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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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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1973年8月5日，毛召见江青，令其手记七律一首，这首诗是批评郭沫若《十批》 的。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
孔学名高实粃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帝王专制史。毛泽东没有摆脱几千年帝王专制的强大惯性，在他的头脑里，王权思想还有重要地位。他这里说《封建论》作者“唐人”是指唐代的柳宗元，字子厚。在秦以前的分封制，封建领主在他的封地上有很大的独立性，中央政权不能全面控制，有“尾大不掉”的情况。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柳宗元在《封建论》一文中，认为秦始皇最先实行的郡邑制优于周代的分封制。柳宗元从权力集中的角度来评判优劣的。郡邑制把全国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手中，地方官员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员的去留完全由皇帝决定，“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秦始皇创建的行政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
多年来，人们用“封建社会”来描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的《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使这个认识加深了一步：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不是封建主义，而是王权主义。 实际上，和毛泽东对应的不仅仅是王权主义，而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也有人译成全权主义。它是20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一个政治术语，是墨索里尼最早发明的，墨索里尼强调“一切从属于国家，不许脱离国家，不许反对国家”。极权主义以强有力的中央统治为特征，试图通过强制和镇压，对个人生活各方面进行控制和指导。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对人民的整个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统治。极权主义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按国家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和偏好制定的，他们认为这个目标是为了“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利益”，只有他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利益”的代表），不惜一切代价，倾全力以达到目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在极权制度下是被允许的，有时是必要的，它因无限忠于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变得合理。在王朝时代，由于交通、通讯的落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一个理想，国家的权力很难经常深入到版图的每一点上。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边远的乡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奉行的是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他们描绘出了人类最美好制度的图景。为什么他们所建成的制度和原来的理想大相径庭呢？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回答。我不再重复他这本书的内容，我只是想说，我并不怀疑开创者的真诚。他们中很多人也许是想救民于水火的仁人志士。但是，他们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开始用这个理想建造这个制度的时候，不会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人的认识是有限的。
制度是人和人的关系，也是个人和整体的关系。通过制度把单个人的活动连接成整体。但是，连接整体以后所导致的结果，任何个人凭着有限的知识和观察，是不能预知的。这像数学中的“有限”和“无限”的概念一样，在“有限”中得出的正确结论放在“无限”中有时是不正确的。这是一。
制度是千百万人共同建造的，但是，建造的过程并不是完全遵循建造者的意愿，它要因袭原有制度的遗产（现代语言称为“路径依赖”），它还要受到种种外力的影响。一种“理想的”制度建成以后，建造者会惊奇地发现：“竣工验收”的成果和“设计图纸”大相径庭。这是二。
第三，从理论上说，制度是为人服务的。但是，一旦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人们都要受到这个制度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制度本身的力量（制度的逻辑力，制度的惯性力）又迫使制度的执行者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做出这些事情的后果是与制度建造者的最初愿望有时是相悖的。
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 中国人经历的情况正是如此。
毛泽东身处高位以后，在中国王权文化传统浸润中，在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架里，把早年自己曾宣扬的民主抛到九霄云外，俨然以帝王自居。
2000年的一天，曾任毛泽东的秘书的李锐，在与他的老朋友在一个饭桌上（当时本书作者也在这个饭桌上）说，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
毛泽东这个理解不足为怪。他是在中国农业社会成长起来的，没有接受过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对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情有独钟，在他眼里，总统和皇帝都是君临天下，都是统率万民，当然没有什么不同。
1981年11月14日，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时，朱德的秘书陈友群提供一个情况：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审定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也好理解：要“君临天下”就得有人山呼万岁，在专制社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法国大作家兼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曾在1972年向身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介绍毛泽东：“有一次我问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毛泽东这一代人借助“分久必合”、“久乱必治”的历史契机，把历经半个世纪战乱的国家整合起来了。他们在中国皇权文化的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强有力的思想控制，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这些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十分稳定的、高度集中的权力金字塔。毛泽东身处金字塔的顶端，牢固地掌握了这个权力结构之柄。这个“柄”就是军队和党的控制权。有了这个权柄，他就比任何人强大，他就成了全国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思想权威。民众的个体在这个权力结构里微不足道，他们只能为全国唯一的目标――共产主义献出一切。
这个金字塔结构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尽管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
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实际是现代中国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历代皇帝更加强大，统治更加严密。历代帝王可以像法皇路易十四那样说“朕即国家”，毛泽东的权限远远超过了他们，他可以说“朕即社会”。在毛泽东以下的各级领导机关，主要领导人都是毛泽东的臣下，但在他自己领导范围内像毛泽东一样行使权威。他们也是一个个土皇帝。
二、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
哈耶克说：“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他们想要引导社会努力所要达到的目标性质不同。但他们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不同，则在于他们都想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这个单一目标，而拒绝承认个人目的至高无上的自主领域。”
怎样“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共产主义的“这个单一目标”呢？这就得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正是这样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完全剥夺了个人的自主领域。
在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
在城市，工商业都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各类物资全由国家控制。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7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53。8％，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公私合营工业占26。3％，私人工业占0。1％，城镇个体工业占0。8％。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62。1％，集体所有制商业16。4％，公私合营商业占16％，个体商业只占2。7％，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为2。8％。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只有国家计划，没有市场。个人不可能在“国家分配”以外的渠道买到任何物资。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全都由国家下达计划。工厂建一个厕所也得层层报批，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动工。财政统收统支，产品统购包销，外贸统进统出，职工统招统配，工资全国统一制定级别、统一时间调整。
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集中到中央。其中，毛泽东的个人意见份量最重。例如，中国的很多经济指标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在这样经济制度下，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架大机器里，控制中枢（中共中央）一方面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中枢支配，一方面对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实行各种形式的配给制。中国当时的制度不仅剥夺了老百姓获取食物的权利，也剥夺了百姓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食物的权力。
要使最高当局的经济指令畅通无阻，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要使最高当局的指令不受干扰，就得清除“噪音”和“杂音”，实行舆论一律。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1958年“大跃进”时，中国共产党有1500万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党员必须执行一条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一个领袖－－毛泽东。由于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所以，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 “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党内奉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党内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对党的领导人的权力制衡力量很微弱。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和秦始皇建立的专制制度结合起来，就成为最高领导人实行专断的工具，成为极权政治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城市按部门或单位建立组织，在农村按属地建立组织。这些组织与各级政府相平行（实际是凌驾在各同级国家行政机构之上），都设立了党委会，基层组织为党支部。名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实行代表大会制度，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党的主席凌驾于代表大会之上。他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各级党代会只不过议事机构和表决机器。中央委员会内又产生政治局，政治局内又设常务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是掌握实权的领导机构，而政治局常委又在中共中央主席的领导之下。党中央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名义上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委员会，实际上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常委均由上一级任命。在干部任命等一切重大问题上，党的第一把手有绝对的权力。地方党委会内也设常委，执掌日常实际权力。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特征是，一是它在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处于独立的执政地位。按照党的理论，共产党执政一直到国家消亡、共产主义实现为止。二是党的机构全部国家化了。党的专职干部就是国家干部，他们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开支，党的活动经费也由国家财政支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实际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民主只不过是集中的手段。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外再没有人敢于批评共产党。1959年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内也不敢批评领导人，不敢批评党的政策。各级都是一元化，一言堂，各级党委书记都成了家长，毛泽东是全党最大的家长。党的各级领导人既缺乏党外监督，又缺乏党内监督。从1957年以后，党内特权开始严重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即通过协商、讨论，少数服从多数。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看法靠毛泽东“一锤定音”。而对重大问题的争论是靠“路线斗争”来解决的。所谓“路线斗争”，就是不同意见双方互不让步，最终是一批人战胜另一批人。执行“错误路线”的一批人下台，坚持“正确路线”的一批人上台。这种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有时是“你死我活”的，因为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自从毛泽东有着绝对权力以后，路线斗争常常成为他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唯一政治集团。中国虽然也有其它党派，但这些党派都不以取得执政地位为目的，都以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它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们被称之为“参政党”。这些民主党派的第一把手是中国共产党派进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有的民主党派内还设立中国共产党的“党组”，作为该党派的领导核心。从经济上，是靠共产党用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民主党派的干部也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命。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只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为共产党服务的社会团体。
在帝王社会，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皇帝，又用一个新皇帝来代替它。在政党社会，推翻了一个一党专政，又一个新的一党专政来代替它。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果呢？还是一党专政。只不过是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取代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两个党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过苏联共产党的帮助，都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吸取了组织经验，都是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原则。
四、用枪杆子保卫权力
军队是这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的支柱。高度集权制度是靠军队来维持的。这支军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这支军队共歼灭蒋介石掌握的国民党军807万人，实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一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庞大军队。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末，即1948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有400万人。到1950年7月，又增加到500万人。1951年，人数为历史上最多，即611万人。朝鲜战争以后，还一直维持在400万人以上。一直到1985年6月，邓小平决定裁军100万，人数降低到330万人。 除了这支庞大的常备军以外，一旦战争需要还可以随时召集数以千万计的预备役军人。
这是一支由多兵种合成的强大军队。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八十年代撤消）、防化兵和战略导弹部队。这支多兵种高度合成化的部队，其火力、防护力、突击力、机动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都相当强大。
这是一支由庞大的军事科研队伍支撑的部队。全国有数以百计的国防科研机构、100多所军事院校和国防科研机构，几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优秀人才。
这是一支由整个国家的重工业为后盾的军队。毛泽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出于备战的需要。一旦需要，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汽车拖拉机工业很快就可以转为军事工业。毛泽东时代的很多武器装备都是在民用工厂里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生产的。即动员民用工厂的力量、用民用工厂的资源生产武器，毛泽东时代的军费不包括“军工动员”的费用。
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在毛泽东帝国，是“党指挥枪”。党指挥抢，不是一项空洞的原则，不仅是靠军官们对党的忠诚，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帅全军。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中央军委的成员。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各级军队都有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军事干部都是同级党委的成员。部队的重大事情都由党委讨论、批准。从上到下，党组织无处不在，无处不起领导作用。这些是“党指挥枪”的重要组织保证。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每一个战士都知道“党指挥枪”的原则。此外，毛泽东还吸收了中国历代的监军制的经验，并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
一、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这样，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这就防止军队变成个别军官的私家军队。在一支军队内部也不可能进行对抗中央的密谋。
二、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军长和军长以下的各级带兵的军官，不能带领自己的部队移动。作战部队一个营的移动需要中央军委批准。生产经营部队一个团的移动要经过总参谋部批准。另一方面，有调兵权的人，不经批准，不能自已到一个部队里去带兵。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给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三、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调兵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集体研究，集体决定。当然，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四、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供给，不能就地筹饷。过去军阀割据，其中一个原因是军阀在自己管辖的地盘里筹饷，他可以在辖地内成为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地盘大，军饷就充足，就可以进一步扩充军队。因此就有军阀间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饷由总后勤部统一供给，一律“吃皇粮”。军队自己不能就地筹饷。
五、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在军阀时代，地方军政合一，军事长官就是行政长官。他们既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和中央分庭抗礼，又凭借自己的行政职务，对百姓发号施令。毛泽东时代，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力量，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二者相互监督。这样，地方实行军事割据就无可能。虽然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兼任当地驻军政委、当地驻军主要负责人参加驻地党委，但这只是一种相互沟通，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还是泾渭分明。
六、“双长制”，即同一部队有两个一把手。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两人都对上级党委负责。二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们很难齐心协力进行谋反。
七、司、政、后分立，军队里的作战指挥、干部和考核任免、后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分别负责。三者都服从同级党委领导，同时接受上一级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
八、强干弱枝。在军队部署上，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大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军事力量。万一个别地方出现问题，中央可以凭借具有压倒优势的首都军事力量讨伐叛逆。驻首都以外的部队（包括军事首长）带一支枪进入首都要经过批准。空、海军的飞机不能飞越首都上空。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也就是毛泽东指挥枪，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拿着枪来指挥党，再通过党控制全民。过去毛泽东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毛泽东用枪杆子来保卫自己的权力。
五、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政体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市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毛泽东站在天安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共和国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毛泽东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他曾多次提出过民主政治的口号，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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