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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安德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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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挑战权威？”
他想了一下，摇摇头。小鬼已经知道，搞“革命”是要花时间的。他踢足球的时间都不够。
“可是，”他想着想着，又说，“哪一条条文给他权力把我的东西扣留两周？有白纸黑字吗？而且我常常看见同学听，也没见老师‘取缔’啊。 ”
没错啊，有了法律之后，还得有“施行细则”或者“奖惩办法”，才能执行。校规本子里却没有这些细则，执行起来就因人而异，他的质疑可是有道理的。
“而且，这个级主任很有威权性格，”他说，“他的口头禅就是——唉呀照我说的做就是了，别跟我啰唆问理由。我觉得他很霸道。 MM，你觉得做老师的应该用这样的逻辑跟学生沟通吗？”
“不该。这种思维的老师值得被挑战。”我说。“你知道， MM，我不是为了那个随身听，而是因为觉得他没有道理。 ”
“那——”我问，“你是不是要去找他理论呢？”
他思索片刻，说，“让我想想。这个人很固执。 ”
“他会因为学生和他有矛盾而给坏的分数吗？”
“那倒不会。一般德国老师不太会这样，他们知道打分不可以受偏见影响。 ”
“那——你会不会因为‘怕’他而不去讨道理吧？”
“不会。 ”
“那——你希望我去和他沟通吗？”
“那对他不太公平吧。不要，我自己会处理。 ”
这就是那天在厨房里和菲力普的对话。安德烈，你怎么处理冲突？对于自己不能苟同的人，当他偏偏是掌握你成绩的老师时，你怎么面对？从你上小学起，我就一路思考过这个难题：我希望我的孩子敢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去挑战权威，但是有些权威可能倒过来伤害你，所以我应该怎么教我的孩子“威武不能屈”而同时又懂得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可能吗？
那天，一面吃炸酱面，一面我是这么告诉十五岁的菲力普的：你将来会碰到很多你不欣赏、不赞成的人，而且必须与他们共事。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或部属，这人可能是你的市长或国家领导。你必须每一次都做出决定：是与他决裂、抗争，还是妥协、接受。抗争，值不值得？妥协，安不安心？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很艰难地找出一条路来。你要自己找出来。
你呢，安德烈？你小时候，球踢到人家院子里都不太敢去要回来，现在的你，会怎么跟菲力普说？
又：我去征求菲力普的同意写这个故事，他竟然很正经地说，他要抽稿费的百分之五。这家伙，很“资本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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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封信 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
MM：
我在前封信里说，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好像没什么好“反叛”的。昨天我去看了场电影，想法有点改变。
这个德国片子叫做《好日子过去了》。三个年轻人，觉得社会很不公平，想继续七十年代德国左派“赤军连”的革命精神，只不过，“赤军连”用暴力试图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这三个人想用非暴力的方式。他们闯进富人的豪宅，但是不拿东西也不破坏，只是把豪宅里的家具全部换位，然后留下一张纸条，“好日子过去了！”他们“恐吓”富人的意思是：“再多的钱也帮不了你们，我们进来了。 ”
三个人之一用自己的破车曾经撞到一个富人的奔驰车，所以欠了一笔修车赔款。有一天夜里，发现他们所闯入的豪宅正巧是这名奔驰车主的家，正巧他们又被这个人撞见、认出了。所以他们不得已只好将这人“绑走”，也就是说他们成了“绑匪”。
躲在阿尔卑斯山的破木屋里，几个人开始交谈。他们发现这名富人竟然也曾经是个六七十年代的“愤怒青年”，曾经充满改造社会的理想和斗志。三个人逐渐反省，觉得他们的“绑架”行为其实不符合他们所立下的理念，想把人放走；而被绑者回忆起自己的“愤怒”岁月，也表示不会报警，而且债也不要讨了。
但是富人一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却改变主意，马上报了警。警察循线追到了三人的住处，发现已经搬空，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些人，永远变不了。 ”
电影的最后是这三个人闯进一个电视台，把频道关闭。他们认为电视是愚民最彻底的工具。
这是一个关于阶级跟贫富差异、社会公义的电影。
我是和老爸一起去看这电影的。老爸开着 BMW745的车，我穿着一件 Ralph Lauren的白衬衫，我们住的小镇，是全德国平均收入最高的小镇——那我不正是这电影中的“坏人”吗？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饿死的边缘，我们开豪华的车是不是不道德？有些人做一天的工还赚不够吃的，而我只是上学，什么工都不必做，生活舒服得像个小王子一样，我可不可以心安理得呢？我也知道，电视在操纵、玩弄人的思维和价值观，但是我继续坐在那里看电视。我也知道，物质满到一个程度，就失去意义，但是我仍旧享受物质的满。
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反叛”的东西了呢？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如我前封信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公不义值得我们去“革命”，没有什么理想和价值值得我们去行动呢？
我想是有的，还是有的。
好，那我能干什么？电影中三个革命者之一说，他完全看穿了这个虚拟的 Matrix一样的社会体制，而他拒绝与这个虚假的 Matrix共存，所以他采取了行动。我呢？我只能看得出这个虚拟的结构的一部分，而且我还能忍受它——或许因为我闭上了眼睛，因为我不愿意看见问题，不愿意看见问题，问题就变得抽象。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对问题视若无睹，假装看不见——如果我能把思想关掉更好。
但是，如果我决定把眼睛打开，看见世界的不公不义，我能怎么做呢？我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说是信息开放，价值多元，电视、网络、报纸，每天都在影响我，但是，当你真正想要知道你能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告诉你，嘿，你要自己决定，因为这是民主。
前面当我在谈年轻人的自由的时候，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对我来说是“很多”），他们似乎都有同感，就是，这个世界没什么好“反叛”的了。但是这个电影却好像提醒了我，世界上那么多不公正存在，怎么可能没有“反叛”的需要？所差的只不过在于你是否愿意看见，是否愿意站起来，行动不行动而已。
最后我就不得不问我自己：那么你是不是要决定“站起来”，去“行动”？
我真的认真地想了这个问题，然后， MM，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的自我发现，你就当它是“忏悔录”吧。
我发现：是，我知道，中国大陆的妇女在极不人道的工作环境里，为耐克做苦工，但我不会因而不买耐克的运动鞋。我知道麦当劳为了生产牛肉，大面积破坏了南美的原始森林，而他们的老板口袋里塞满了钱，但我不会因而不去吃麦当劳。我知道非洲很多孩子死于营养不良，但我不会因而勉强自己把每一餐饭的每一个盘子舔干净。换句话说，我发现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 asshole）。
我是一个“日子过得太好”的年轻人，狠很打我几个耳光也不为过，但是至少，我清楚看见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且至少，我并不以我的生存状态为荣。
现在， MM，我好奇你会怎么说呢？
第9封信 两种道德（1）
安德烈：
在给你写信的此刻，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菲力普的化学老师，海啸时，正在泰国潜水。死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我对这个年轻的老师还有印象，是汉堡人，个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力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
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学生觉得他很“酷”，特别服他。我说，菲力普，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好不好？他面露难色，说，“我又不认识他们。 ”
“想想看，菲力普，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再过五年他七岁，能认字了，读到你的信，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很服他——对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会不会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力普点点头。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 20％的富有国家用掉 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力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鱼翅是怎么来的。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然后，就放手让鲨鱼自生自灭。鲨鱼没了“翅膀 ”，无法游走，巨大的身体沉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饿死。我从此不再吃鱼翅。
菲力普说，唉呀妈妈，那你鸡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大量养鸡的吗？他们让鸡在笼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烂肉，你说人道吗？
我说，我又不是圣人，我只管我记得的、做得到的。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你一定知道中国大陆有些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直接汲取胆汁。黑熊的胆汁夜以继日地滴进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经年累月插着管子，就在笼子里渐渐长大，而笼子不变，笼子的铁条就深深“长”进肉里去。
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胆汁、用什么中药，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第9封信 两种道德（2）
你和菲力普都会穿着名牌衣服，你们也都知道我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什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通进云层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驼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什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放下扁担，快步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了。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挑的东西有多重？九十公斤。他笑笑。一天挣多少钱？三十块。安德烈，你知道三十块钱是三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三球冰淇淋。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二十元。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那天和菲力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力普说，
“快看！”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刚好一辆 Rolls Royce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力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抬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发达社会中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地方，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中。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也很懦弱，很自私。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觉你的不安，你其实在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我很高兴你能看见自己的处境，也欢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记得你七岁时，我们在北京过夏天。蟋蟀被放进小小的竹笼里出售，人们喜欢它悠悠的声音，好像在歌咏一种天长地久的岁月。我给你和菲力普一人买了一个，挂在脖子上，然后，三个人骑车在满城的蝉鸣声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却突然下车，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同时坚持菲力普的也要释放。三岁的菲力普紧抱着蝈蝈怎么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蝈蝈是喜欢自由的，不要把它关起来，太可怜……
第9封信 两种道德（3）
我想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你的性格特质。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也有七岁的孩子会把蜻蜓撕成两半，或者把猫的尾巴打死结。你主动把蝈蝈放走，而且试着说服弟弟也放，就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道德行为。所以，能不能说，道德的行使消极或积极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对于一个专制暴政的长期抵抗……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在民主体制里，这种决定人们时时在做，只是你没用这个角度去看它。譬如说，你思考投票给哪一个党派时，对于贫穷的道德判断就浮现了。哪一个党的经济政策比较关注穷人的处境，哪一个党在捍卫有钱阶级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时是一种你对于贫富不均的态度的呈现。你有没有想过，欧陆国家为什么社会福利占了 GDP的 45％，而美国却只有 30％？这和他们对贫穷的价值认知有关。 60％的欧洲人认为贫穷是环境所迫的，却只有 29％的美国人这样看。只有 24％的欧洲人同意贫穷是个人懒惰所造成的，却有 60％的美国人认同这种观点。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咎有应得，或者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社会责任，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制度。
海啸的悲惨震动了世界，国家在比赛谁的捐款多，背后还藏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真正的道德态度，其实流露在平常时。我看见 2003年各国外援的排名（以外援经额占该国 GNP比例计算）：
你看，二十二个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里，十七个是欧洲国家。前十二名全部是欧洲国家。为什么？难道不就因为，这些国家里头的人，对于社会公义，对于“人饥己饥”的责任，对于道德，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些国家里的人民，准许，或说要求，他们的政府把大量的钱，花在离他们很遥远但是贫病交迫的人们身上。他们不一定直接去捐款或把一个孤儿带到家中来抚养，就凭一个政治制度和选票已经在进行一种消极的道德行为了。你说不是吗？
所以我不认为你是个“混蛋”，安德烈，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你可以具体着力的点。但你才十九岁，那个时间会来到，当你必须决定自己行不行动，如何行动，那个时刻会来到。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你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做不到什么。
亲爱的龙女士：我是一个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大陆女子。现年二十四岁。一直很喜欢你的文字。
你知道吗，当我结束我在英国五年的生活，回到这个我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的时候，我竟然感到不习惯。我不习惯于人们的冷漠，更不习惯于我也要表示出来的冷漠。
当你在路上看到一个衣衫破旧的孩子，你不能停下脚步，给他一块钱，因为他要的更多，甚至，他会因为看到你的钱包而抢了就跑。当你到银行去办事，你一定要紧紧贴着前一个人，就算他在按密码也不可以走开，否则你很有可能在银行一天也办不成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我不能说什么，亦不能做什么。我知道逃避不是办法。但当我回来面对了这一切，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
我为这样的想法而难过。我又为这样的环境而流泪。我生活在一个大城市，尚且如此，那些其它的地方又如何呢？
当我看到南亚海啸的消息，当我看到台湾、日本、美国、欧洲和很多很多地方遭受自然灾害和恐怖袭击的时候，我很心痛。人类的力量竟然是这么的渺小。而我更心痛的，是我的同胞们一句句恶毒诅咒的话语。我总是不明白，仇恨一定活的比善良和同情更长久吗？
我真的难过困惑，我真的不明白。
Helen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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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封信 烦恼十九
MM：
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坐下来给你写信，但是我有心事。过去两个礼拜，蛮惨的，生活里问题很多。每一个问题，好像都在考验我性格里不同的一个部分。每一个问题性质不一样，所以就需要不同的面对方式，也需要调动我性格里某一种质量，这个质量，我或者有，或者没有，需要开拓才会出现。有些问题需要的是勇气，有些，需要智慧。反正，烦恼多多。
其实，也都不是什么真正严重的事，但是你知道，给生活“加料”的通常都是些芝麻小事，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有时候，你已经有麻烦了，偏偏还要打破一个玻璃瓶，或者吃早点时把牛奶泼了一身，你只好觉得，太倒霉了。
大的问题，譬如三月就要毕业考啦，大学入学啦，或者是将来的工作，暂且不提，最近出了两个状况，让我很心烦。
第一个，上封信你问我，碰到一个你不赞成的人，而他偏偏掌权，譬如说他是决定你成绩的老师，这种矛盾我怎么处理？现在就发生了。我跟你说过我不欣赏英文老师，因为我觉得他程度不够。我们这一班有一半人都到美国去做过交换学生，我也在美国读过一年，所以，我们的英文水平比一般没去留学的德国学生要高很多，而他好像完全不理会这种差异，还是照他一贯的方法教学，就是要我们听写，或者让我们读一堆无聊的文章。从他那里，我简直学不到任何东西。我甚至于觉得从美国回来以后，我的英文就停止进步了。最让我生气的是，我发现他对英文的文学作品根本没有解析的能力，常常不知所云。
英文课就变成我们最不需要动任何脑筋的课。我是在这个时候决定要“反叛”的。我在他的课上睡觉，而且拒绝交作业。讨论文学作品的时候，我提出他完全无法招架的问题。
然后，事情就发生了。他竟然说我在“嗑药”！他去跟我的导师说，我上课没精打采，而且不做作业，一定是因为嗑药。导师就来找我谈话。连同学都以为是真的了。
MM，你说我“反叛权威”对还是不对？现在，我得到什么？他很快就要退休，而我，得到一个烂分数，外送一个“嗑药”的名誉。
我不是不知道反抗权威会有后果，也想过是否闭嘴做他的乖学生，但是最后，我还是用消极“罢课”去抵制他，因为我实在受不了无知的人假装有知识，还要来对你指指点点。
我的理性毕竟败给了我的情绪。而现在，他给我这么多麻烦，我的好胜心又被挑起，我想：嘿，我就做给你看，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英文成绩扳回来。这样，他是不是会开始理解我反对他是因为他教学太烂？
这第二个“麻烦”嘛，你大概已经等了十九年，等我来告诉你——没错，女孩子。
两年前，当我很多好朋友都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对女生一点没兴趣。不是我晚熟，而是，我有太多其它的兴趣，譬如足球，而且，我确实不太容易“坠入情网”。但是自从在美国有了一个女朋友以后（哈，没告诉过你——你就当我忘了说吧？），我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地“坠入”，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失恋。有时候我在想，怎么老是被人甩了，搞不好我有问题？（开玩笑的。老妈别紧张。）
上个礼拜，我又失恋了。寒假里，她遇见了一个荷兰男孩，就跟他好了。老天，这个家伙连德语都说不好，他们得用半生不熟的英语沟通。
我很难受，当然我的自尊被伤害了，虽然我的理智告诉我：没关系，你们本来就不很配。更何况，我爱的其实是另一个女孩，她只不过是一个假想的替身。我觉得，我恐怕是一个在感情上不太会“放下”的人。现在的麻烦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
她其实并不清楚我对她的感情，她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受伤的我很想跟她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但是这对她
好像不公平，因为，她并没有说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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