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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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这个稿件的初稿由中宣部王宗一起草，中宣部经过多次讨论，经过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三人修改，于6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登出。在发表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　
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来势汹涌的追求高速度的浪潮被遏制住了。但是1956年经济还是有冒进的问题。基本建设、职工人数等方面还是增长过快，以致财政第一次出现了10亿的赤字。在编制第二个一年计划和1957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等人还继续坚持反冒进，把一些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了下来。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八大”通过的这个政治报告实际是政治上的反冒进。报告中有两个估计：
一个是对阶级关系的估计：“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消灭的结论。
在上述估计的基础上，对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论。
在“八大”上通过的、周恩来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强调“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表面上两面都反的说法，在当时就是反冒进。
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中共“八大”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认识有些不一样。如果是在民主制度下，毛泽东必须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八大”的决议。否则，他只能辞职下台。但是，中国是一个王权思想影响很深的国家，制度构架已经把毛泽东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且地位极其稳固。毛泽东是不会允许臣下违背他的意愿的。他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不满，对“八大”的决议不满。他不仅要对反冒进进行还击，还要否定“八大”提出的一整套方针和路线。在这个制度条件下，他有力量做这件事。他在等待条件和时机。
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批评反冒进的条件终于有了。1957年下半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已经过去，国内的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束，“一五”计划完成，农村出现了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
毛泽东开始反击了。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中央委员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高调讲话。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就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则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办法……。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联盟。　
毛泽东把“反冒进”的人说成是“促退委员委”，并且和国民党、和右派“章罗联盟”挂上钩，这是具有很大杀伤力的说法。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以后，毛泽东转向了政治。他不动声色地否定了“八大”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他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提法是不对的。　
一个人轻而易举地推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坚持，没有遇到一点阻力，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点民主气息，可见在他身边工作的“战友”们都是他驯服的臣下。既然党代会的重大决议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否定，他的任何意见都会被他的臣下附和，并奉之为金科玉律。
而就在这次会上，在毛泽东讲话之前，周恩来还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毛泽东话音一落，原来主张反冒进的人噤若寒蝉，再不敢说反冒进了。
毛泽东推翻“八大”决议中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判断，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领导干部中是有基础的，党的干部大多数是阶级斗争的专家，一提起阶级斗争就十分兴奋，就会摩拳擦掌，感到大有作为。毛泽东举起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把刀子，为1958年以后压制不同意见，准备了武器。
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于11月13日，又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把批评反冒进的问题向全民公开。这篇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受到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的启示，提出超英赶美的问题。11月6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在以后的15年中，苏联不仅能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主要产品产量。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千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千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毛泽东设想1973达到4千万吨钢的产量，实际上，中国的钢产量直到1983年才达到4000万吨。毛泽东提的指标“冒进”了10多年。但是，毛泽东的这一重大设想事前和事后都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讨论和分析，没有组织专家论证，1957年12月2日，在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从而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那时认为北京空气沉闷，华东空气活跃，想用地方促中央。他1957年12月8日离京，到华东住了一个月。在此期间，他通过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文章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文章，把他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于世。这两位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思想跟得紧，跟得快。紧接着是杭州会议。1958年1月3日和1月4日，毛泽在杭州会议上发表了两次讲话。他用安徽一个冬季就挖了16亿方土，超过7年的土方数量的事例（这是一个假数字，本书“安徽不安一章有介绍），说明原来的计划太低了，太保守了，应该批评右倾保守。他还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倾。1956年工业增长了31％，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他要求各地开展比赛。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开党代会再比一次。省与省比，县与县比，社与社比。比输了活该。他说，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他还说，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花力气去破坏。　
四、南宁会议：毛泽东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
1958年1月6日，毛泽东到了广西的首府南宁。11日到22日召开南宁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在是在一座高大的平房式别墅里召开的。这座别墅是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常住的地方。这个会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
为了批评反冒进，会上把周恩来、李先念1956年有关反冒进的讲话，1956年6月20日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作为参考材料印发给与会者，作为批评反冒进的“靶子”。在印发到会上的《人民日报》社论前面，毛泽东在文章上划了很多横线、波线、竖线、三角，加了很多批语：　“庸俗的辩证法”、“尖锐地针对我”、“既然干部走至了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批了右没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等　。他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里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的批评。”　他说的序言是毛泽东为《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作为南宁会议批判材料的还有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次会议上《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　
1月11日晚，毛泽东先从“红”与“专”讲起。他强调“又红又专”，“红”是指政治好，“专”指业务好。他说，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要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面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
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气就不得了。“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十个指头中有一个指头生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这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二是四十条纲要，三是促进委员会。这些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6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的反冒进。
“十全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常用的说法。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个说法成了各级领导人掩盖工作中缺点错误的借口，谁揭露工作中的问题，就说谁没有分清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说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讲到这里，他回答“右派”对他的指摘：
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未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亩产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问题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落后的问题。古董总是落后一点嘛！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对陈铭枢和张奚若等的这种不同看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反驳过多次。对“好大喜功”的回答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有什么不好？”
在1月1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他在1955年12月发表了《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说：“为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　这是说周恩来的。这一天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三批外宾。13日，周恩来一到南宁，就嗅到会议不同寻常的气氛。他作好了挨批的思想准备。
1月13日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16日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大加称赞。这是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党代会上作的报告，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毛泽东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他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看到毛泽东的目光，周恩来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泽东的话，周恩来和几位副总理坐卧不安。　
在南宁会议上，柯庆施、康生、李井泉也附和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王任重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表扬，陶铸表示“要赶上柯老”。对反冒进的批评，使会上气氛很紧张。李先念紧张得睡不着觉，吃安眠药。大家心里纳闷：这到底批评谁？刘少奇说，主席是批评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晚上，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明确讲批评主要是指陈云的（陈云没有参加南宁会议）。1月19日，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不知周恩来是顾全大局还是以退自保，在这次会上主动作了检讨。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1956年夏季到冬季）带有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1935年以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在毛泽东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成了君臣关系。周恩来主动把自己放在宰相的位置，经常放弃自己的看法顺从毛泽东。周恩来的顺从，更使毛泽东的认识沿着错误的思路继续发展。南宁会议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周恩来被毛泽东压得非常痛苦，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结束以后，他决定辞职。到目前为止，研究者还没有看到周恩来写的辞职报告，也没有看到别人记录下他的口头辞职报告。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1958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进行讨论，同时讨论还讨论彭德怀的“不担任国防部长”的辞职要求。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
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报告，主要讲要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为《工作方法六十条》，在这个文件中，要求各级领导对经济指标实行“两本账”制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须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这样，从中央到省、地、县、乡，上级的期望完成账变成下级的必须完成账，各级计划层层加码便成了正常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使中央指标不高，层层加码到了基层，也变得极为沉重而难以实现了，何况中央还不断提出高指标？由此而给基层干部带来的巨大压力，成为“高指标”、“浮夸风”也就难免了。
五、成都会议：总路线已有雏形
1958年3月9日召开的成都会议，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只请部分省委书记到会。会址是成都金牛坝宾馆。会议3月26日结束。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在18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参加会议的吴冷西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真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成都会议是在南宁会议一个月以后，由于南宁会议的贯彻，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的潮头，各省和中央各部重新修订计划，再次提高原来的指标，并纷纷上书毛泽东表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报告说：
毛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　
成都会议和南宁会议的基调一样，批评反冒进，鼓劲，为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继续统一思想。看到大跃进的潮头已起，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也不是完全讲一面话，他大讲辩证法，也讲了不要指标太高，要留有余地的话。但他总的精神是鼓劲，他的另一面的话就被人们理解为策略性的。
他说，两种方法比较，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个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还是采取冒进。他强调“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好？”很明显，冒进是轰轰烈烈，反冒进是冷冷清清。
在成都会上，毛泽东反复讲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他特别鼓励年轻人敢想敢干。他举了古今中外很多名人的例子，说明“自古以来，创新思想、学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他还号召人们要敢于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大胆地创新。　　“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东西开始都是违法的”。　毛泽东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这些话传达到基层以后，一大批无知的年轻人，在大跃进中为所欲为，为了完成某一政治任务而不顾其它，成了一支巨大的破坏力量。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到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措施。否则，指标很高，实现不了。他说，有的高指标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得那样重。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说。他还说，建设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毛泽东要求，要宣传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如何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　毛泽东没有料到，他要求宣传“丰收例子”，引发了各地大放“卫星”，都变成了浮夸的典型。对这些浮夸典型，人们又不敢“泼冷水”，不敢“打屁股”，所以愈演愈烈，终于成了危害极大的“浮夸风”。
在“气若长虹，势如破竹”的毛泽东面前，刘少奇唯恐紧跟不及，他说：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　
他附合毛泽东的想法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