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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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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毛泽东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他曾多次提出过民主政治的口号，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对民主的态度比过去显得不同了。1949年8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他把人类创造的现代政治制度――“议会制”和权力制衡的“三权分立”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泽东把国家组成分为国体和政体两个问题。他说，“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支配问题。” 在中国应当由那个阶级来专政呢？在1940年2月，他主张“各个阶级联合专政”。到1949年6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到了晚年，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三种提法有其一致的方面。关键在于对“人民”的解释上。如果把“人民”解释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各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如果强调在这个联合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则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的范围越来越小了，除了地、富、反、坏、右以外，在城市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在农村连富裕中农也受打击。实际上还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毛泽东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敌人”并没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律界定。从毛泽东到一个村支部书记，都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敌人”，从而变成专政对象。
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它的“政体”。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最高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除了有权修改宪法、制定法律、行使立法权外，拥有产生并监督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的权力。国家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国务院总理，经国家主席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有权决定国家生活中的各种重大问题，如审查和批准国民经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批准省、市自治区区划，决定战争与和平等。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有国家元首制度。按照1954年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必须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结合起来才能行使某些元首职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元首实际是国家主席和人大常委组成的集体。第一届人大届满以后，毛泽东再不愿意当国家主席，1958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后，就不设国家主席了。以后，由于毛泽东自己不愿意当国家主席，又不让别人当国家主席，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就规定不设国家主席。《宪法》上的条款也得遵命毛泽东的个人意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有“共和”两字。孟德斯鸠把国家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种。他认为，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遵照法律执政的政体；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来执政的政体。从《宪法》的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的，不是专制的。
中国当时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宪法》，一部是《婚姻法》。毛泽东（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宪法》而不顾，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
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刘少奇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参考。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双反”，报纸一登，全国展开。）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是1400人的大会 （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 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他说的“我们那一套”是指中国共产党那一套，“我们这一套”否定了“他们那一套”。“决议”是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党大还是国家大？党大。刘少奇反对法治，赞成人治。最后他还是被人治所害：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度，就被置之于死地。这是后话。
西方现代国家是议会政治，中国则是“会议政治”。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会议来决定一切重大事情，中国共产党会议的“决议”高于法律。然而，什么时候开会，会议讨论什么内容，用什么形式讨论，会议开多长时间，参加会议的人是没有决定权的，有关会议的一切完全听从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会议是贯彻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工具，会议的“决议”实际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文字表达。会议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议会政治”和“会议政治”虽然只是调换了一个字的排列顺序，却发生了本质变化：“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会议政治”是专制政治。
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车间、田头、地角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绝对领导。“工农商学兵，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各级党组织，第一把手又凌驾于组织之上。书记当家，委员们对书记如众星拱月。行政领导人对书记也只能俯首听命。名义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实际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这样一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形同虚设。《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也是一纸空文。《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选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际上，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决定了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事先反复讨论过了的；《宪法》规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实际上这是一个虚设机构，军队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掌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
在秦始皇的制度根基上嫁接列宁、斯大林制度，就被称为“革命政权”，反对这个政权的当然也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要受到严厉惩处。
六、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
与党权、政权、军权、经济权高度集中相适应的是舆论高度集中，高度统一，“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抓紧“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这两杆子。“笔杆子”就是一切舆论工具，抓紧“笔杆子”就是掌握动员资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笔杆子”和枪杆子并列，可见其对思想控制的重视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用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国的统一思想，要求全国人民完全地、永远地服从共产主义这个目标。让每个人都知道，为全人类的最高理想的实现，牺牲小我，顾全大我是必要的、光荣的、高尚的，不愿做出牺牲是可耻的。关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个比前一个进步，后一个必然取代前一个，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个人利益，个人生命在历史规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为此，一方面不让知识分子发表与共产主义不同的言论，另一方面对广大群众强力灌输共产主义。一切舆论工具，一切图书，一切讲坛，一切会议，都灌输共产主义理想，批判与之不同的思想。广大群众，特别是无知青年，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只知道一种理论，使他们思想十分“纯洁”，他们的“爱憎”分明而强烈。这些“纯洁”的青年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又是排斥、打击非共产主义思想的真诚、坚定、强大力量，在政治运动中他们是狂热分子，是制造过激行为的主力。共产主义理想是以“大我”消灭“小我”、以强权剥夺个性的最有说服力的、最合法的工具，是推行“一大二公”最有力的动员工具。为什么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共产风”刮了一阵又一阵，这是多年共产主义灌输的结果。
当时只有两张全国发行的大报，一张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另一张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这两张报纸除了风格略有差异以外，指导思想完全一样。各省在省委直接领导下有一张报纸，除了省委审定的地方新闻以外，其它内容和《人民日报》没有不同。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发什么，不发什么，全由上级党组织决定。党报的编辑记者要遵守党的宣传纪律。为了避免犯错误，各省报纸的夜班编辑在每晚确定版面时都要打电话和《人民日报》夜班编辑“对表”，以求“版面语言”的一致。在相当多情况下，同一天全国所有的报纸的第一版的稿件、标题、排版几乎完全一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也绝对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虽然选题是上级定的，但稿件还要送审。审稿者要考虑的方面虽然很多，但是，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是降低还是提高领导人的威信，是决定稿件能否发表的最为根本的原则。外国的真实情况，工作中的负面情况，不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播，除了国家设立强大的干扰电台以外，还以“偷听敌台”的罪名逮捕、判刑。偷听“美国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时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机，有收音机也不让有短波。
当时中国也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选题、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成果的发表，都由党的官员决定。研究人员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独立地研究，不能对真理进行追根问底的探讨。对官方意见的注释、论证，对官方错误的辩护，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当时也有一些学术刊物，如《哲学研究》、《经济研究》等，但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党政官员手中，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具。
全国各地图书馆，一些与中共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书刊都拿下了书架，有的封存，有的销毁。文化艺术被当作革命事业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当时的文艺作品绝大部分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神化领袖、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是文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如果说，报刊从舆论上、社会科学从理论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的话，那么，文艺则从情感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动员人们忠于毛泽东。中国的文艺在神化领袖方面起了其它舆论工具无可比拟的作用，中国的文艺是造神文艺。
毛泽东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态度讲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认为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人，而“我们”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这是实话实说。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没有这样做、并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陈寅恪等极少数人。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又对思想界进行了整肃，近60万不服从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一场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更加强了思想的“统一”。
在那个时代，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为同一目标服务，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了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
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没有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没有人敢独立思考。大批无知者相信毛泽会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天堂。大批干部自认为是“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无暇进行说服的情况下，他们对不顺从者施暴是理所当然的。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人们视毛泽东的思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造就了众多的真诚的信奉者。所以，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人为造成这么大的灾难，而农民却认为毛主席是英明的，中央是正确的，只是下面干部没搞好。
七、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
中国在帝王时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但是，由于交通不便，鞭长莫及，还有王法不行的荒蛮之地。在毛泽东时代，借助现代的交通和通讯，真正实现了昔日帝王的梦想。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政治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本书介绍了一些省份在三年饥荒时的情况，读者会看到，各地的情况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这里。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城市，是市――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居民组――居民。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一个城市相同的结构和相对应的层次和角色。在农村，是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社员。在任何一个乡村都可以找到与另一个遥远的乡村相对应的层次角色。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稳定，社会成员角色简单，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政府机构金字塔，城市结构金字塔，农村结构金字塔，交织成网络，构成金字塔体系。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这一网络的不同层级一个个网眼中。社会成员不能流动，社会成员之间也没有交换关系。这种社会结构便于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错误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
在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里，没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时，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你一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为寇也要活下去！”章诒和悲哀地说：“哪有草啊！”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饥民连逃荒都没有去处。
八、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为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前面说的都是属于有形制度。无形制度是指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思想灌输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力，常常超过有形制度。
毛泽东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是由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学说、永不停息的斗争哲学、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个人保证集体的道德观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构成的。信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道德观等构成了一整套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是通过所有的舆论工具长期灌输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
几千年形成的以王权思想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其积淀比新形成的价值体系还要深厚。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是至高无上的。中国古代虽然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说法，但从根本上说，重民，爱民不是目的，它是维护君权的一种手段，君主才是目的。 君主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乱兴亡的决定因素，是全社会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一体。臣民必须自觉认同为子为臣的卑贱地位和工具属性，恪守本分，尽心从事。王权主义与人格平等、个人尊严、个性独立是对立的，依附、盲从、奴性是王权主义的产物。
这种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行，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它在随时随地在起作用。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体系相沟通，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例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思想中，把“仁”理解为“牺牲小我为大我”，把“义”理解为“共产主义”，就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在迫害临近的时候，人们以欺骗求自保，以出卖朋友而换取自己的安全。在每一级权力阶梯上的人都具有两面性：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在下级面前是主人。在这个权力金字塔上，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这是错误的政策产生并顺利推行的条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错误会得到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放大”。 这里只有正反馈，没有纠错机制。权力的鞭子加上天堂的诱惑，使干部们失去了理智，变成了疯子、骗子，变成了用鞭子驱赶着奴隶的恶棍。
无形制度不仅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还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是极权制度的社会根源之一。捷克前总统、著名学者哈维尔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
九、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
专制制度首先压制的是地方豪强、社会能人。这样，使豪强不能欺压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财富。在专制制度下，处于社会最顶层的少数人可以任意消费和处置国家财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虽然可以按行政级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许官员以外的豪强存在，不允许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这样，可以实现高官以外的社会公正。高官的特权是国家机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与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舆论还不断地宣传官员们如何“廉洁奉公”。老百姓虽然受专制的高压，但心里不平的情绪很少。
在专制制度下，剥夺和保障是并存的。中央政权剥夺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但给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数群众虽然处于半饥半饱、衣衫褴褛的状态，但可以维持生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简单的医疗。如果年景好，经济情况好一些，群众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于信息单一，老百姓不知道国外的情况，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虽然自己生活水平极度低下，但情绪上还满足，没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没有更大的压迫，就不会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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