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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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也曾在一个报告上批示：信阳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让信阳人民来个第二次解放。地富反坏和国民党残余为什么能如此猖狂？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过去所说的“民主革命”，是革封建的命，革命对象是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反动派。按照这个逻辑，对信阳事件的处理，除了应急的救助以外，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补课”。
实际上，信阳是老区，民主革命不可能不彻底。土改以后省委副书记孟飞曾代表中南局到信阳搞土改复查，结论是肯定的。但是，毛泽东既然这么说了，下面就得百分之百地执行他的意见。
于是，在信阳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矛头直指农村基层干部。
9、基层干部承担了饿死人的责任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等到信阳落实中央的精神。李先念是在大别山创建根地起家的，对这里民主革命是不是彻底，他应当很清楚，但他还是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意见。看见死了这么多人，李先念哭了。他说，我一辈子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在长征时西路军突围回到陕北，这是第二次。
张树藩回忆说，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前，中央派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在吴芝圃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不久，就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中央和省里来的干部亲自主持鸡公山会议揭信阳的盖子，搞民主革命补课。说信阳干部都不行了。中央从各部委抽调452名干部、省委抽调1844干部，信阳地委又抽调1483名干部，一共4779人（另一资料说中央派干部359人，河南省委派干部765人，抽调各市县干部2986人），来对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一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由新派来的人任领导职务。对原有干部进行集训。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严重罪行的人，已经集训了8000多人，特别集训5000多人，斗争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办的275人。已经有1327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1621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训了有开斗争。”李先念说，对这些人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吴芝圃、戴苏理亲自到固始县开万人大会，宣布杨守绩是反革命，当场逮捕。为什么对杨守绩特别重视呢？因为在1959年开始出现浮肿病人并有人饿死时，杨守绩没经地委同意就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吴芝圃这么重视杨守绩，显然是捂盖子，掩盖自己的责任。
大量的农村基层干部在劫难逃。以潢川县为例，当时的整风领导小组认为，全县12个公社中，6个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6个已蜕化变质。在178个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46个，占总数的82％；部分烂掉的25个，占14％。在1710个生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100个，占总数的70。3％；部分烂掉的有360个，占21％。潢川县整风领导小组统计，全县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15156人当中，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地、富、反、坏分子有2144人。
中央专案组于1960年11月20日上报了《关于信阳事件专案审查情况报告》，这个报告说：
信阳地区在去冬今春，由于路宪文等反坏分子篡夺了党政领导，以反右倾为掩护，大搞反瞒产运动，采取乱打、乱捕、乱杀等地主、国民党的手段，对全区800万人民，实行了大规模的阶级报复，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恐怖局面。
信阳的问题，不是一般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不是违法乱纪问题，是地主、国民党的阶级报复活动，。。。。各级党政组织变成了地主、国民党进攻人民的大本营。各级领导干部变成了统治、残害人民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杀人凶手。
报告说，根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和省委指示精神，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了专案审查，审查对象是县委书记、书记处书记、县长、地直机关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干部，其他应审查干部由各县进行审查。报告说，初步审查的情况是：
按上述范围，现列入专案审查的39人，其中地委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13人：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地委副书记王达夫、石富荣、延炳玉、武建华、副秘书长王秉林、文教部副部长王墨林、宣传部副部长刘培林、工业部副部长贾西雨、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书记刘文彩、孙广生、淮滨县委第一书记石绍举，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等。
中央专案组将上述人员分三类：第一类是阶级异己分子夺了权，共12人，占30％。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如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地主家庭出身，以中农身份混入党内；第二类是被反坏分子拉出去了的，与反坏分子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共4人，占10％，如马龙山；第三类是蜕化变质分子，共21人，占60％，如王秉林、石绍举等。
在县以下的公社和大队，掀起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像土改时斗争地主一样，召开诉苦大会，对前两年为非作歹的基层干部进行控诉和批斗。群众运动一起，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出现了，有的公社干部80％、甚至100％地受到惩处。打骂、肉刑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上蔡县几千人被打，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又加在基层干部身上。
继全面夺权之后，又全面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措施是，将原信阳地区的各级干部，包括正式脱产的国家干部和社队不脱产干部，甚至包括食堂管理员、会计、炊事员等人，统统集中起来审查。每县少则数千，多则上万，机关、学校的房子都关满了人。被集中的有多少人？余德鸿说是40万人，张树藩回忆录说是20万人。集中起来的人，根据问题大小分别编为两种班次。问题大的编入特训班，限制人身自由，门前架着机关枪，在周围设岗哨；问题轻的编入集训班，也限制自由和武装看管，但较松一些。
应当说，在极权制度下，本来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的确干了不少坏事。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大饥荒是全国性的事件，是由大跃进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造成的，从更深一层讲，是由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的，把责任完全推给基层干部，让他们作替罪羊，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执行者当成“反革命”、“阶级敌人”，而制定政策的中共中央还是“正确、光荣”，始作蛹者毛泽东还是“英明、伟大”，产生饥荒的制度照样是“无比优越”，这是一种妇孺都能辨别的低级谎言。
从中央派来大员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对信阳事件的看法。
1960年12月6日，河南省委召开常委会，王任重（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王从吾（中央监委副书记）分别就信阳事件作了重要讲话。
王任重说：
这次中央开会，毛泽东主席两次谈了关于革命运动的问题。主席说，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没完成，民主革命也没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还要继续搞革命。虽然上一次主席就提出信阳问题是敌我问题，但是认识不深刻。这次主席这么一讲，特别是同志们讲了情况以后，认识更深刻了。
听了主席的指示，到光山县看了以后，思想才明确了，确确实实县社都有敌我问题。
现在看来，目前我们认识上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是不是把人民内部矛盾错误地当成了敌我矛盾处理呢？不，显然不是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认识上有错误，那就是对明明显显的敌我矛盾认识不足，对打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国民党实行资产阶级报复的本质没看清楚。
国民党残酷烧杀抢掠也不过如此。最有名的湖北红安在10年内战时期被敌人杀了10万人。全县48万人剩下38万，但那是10年搞的。比较起来，光山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残酷的情况如果说不是敌人搞的，那就不可理解了。
明明看着群众死亡，硬是扣着口粮不发，明明看到食堂停伙，也不准群众家里冒烟，不准群众挖野菜，不准群众出去逃荒，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对待人民不如牛马，任意打骂，一直打到死，连一点人性都没有，这不是敌人是什么？
要爱人民恨敌人，要领导人民申冤报仇。我看起码要杀他几千，甚至杀他上万。这些人为了保存他们自己，大批杀了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非狠狠地杀他一批不可。
在这些地方要进行第二次剿匪反霸，进行第二次土改镇反，进行第二次民主革命，要发动群众，打倒敌人搞革命。
为什么干部队伍烂掉这么多？为什么“五风如此严重？为什么党的政策贯彻不力？主席也问过我们，是不是搞了以后还会再犯？我们说，真正采取革命的办法，充分发动群众，搞好了，干部群众觉悟提高了，也许不至于再犯。
今后怎么办？挑选干部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地主女儿结婚，起码对领导干部要加以控制。
徐子荣在讲话中说，要把这一仗打好，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战斗。要把民主革命这一课补好，现在已经开始了，作为一个革命来讲，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现在是贯彻下去的问题了。现在看来，信阳问题暴露得差不多了，整个死亡人数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万人口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这确实是敌人的大谋杀。信阳从去年11月到今年7月经历了一场很严重的白色恐怖。如商城中铺公社88000多人死了8000多人，有500多个村庄被毁灭掉了。除了干部及其家属外，群众没有一家一户能幸免，一家死一个两个是轻的，有1900多户死绝了。
按照当时的思路，出现了问题就认为是阶级成份不好的人干的。事实上这些成份不好的人本身是受害最深者（中央调查组已有统计：信阳事件中五类分子比劳动群众死亡多），他们在土改、镇反以及各项政治运动中已经下入了十八层地狱，他们不可能干这么大的坏事。作为从事公安工作的徐子荣眼睛还是盯在这些人身上。徐子荣在这次讲话中说，有很多县社钻进来的五类分子、地主恶霸、封建爪牙、土匪、反动会道门、特务可是不少。应当肯定有的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石绍举有一班人，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胡闹一气，为了提拔坏人把地主改成富农。徐锡兰也是提拔了一批坏人搞坏事。马龙山问题更大，和香港派来的特务有勾结。分析起来，这个地区土改不彻底。现在专案不少，都要查，信阳已有三五千了。
王从吾在讲话中说，从信阳和其它地区暴露的大量材料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对劳动人中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是阶级敌人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办国民党的事，是反革命复辟。信阳地区的党政组织的领导权被坏人夺取了，变质了，基本上烂掉了。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初步调查是地主出身，入党后私自改为中农，抗战时期和托派张慕陶有关系。其他5个书记，除一个被打击排斥以外，4个书记对信阳事件都有严重罪责。地委基本上烂掉了。全区18个县市先后任县委书记20人中，初步查出2个当过汉奸，12个蜕化变质，其中8人娶地主反革命的女儿做老婆。这14个人当中70％都有严重问题，现已停职反省。在职6个当中，一个当过伪保长，一个犯过严重错误，另4个待继续考察。光山、潢川、商城、固始、罗山5个县的县委书记共41人，有钻进党内的漏网富农，日伪保安队员、维持会长、三青团、强奸犯4人，蜕化变质25人，其中被地主拉下水的5人，这29人占总数的70％。
由于对信阳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复辟，因此，在对主要责任人定罪的问题上，中央监委和中南局的主要领导人曾经拟定过，在信阳，大县杀800人，小县杀400人，每个大队杀3－5个人，全地区杀上万人。这个方案中央没有批准。最后决定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后请示毛泽东，他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最后的判决结果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判3年徒刑，8个县委书记的处理结果是：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死缓，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罗山县委书记徐书波、息县县委书记徐锡兰、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潢川县委书记梁代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淮滨县委书记石绍举、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遂平县县长张庆林、信阳法院院长丁张喜、信阳专署公安局局长韩仁炳，都判了几年徒刑。这些人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县委书记被逮捕法办以后，他们的家庭、亲属也受到株连。息县徐锡兰被抓走后，妻子也被抓走，抄了家，封了门，扫地出门。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儿子，因母亲关押不能带孩子，只好强行断奶，活活饿死。其余三个孩子最大7岁，最小的3岁，沿街要饭达三年之久。光县县委书记马龙山被捕以后，妻子带着孩子不敢再住在光山县，到处流浪，以拾菜根、要饭充饥，拾垃圾、卖破烂度日。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被捕后，妻子也抓起来了，三个孩子在家受凌辱，同学们对他们又骂又打。
当时在民主革命补课的大风暴中，他们都作了不很深刻的检查。
路宪文的检查说：“我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去冬今春在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大问题上，离开了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在一个时期工作方针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说，他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抗旱斗争胜利后的农村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对秋季产量作了浮夸的估计，把灾年当丰年。高估了粮食产量，多征购了粮食；第二，对农村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在解决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把粮食紧张的一切现象都说成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因而错误地在全地区范围内开展反瞒产的斗争。第三，我毫无群众观点，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我在粮食工作中存在着一种片面的观点，在征购上总想多征购一些，认为国家掌握了粮食出了问题有办法，在统销上总想少销一些。
显然，路宪文的检查和上级对他的定性相差很远。
当时被认为十恶不赦的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在1960年10月21日的检查中倒是说了一些当时没人敢说的真话。他除了承担一些责任以外，还认为：“这样严重的事件不是发生在一个县或一个公社，而是全区性的，并且普遍而严重。这就足以证明了地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不够正确的。”（如果他知道这样严重的事件不仅发生在信阳，而且发生在全国，他敢说中共中央不正确吗？）他在检查中还认为，出现这个事件的原因是“几年来，特别是去冬今春以来，单纯强调所谓国家观点，将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并以此为纲，大反右倾，实行错误的思想方法和措施。”马龙山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简单，可能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才豁出来说出这样的话。
这些倒霉的县委书记现在大多数已经离开人世。1999年秋，我到信阳第二干休所找到了风烛残年的石绍举。在一个大院子里有一排一排的房子，信阳的一部分离休的老干部住在这里。走进院子，看到一位手拿拐杖、衣着不整的老人坐在一块石头上晒太阳。这就是石绍举。他步履蹣跚地把我们领到家里。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家里摆设简单而杂乱。在一楼的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很大的毛泽东主席像。我采访时他已经81岁了，思维不很清楚，但过去的事还记得。他说1958年在郑州和毛泽东主席一起看戏，看的是穆桂英挂帅。“毛泽东主席坐在第七排，吴芝圃陪着，我也在第七排，在边上。”他把和毛泽东一起看过戏当作终生的荣誉。石绍举是江苏人，1940年参军，七次负伤，1958年前后在淮滨县和固始县都当过县委书记。他老伴张生芝，当年任固始县妇联主任，倒是记忆清晰，表达得也很清楚：
1960年农历11月7日晚上10点钟，全地区同一个时间捕人，捕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大队和小队干部，食堂管理员、炊事员有的也捕了。固始县就押了3万多。先把他的枪下了，戴上手铐押走了。家抄了，门被封了。抓走的人有的是被捕，有的是集训。他是被捕，我是集训。集训班四面都架着机枪。我沾成份好的光，很快把我放了。我要是出身地主就倒霉了。杨守绩的老婆出身地主，两口子全都抓起来了。他们4个孩子当时都很小，大的七八岁，小的三四岁，父母抓走了，孩子们哭着喊爸喊妈。在固始开万人大会批杨守绩。
大概是老伴的谈话勾起了他的回忆，石绍举也接上了话荐：
对我是撤职查办管教反省，坐了一年牢。不过，还是吃干部粮。当时的事不能提，提起来我就睡不着觉。当时不是没有粮食，就是不敢动。看到农民没吃的，我找粮食局副书记周义原，我想借出三五百万斤，等收完了粮食再补上。周义原说，粮食是有，但是吴芝圃书记说过，国库里的粮食一粒不能动，每天进多少，出多少都要往地区里报，一下子拿三五百万斤那怎么行？其实当时早两个月发粮食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谈起饿死人，老太太把话接了过去。她说：
我奶奶饿死了，我姐姐也饿死了。我姐在息县，是头年11月饿死的。死后放在家里，没有埋。为的是想顶个名额，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实际上，食堂早就停伙了。第二年2月埋的。放了几个月，眼和脸被老鼠啃得不成样子了。家乡的人饿得没办法跑到我这里来，我不敢留，那时不让农民外跑，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我给点吃的赶紧把他们打发走。
我是妇联主任，最知道妇女的苦处。那时百分之六十的妇女不来月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妇女子宫下垂，直到1961年才有人生孩子。
后来由于河南省和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信阳的情况，再说信阳是反革命复辟就太不符合实际了。对被关押的县委书记们也逐步放松了。1963年9月到10月间，他们先后从牢里放出来，分别到农场、农村劳动，每月发几十元生活费。1978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社会都解冻，又批准他们重新入党，重新定级，重新安排工作。有的人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人世。当他们知道全国各地都发生类似信阳的问题后，他们不服气，还不断地写信上诉，要求彻底平反。他们认为信阳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其责任不在下面，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更有责任。
路宪文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生活也比较俭朴。在那种体制下死心眼紧跟吴芝圃，在吴芝圃的多次表扬下忘乎所以，加上下面几个专说好听的参谋，所以犯了错误。信阳饿死人的问题暴露以后，吴芝圃把责任全推到路宪文身上。他在批判路宪文的会上说：“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我过去不认识你路宪文，现在我可认识你了！”下面干部就在省委书记面前求表现，纷纷上去殴打路宪文。原来一直保路宪文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慰屏表态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应当立即枪决。
路宪文在申诉书中一再强调，在信阳发生的事情1959年在商丘就发生了，信阳问题是商丘问题的继续和发展。饿死人的情况在全省都发生了，把信阳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处理是错误的。1993年，离休已经10年的路宪文得了癌症，他在病床上口述了《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文中总结信阳事件发生的原因时说，“错误地发动政治运动，用政治斗争的办法造就一言堂的局面，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这是一条重要教训。文中还写道：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因为党一再宣传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群众为空洞的宣传所鼓舞，都想马上过共产主义生活。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管理权都由各级干部掌握，实行计划经济。群众没有生产管理权、生活主动权，生产的好坏已不为群众所关心，群众对党组织有依赖性，不再留生活后路。粮食在场上就直接征购入了国库，群众一点存粮也没有。刚收了粮食就饿肚子。群众坚信共产党不会饿死人，希望上级会送回粮食。但粮食好走不好回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是产生信阳事件的社会原因。
我很想见一见路宪文，准备同他深刻谈一次，但是，在电话中，他当律师的女婿说老人身体不好，婉言谢绝。
二、“潘、杨、王”事件
路宪文说得对，信阳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南阳，在许昌，在商丘以及其它地方，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