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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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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风”一刮再刮的问题，毛泽东有过反思，他认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乱，而造成下面思想混乱。他说：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 ，十四句话， 也搞了六条指示 ，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厉害，1958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1957年是2400万，1958年是4400万，1959年和1960年又增加了600万，合计比1957年增加2600万。
毛泽东从中央领导思想上找“五风”一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确提出“人祸”问题，这是对的。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说到，1960年“五风”比1958年持续时间更长的主要原因，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五风”难以纠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
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纠正“五风”，各级干部也听命行事。在1960年底到1961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精神，开展了整风整社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整风整社中，纠正“五风”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赔，让社员揭发批斗干部的“五风”行为。退赔、清算是不彻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这些运动中，农村基层干部真正受到了打击。有人估计，在整风整社中，受批判斗争的干部5％左右，受到党纪处分的大约占15％左右。这种政治运动的办法虽然对共“五风”进行了有限的纠正，但同时，由于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运动形式，使行政权力进一步神化，强化了极权制度的的危害。
“五风” 屡禁不止，最后不得不靠强权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来解决，这是因为“五风”有深刻的制度基础。30多年以后，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共产风”其所以连绵不断，清理了又刮，边清理边刮，固然同清算、退赔不彻底，特别是同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有密切关系，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于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阶段空想论的影响。” 薄一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给制和工资制度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三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四是政社合一的体制。薄一波这一点说得对，“五风”其所以产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实际的理想。而且这种理想已经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仅如此，产生“五风”的制度，不仅仅在人民公社这一层级上。整个国家制度，即极权制度，才是产生“五风”的真正根源。不解决制度问题，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里反“五风”，是不可能彻底的。以后的历史证明，在大饥荒以后的岁月里，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21世纪初，除了“共产风”不再刮以外，其它四风依存在。到20世纪九十年代，甚至形成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新的“浮夸风”机制。
第二十章 执政者对危机的反应
任何一个政府，面对危机都会采取相应的对策。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面对全国性的大饥荒，也曾调整政策，纠正错误。这主要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间的八个月。
毛泽东的一切纠偏措施以不伤及“三面红旗”为限，而“三面红旗”恰恰是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毛泽东把执行“三面红旗”的成绩和问题说成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纠偏时只能谈“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说：“毛泽东对错误的纠正是局部的，以不允许动摇三面红旗为前提的。” 在庐山会议以后，连这个限度以内的纠正措施也废除了。1960年又一次大跃进，又一次共产风，1961年又一次纠偏，但为时已晚，大饥荒持续了三四年。纠正错误的迟缓、波折、低效，不仅反映这个制度信息闭塞、机制僵化、领导专制等种种弊端，还反映这个制度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
一、纠偏只有八个月，庐山会议一风吹
自1958年夏秋以来，由于大跃进搞乱了全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毛泽东的认识有了转变，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有所冷却。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察觉。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这八个月间，采取了一些纠正偏差、克服困难的措施。毛泽东首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统一领导层的认识。
一是1958年11月2日－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二是11月21－27日，武昌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实际。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如商品、货币、按劳分配，我们还要利用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是11月28－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
四是1959年2月27－3月5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见本书“人民公社”一章），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重申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揭示共产风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成果。
五是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上，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决定对“一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除了上述会议，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就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纠正了偏激的看法。
但是，在上述会议和信件中，毛泽东除了讲一些纠正偏差的话以外，也讲了另一面的话。例如，他认为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萌芽”。他还是想尽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他说过反对“一平二调”的话，但他也说过“公粮、积累、劳动力，都是调拨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现在为什么不能调人去劳动。”他认为“现在只能部分地调，全省全国调不行。”他主张在公社内部可以无偿调拨，搞公社范围内的“小全民所有制”。 他说过不能一下子否定价值法则，但也说过“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 他讲过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认为“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 在纠正1958年以来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要求宣传部门继续歌颂“三面红旗”。对于1958年秋季以来出现的大量问题，毛泽东肯定了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1月20日报批的《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几项通知》中的意见：对报刊工作的态度是，继续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进行充分地宣传，只宣传成就和积极方面，一般不报道消极方面。毛泽东还加了一段话：“鉴于1956年反冒进时期，对工作的缺点，宣传过多，给群众热情以很大打击，造成了马鞍形。而所谓缺点，事后检查，不过是十个指头的一个指头，或者还不到一个指头。那时却有些人大惊小怪，惊惶失措，是一种左倾情绪的表现。这个教训，千万不要忘记。”
在转变指导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也采取了一些向农民让步的具体措施：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6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社员饲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对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养猪，有所放松。
指导思想的这些转变和上述向农民让步的具体措施，在庐山会议及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全都“一风吹”。1959年9月29日，农业部党组向中央、主席送交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指出五、六、七三个月内农村出现了一股右倾歪风：改变了“基本队有制”，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包产到户，实际是恢复单干；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吹掉了部分供给制；吹掉公共食堂。 其实，农业部党组指出的这些问题，正是在执行中共中央向农民让步的政策的结果，即上述中共中央的在5月7日和6月11日发出的三个文件的结果。中共中央很快批转了农业部党组的这个报告，说农业部党组揭露的这些问题“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要求“彻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其实，毛泽东对1959年五六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几个让步文件早有看法。他的爱将李井泉1960年2月向地委书记就有所透露。李井泉说：“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有的是有消极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领会，应当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问题上，应该积极办好，就是允许自愿，也是为了办好。”
反右倾以后的1960年又是坚持大跃进方针的一年，这一年饿死人最多。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又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大跃进中退回来。但是，在中国当时那种政治制度下，身处中央的决策者们很难得到下面的真实情况，他们发现问题总是要晚几个月，而且他们知道的危机状况比实际情况要轻得多。纠错过程又和反右倾交叉，反右倾不仅阻碍纠错，还助长错误。所以，中国共产党虽然努力纠正错误，但大饥荒还是持续了三四年。
二、毛泽东独自“唱低调”，别人还得唱高调
毛泽东不是一个迟钝的人，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部分领导人和若干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广泛地讨论了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3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等9位省委书记的汇报时，就开始对这些高级干部做“降温”工作。说是“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 4日，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等议论十年规划时，毛泽东说：“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5日，周小舟、舒同、曾希圣反映，群众中有人怕废除票子，怕归公，因而银行提款的多，发生了抢购。毛泽东说：“废除货币，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北京现在乱得很，我们没有章程，天下大乱。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毛泽东还说，钢铁不去赶美，只赶英国。他还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就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讲快了。”9日，针对一些人回避商品经济的倾向，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他说；“现在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共产主义越多越好，最好一两年内就搞成共产主义。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说得神乎其神，我是怀疑的。” 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多次发表讲话。他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着重讲了“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首先指出：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于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其次，他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经济，批评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而剥夺农民的错误做法。第三，针对各地“大跃进”、“大炼钢铁”中所谓“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灯”、“挑灯夜战，日夜苦干”之类不顾群众生活的错误做法，要求各地实行“劳逸结合”，贯彻“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会议期间，毛主席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要求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并建议广大干部读一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但是，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能说，别人说了就有右倾之嫌。所以，这些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话都是毛泽东先说出来。毛泽东说出了这些话，又被他的下级奉为“先知”、英明。由于批评反冒进、反右派等残酷斗争，在各级干部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毛泽东说了这些话，也没人敢付之实践，还得继续唱高调。例如，在1958年11月底到12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不能太快、要有条件的时候，刘少奇说，达到150元－200元的消费水平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消费水平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则认为，每人到150元－200元才可能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收入比工人收入高了就不好转了。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高层有人如此继续唱高调，到下面继续唱高调的人就更多了。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对“三面红旗”情有独钟，对“群众运动”倍加爱护，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基调。现在毛泽东低调讲话，大家看作暂时的，不是根本的。何况毛泽东在讲这些低调的话时，还讲了另一面的话。报纸上还成天在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泽东虽然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话，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实。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对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低调讲话没有认真传达落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怕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还认为反“三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是一时的事，而反右倾是长远大事。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说：“有纠正高指标错误的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感到他的意见难以落实，就把纠正偏差的想法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诉到生产小队一级干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几个问题”。这封信一共讲了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为了反对高指标，他对生产队的干部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的可能性。”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之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由于相信1958年粮食高产，认为粮食吃不完，几位中央领导人提倡“少种、高产、多收”，主张减少种植面积。毛泽东告诉六级干部，这种说法三年不可行，还是要多种。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要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毛泽东在这封信的最后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目标，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这句话表明，毛泽东还是希望达到较高的目标。唱低调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的聪明的下级早就看透了他的真实想法，按照他的真实意图行事。如吴芝圃、李井泉等。
毛泽东深知，底层干部和农民与上层统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过中上层干部，直接向底层发布他的意见，有时直接发动底层。这封信如此，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这样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级干部搞坏的。
问题发展到大批饿死人的程度，毛泽东深感到受了下面干部的欺骗。1961年初，他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一方面，他直接组织和指导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率队分别赴浙江、湖南、四川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分别到湖南、四川、北京等地调查研究。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宁乡调查研究了40多天。这些调查，了解了不少农村真实情况。但为时已晚，大错早已铸成。
1960年，中共中央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内整顿“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1960年11月3日，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批示信》（即十二条）向全国下达。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
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十二条下达后20多天，即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表示：“自己也曾经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他的这个意思是以中共中央的对一个报告的批示的形式说出来的，这个报告是中共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批示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从中可以看作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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