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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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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1917年以前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少数犹太人不死，甚至“只有他们永远不再受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毒害，再次成为一个宗教团体，在伊斯兰教的保护下安分守己，按照伊斯兰教律法和风俗习惯生活，才允许他们在伊斯兰教的羽翼下避难，在伊斯兰教麾下遭受痛苦”。犹太人，雅法大清真寺里的一个传教者补充说，既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大家知道，慈悲为怀怜悯众生的安拉本人讨厌他们，因此下令，不论他们散居在何方，均要遭到指控与蔑视。犹太人在所有顽固不化者中最为顽固不化：先知把手伸给他们，遭其唾弃；伊撒（耶稣）把手伸给他们，他们杀了他，他们甚至经常把自己微不足道的信仰中的先知用石头砸死。欧洲各个民族并非白白决定将他们永远驱逐，而今欧洲正策划将其强加给我们，而我们阿拉伯人绝不允许欧洲人把他们的垃圾倒到我们这里。我们阿拉伯人将用利剑摧毁这一魔鬼计划，不能把巴勒斯坦圣地变为整个世界的垃圾站。
格里塔阿姨带我去的那个服装店里的那个人呢？那个富有同情心的阿拉伯男子，在我年仅四五岁时将我从黑洞洞的深渊里救出，把我抱进他的怀抱。那个人善良的眼睛下有两个大眼袋，身上散发出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闷（棕色）气味，脖子上挂着一根裁缝用的绿白相间的尺子，尺子两端在胸前来回晃荡，他的脸膛暖烘烘的，灰白的胡碴令人惬意，那个睡眼惺忪心地善良，脸上闪过一丝腼腆的微笑，消失在柔软的灰白胡须下的阿拉伯人呢？方框棕边眼镜架在鼻子中央，像个心地善良年事已高的木匠，他步履缓慢，疲惫不堪地拖着双脚，穿过密密层层的女人服装，当他把我拉出那孤独的囚笼时，用沙哑的声音和我说话，那声音令我终生铭记在心：“够了孩子一切都好了一切都好了。”怎么，他也一样吗？他也“削尖短弯刀，磨砺刀刃，准备把我们全部杀死”？他也会叼着长弯刀在夜半时分悄悄潜入阿摩司大街，撕开我的喉管，撕开我父母的喉管，“把我们淹没在鲜血中”？
风儿，轻轻
柔美的迦南夜空
叙利亚胡狼声声
尼罗河鬣狗悲鸣。
阿卜杜卡迪尔，
恶毒的胆汁来回搅动。
……
三月阴风呼呼咆哮
天上的云滚滚狂涌。
年轻人，全副武装，待发，
特拉维夫今夜发起进攻。
玛纳拉高度警觉
双目圆睁……
但是犹太人的耶路撒冷既非年轻人，也没有全副武装待发，那是一个契诃夫似的小镇，混乱、可怕，充斥着流言蜚语和不真实的谣传，全然不知所措，在茫然与惊恐中陷于瘫痪。1948年4月20日，大卫·本——古里安和大卫·希尔提尔、耶路撒冷哈加纳民兵指挥官谈话后，在日记中写下对耶路撒冷的印象：耶路撒冷人口构成因素：20％普通人，20％特权阶层（大学，等等），60％不可思议（土气狭隘，庸碌无为）。
（很难说，本——古里安把这些条目写进日记时，是否在微笑，不管怎么说，凯里姆亚伯拉罕既不属于第一类，也不属于第二类。）
在水果蔬菜店，邻居伦伯格太太说：
“但是不要再相信他们了。我谁都不相信。那只是一个大阴谋。”
罗森多夫先生说：
“你绝对不要这么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认为，这种说法会有损整个民族的士气。你是怎么想的？我们的小伙子会不惜冒着年轻生命的危险，同意前去为你打仗，你还说这一切都是一个大阴谋？”
蔬菜水果店老板，巴贝奥夫先生说：
“我不羡慕这些阿拉伯人。美国有些犹太人，他们很快便会给我们送来一些原子弹。”
我妈妈说：
“这些葱的样子不怎么好，黄瓜也不好。”
伦伯格太太（她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煮鸡蛋味儿、汗臭味儿和变质肥皂的味儿）说：“我跟你说一切都是一个大阴谋！他们正在演戏！一出喜剧。本——古里安私下里已经同意把整个耶路撒冷卖给穆夫提、阿拉伯帮以及国王阿卜杜拉，就为这，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或许同意把他留在他的基布兹、纳哈拉尔和特拉维夫。他们就关心这些！我们将来会怎么样，他们是否会把我们全部杀光烧净，他们一点也不关心这些。耶路撒冷，对他们来说最好下地狱去吧，于是到后来，他们希望在国家里只给他们留下几个修正主义者，几个正统派犹太教徒，几个知识分子。”
其他女人急忙让她安静下来：你怎么回事！伦伯格太太！嘘，你疯了吗？这里有个孩子！一个能听懂这些话的孩子！
儿童战略家背诵从他父亲和祖父那里听来的东西：“英国人回去后，哈加纳、伊尔贡和斯特恩帮当然会团结起来，打击敌人。”
与此同时，石榴树上那只看不见的鸟儿，执着地发出自己的乐音，没有变化：“啼——嗒——嘀——嗒——嘀。”一遍又一遍：“啼——嗒——嘀——嗒——嘀。”略微沉吟片刻后：“啼——嗒——嘀——嗒——嘀！！”
【注释】
＇1＇ 穆萨·阿拉米（1897——1984），生于耶路撒冷，剑桥大学法律系毕业，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英国托管政府任职，后逐渐成为阿拉伯领袖和政治活动家，卒于耶路撒冷。
＇2＇ 摩西·夏里克（1894——1965），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以色列第一任外交部长，曾经在本——古里安后担任以色列总理。
＇3＇ 埃利泽·卡普兰（1891——1952），以色列第一任财政部部长。
＇4＇ 阿扎姆帕夏（1893——1976），第一任阿拉伯联盟秘书长（1945——1952）。
＇5＇ 巴耶吉，曾任伊拉克总理（1948——1949）。
43
1947年9月，报纸也充满了猜测、分析、估计与推测。联合国大会会不会就分治决议进行投票呢？阿拉伯人会不会成功地改变提议，或者取消投票？如果确实要投票，我们能不能得到总票数的三分之二？
每天晚上，父亲会在厨房坐在我和妈妈中间，擦干油布桌布后，他会在桌子上铺几张纸牌，借着暗淡昏黄的灯光，开始算赢得表决的机会。他的情绪一晚比一晚低落。所有的计算都表明某种毁灭性的失败不可避免。
“十二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自然会投反对票。天主教会肯定会给天主教国家施加压力投反对票，因为建立犹太国家与教会的基本信仰背道而驰，没有谁会像梵帝冈那样长于幕后操纵。因此，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拉美国家的二十张赞成票。斯大林无疑会指挥他所有的共产主义集团中的卫星国家根据他坚定的态度进行投票，因此又有十二票反对我们。更别提英国，它一向四处搅起反对我们的情感，尤其是在其辖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它们会拧成一股绳，把建立希伯来国家的所有机会都加以摧毁。法国，还有追随它的国家会怎么样呢？法国从来就不敢冒险招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百万穆斯林。希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具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在阿拉伯国家有相当大的希腊人社区。美国自己呢？美国最终会支持分治协议吗？要是大型石油公司和我们在国务院的敌人安圈设套，一边倒，战胜杜鲁门总统的良知，又将如何？”
父亲一遍又一遍估算联合国大会的选票落向何方。一个又一个夜晚，他试图减少损失，策划在经常追随美国的国家当中建立一个联盟，那些国家会出于自己的考虑去击败阿拉伯人，还有丹麦、荷兰等一些令人尊重的小国，那些目睹了犹太人遭受种族灭绝恐怖的国家，眼下也许准备行动，出于良知行事，而不是出于利益考虑。
在这非常时刻，谢赫贾拉别墅（离这里走路只需四十分钟）的希尔瓦尼家族也坐在餐桌前围着一张纸从反方向进行预测吗？他们是否也和我们一样忧心忡忡，不知希腊人要投谁的票，仔细思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怎样做最后决策？他们是不是也有他们的乐观者与悲观者，犬儒主义者与命运先知？他们是不是每天夜里也在发抖，想象我们正在筹划并挑起事端，狡猾地进行操纵？就像我们害怕他们一样，他们也在害怕我们？
阿爱莎，还有她在塔里比耶的父母呢？他们全家坐在一间屋子里，尽是蓄胡子的男人和佩戴珠光宝气的女人，面带愠怒，眉头紧皱，围坐在一碗碗橘皮蜜饯四周，窃窃私语，计划“用鲜血淹没我们”？阿爱莎有时依然弹奏从犹太钢琴老师那里听来的旋律吗？还是被禁止弹琴？
也许是另一种情形，他们默默地站在小男孩的床边？阿瓦德。他的腿做了截肢手术。因我之故。也许他就要死于血液中毒。因我之故。他那双充满好奇与无辜的幼犬般的眼睛合上了。在痛苦中紧闭。他脸色憔悴，惨白如冰。额头忍受着疼痛煎熬。他可爱的鬈发散落在枕头上。等也等啊，歇也歇啊。在剧烈的疼痛中呻吟颤抖。像婴儿那样扯着嗓子一个劲儿地哭。坐在他身边的小姐姐对我恨之入骨，因为那是我的过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是由于我的过错，她遭到结结实实、没完没了的毒打，脖子上、头上、脆弱的肩膀上，不是像平时打一个犯错误的女孩，而是像驯服一匹倔强的马驹。是我的过错。
1947年，亚历山大爷爷和施罗密特奶奶经常在9月的晚上光顾，和我们一起坐坐，和父亲一起盘算哪些国家会投以色列的票。汉娜和哈伊姆·托伦，还有鲁德尼基夫妇、玛拉阿姨和斯塔施克叔叔，或者阿布拉姆斯基，或者我们的邻居罗森多夫夫妇和托西娅和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克洛赫玛尔先生在盖乌拉大街开了一家夜间上锁的小店，他终日身穿一条皮革围裙，戴一副角质镜架眼镜，坐在那里修理娃娃：值得信赖的医治者，但泽人，玩具医生
可能是我五岁那年，一次，古斯塔夫叔叔在他那家微型小店里，修好了我那长着一头红发的芭蕾舞女演员娃娃彩莉，分文未取。她那长满雀斑的鼻子被打破。克洛赫玛尔先生技艺精湛，使用一种特殊的胶水把她修补得看不出一丝痕迹。
克洛赫玛尔先生深信能和我们的阿拉伯邻居进行对话。在他看来，凯勒姆亚伯拉罕的居民应该组成一个小型代表团，去和附近阿拉伯村庄里的乡长、谢赫和其他要人谈判。毕竟，我们一向睦邻友好，即使整个国家现已失去理性，但是在这里，在耶路撒冷北部，在双方从未发生任何冲突与敌意的地方，也没有失去理性的必然原因。
要是他能说一点阿拉伯语或者英语，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本人，这个多年利用医治技艺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修理娃娃的人，就会不容分说，拿起他干活时用的胶水，穿过将我们与他们隔开的空旷田野，挨家挨户敲开他们的房门，言简意赅地向他们解释。
维里克中校，杜戴克伯伯，长得像电影中的一位英国上校，实则那时为英国人充当警察，有天晚上来我们这里坐了一会儿，从一家巧克力专卖店买来一盒“猫舌头”饼干。他喝了杯咖啡加菊苣根，吃了几块小饼干，他精干的黑制服上一排银光闪闪的扣子，斜挎在胸脯的皮带，屁股上亮闪闪枪套里的黑色手枪像头睡狮（只露出枪把，每次看它时我都颤抖不已），令我眼花缭乱。杜戴克伯伯坐了约莫有一刻钟，只是在我父母和其他客人的再三恳求下，他终于透露出一两个模棱两可的暗示，这些暗示也是他从了解情况的高级英国警官那里了解到的：“你的预测与猜想真是令人遗憾。不会分治，不会建立两个国家，因为那什么整个内盖夫沙漠在英国人的掌控中，要让他们能够保留在苏伊士的基地，英国人会固守小镇兼港口的海法、里达、埃克隆和拉马特大卫的空军基地，以及萨拉法恩德的一个个军营。一切顺利，包括耶路撒冷，阿拉伯人也会得到，由于美国人要他们做出回报，让犹太人在特拉维夫和哈德拉之间拥有某小块土地。允许犹太人在这小块领地里建成一个自治区，某种犹太人的罗马教廷城，将逐渐允许我们在这小块地区里接纳十万，顶多十五万临时难民营里的幸存者。如有必要，美国第六舰队大航空母舰上的数千美国士兵应防护这块犹太领地，因为那什么他们不相信犹太人在如此条件下能够自我防卫。”
“但是那是个隔离区！”阿布拉姆斯基大叫，声音可怕，“一个犹太人居住辖区！一座监狱！孤独的监禁！”
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则面带微笑，愉快作答：“最好是美国人自己把要给我们的特拉维夫和哈德拉之间的这个小人国拿走，只给我们两艘航空母舰，我们在那里就会比较舒服比较安全了。也就不那么拥挤了。”
玛拉·鲁德尼基恳求、哀求那个警察，就像为我们祈求生命：“加利利怎么办呢？加利利呢，亲爱的杜戴克？还有河谷呢？我们连河谷也不要吗？他们至少也应该把河谷留给我们，为什么不呢？他们怎么连穷人最后一只幼牡羊都要呢？”
父亲忧心忡忡地评论说：
“没有穷人最后一只幼牡羊这种东西，玛拉，穷人只有一只幼牡羊，它也被夺走了。”
沉默片刻后，亚历山大爷爷怒不可遏，他脸憋得通红，气呼呼的，仿佛失去了控制：“非常正确，雅法清真寺的那个恶棍！他非常正确。我们确实不过是一堆排泄物！咳，怎么了，这就到头了！那好！够了！世界上所有的反犹主义者都非常正确。咳，怎么啦。确实有人诅咒我们。上帝确实憎恨我们！而我，”爷爷呻吟着，脸色通红，唾沫星子飞溅，不住地捶打桌子，弄得杯子里的茶勺叮当作响，“咳，怎么啦，你说的，上帝怎么恨我们，我们就用怎样的恨来回敬他。我恨上帝。他已经死了！柏林的反犹主义者已经死了，但是另一个希特勒仍然坐在那里！更为糟糕！咳，怎么啦！他正坐在那里嘲笑我们呢，流氓！”
施罗密特奶奶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命令道：
“兹希亚！够了！你在说什么呀。够了。真的够了。”
他们想办法让他平静下来。给他倒了一小杯白兰地，在他面前放了一些饼干。
可杜戴克伯伯，维勒克中校，显然认为爷爷不该当着警察的面如此歇斯底里咆哮狂言，他站起身，戴上他那顶气派的大檐警帽，正了正左臀部的手枪套，从门口主动赐给我们一个暂缓之机，一线光明，仿佛在怜悯我们，俯就对我们的呼吁做出反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但是，还有一个官员，一个爱尔兰人，确实是个人物，再三重申，犹太人比世界上所有的人加在一起都要聪明，他们始终幸免于难。他是这么说的。问题是，他们要免除的是何种灾难？大家，晚上好。我只是要求你们不要重复我跟你们说过的话，因为那什么这是内部消息。”（杜戴克伯伯这辈子在耶路撒冷住了六十年，甚至在年老之际也总是要说“因为那什么”，忠心耿耿拘泥于语言模式的三代人没能把他教好。即使他身为高级警官，最后做了耶路撒冷警察局局长，后来又荣任旅游部副部长，也无济于事。他一如既往：“由于那什么我是个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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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天吃晚饭时解释说，11月29日即将在纽约附近成功湖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要求至少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投票，才有可能采纳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在报告中的提议，在英国托管区的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同盟以及英国人会千方百计设法阻挠出现这样一个大多数。他们想把整个领土变成英国统治下的一个阿拉伯国家，就像埃及、外约旦和伊拉克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实际上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另一方面，杜鲁门总统与自己的国务院大相径庭，为使人们接受分治协议而努力。
斯大林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出人意料，与美国一道支持建立与阿拉伯国家共存的犹太国家。他也许预见到，同意分治的表决将导致这个地区多年处在流血冲突中，使得苏联能够在英国控制的中东地区，在靠近石油产地和苏伊士运河的地方赢得一个立足点。强权国家一肚子花花肠子，显然穿插着宗教野心，罗马教廷希望在耶路撒冷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按照分治计划，耶路撒冷既不属于犹太人，也不属于穆斯林，而是由国际管辖。出于良知而做的考虑和同情与自私自利和犬儒主义想法相互交织，几个欧洲政府正在寻求某种方式，为三分之一犹太人死于德国刽子手的魔爪，为犹太人世世代代遭受迫害而做出补偿。然而，又是同样的政府，不愿反对把成千上万贫困潦倒无家可归的东欧犹太人，那些自德国战败后一直在难民营里备受煎熬的犹太人，输送到远离他们自己的领土，实际上远离欧洲的地方。
在真正投票那一刻之前，结果难以预见。压力和诱惑、威胁与阴谋甚至行贿等手段，使三四个拉美和远东小国关键性的几票摇摆不定。智利政府，一向拥护分治，但屈从于阿拉伯世界的压力，通知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投反对票。海地宣布准备投反对票。希腊代表团打算弃权，而且在最后一刻决定支持阿拉伯的地位。菲律宾代表拒绝表态。巴拉圭犹豫不决，巴拉圭驻联合国代表塞萨尔·阿科斯塔博士抱怨未从自己的政府得到明确指令。泰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新政府召回其代表团，新代表团尚未派出。利比亚答应支持提议。海地在美国的压力下，改变初衷，决定投弃权票。与此同时，在阿摩司大街，在奥斯特的杂货店，或者在报刊经售人和文具商卡里克的店里，他们说，一个相貌英俊的阿拉伯外交官对某小国的女代表施美人计，设法让她投反对分治计划的票，尽管她的政府已经向犹太人做出支持的承诺。“但是立刻，”克洛德尼印刷厂的户主克洛德尼先生咯咯笑了起来，“他们派一个机智的犹太人向神魂颠倒的女外交官的丈夫披露实情，又派一个机智的犹太姑娘向那位外交官唐璜的太太告发，万一没有达到目的，他们还安排了……”（这时谈话转为意第绪语，因此我不会听懂。）
据说，星期六早晨会在一个叫成功湖的地方举行联合国大会，决定我们的命运。“生存还是毁灭。”阿布拉姆斯基先生说。托西雅·克洛赫玛尔太太从丈夫的娃娃医院里拿来了缝纫机的接线板，使伦伯格夫妇能把他们家那台笨重的黑收音机搬出来放在阳台上。（那是阿摩司大街上唯一一台收音机，如果不是整个凯里姆亚伯拉罕地区唯一一台的话。）他们把音量调到最高，我们都聚集在伦伯格家里，院子里，大街上，楼上的阳台上，阳台对面，因此整个大街都会亲耳听到真正的广播，得知裁定，得知我们未来的命运（“倘若这个星期六之后仍有未来的话”）。
“成功湖的名字，”父亲说，“在比阿里克诗歌中象征着我们民族的命运，是泪海的反义词。殿下，”他接着说，“准许你参加此次活动，因为它符合你的身份：既是一个虔诚的看报人，又是我们的政治和军事评论家。”
妈妈说：
“是啊，但是加件毛衣，外面冷。”
但是，星期六早晨我们才知道那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下午在成功湖召开，由于纽约和耶路撒冷存在时差，所以这里要等到晚上才开始，或许因为耶路撒冷也是如此一个偏僻的地方，离大世界这么遥远，相隔万水千山，那天晚上发生在那里的一切，只是隐约传到我们这里，一向在经历了延宕之后。投票结果传到耶路撒冷，要等到很晚，可能将近半夜，这时孩子已经在被窝里躺了一个小时，因为第二天早晨要去上学。
妈妈爸爸迅速说了几句话，用波兰语和俄语进行简短交流，最后妈妈说：“你今天晚上最好像平时一样睡觉，但是我们坐在外面篱笆墙边，听伦伯格先生家阳台上放的广播，倘若结果是肯定的，即便已经半夜，我们也会把你叫醒，让你知道。我们保证。”
后半夜，投票即将结束，我从睡眠中醒来。我的床就在窗下，窗外便是大街，于是我跪起身，透过百叶板向外窥探，周身颤抖。
就像一场可怕的梦，人影绰绰，大家站在一起，站在昏黄的街灯旁，阳台上，路上，犹如众多的幽灵。数百人一声不吭，邻居，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有的穿着睡衣，有的穿着西装外套打着领带，还有几个人头戴帽子，有些女人头上什么也没戴，有些女人身穿晨衣，头上包着头巾，有些人的肩膀上驮着睡眼惺忪的小孩，我注意到，在人群边上，偶尔有个老太太坐在凳子上，或是有个被人连同椅子搬到大街上的老头。
在那个可怕的宁静夜晚，整个人群仿佛化作石头，他们仿佛不是真人，而是映在闪烁不定的黑暗幕布上的黑色剪影，宛如死者站在那里，听不到一个字，听不到一声咳嗽，听不到一声脚步，听不到蚊虫嗡嗡的叫声，只有音量开到最大嘟嘟作响的收音机里传来美国播音员那深沉粗犷的声音，令夜晚的空气颤抖。也许那是联合国大会主席、巴西外长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先生的声音。他按照英语字母表顺序一个接一个读出名单上的最后几个国家名，这些国家的代表立刻作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弃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意。乌拉圭：同意。委内瑞拉：同意。也门：反对。南斯拉夫：弃权。
声音戛然而止，一阵幽冥之中的宁静突然降临，令整个场面凝固，一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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