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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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党员中，有贪污行为的48名，占4。7％。干部不参加劳动，而且多得工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退社的越来越多。此时，县委不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却大批“富裕农民思想”，从而使矛盾激化。
1956年秋收后，这个县个别地区就发生退社问题。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在全县33个镇中有29个乡镇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有116个，部分垮台的有55个。入社农户由91％下降到195，被打干部107人，社员干部家庭被搜查的有430户。
事件发生以后，县政法部门、兵役局（他们有枪）、驻当地部队、地区公安处组成联合办公室，对案件进行侦察。最后共捕了9人，拘留了42人。　
对仙居事件，浙江省委和中共中央对杨心培的报告都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的批示中要求各地引以为戒，要及时解决社员的意见和要求，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要理直气壮地批判错误言论，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坚决给予反击。
无独有偶。1957年1－4月，浙江上虞县发生各种闹事47起。其中，因合作化引起的有23起，因粮食问题引起的有11起。到5月份又发生闹事63起，涉及4具区，25个乡，4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闹事的人数共达1。3万人。7月份，事态进一步发展，百官镇和永徐乡马家村发生了大旗会（求菩萨的组织）闹事，参加人数达2000多人。警察向天鸣枪警告，无济于事，后来向闹事者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人，伤12人，才驱散人群。事后逮捕了闹事的首要人物和骨干分子14人，拘留了23人。　
农民要求退社不仅发生在浙江，在其它地方也发生了类似情况。
1956年冬天以来，河南省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宁陵、柘城、淮阳、睢县、杞县、中牟等12个县的部分地区部分农业社一度发生了闹社退社现象。据不完全统计，这次闹社退社涉及到278个高、初级社，700多个生产队。在闹社退社中，有的社员到乡、县、专区、甚至到省告状请愿。有的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牲畜，有的社员私分了社内的粮食、种子、油料、农具和饲料。有的社员殴打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些闹社退社的事件中，共殴打干部66人，拉走牲畜4946头，私分粮食12。5万斤，种子2。4万余斤，油料390多斤，农具200多件，柴火5。2万余斤。闹的方式先黑夜活动，后白天活动；先秘密酝酿，后公开开会；先妇女、老年闹，后壮年参加；先几个人、几户，后发展到一个生产队、一个社或一个乡。因为闹社、退社，临汝县老连社，元月小麦才种40％，虞县寓贤乡，元月冬耕地只完成18。6％。民权县浑子乡，因闹社停产1个月。中牟县刘庄社郑油磨村，在闹社过程中，牲畜没好喂，7天死了11头。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7年8月，广东省退社农户已达7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1％左右。已垮掉的社共102个，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7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2％弱。个别地区曾经发展为群众性退社的风潮。如佛山专区的顺德、南海、中山三县经济作物区，受退社风波影响的就有65个乡，210多个社。仅中山县永平、南兴两个区，10月下旬分别到省人委要求批准退社的就有16个乡，600多人。他们有的要回原来的土地、耕牛，有的把已入社的小艇锁上，不给社用。有的到社的鱼塘桑基去捞鱼、摘桑叶，有的将已入社的土地翻耕自行冬种。有的因闹退社而包围、殴打区乡干部、社主任的事件已发生多起。　
　　　辽宁省对昌图、凤城等9个县的不完全统计，闹退社的有1万多户，已退社的有4000多户。退社的社员把入社的马拉回去。　
1957年春天以来，江苏省各地农村发生了不少的群众闹事，泰县闹退社事件竟在几个乡的范围内成片发生，有2000多人到县里请愿。闹退社员的社员中，中农占60％－70％。他们绝大多数是因为收入减少，少数是因为耕牛、农具、果木折价不合理，或因为在社内不自由，受干部歧视等。　
1956年，农民退社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内，出现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些。”“闹退社的户主要是富裕中农，其次是劳动力少、人口多的户和手工业者、小商贩等。”退社原因：一是收入减少。全省一般地都有10％－20％的社员户减少了收入；二是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辽宁农民普遍反映：“农业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不自由）、受气受不了，”“入了社，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一个礼拜天”；三是干部作不民主，社员肚里有气；四是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将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也入了社；五，农村自由市场放开以后，有些社员，特别是一些富裕农民，认为是单干赚钱的门路了，不愿留在合作社里。　
在这些退社事件发生以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中央要求各地自上而下地派出工作组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实际是一场政治运动。大辩论一到农村就成了大批判，大斗争。这一场政治运动和城市的反右派斗争互相呼应，是这场政治斗争的两个方面，有的地方干脆称为农村反右派斗争教育。批判“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城乡的同一主题。在这场运动中，一些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有抵触情绪的人受到了惩治。据河北省保定地委报告，清苑县自开展政治宣传运动以来，有11个乡6个人被打，7人被拉，2人游街，7人被斗争。徐水小东张乡在游行时，游行队伍走到生产不积极的社员门前喊“不生产是右派”，走到瞒产者门前喊“瞒产是右派”，有的单干农民不愿交公粮，游行队伍就喊“不交公粮是右派”，看到妇女套磨打牲口，就喊“打牲口的是右派”，一时右派帽子满天飞。　
不知道有多少“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仅广东省“全省已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其达16000多人，其中已捕2000多人，重新戴上帽子的1100多人，管制135人。陕西咸阳县斗争了158人，有79人捆绑吊打。云南宜良县斗争了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杀15人，逃跑8人。广东惠来县斗争对象有三分之一被打。山东打死、吓死约10多人。河北省邢台县王快村400多户，摸出65户右派。有的合作社把斗争对象全都扣上了右派帽子。　
不仅富裕中农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一些在土改时分得土地的贫农也有人反对。如河北省清苑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整的230多人当中，有18人是贫农。对待贫农的反对意见，通常是教育。全国树了“刘介梅忘本回头”这个样板，教育翻身农民不要忘本，要紧跟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刘介梅是湖北省黄冈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要过饭，生活在最底层。1950年当了乡农会主席，入了党，当了工作组长。土改时分了田，分了“果实”（没收的地主财产分给贫农）。他想好好种田、经商、发家。但是，统购统销，合作化打破了他的种田经商发家梦，他就开始反对。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刘介梅承认错误，作了深刻检讨，认为自己“忘了本”，一定要回头搞社会主义。　当时，报纸上大力宣传刘介梅这个典型人物，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举办“刘介梅忘本回头”展览会。后来这个展览到全国各地巡回展出。
中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在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的背后，有着广泛的抵制和强制、反抗与镇压。但是，和当年苏联集体化比起来，中国农民的反抗和政府的镇压都要缓和得多。当年苏联为了迫使农民接受集体化，曾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出动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在一些地区的镇压，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某些红军部队（他们也是“穿军装的农民”）的哗变。仅在1930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70万人。苏联“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4年，而在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社时，他们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过程没有苏联那么惨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是一个原因；中国文化传统不同于俄国是深层次的原因。
既然农业集体化过程是反抗和镇压的过程，那么，加入了农业社的农民，退出农业社，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谁要退出，谁就要受到批判和斗争。但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认为，在1958年以前的合作化运动中，农民退社自由的权利还受到尊重，直到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后，退社自由的权利才被剥夺。还说，人民公社使农民失去“退出权”是产生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　显然，这种与历史事实完全相悖的论断。
三、“人民公社好”
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些公开反对集体化的人受到打击，农民顺从了。农村中的青年人，多数是愿意集体化的。一群年轻人热热闹闹地一起劳动，比独自在父亲的严厉的指导下劳动愉快得多。他们太年轻，喜欢新鲜事，对改变现状的事情都拥护。但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改变对自己的利害关系。他们在家里虽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但可以在社会上造舆论。与此同时，从上到下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改变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东西，这也减少了农民的抵触情绪。多数人入社以后，不愿入社的人就显得很孤立，不得不参加了合作社。
但是，人民公社还不是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而是按中央的意愿，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它起源于中央领导集团的共产主义情结，也起源于极权制度的需要。不过，它的兴起却借助了全民大办水利的契机。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中央政府的号召和推动下，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都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这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的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十几公里甚至更长的灌溉渠系。这种较大工程需要大量劳力和资金，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没有力量办这种事，只能通过调整农业合作社的规模甚至调整行政区划来解决问题。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改变农村基层结构的思想。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上的越大、越公，就能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4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编者按的形式将毛泽东关于小社并成大社、小乡并成大乡、几乡并为一社的观点发表。
成都会议传出的信息启发了河南省遂平县的领导人，这个县在水利建设、山地开发、发展多种经营方面，在山区与平原互相协助、共同发展方面，乡与乡之间发生过一些磨擦。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遂平县委书记娄本耀、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认为，可以根据成都会议的精神，把在实际利益上难以协调的鲍庄、扬店、槐树、土山这四个乡合在一起。他们请示了到这里检查工作的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要他在联合成大社的问题上表态，张树藩说这是大事，要经过地委讨论才能决定。
但他们等不及地委的讨论，说干就干，立即召集4个乡的党委书记、乡长开会。会上各自表态，他们都同意合并。后过经过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同意，1958年4月20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陈丙寅任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县委委员钟德清任社长。大社内分为八个部：农业部、工业部、水利部、林业部、畜牧部、文化卫生部、交通部。共有5566户，30113人。
县委向省委上报时，受到苏联集体农庄的启发，改名为“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1958年5月5日，专门到省委汇报的娄本耀，受到了当时正在河南的中共中央书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接见。谭震林说：为什么要叫集体农庄呢？你这个农庄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上比苏联的集体农庄的层次要高，我看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还是叫公社好。娄本耀一听，很受鼓舞，连夜给县委办公室打电话，经反复商量，最后名称定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其实，“公社”这个名字也不是谭震林的发明，而是当时不少中央领导人的集体创作。刘少奇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话中回忆：“公社这个名字，我记得在这里跟芝圃同志谈过。去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是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他们四人去广州的火车上应是1958年4月25日或26日，在谭震林见娄本耀之前。
《陆定一传》中是这样记载他们四人的火车上是怎样“吹”的。1958年4月底，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到广州向毛泽汇报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情况，他们在火车上放开思想海阔天空地议论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半工半读、教育如何普及、公社、乌托邦、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刘少奇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他们还吹了空想社会主义，还吹了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刘少奇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陆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到了郑州，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到车站来看他们。刘少奇对吴芝圃谈了他们议论的东西，要吴芝圃试验一下。吴芝圃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不久，河南农村就出现了托儿所、食堂，工农商学也有了，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了，只是不叫公社。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讲了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问题，后来要北京和天津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
5月间，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召开。19日陆定一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他在这个发言的最后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们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镇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事业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这件事时说，陆定一发言中的这段话，是在发言的头天晚上，陆定一自己大会秘书处已经铅印好的发言稿加上去的。这段话包括同少奇在火车上‘吹’的那些内容，但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　陆定一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已经反映了公社的轮廓，勾画出毛泽东对公社的构想和憧憬。
陆定一在火车上接受了刘少奇交给的编书任务，从广州回到北京立即组织中央宣传部的人全力突击，6月间初稿编成。　收入初稿的第一条语录，就是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菲特的演说》中描绘共产主义概况的几段话。这条语录就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部书的编出，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向与会同志一再推荐这本书，即《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人民公社问题是议题之一。从此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得知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后，立即派《红旗》杂志社编辑李友九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帮助工作。李友九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月，和河南省委的干部合作，写出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陈伯达将《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当即对章程初稿进行了修改，批示：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这个文件于1958年9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题为《嵖岈山人民公社试行草案》，成了全国各地办公社的蓝本。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国正式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月16日，他又在《红旗》第4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一文，公开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思想。文章讲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当逐步地、有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河南省在公社化运动中走在前面。8月22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说，截到目前为止，全省已建立人民公社1172个，正在建立的有300个。估计运动的结果，将并成1500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7000户左右，平原地区1万户左右。修武县全县13万人口试办一个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与吴芝圃等当地领导人谈话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时，对谭启龙等当地领导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从毛泽东这次两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最看重的是人民公社“便于领导”，可以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全面管起来。的确如此，后来的实践证明，人民公社这个全能组织是实现极权主义最为有效的工具。而在极权制度下，老百姓可以随意被统治者鱼肉。
1958年8月2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强调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指导农民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等以外27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的农户112174651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100％。　11月27日农村工作部报告，到10月底，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部数的99。1％。　由于规模过大带来很大问题，后又由26576个分解为52781个。
“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特点。
“大”是指规模大。按经济学理论，“大”可以实现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毛泽东当时不会知道这个理论，但有直观的感觉。不过，要通过“大”来实现规模经济，必须以有效的管理为前提。农业合作社基本是一村一社，一乡数社；人民公社是一乡一社，数乡一社，还有一县一社。全国平均每社5000户，每一个公社的规模比原来的农业合作社扩大了十倍至几十倍。这么大的规模，又是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军事统一指挥，生产、生活全面管理，管理幅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公社领导机构的管理能力。且不说中国素质低下的农村干部，就是水平再高也难以胜任。所以，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出现了管理混乱和强迫命令的情况。在一些山区，规模大，就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例如，云南省普洱县和平公社，仅其中一个大队（雅路生产大队）的552户人家、2696人，就有7个民族，从东到西80里，从南到北60里。除了不少单家独户以外，有3户以上的大小自然村39个，从大队到最远的生产队60里，生产队之间相距一二十里。一个生产队之内的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