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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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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偏低了很多。
丁抒的研究
研究三年大饥荒人口减少的第二位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他认为：
一， 如果有可靠的死亡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前一年年底人口数
二， 如果有可靠的出生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该年年底人口－＇1＋（出生率－正常死亡率）＇ ×前一年底人口数
由于没有可靠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他将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10。08‰），如果不发生大饥荒，死亡率应当是逐年下降的，选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各年正常死亡率，不会低估正常死亡率，从而不会高估非正常死亡率。他认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62年的出生率可信（37。01‰）。由于不能得到每年可靠的死亡率，他只能用上述第二个公式计算。
丁抒计算的结果是，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3500万人。这个数是以统计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数字为依据的计算结果。
然而，丁抒不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总人口数据，因为统计局公布的年底人口数和人口增长率互相矛盾。但他认为他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比较可信。他同意金辉的判断：“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而人口增长率就是他们保留的真实数据。所以，丁抒以人口增长率为依据，推算出则非正常死亡为4400万。（丁抒：《人祸》附录：“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丁先生远在国外，他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他的叙述中，对中国人口统计数据的形成过程不甚了解，还相信什么“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我觉得其计算结果不可靠，只能作参考。
金辉的研究
上海的金辉先生也提出了一个数字。1993年，金辉先生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年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
金辉先生虽然计算方法不同，但还是用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并没有对数据进行修正，他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陈一咨的数据
＇英＇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在他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一书中透露，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曾告诉他，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这份资料的准确性得不到检验，迄今少为人引用。
曹树基的研究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他的作法是，采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料，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确定各地灾前灾后人口，藉以再求出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具体作法是：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再加上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所得为减少人口或称全部减少人口，再加净迁移人口，所得为这一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人口普查资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它任何资料所不可替代的，这是本项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地方志资料虽然不完整，但从抽样的角度看，却已足够。两套资料的配合应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误差，排除错误。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饥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损失，并藉此求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而求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他研究的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 我阅读了曹树基的专著《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 ，我觉得他以清代的“府”为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比较可取，这可以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次行政区划的变化造成的影响。他的方法我还要作进一步研究。
四、我基本同意王维志的结论
我在这里要重点介绍介绍另外一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位学者就是王维志。
王维志，1955年到1959年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学习人口统计专业，1959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后，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20世纪六十年代初王维志曾到一些省去核实人口数据，了解了更多的实际情况。80年代以后，到中国社会科院人口所从事研究。他对中国人口统计的理论和实践十分熟悉。王维志认为，蒋正华提供的1700万非正常死亡数据偏小，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他的研究结果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300万－3500万人。
王维志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对已经公布的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修正。
表2212 1959－1961年总人口和自然增长情况（万人）
年份 总人口 总人口增加数 自然增长人数
1958 65994 － －
1959 67207 1213 ＋677
1960 66207 －1000 －304
1961 65859 －348 ＋24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83页。
中国政府已公布的上述数字相互矛盾，三年累计，按总人口增加数计算，减少135万人，按自然变动算，却增加622万人，两者差额为757万人。究竟哪个对呢？王维志认为，这两笔数都有问题。他分析，1959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情况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677万比上一年的增长数下降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长1213万，只比上一年少增128万，增长率仍然保持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减慢，为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对1960年来说，总人口减少1000万，自然变动减少304万都是偏低的。实际减少人口还要多。一方面有意多报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报死亡人数。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了249万人，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
根据1964年人口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减少1486万人。这就需要对三年困难时期总人口和自然增长人数重新估计。王维志做了以下假定，1959年按自然变动计算，人口增加677万人。1960年和1961年共减少2163万人，比原来统计数减少1348万人多减少815万人。王维志将这多减少的815万人调整到1960年和1961年两年里。即将1960年的原统计总人口减少1000万调为1500万，1961年原统计人口减少的348万调整为663万。见表2313。
表2213 王维志调整后的三年总人口数和自然增减数（万人）
年份 人口数 人口增减数
数量 以1958年为100 数量 增减比例（％）
1959 66671 101。03 ＋677 ＋1。03
1960 65171 97。75 －1500 －2。25
1961 64508 98。98 －663 －1。02
公安部公布的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年1647。4万人，1960年1389。3万人，1961年1188。6万人。 如前所述，当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国家的供应指标，出生人口漏报较少，所以假定这些数字是准确的。当年的出生人口减去当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就是当年的死亡人口：
1959年死亡人口1647。4－667＝980。4万人
1960年死亡人口1389。3－（－1500）＝2889。3万人
1961年死亡人口1188。6－（－663）＝1851。6万人
三年总死亡人数是以上三项相加，即5721。3万人。在这总死亡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人口，即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饿死人口）。1958年死亡人口为781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王维志仅粗略估算，将781万人作为1959－1961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数，则1959－1961年三年正常死亡为2343万人，总死亡人数5721。3万人中扣除正常死亡的2343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5721。3－2343＝3367。9万人。即三年饿死3378。3万人。
其实，1958年四季度有些地方已发生饥荒，这781万人比正常死亡人口要多，若按1956－1958年三年平均死亡人口作为正常死亡人数，即（706。2＋687。5＋781。1）／3＝724。9，则1959－1961年正常死亡人数为724。9＊3＝2174。7万人，将总死亡人口的5721。3万人扣除2174。7万人，则三年饿死人口为3546。6万人。
按王维志的修订数，1960年的死亡率应为44。33‰，而不是统计年鉴上的25。43‰。44。33‰这个死亡率和班久蒂估计的44。60‰、卡洛的40。76‰接近，高于科尔的38。8‰，更高于蒋正华的31。25‰（《中国人口·总论》数）、31。58‰（李成瑞书中数）和32。40‰（《西安交大学报》数）。
王维志上述工作是以他多年的实际经验和亲身体验对统计数字进行调整的。他是学统计的，当然熟悉数学工具，但他没有用复杂的数学计算。他知道各地报上来的数字是多么不准确，如果用精确的数学工具来处理这些数据，显得滑稽。
金辉、曹树基、王维志几位中国学者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250万到3500万之间，他们三人用的方法不同，却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但是，金辉、王维志没有考虑1958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因为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有饿死人的现象。曹树基的计算中虽然包括了1958年和1962年，但他计算中小规模的人口死亡无法发觉。有些地区计算中有遗漏。如果加上1958和1962年两年的饿死人的数字（按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8年为181万，1962年为42万，共计223万人），则大饥荒饿死人在3500万到3700万之间。取其中数3600万。
据我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十多个省对大饥荒课题的调查，我认为，同所有中外学者的数字比较，3600万这个数字比较接近实际，但还是低于实际。例如，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认为，四川饿死人数在1200万人（本书前面用省的官方数据计算结果为797万）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在文革期间下放安徽时考察结果，认为安徽饿死500万人（本书前用省的官方数据计算结果为226万）。在大饥荒期间曾负责亳县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梁志远（他当时担任亳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以亲身经历证明，非正常死亡统计数据远远低于实际情况（见本书《安徽不安》一章）。亲历者提供的数据远远多于现有的各种统计数据，也高于王维志的数据。
在人口减少中，本书计算没有考虑各省净迁出人口。如果考虑这一因素，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少一些。但不会少很多。这是因为流动人口的数量是有限的。据当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提供人的数字，1960年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省内流动人口为600万人，省际流动远远小于这个数。 省内流动不会影响我上述各省非正常死亡数字，省际流动对我上述计算有一些影响。因此，我将廖伯康、安子文、梁志远等亲历者所说的情况抵消省际流动的数字。全国非正常死亡还是按3600万计。
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
2005年8月再发
第二十四章 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
尽管粮食生产非常重要，但国家的总体经济状况更为重要，如果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一旦出现饥荒，国家可以从国外购买粮食。所以解决饥荒问题的关键是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不能仅限于增加粮食生产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状况。
1958年8月16日到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对1958年的形势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17个问题，其中，重点讨论了当年的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正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锐说，如果说大跃进是狂风巨浪，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8月31日，薄一波在工业书记会上作总结发言，传达了毛泽东一个惊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 一般的超英赶美已经不够气魂了， 要变成四个美国，还要成为老大哥苏联的一倍。人们的思想更加狂热。
这次会议不仅就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还提出了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办法，这就是“拔白旗”和“插红旗”。所谓“拔白旗”，落实到基层就是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的人施加政治压力，甚至批判斗争。“插红旗”就是对那些激进分子进行表彰。这样做的结果，形成了“正反馈”机制，使大跃进越来越向激进的方向偏移。
大跃进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实现超越式发展，反而使国民经济落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1957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总值为369亿美元，日本只有297亿美元。1961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总值超过了中国，从此以后两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一、农业跃进 粮食减产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的跃进就是要完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具体目标是，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如本书“粮食问题”一章所述，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的3000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374亿斤。1996年才突破1万亿斤，以后一直在1万亿斤上下徘徊。可见，这个指标“冒进”了30年，当时却作为政治任务层层下达，非完成不可。
为了完成高产任务，各地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如，深翻土地，密植，开荒，大兴水利。而这些都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大兵团作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为荒唐的瞎指挥和骇人听闻的强迫命令。其中的具体情况，在本书介绍各省情况中有详尽的陈述。
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是水利化运动。1957年冬，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以后，各地投入了大量劳动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兴修水利是应该的，但要求过高过急，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在修水利过程中，又不讲科学，强迫命令，蛮干，好的出发点，就造成了坏的结果。
据统计，全国各地农村兴修农田水利每天的出工人数，从1957年10月的两三千万人，到1958年1月，增加到1亿人左右。到1958年4月中旬，全国农民投入兴修水利的劳动日共计130多亿个，完成土石方量250多亿立方米。有人计算，如果将这些土方铺成1米厚、66米宽的路，可以从地球铺到月球。
1亿农村劳动力兴修水利是个什么概念呢？1958年，全国人口为65994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55303万人，农村劳动力约有2。65亿人，即每2。65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人上了水利工地。这是全国平均而言，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劳动力远远超出了这个数比例。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长期在水利工地上。
据水利部门当年统计，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4月，全国扩大灌溉面积35334万亩，比解放后8年增加的灌溉而积还多29。3％。 显然，这个数是夸大了很多，是不可信的。不过，当年建设的水利设施，有一些到80年代还起作用。所以，对1958年的水利建设，不能全盘否定。但是，相当多的水利工程，有的没有考虑当时科技和经济能力，有的缺乏科学的勘探和设计，结果半途而废，既劳民伤财，又破坏了生态环境。1亿人上工地，消耗了大量的粮食，这是民饥荒的原因之一。
兴修水利是大兵团作战。在工地上的劳动者按军事编制。不分天晴下雨，不分白天黑夜，劳动都不停止。在水利工地上，干部摧残农民的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任务难以完成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打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当时搞水利化运动实行的是“三边方针”：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使很多工程仓促上马，半途而废。修成了的，也留下了很多后患。
在耕作上，一反农民千百年的犁耕的习惯，要农民用铁锨搞深翻。过去农民犁耕的深度20厘米左右，现在用铁锨深翻深度要求一米以上，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还把上面的熟土埋到深处，把深处的生土翻了上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深翻时候，田头红旗招展，上百个劳动力，每人一把铁锨，站成一横排，像运动场上短跑比赛一样向前挖掘。领导人还组织学生们在田头敲锣打鼓助威。
水利化运动和积肥运动，使得运输任务重。上级要求各地在搬运土方和肥料时，用手推车取代扁担。于是，各地又大搞“车子化”的群众运动。为了造车子，不仅砍树，还把农民家里的板凳也拿来做车子。有了车子，为了提高速度，上级要求给车子装上轴承。于是又搞起了“轴承化”。轴承哪里来？发动农民自己制造。于是，千家万户拿起铁锤砸铁珠子。农村铁匠把这些珠子镶嵌在大小两个铁圈之间就算是轴承。显然，这样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浪费了。
农业大跃进，不但没有跃上去，反而大幅度下降。和1957年相比，1961年粮食产量下降了24。3％（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粮食部的数字，减少了26。4％――本书作者注），棉花产量下降了51。2％，三种油料下降了57。1％，，林牧副渔也大幅度下降。耕畜减少了28。8％，中小农具减少了25％，旧式中型农具减少了40％左右。 1959－1961年，农业总产值连续三年下降。按可比价格计算，1960年和1961年的农业总产值低于1952年。按当年价格计算，1960年农业总产值低于1952年。详见表241。
表231农业总产值及其指数
年份 农业总产值（亿元） 以1952年为100 以上一年为100
1952 461 100 115。2
1953 510 103。1 103。1
1954 535 106。6 103。4
1955 575 114。8 107。6
1956 610 120。4 105。0
1957 537 124。8 103。6
1958 566 127。8 102。4
1959 497 110。4 86。4
1960 457 96。4 87。4
1961 559 94。0 97。6
1962 584 100 106。2
1963 642 111。6 111。6
资料来源：1980年《中国经济年鉴》第五部分和1983年《中国经济年鉴》第六部分。
本表中农业总产值为当年价格。农业总产值不变价格曾有三次变动，因此表中的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从指数可以年出各年农业发展速度。
二、以钢为纲 搞乱全局
“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及全民大办钢铁的作法，搞乱了国民经济全局。对国民经济影响最大，危害最深。
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1958年计划620万吨。如果不搞大跃进，实现700万吨是完全可能的，但要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是不可能的事。
表232大跃进以前各年的钢产量（单位：万吨）
年份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钢 61 90 135 177 223 285 447 535
钢材 37 67 106 147 172 216 314 41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225页。
毛泽东早就把大话说出去了。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访苏期间，得知赫鲁晓夫计划苏联15年赶上美国后，于11月18日，就在64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提出了中国用15年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毛泽东金口一出，就成为全国上下铁打不动的任务。
1958年3月初，冶金部长王鹤寿组织治金部党组“务了8天虚”向毛泽东提出了钢铁“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的报告。这比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所目标又提前了5年，毛十分高兴，多次表扬了这个报告，还说这个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1958年2月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钢产量为624。8万吨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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