县三届二次党代会的报告中说，1958年粮食总产已达1。8亿斤，1959年要达到3。8亿－4亿斤。最后确定粮食产量计划为2。896亿斤，征购任务为7130万斤。由于偏离实际太远，7月，将两个指标下调为1。1526亿斤和4300万斤。11月中旬，自治区召开六级干部会，齐丕文率队参加。会上借反右倾运动的政治压力，强行落实粮食征购任务。渠口公社渠口大队总支书记汪金山反映粮食估产过高，征购任务难以完成。还说不少社已外出逃荒。汪受到批判，上级还给中宁县增加了105亿斤的征购任务。 12月2日到29日，县里召开五级干部会，采取追、压、斗等手段，让参加会议的社队干部交待“瞒产私分”的粮食数字。在五级干部会上。逼迫全县社队干部承认瞒产私分粮食2800万斤，让他们保证1960年春耕期间不缺口粮，不缺种子，不缺饲料。齐丕文在会上说：“种子、口粮不要考虑，先完成征购任务再说。将来没有吃的最多发生两个问题，一是造反，二是逃荒。不要怕造反，我们有的是解放军。”还威胁说：“谁完不成任务，是党员的先开除党籍再逮捕。” 12月12日，渠口公社党委副书记陈钰被逼自杀身亡。陈钰死后，全家老小成了“反革命家属”，逃到内蒙古以乞讨为生。
1960年3月，县委干部苏忠深随县长巫克强到黄河北岸两个公社检查春播。但没有看到一个社员在地里劳动，到处都是冷冷清清。当时口粮不分给个人，社员家庭不设锅灶。1960年1月，绝大多数食堂断粮。但食堂还是社员的流动中心。苏忠深随巫克强到食堂。只见20多个社员饿得皮包骨头。看到县委干部走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全都跪下，有气无力地喊：“救命，救命！”
1960年1月9日，自治区党委批转了中宁县召开五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在按语中说：“从中宁的情况来看，隐瞒私分粮食的现象是严重的，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各地应注意这一问题，把粮食工作做好。”实际上，1959年粮食总产量只有6566万斤，却完成了征购任务4973万斤，占实际产量的75。73％。
1960年3月，自治区党委在查处“中宁事件”的报告中认为，事件是由于中宁县委“拒不执行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生产、粮食、统购统销、安排社员生活、整风整社等许多指示、决定，长期隐瞒真实情况，抗拒上级检查，以整风整社为名，打击党员、干部，压制和威逼社员群众”而造成的。认为“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县委领导班子被坏人把持，是坏人做坏事”。
中宁县委彻底改组，县委书记齐丕文判处死刑，执行枪决。齐丕文被枪决的真正原因是，他有外遇，离婚不成，1959年12月23日将妻子杀死。除齐丕文以外，县委其他成员，有2人被定为坏分子，开除党籍，在处理时死去；逮捕4人，受其它处分3人。另有20多名科级干部受到处理。
5，福建省的灾难
相比较而言，福建的饥荒是比较轻的。我没有到这个省作专门考察。林强先生发表的《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一文，称福建省遭受空前的灾难。下面是摘录林强先生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大跃进”的年代，福建省的“共产风”是年年刮，季季刮，边处理边刮。几乎每搞一个运动都刮“共产风”，大兴水利，大修公路，大炼钢铁，大开“万宝山”，大造林，大养猪，大办工业，大办食堂，大办学校，大搞技术革新等等，都要无偿地调劳力，占土地，拆房屋，调家禽家畜、各种生产资料及各种农具。“共产风”是从省到生产小队层层刮，从农业到工交、财贸、文教卫生、部队，各个部门都在刮。乱用义务工，平调劳动力的情况也相当严重。连江县鳌江公社仅1960年1月至10月，县、社就调用义务工394332工（不包括已付工资的），每个劳动力平均月31。8工；宁德县六都大队1960年负担义务工6。6万工，占全队全年总工日的40％，平均每个劳力负担38工。
“大跃进”期间，福建省瞎指挥、乱指挥生产主要表现三个问题：（l）劳力使用“一边倒”，生产顾此失彼；（2）生产季节“齐步走”，不分地区、气候条件，要求进度一致；（3）生产措施“统一化”，缺乏实事求是。如闽侯县城门公社1960年入春以来全社性的统一行动就搞了4次。生产队干部说：“我们行动要随大队旗走，指东走东，指西走西。”杜国大队社员说：“现在领导生产是大队听电话，小队听指挥，社员听广播。”
由于瞎指挥、乱指挥，有的连种子也收不回来。霞浦县盐田公社公社春花生下种556担，只收回224。58担。
1958年“大跃进”时“放卫星”，浮夸离奇，1960年上半年继续“大跃进”时，浮夸之风再度盛行。从上到下，都是如此。如宁德县七都公社六都大队种麦700亩，上报1200亩；闽清县东桥公社洋头大队支部书记汇报一个小队 12个劳力一天积肥2000担，种麦20亩，深翻土30亩，切地瓜25担。社员说：“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干部吃饱饭没事干，在家作假报告。”又说：“大跃进”是“成绩骗上级，粮食骗农民，浮夸得奖励，实事求是挨批评。”
“大跃进”期间，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也相当严重。龙岩适中公社在“大跃进”时，施用捆绑、吊、打、关、跪、停膳和批斗等手段，摧残群众1938人次，其中被摧残后自杀的有14人，伤病交加致死60人。
在大跃进期间，福建省县以上机关的官僚主义严重。突出表现为：
（l）会议多。据统计，省级机关1960年1月至3月份就召开有下边同志参加的会议266次，累计1519天、28359人；现场会议145次，累计819天、 16015人；电话会议107次，广播大会25次。
（2）临时机构多，表报、汇报多。省、地临时办公室与日俱增，且都要上下对口，都有定期的汇报制度，致使下面无暇应付。福清县干部反映：上面要材料是“一多、二急、三细、四全面”，下面的应付是“一看、二估、三推、四吹牛”，表报不仅数量多，而且项目繁杂，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例如下发的表格中有“妇女怀孕数’、“子宫下垂数”、“尚未消灭鼠雀数”，还有“母鸡下蛋情况”等等。
（3）文件多。据南靖县统计，仅1960年第一季度就收到省级各单位下发的文件2492件，地级各单位下发的文件3134件，省地各部门下发的电报847件，县里发出文件784件。这些文件很大一部分文字冗长，质量不高，或者照抄照转，可有可无。
“大跃进”运动使福建省的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陷入了极度的困难境地。
1960年全省农业总产值只完成9。21亿元，比1957年下降了18。7％；粮食生产从1959年开始，连续3年减产。1960年全省粮食产量37。95亿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14。5％，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66亿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29。3％，甚至比1949年还低；甘蔗产量下降得更利害，1960年仅6。633亿公斤，比1957年减少近一半。
1957年全省粮食产量43。5亿公斤，1960年降到35亿公斤，3年减产8。5亿公斤，“等于4个福州没有饭吃，等于300万人没有饭吃”。对此问题，作为省委书记的叶飞，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福建省大组讨论时，作了如下检查认识：“1958年粮食估产，报得最高时达170亿斤，1959年上半年还在省人代会上作了报告。1958年11月龙岩会议是头脑最热的时候，曾提过搞万斤县、万斤省，造成的许多错误我是要负责任的。后来主席和中央发
觉有浮夸风，估产过高，几次提出要我们不要相信高指标。高估产，头脑不要发热，要压缩空气，而我们总是改不过来。对1958年粮食产量，第一次由170亿斤降为130亿斤，第二次又从130亿斤降到105亿斤，还提出‘三八线’，不能再缩了，到后来究竟多少也搞不清。”“有了高估产，才有高征购，高征购最严重的1959年，一年征购30亿斤，这是历史上最高的一次。当时决定任务的时候，有些同志不同意，我还采取了举手表决的方法，这是不对的，这个责任我要负。后来问题清楚了，那样不切实际的高征购，必然发生不良的后果。”
由于浮夸风盛行，根据虚报的高估产来确定农村粮食征购任务。福建省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40。9％，1960年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年增加1。4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年为16。8％，1959年、1960年分别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城乡人民生活面临严重困难。人们跑步进入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是饥饿。城市基本口粮供应严重不足，农民的口粮被一挖再挖，职工月粮食定量一降再降，饥饿难忍的群众只能到山里去挖野芭蕉根，采集“野猪肝”等各种野菜。野果，在池塘泥潭中捞浮藻充饥。
大饥荒使得福建省非正常死亡率上升。最严重的是龙岩地区，1960年l11月，全区9个县185万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率1％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8644人，占全区总人口2。08％，其中最严重的武平县，非正常死亡占全县总人口的5。96％。闽东的宁德县也相当严重，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达3。95％。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三年“大跃进”前后几年，全省平均每年正常死亡人数为11万人，而这三年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约为22万人，正常年景全省每年出生54万人，而那三年比正常年景少生了65万人。两项相加，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到87万人。经济损失约80亿元，耽误时间七八年，这就是福建三年“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和所付出的代价。
本书下篇第23章根据《中国人口。福建》中的数据计算，在大饥荒期间，福建省非正常死亡18万人，应当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为64万人。与林强先生的计算结果相近。可见，福建饿死20万人左右，少出生65万人左右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当然，在“大跃进”中，由于广大群众的艰苦劳动，也留下了一些积极后果。在“大跃进”期间，为福建地方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机械、电力、化工、燃料、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直到20世纪末，福建省许多还在发挥作用的重点基础设施就是在那时建设起来的。如古田溪水电站、鹰厦铁路、福州第二化工厂和第一化工厂、福州抗菌素厂等。三明工业城的崛起就是突出的一例。“大跃进”期间，福建省的农田水利建设也有很大发展。1959年全省在新建扩建水利工程1万多处的同时，还完成上千万立方米水库2座，总蓄水4。4亿立方米。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如今在各地仍发挥重大效益。当然，如果不发动“大跃进”运动，福建的工农业将发展更快、更好。
二、各省饥荒程度轻重不同
由于中国当时是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又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着一切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那时，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制度性的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所以，大饥荒是覆盖全国的。
因此，在这一册介绍各省的情况时，读者会发现，各省情况是那么样地相似：浮夸，多报粮食产量――在虚报产量的基础上的高征购――完不成征购任务就大搞反瞒产私分――大办公共食堂――食堂停伙――农民饥饿而死。“五风”在各地横行，“卫星”在各地升空，大办钢铁在各地都是同样荒唐。
但是，各地饥荒轻重程度有所不同，非正常死亡率因地而异。全国非正常死亡率较高的省应当是四川、安徽、甘肃、河南、山东、青海、湖南等省，较低的有山西、浙江、江西、吉林等省。就1960年死亡率而言，据各省官方统计，四川为53。97‰，河南39。60‰，贵州52。33‰，安徽68。58‰，山东23。60‰，甘肃41。30‰，青海40。73‰，湖南29。42‰等。有些省一开始灾情就很重，由于揭露得较早，到1961年就开始好转，如山东、河南等省。有的省的盖子长期捂住，继续推行大跃进的政策，饿死的人就多。如四川省，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一直到1962年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这五年四川的死亡率为：15。17‰；46。9‰；53。9‰7；29。42‰；14。82‰。
据各省官方数据，1960年，在全国29个省级地区中，只有12个出现人口负增长。这12个省是：四川（－42。23‰）；河南（－25。59‰）；贵州（－32。4‰）；安徽（－57。23‰）；山东（－4。10‰）；甘肃（－25。80‰）；青海（－27。66‰）；云南（－2。07‰）；广西（－10。06‰）；湖南（－9。93‰）；湖北（－4。78‰）辽宁（－0。3‰，1961年） 。连续四年（19581961）人口负增长的只有四川一个省；连续两年（19601961）人口负增长的有贵州、广西、青海、湖南四个省。
1960年代曾在公安部三局工作的王维志研究员给我提供的1960年各地死亡数据。这些数据是从各地报上来的材料中摘出来的。
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675个。这些县分布在12个省区：江苏48个，安徽68个，山东68个，河南63个，湖北38个，湖南64个，广西72个，四川75个，贵州43个，云南60个，甘肃53个，青海23个。
死亡率超过100‰县市有40个。其中：
安徽省11个：肥东县124。89‰，巢县101。23‰，宿县144。32‰，凤阳136。04‰，定远118。45‰，五河116。70‰，阜阳125。57‰，太和174。79‰，亳县162、38‰，宣城163。10‰，无为182。30‰。
广西一个县：环江县131。66‰。
河南省10个县：商城县224。5‰，汝南县103。24‰，新蔡县114。07‰，固始县121。85‰，遂平县110。15‰，息县169。24‰，正阳县137。68‰，上蔡县109。40‰，光山县246。77‰，唐河县100。40‰。
四川省11个县：南溪县101。37‰，资阳县117。50‰，荣县164。68‰，垫江县136。06‰，酉阳县124。81‰，秀山县138。52‰，石柱县168。12‰，乐山县100。34‰，犍为县102。88‰，沐川县107。31‰，荥经县175。41‰
贵州省4个县：桐梓县131。46‰，湄潭县240。16‰，赤水县199。20‰，金沙县188。88‰。
青海省3个县：湟中县138。36‰，正和县113。43‰，杂（朵？）多县136。10‰。
从我掌握的情况看，王维志的数据并不完全。例如，1960年死亡率超过100‰还有四川的大邑（107‰）、丰都（162‰）、郫县（175。1‰）、新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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