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的故事-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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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尘土与烈日洗礼、身强体壮的男孩，还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盐，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样美丽，宛如迦南之夜一样美丽。
除我之外。
人们没有因为我晒得黝黑而受蒙骗，他们一清二楚——我自己也清楚——即使我的皮肤最后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尽管我学会了用软管灌溉草田，开拖拉机，用老式捷克步枪打靶，但我仍未成功地去掉污点，透过我披在身上的所有伪装，你仍然可以看到那个软弱、温柔、多话的城里孩子，他富于幻想，编造千奇百怪的故事，那些故事从来没有发生，也从来不会发生，不会让这里的人感兴趣。
然而，在我看来，他们都值得称道，这些大男孩可站在二十米外用左脚把球踢进，眼睛眨也不眨便把鸡脖子拧下来，夜里闯入店铺小偷小摸一些供应品，举行午夜盛宴，那些勇敢的女孩子可以背着三十公斤的背包行军三十公里，之后仍然留有充足的精力跳舞跳到深夜，蓝裙子急速旋转，仿佛重力本身满怀敬意停了下来，而后和我们围坐在一起，直至天明，顶着满天星斗，为我们歌唱，唱令人心碎的歌，轮唱两部、三部，背对着背唱，在唱歌时露出天真无邪的热情，的确可以让你神魂颠倒，因为那么纯真，那么超凡脱俗，犹如合唱中的天使那么纯洁。
是啊，确实，我知道自己的位置。不要太自以为是，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插手注定比你强的人的事。确实，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这是基布兹生活的基本原则，但是爱情领域属于自然界，不属于主张人人平等的基布兹委员会。爱情领域属于强劲的雪松，不属于小草。
然而，俗话说即使一只猫也可以看国王。于是我终日看他们，夜晚躺在床上也看他们，当我闭上双眼时，我从未停止看他们，那些头发蓬乱的美人。＇1＇　我尤其要看女孩子。怎么看呢？目不转睛，目光火辣。甚至在睡觉时，我瞪大两只依依不舍的牛眼无助地看她们。不是因为我怀揣错误的希望，我知道她们注定不属于我。那些男孩是高贵健美的牡鹿，而我则是一条可怜虫，女孩子们都是仪态优雅的瞪羚，我则是在篱笆后嗥叫的迷途胡狼。在他们当中——如编钟上的钟锤——是尼莉。
这些女孩个个像太阳光芒万丈，个个如此，但是尼莉——始终为抖动的欢乐之环萦绕。尼莉走在小路上，草坪上，丛林里，花圃间，总是不住地唱歌，在走路时为自己歌唱。即使她走路时没有唱歌，但样子也像在歌唱。她怎么了，有时我在饱经磨难的十六岁少年的心灵深处问自己，她为什么总是歌唱？这世界究竟好在哪里？如何“从如此残酷的命运/从贫穷与忧伤/从陌生的昨天/和无法预见的明天”，一个人竟能汲取如此的“生命乐趣”？她是否听说“以法莲山＇2＇　/收到新的年轻受难者/……正像你一样/我们为民族奉献生命……”？这是个奇迹。它险些将我激怒，又令我为之着迷：像只萤火虫。
胡尔达基布兹笼罩在黑暗深处。每天夜里，离基布兹外围篱笆墙上昏黄的灯光两米远，便是黑幽幽的深渊。它伸向夜之尽头，伸向遥远的星际。在带刺铁丝网那边，蛰居着空旷的田野、废弃的果园、不见人烟的山峦、在夜风中荒芜了的种植园、阿拉伯村庄的废墟——不像今天，你可以看到周围密密匝匝的一簇簇灯光。在20世纪50年代，胡尔达外的夜晚依然一片空空荡荡。在这片太空世界里，渗透者、阿拉伯突击队员蹑手蹑脚来到黑暗深处。在这片太空世界里，有山上丛林、橄榄树园、庄稼田，垂涎三尺的胡狼不断出没其中，那疯狂可怖的嗥叫弥漫在我们的睡眠中，令我们毛骨悚然，直至天明。
即使在护栏内部有人把守的基布兹大院，夜间也没有多少灯光。无精打采的电灯偶尔抛下一汪微弱的光，接下去便是浓重的黑暗，而后又是一盏灯。裹得严严实实的夜间警卫在养鸡房和牛棚来回巡逻，每隔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在幼儿区值班的女子放下毛活，从托儿所走到儿童之家，再返回来。
我们每天晚上不得不折腾，免得陷入空虚与忧愁中。我们每天晚上聚在一起，做些吵吵闹闹、近乎野蛮的事情，直至半夜或更晚，以免黑暗潜入我们的房间，沁入我们的骨髓，熄灭我们的灵魂之光。我们歌唱，叫嚷，大吃大嚼，辩论，宣誓，谈论他人长短，嬉戏，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驱逐黑暗、沉寂，以及胡狼的嗥叫。在那年月，没有电视机，没有录像机，没有音响，不能上网，没有电脑游戏，甚至没有迪斯科舞会，没有酒吧，没有迪斯科舞曲，只有每周三在赫茨尔之家放映的一场电影。
我们每天晚上不得不聚在一起，尽量为自己创造一些光明和乐趣。
我们把基布兹里上年纪的人叫老伙计，尽管许多人只有四十岁，由于过多的职责、义务、失望、集会、委员会、采摘任务、讨论、值班、学习日和党内活动，过多的文化主义和日常生活琐事的摩擦，许多人的内在生命之光已经熄灭。晚上九点半，或差一刻十点，老兵住区小公寓窗子里的灯相继熄灭，明天他们得在早上四点半再次起床，摘水果，挤牛奶，在田野或公共食堂劳作。在那些夜晚，光成了胡尔达宝贵稀有的物品。
尼莉是只萤火虫。不只是一只萤火虫，是一台发电机，整座发电站。
尼莉身上散发出大量的生命乐趣。她的欢乐无拘无束，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没有缘由，无需发生什么事情就能让她洋溢着欢乐。当然，我有时也看到她刹那间的忧愁，当她觉得有人错待或伤害了她，不管对错，都会不加掩饰地哭泣。要么就是看到伤感影片，不顾体面地哭泣，要么就是读某页辛酸小说挥泪不止。但是她的忧愁，总是让强有力的生命乐趣环绕，如同灼热的春泉，无论雪与冰都无法将其冷却，因为其热量直接源于地核。
这也许是因为受父母影响。她的母亲利娃具有音乐天赋，即便周围没有音乐；图书管理员谢夫特尔身穿灰衬衫在基布兹来回行走时会唱歌，他在花园里干活时会唱歌，当沉重的口袋压得他直不起腰板时也在唱歌，当他对你说“会好起来的”，他始终相信这是真的，没有丝毫怀疑，没有任何异议：不要着急，很快就会好的。
身为基布兹一个十五六岁的寄宿生，我用人们观看满月的方式来观看洋溢在尼莉身上的欢乐，远远的，不可企及，然而令人着迷而欣喜。
当然，只是远远地拉开距离，我不配如此光彩夺目的光，我这样的人只能观看。在读书的最后两年和服兵役期间，我有个女朋友，不是胡尔达人，而尼莉拥有一大串光彩照人、气宇轩昂的追求者，环绕在这群追求者周围的是第二圈晕晕乎乎、如醉如痴的追随者，接着是第三圈胆怯、谦卑的信徒，第四圈站在远处的崇拜者，第五六圈里包括我，一棵小草，偶尔一束奢侈的光不经意地触摸它，想象不到那转瞬即逝的触摸会是什么。
当人们发现我在胡尔达文化之家蹩脚的后屋写诗时，大家终于清楚我是无可救药了。然而，尽力使坏事变成好事，他们决定给我分派任务，为不同场合创作合适的韵文，庆典、家庭庆祝活动、婚宴节庆，还有，如果需要，也包括葬礼祷文，还有纪念册中的诗行。至于我写的那些情真意切的诗歌，我设法将其藏匿起来（深深藏进旧垫子的稻草中），但有时我控制不住自己，把它们拿给尼莉看。
为什么在所有人中只给她看？
也许，我需要检查一下，我那些描写黑暗的诗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如何化为乌有，如果幸存下来情形又会如何。直至今日，尼莉仍是我第一个读者。她若发现草稿中有不当之处，就说，这样不行，把它删掉，坐下来重写。要么就是：我们以前听过了，你已经在什么地方写过了，不需要重复自己。但是当她觉得什么东西写得好时，她就会从书稿中抬起头，以别样的目光看着我，于是房间变得宽敞起来。当遇到悲悯之事，她就说，这部分内容让我落泪。要是读到滑稽可笑的东西，她便放声大笑。她之后，我两个女儿和儿子都会读，他们都目光敏锐，听觉灵敏。而后几位朋友会读，再而后是读者，而后是文学专家、学者、批评家以及行刑队。可那时已经找不到我了。
在那些年，尼莉和大地主人出入，我没有奢求。如果公主在一群群追求者的簇拥之下，经过农奴寒舍，他顶多抬眼看她一下，为她的时运赞叹，祈祷。因此，当有朝一日，太阳突然把月亮的阴暗面照亮，这在胡尔达，甚至在周围村庄里引起了轰动。那天，在胡尔达，奶牛下蛋，母羊奶子流出了美酒，桉树挂着蜜和奶摇摆，北极熊出现在羊圈后，日本天皇在洗衣房旁游荡，朗诵A。D。戈登的作品，高山美酒流淌，峻岭逐渐融化，太阳连续七十七个小时停在柏树上，不肯下落。我去了空无一人的男孩浴室，把自己锁在里面，站在镜子面前，大声询问，镜子啊镜子，你告诉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究竟做了什么，竟蒙如此报偿？
【注释】
＇1＇　出自一首描写阵亡战士的歌词。
＇2＇　《圣经》中地名，见《圣经·士师记》第4章第5节。
61
我妈妈去世时三十八岁。以我现在的年龄，我可以做她的父亲。
在她的葬礼之后，爸爸和我在家里待了几天。他没有上班，我没有上学。家里的房门整天敞着，我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邻居、熟人和亲戚。好心的邻居们主动询问客人们是否有足够的软饮料、咖啡、蛋糕和茶，时不时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待上一会儿，吃顿热乎乎的饭菜。我彬彬有礼，小口小口抿着一勺勺汤，吃下半块炸肉饼，而后急急忙忙跑到父亲身边。我不愿意让他孤零零地待在那里。然而他并不孤单，从早晨到晚上十点或十点半，我们的小房子里挤满了慰问者。邻居们凑集一些椅子，靠着书房的墙壁围坐成一圈。我父母的床上整天堆着不认识的外衣。
应爸爸请求，爷爷奶奶多数时间要待在另一个房间，因为爸爸觉得他们的出现加重了他的负担。亚历山大爷爷会冷不丁地像俄国人那样放声大哭，还不时打嗝，而施罗密特奶奶总是不住地穿梭于客人和厨房之间，几乎强行夺走他们手中的茶杯和蛋糕碟，用洗涤剂小心翼翼地清洗，用清水好好冲洗，擦干，放回到客人待的房间。用毕而没有立即清洗的茶勺在奶奶眼里都是可导致灾难的危险力量。
于是，爷爷奶奶坐在另一个房间，那里的客人已经与我和爸爸坐过，然而觉得多待一会儿比较合适。亚历山大爷爷一向疼爱自己的儿媳，一向为她愁眉不展而忧心忡忡，他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带着某种强烈的嘲讽，摇摇脑袋，偶尔大哭起来：“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么美丽！这么年轻！这么聪颖！才华横溢！怎么会这样！告诉我怎么会这样！”
他站在屋子的一角，背对着大家，大声抽噎，好像在打嗝，双肩剧烈地抖动。
奶奶指责他说：
“祖西亚，请别那样，够了。你如果这样，罗尼亚和孩子会受不了的。打住！控制一下自己！真的！跟罗尼亚和孩子学学怎么做！真的！”
爷爷立刻听从了她的建议，坐在那里，双手抱头。但是一刻钟以后，又是一阵无助的咆哮从心头涌起：“这么年轻！这么美丽！像个天使！这么年轻！这么有才华！怎么会这样！告诉我怎么会这样？”
妈妈的朋友们来了，莉莉亚·巴——萨姆哈、鲁谢莉·恩格尔、伊斯塔卡·韦纳、范妮娅·魏茨曼和另外一两个女人，塔勒布特高等中学的同年伙伴。她们呷着热茶，谈论她们的学校。她们缅怀我妈妈少女时的样子，缅怀她们的校长伊撒哈尔·莱斯，每个女孩都在暗地里钟情于他，而他的婚姻很不成功。她们也谈论其他的老师。后来莉兰卡阿姨考虑再三，体谅地问爸爸，她们这样说话、回忆、讲故事，他是否介意，也许说点别的对他来说好一些？
但是，我爸爸终日萎靡不振，胡子拉碴，坐在妈妈度过无眠之夜的那把椅子里，只是漠然地点点头，示意她们说下去。
莉莉亚阿姨，莉莉亚·巴——萨姆哈博士，执意要和我谈心，然而我试图礼貌地逃避。因为爷爷奶奶和爸爸家族里的另一些人占据了另一个房间，厨房里尽是好心的邻居们，施罗密特奶奶不断来回走动，擦洗碗碟和茶勺，莉莉亚阿姨拉着我的手走进卫生间，把卫生间的门反锁上。和这个女人在反锁上的卫生间里靠得这么近，感觉怪怪的，令人反感。但是莉莉亚阿姨冲我满脸堆笑，坐在马桶盖上，把我按坐在她对面的浴缸边上。她默默地看了我一两分钟，充满同情，泪水涌上眼眶，而后她开始说话，讲的不是我妈妈，也不是罗夫诺的学校，而是艺术的伟大力量，以及艺术与内在心灵生活的关系。她所说的话令我退缩。
而后，她换了一副腔调，向我讲起我的新责任，一个成年人的责任，从今以后要照顾爸爸，给他黑暗的生活带来某种光明，至少给他一些乐趣，比如说，尤其要好好读书。而后，她继续谈论我的感受，她得知道，我听到出事时是怎么想的。那一刻我有何种感受，我现在有何种感受，跟我说说。她开始罗列各种各样的情感名称，好像让我做选择，抑或勾掉不适用的词语。伤心？害怕？焦虑？渴望？大概有点生气？吃惊？负疚？因为你也许听说过或者读到过，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会产生负疚感？没有？有没有怀疑的感受？痛苦？还是拒绝接受新的现实？
我得体地表示歉意，起身要走。那一刻我很怕她锁门时把钥匙藏在了衣兜里，只有在我回答了全部问题之后，才让我出去。但是钥匙就插在钥匙孔里。我走出卫生间时，听到她在我身后关切地说：“也许跟你做这个谈话有些为时过早。记住，一旦你认为自己准备好了，就一刻也不要犹豫，来跟我说。我相信，范妮娅，你可怜的妈妈，非常想让你我之间继续保持深深的联系。”
我逃之夭夭。
耶路撒冷三四个著名的自由党人士和我爸爸坐在一起，他们携夫人预先在咖啡馆会面，一起来到这里，像一个小型代表团，向我们表达哀悼之情。他们事先定好，试图用谈论政治来转移父亲的注意力，当时议会正要就本——古里安总理与西德总理艾德诺签署的赔偿协议展开辩论，自由党把协议当成令国家蒙受耻辱的恶劣行为，是对纪念遭纳粹残害的牺牲者这一举动的玷污，是年轻的国家在良心深处无法驱除的污点。我们的一些慰问者认为，我们有责任不惜任何代价摧毁这一协议，甚至是流血。
我爸爸几乎无法加入谈话，只是点几次头，但我却鼓起勇气，向这些耶路撒冷的显赫人物说了几句话，以此祛除卫生间谈话之后产生的痛苦。莉莉亚阿姨的话让我觉得非常刺耳，犹如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每当我想起卫生间里的那次谈话，脸都会不由自主地抽搐。直到今天，我想起它时，那感觉就像咬到了烂水果。
而后，自由党领袖怀着对赔偿协定的义愤，到另一个房间去向亚历山大爷爷表示慰问。我跟着他们过去，因为我想继续参加讨论突然而巧妙的行动计划，旨在挫败与屠杀我们的刽子手们签订什么讨厌的协议，最终推翻本——古里安的红色政权。我之所以陪伴他们，还有另一个原因：莉莉亚阿姨已经从卫生间赶到此处，指导我爸爸吃下她带来的疗效甚佳的镇静药，那对他有好处。爸爸拉着脸拒绝了。这次他甚至忘记要向她致谢。
托伦夫妇来了，伦伯格夫妇、罗森多夫夫妇和巴——伊兹哈尔夫妇，以及儿童王国的杰茨尔和伊莎贝拉·纳哈里埃里来了，还有凯里姆亚伯拉罕区的其他老熟人和邻居们也来了，警察局长杜戴克伯伯和他那可人的太太托西娅来了，普费弗曼与报刊部的工作人员、国家图书馆所有部门的图书管理员来了。斯塔施克和玛拉·鲁德尼基来了，还有各类学者、书商，以及父亲在特拉维夫的出版商约书亚·查持克，甚至爸爸的伯父克劳斯纳教授也在某天晚上光临，非常苦恼动容，他默默地把一个老年人的泪水洒在爸爸肩头，悄声说些正式的悼词。我们在咖啡馆里的熟人们来了，还有耶路撒冷的作家们，耶胡达·亚阿里、舒拉加·卡德里、多夫·吉姆西，还有伊扎克·申哈尔、哈尔金教授和夫人、伊斯兰教史专家本内特教授，以及研究犹太人在基督教西班牙历史的专家伊扎克（·弗里兹）·贝尔教授。正在高校天空中冉冉升起的新星，三四位年轻讲师也来了。我在塔赫凯莫尼学校的两个老师来了，还有我的同学，以及克洛赫玛尔夫妇，托西娅和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修理破玩具与娃娃的人，他们的小店被重新命名为娃娃医院。杰尔塔和雅考夫——大卫·阿布拉姆斯基来了，他们的长子约尼在“独立战争”结束之际死于约旦狙击手的枪弹之下。几年前一个安息日的早晨，约尼正在院子里玩耍，狙击手的子弹打中了他的脑门，那时他的父母正和我们一起喝茶吃蛋糕。救护车在我们的街道上呼啸奔驰，前去把他救起，几分钟后又开回来，响起凄厉的笛声驶往医院，当妈妈听到救护车的笛声时，她说，我们花时间制订计划，然而有人躲在暗处嘲笑我们，嘲笑我们的计划。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说，正确，生活就是那样，然而人们永远制订计划，否则将无限绝望。十分钟后，一个邻居赶来，轻轻把阿布拉姆斯基夫妇叫到院子里，只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们一些情况，他们急忙随他而去，杰尔塔阿姨把装有钱包和报纸的手提包忘了。第二天我们去看望他们，并表示哀悼，爸爸拥抱过她和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后，默默地把手提包递给她。现在他们泪流满面，拥抱我和爸爸，但是他们没给我们带手提包。
爸爸忍住泪水。无论如何，他不能当着我的面流泪。他终日坐在妈妈的旧椅子上，脸一天比一天阴暗，从守丧期的第一天起，他就没有刮脸，他点头迎接客人，等客人走时又点头与之告别。那些天，他几乎不说话，仿佛妈妈的死疗治了他打破沉寂的积习。现在他一连几天默默地坐着，任他人说话，谈论我妈妈，谈论书和书评，谈论政治转折。我试图坐在他的对面，目光几乎终日不离开他。每当我从他椅子旁边经过时，他就疲惫地拍拍我的胳膊或后背，除此之外，我们谁也不跟谁说话。
守丧期间及其后，妈妈的父母和姐妹没来耶路撒冷，他们在特拉维夫哈娅姨妈家里单独守丧，因为他们把灾难归咎于我的父亲，无法忍受看到他的面孔。我听说甚至在葬礼上，父亲和他父母一起走，妈妈的姐妹和她们的父母一起走，两大阵营没说一句话。
我没有参加妈妈的葬礼。莉莉亚阿姨，莉亚·卡利什——巴——萨姆哈，被视为研究一般情感尤以研究儿童教育见长的专家，害怕埋葬会对儿童心理产生不利影响。从那以后，穆斯曼家族的人们从未光顾过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家，父亲这边也没有去看过他们，或是建立任何联系，因为穆斯曼家族的怀疑令父亲受到了严重伤害。在那些年，我成了中间人。第一个星期，我甚至就如何处理妈妈的私人物品一事拐弯抹角地在中间传话，还有几次，我转交她的私人物品。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姨妈们经常小心盘问家里的日常生活情形，爸爸和爷爷奶奶的健康状况，爸爸的新妻子，乃至我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但是她们执意让我长话短说：我没兴趣听。或者：够了，我们听得已经够多了。
父亲一方有时也作一两个暗示，询问姨妈，她们的家人，或者克里亚特莫兹金的外公外婆，但我开始回答两分钟后，他就脸色蜡黄，十分痛苦，示意我就此打住，不要再继续详述了。当施罗密特奶奶在1958年去世时，姨妈和外公外婆让我转达对亚历山大爷爷的慰问，穆斯曼家族认为爷爷是整个克劳斯纳家族唯一心地善良的人。十五年后，当我把外公去世的消息告诉亚历山大爷爷时，他握紧双手，接着双手堵住耳朵，提高声音，与其说伤心，不如说愤怒，说：“上帝啊！他还年轻着呢！一个心地单纯的人，但是很有情趣！深沉！你呢，告诉那边所有的人，我的心为他哭泣！请你一定要这样告诉他们：亚历山大·克劳斯纳的心在为亲爱的赫尔茨·穆斯曼先生的早逝而哭泣！”
甚至在守丧期结束，房子终于清静下来，爸爸和我把门关上，只剩下他和我两个人时，我们之间也几乎没话，除了某些最为基本的事情：厨房门卡住了，今天没有邮件，可以用卫生间了，但没有手纸了。我们也避免目光相遇，仿佛我们都为做过的事情而惭愧：如果不那样，情形可能会好得多，如果我们能默默地惭愧，同伴对你一无所知，你对他也一无所知，至少会好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谈起妈妈。只字未提，也没有谈起自己，也没有谈起丝毫与感情有关的事情。我们谈论冷战，我们谈论阿卜杜拉国王遭到暗杀、第二轮战争的威胁。父亲向我解释象征、寓言、寓意的区别，英雄传奇与神话传说的区别。他也向我清晰而准确地讲述了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的区别。每天早晨，即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