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的故事-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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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英雄传奇与神话传说的区别。他也向我清晰而准确地讲述了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的区别。每天早晨，即使在这些灰暗、阴沉、迷蒙的1月早晨，伴随着第一缕晨光，外面湿漉漉光秃秃的树枝枝头传来呆鸟爱丽丝可怜的歌吟：“啼——嗒——嘀——嗒——嘀”，但是，这个严冬，它没有像在夏季那样把该旋律重复三四次，而是只叫一次便默然无语。直至如今，直至我写下这些文字之前，我几乎就没有谈起过我的母亲，没和爸爸谈起，没和夫人谈起，没和子女谈起，没和任何人谈起。爸爸死后，我几乎也没有谈起他。仿佛我是个弃婴。
灾难过后几星期，家里乱得一塌糊涂。我和父亲谁也不收拾铺着油布的厨房餐桌上的残羹剩饭，我们把碗碟泡在洗涤槽的污水里，碰都不碰，直到连一个干净的都没了，我们才从里面掏出几只盘子、几把刀叉，在水管下冲洗干净，用完后放回已经开始发臭的一堆餐具上。垃圾箱塞满，味道难闻，因为我们谁都不愿倒垃圾。我们把衣服就近扔到椅子上，如果要用椅子，我们就干脆把椅子上的东西统统扔到地上，地上早已堆积着许多书、纸张、果皮、脏手绢和发黄的报纸。地板四周蒙上了一圈圈灰尘。即使厕所堵了，我们也不愿尽举手之劳。一堆堆污垢从卫生间流到走廊里，与乱七八糟的空瓶子、卡片盒、旧信封和包装纸混在一起（在《费玛》一书中，我多多少少这样描述过费玛的房间）。
然而，透过这层混乱，一种深深的相互体谅之情弥漫着我们冷清的家。父亲终于不再坚持给我规定作息时间，让我自己决定何时熄灯。而我呢，从学校回到空无一人、无人照管的房子，自己给自己简单弄点吃的：煮鸡蛋、奶酪、面包、蔬菜，还有什么沙丁鱼或金枪鱼罐头。我还给爸爸切两片面包，里面夹进鸡蛋和西红柿，尽管他一般早就在塔拉桑塔的食堂吃过了。
尽管沉默与惭愧，可父亲和我那时很亲近，正如去年冬天，一年零一个月之前，母亲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我和父亲犹如一对担架手，抬伤员攀上陡坡。
这一次我们相互扶持。
整整一个冬天，我们也没有开窗。好像我们怕失去房间里特别的气味，仿佛我们对彼此的气味感到舒适，即使气味变得非常浓烈。父亲一双眼睛下面出现了半月形的黑色晕圈，像妈妈失眠时那样。我会在夜间醒来，惊恐万状，窥视他的房间，看看他是否像她那样坐着，忧愁地凝视着窗子。但是父亲没有凭窗而坐凝视乌云或明月，他给自己买了台飞利浦牌小型收音机，带有绿灯，他把收音机放在床头，躺在黑暗中收听各种广播。半夜，以色列之音停止播音，收音机里发出单调的嗡嗡声响，他伸手调到了伦敦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服务节目。
一天傍晚，施罗密特奶奶不期而至，带来了两盘特意给我们做的食物。我一开门，迎面所看到的一切，或扑入鼻孔的恶臭，令她惊骇不已。她几乎没说一句话，转身便逃。但是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她又返回来，这次带着两个清洁女工、大量清洁物品和消毒剂。她把作战指挥部设在院里的一条长椅上，对着屋门，从那里指挥大扫除行动，一连持续了三天。
就这样，家里变得井然有序，父亲和我再也不对家务活不闻不问了。雇了一个清洁工，每周来上两次。房子整个通风，打扫得干干净净，又过了两个月，我们甚至决定重新装修。
但是，从那混乱的几星期起，我患上了某种洁癖，使我周围的生命境遇悲惨。任何没有放好的纸片，没有折好的报纸，或者没有清洗的茶杯均会令我心里不得安宁，即便不是神志不清。直至今天，我像某种秘密警察，或者像《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或者像施罗密特奶奶那样耽于整洁，每隔几个小时就擦一遍房间，无情地将那些不幸出现在表面的可怜物品流放到西伯利亚深处，要么就是把某人因打电话留在桌上的书信或散页印刷品藏到被上帝遗弃的抽屉里，某位可怜的受难者把一杯咖啡放在那里晾凉，而我却把它倒掉，冲洗杯子，口朝下放进洗碟机，残忍地收起钥匙、眼镜、便条、药品、某人稍不留神没有看住的蛋糕，所有的东西都落入这个贪婪妖魔的血盆大口，于是乎，乱七八糟的房子终于有点整齐了。因此这个家不会有很多痕迹，令人想起那时我和父亲的住处，我们达成一种默契，我们应该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1＇　，只要她知道。
后来，父亲有天狂暴地袭击了妈妈的抽屉，以及二人衣柜中妈妈的那一边，在他的愤怒中，只有几件物品幸存下来，她姐妹和父母通过我要这些东西留作纪念，事实上，它们被放在薄纸板箱里，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在我某次去特拉维夫时带去。其他所有的东西，衣服、裙子、鞋、内衣、笔记本、长筒袜、头巾、围巾，甚至装满她童年时代照片的信封，都被他塞进从国家图书馆拿回来的防水袋里。我像只小狗，跟着他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看他疯狂地行动，我既不帮忙，也不阻止。看爸爸怒不可遏地拉开她床头柜的抽屉，把所有的东西，廉价珠宝、笔记本、药片盒、一本书、一块手绢、一只眼罩和一些零花钱统统倒进一个袋子里。我一句话也没说。还有妈妈的粉饼、发刷、卫生用品和牙刷，一切。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斜倚门框，看爸爸一把扯下她挂在卫生间的蓝围裙，嗤啦一声，塞进一个口袋里。也许当犹太邻居被强行带走塞进闷罐车里时，笃信基督教的邻居就这样站在那里观望，目瞪口呆，因为情绪激动，不知道心中想些什么。他把这些袋子送到哪里去，是捐献给临时难民营里的穷人，还是捐给那年冬天遭受水灾的受难者，他从未跟我说过。傍晚，她的任何痕迹都不见了。只是在一年以后，爸爸的新夫人住进来时，出现了六只朴素的发夹，这包发夹，不知何故设法在床头柜和衣橱间的狭小缝隙里留存下来，并藏匿一年。爸爸噘起嘴唇，把它也扔了。
清洁工来了几个星期之后，房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爸爸和我逐渐每天晚上在厨房举行日常工作会议。我开始简要地告诉他我在学校里的一天，他给我讲那天站在书架当中和戈伊坦教授或罗滕斯特莱恩进行的有趣谈话。我们就政治形势、贝京和本——古里安或是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在埃及发动的军事政变交换意见。我们又在厨房挂起了卡片，写下——现在笔迹已经不相似了——需要在食品杂货店或蔬菜水果店买些什么，我们都得在星期一下午理发，或者是给莉兰卡阿姨买小礼物祝贺她获得了新文凭，或者给施罗密特奶奶买小礼物祝贺她过生日，具体数字一向是牢牢保守的秘密。
几个月之后，爸爸重新恢复了擦鞋的习惯，皮鞋在电灯光的照射下直至闪闪发光，而且晚上七点钟刮脸，穿上浆过的衬衫，系上丝绸领带，把头发润湿后向后梳，喷洒须后水，出去“和朋友们聊天”或“讨论工作”。
我孤零零一个人待在家里，读书，耽于梦幻，写作，涂掉，再写。要么我就出去，在干河床里来回游荡，摸黑检查把耶路撒冷一分为二的约以停火线沿线无人区和雷区周围的隔离墙。当我在黑暗中行走时，我低声哼唱，啼——嗒——嘀——嗒——嘀。我不再渴望“去死，或征服高山”。我想让一切都停止，或者至少，我想永远离开家，离开耶路撒冷，到一个基布兹生活，把所有书和情感都甩在脑后，过简朴的乡村生活，过与大家情同手足的体力劳动者的生活。
【注释】
＇1＇　见《圣经·约伯记》第2章第8节。
62
1952年1月6日，周六和周日之交的夜晚，母亲在特拉维夫的本——耶胡达大街她姐姐的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全国正就以色列针对纳粹时期遇难犹太人财产损失是否应该索赔或接受德国赔偿争论。一些人赞同大卫·本——古里安，不允许杀人犯继承掠去的犹太人财产，当然要以货币形式全部归还以色列，帮助接纳大屠杀幸存者。另一批人，以反对党领袖贝京为首，痛苦并愤怒地宣称，受难者唯一的国家廉价地向德国出售赦免券，以换取带有血腥气的金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径，玷污了死者的人格。
1951年到1952年的冬天，整个以色列暴雨滂沱，几乎不见停歇。阿亚龙河，穆斯拉拉河谷，水流扑岸，淹没了特拉维夫的莫提费奥地区，并有即将淹没其他地区的危险。滔滔洪水给临时难民营造成了极大破坏，帐篷、瓦楞铁或帆布棚屋里挤满了从阿拉伯国家逃来的一无所有的犹太难民，还有逃脱希特勒魔爪从东欧、巴尔干来的犹太难民。有些难民营已经遭洪水阻隔，濒临饥饿与瘟疫的危险。以色列国家还不到四岁，只有一百万多一点的人居住其中，其中三分之一是身无分文的难民。以色列由于在防卫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加上接纳难民，还由于官僚政治恶性膨胀、管理体制笨拙，因此国库空虚，教育、健康和福利服务濒临崩溃边缘。那周周初，财政部长大卫·霍洛维茨肩负紧急使命飞往美国，希望一两天之内得到一千万美金的短期贷款以战胜灾难。父亲从特拉维夫回来后，和我讨论了所有问题。他星期四把母亲送到了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家，在那里过了一夜，星期五回来后，从施罗密特奶奶和亚历山大爷爷那里得知，我可能感冒了，但坚持爬起来上学。奶奶建议我们留在那里，和他们一起过安息日，她认为我们看上去都像染上了某种病毒。但是我们愿意回家。从爷爷奶奶家回去的路上，走到了布拉格小巷，父亲决定真诚地、如成年人对成年人那样向我汇报说，一到哈娅姨妈家，母亲的精神状态就有所好转，星期四晚上他们四人一起到迪赞高夫大街和杰伯廷斯基大街交界处的一个小咖啡馆，离哈娅和茨维的家只有几步路。他们只打算待一会儿，可一直在那里坐到打烊。茨维详细叙述各种各样生动有趣的医院生活，妈妈脸色见好，加入谈话，那天夜里，她睡了几个小时，然而到后半夜，她显然醒来，坐到厨房里，以免打搅大家。早晨，当父亲和她告别回耶路撒冷去上几小时的班时，母亲许诺，没必要为她担心，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要他好好照顾孩子，昨天他们来特拉维夫时，她觉得孩子感冒了。
父亲说：
“母亲说你感冒非常正确，我们希望，她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也很正确。”
我说：
“我只剩一点作业没做了。我做完作业，你有时间跟我往集邮册里粘些新邮票吗？”
星期六，几乎整天都在下雨。雨下啊下啊，没有停息。父亲和我一连几个小时专注于集邮。我们有时头碰头。我们把邮票同大厚本不列颠目录上的图片一一比较，父亲给它在集邮册里找到合适的位置，或者与以前的邮票放在一起，或者另起一页。星期六下午，我们躺下休息，他躺在他的床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近来成为妈妈病床的床上。爷爷奶奶邀请我们休息之后去他们家，吃浸泡在金黄色调味汁里的鱼饼冻，周围撒上一圈煮胡萝卜片，但是我们都流鼻涕，咳嗽，外面又下着瓢泼大雨，因此决定最好待在家里。天空阴霾，我们四点钟就得开灯。父亲坐在书桌旁，为写一篇已经二度延期的文章工作了两个小时，眼镜顺着鼻子滑落下来，埋头于书籍和卡片中。他工作时，我躺在他脚下的地毯上看一本书。后来，我们玩国际跳棋：父亲赢了一盘，我赢了一盘，第三盘我们打平了。很难说是父亲打算要这种结果，还是听其自然。我们吃了一点甜点，喝些热茶，我们都从妈妈的药堆里拿了两片药来帮助抗击感冒。后来我上床睡觉，我们都在早晨六点钟起来，七点钟，药店老板的女儿茨皮来告诉我们，有人从特拉维夫给我们打电话，他们过十分钟再打来，请克劳斯纳先生立即赶到药店里，她爸爸让她说，可能有急事。
哈娅姨妈告诉我，在茨阿哈龙医院任行政主管的茨维姨父，星期五从医院里请了一位专家，他主动下班后专程赶来。专家不慌不忙给妈妈做全面检查，停下来和她聊天，接着又继续检查，检查完毕后，他说她疲倦、紧张，身体有点透支。除失眠外，他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别的毛病。心理经常是身体之大敌，它不让身体生存，在身体要享受时不让它享受，在身体要休息时不让它休息。倘若我们能像取出扁桃体与阑尾那样把它取出，就可以健康而心满意足地生活上千年。他认为，星期一到耶路撒冷哈达萨医院做检查没多大必要，但是也不会有坏处。他建议彻底休息，避免任何情绪激动。尤其重要的是，他说，病人应该每天至少出去一个甚至两个小时，她甚至可以穿得暖暖和和的，带上伞，就在城里转转，看看商店的橱窗，或者看看英俊的小伙，看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他也给她开了些强度很大的新安眠药，甚至比耶路撒冷的新医生开的新药更新，强度更大。茨维姨父急忙赶到布格拉绍夫大街的药房里买药，因为那是星期五下午，其他所有的药房都因过安息日已经关门了。
星期五晚上，索妮娅姨妈和布玛拿来一只带把的马口铁食盒，里面装着给大家做的汤和水果蜜饯。三姐妹挤到小厨房里，大约花了一个小时准备晚饭。索妮娅姨妈建议母亲跟她住到维塞利大街，让哈娅稍微休息一下，但是哈娅姨妈不听，甚至告诉小妹妹打消这种怪念头。索妮娅对这样的呵斥有些恼火，但什么也没说。索妮娅姨妈的不快使安息日餐桌的气氛有些沉郁。妈妈似乎充当起爸爸平时充当的角色，试图把谈话继续下去。晚饭后，她抱怨说累了，为自己无力帮忙收拾餐桌洗碗向茨维和哈娅致歉。她吃了特拉维夫专家开的新药，为稳妥起见，又吃了耶路撒冷专家给她开的新药。她十点钟沉沉入睡，但两个小时后便醒来，在厨房给自己弄了杯浓咖啡，坐在厨房凳子上，度过余下的夜晚。就在“独立战争”前，我母亲待的房间租给了哈加纳情报机构首领伊戈尔·亚丁，后来以色列建国后，亚丁成了大将军亚丁，以色列国防军的副总参谋长和军事行动指挥，但仍然租赁那个房间。因此，我母亲那天晚上待的厨房，还有头天晚上待的厨房，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厨房，因为在战争中，那里举行过几次非正式会议，对战争格局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母亲在那个漫漫长夜，一杯又一杯地喝咖啡时是否想到这些，或即使她想到了是否对它感兴趣，还是个疑问。
安息日早晨她告诉哈娅和茨维，她决定接受专家的建议，散散步，看看年轻英俊的小伙，听医生的话。她跟姐姐借了把雨伞，一双胶鞋，冒雨出去散步。那个阴湿风疾的安息日早晨，特拉维夫北部的街道上肯定人不多。1952年1月5日那天早晨，特拉维夫的气温是五到六摄氏度。母亲早上八点或八点半离开本——耶胡达大街她姐姐家，她也许横穿本——耶胡达大街左转，或北上朝诺尔道大街走去。在走路时，她几乎没看见任何商店橱窗，只看到特努瓦乳牛奶公司暗淡无光的橱窗，玻璃板内是一份用四条棕色胶纸固定住的淡绿色的海报，一个丰满的农村姑娘站在绿茵前面，头顶上，与明亮蓝天相得益彰的是令人快乐的词语：“早一杯奶，晚一杯奶，生活健康欢快。”那年冬天，本——耶胡达大街的住宅楼与住宅楼之间还有许多空地，还有残存的沙丘，到处是死去的蓟草、海葱，上面密密麻麻一层白蜗牛，还有碎铁和雨水浸泡的垃圾。母亲看到一排排涂抹了灰泥的建筑，这些建筑只盖了三四年，已经露出坍塌的迹象：油漆剥落，碎裂的灰泥随霉菌变绿，铁护栏在咸海风的侵蚀下生锈，硬纸板、胶合板封住的阳台犹如难民营，商店招牌已经脱链，花园里的树木因得不到关爱正在死去，用旧木板、瓦楞铁和柏油帆布在楼与楼之间搭建的储藏棚舍，破败不堪。一排排垃圾箱，有些已经被野猫掀了个底儿掉，垃圾散落到灰沉沉的混凝土石头上。晾衣绳从一个阳台拴到另一个阳台，横穿街道。不时，被雨水打湿的白色和彩色内衣无助地卷动，在绳上任劲风吹打。我母亲那天上午很累，她一定因缺乏睡眠、饥饿、喝清咖啡、吃安眠药而头重脚轻，因此走起路来缓慢，像梦游者。她可能离开了本——耶胡达大街，而后来到诺尔道林荫大道，而后右转走进秀色丽人小巷，它徒有虚名，看不到景观，只有用混凝土建造而成的低层灰泥建筑，加有生锈的铁栅栏，这条小巷通往莫茨金大街，那实则不是大街，而是又短又宽的空旷街道，只建了一半，还有一部分没有铺设柏油路，疲惫的双脚把她从莫茨金引到塔汗小巷，走上迪赞高夫大街，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可她竟然把搭在胳膊上的雨伞给忘了，光着头走在雨中，漂亮的手提包就在雨衣肩部晃荡，她穿过迪赞高夫，任疲惫的双脚把自己拖到任何地方，也许去了赞格维尔大街，或赞格维尔小巷，现在她真迷路了，她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回姐姐家，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去，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出来，只是要遵照专家建议？专家告诉她到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散步，看英俊的年轻小伙，但是在这个阴雨绵绵的安息日早晨，无论在赞格维尔大街还是在赞格维尔小巷，还是在索克罗夫大街，她从那里来到巴兹尔大街，或许在巴兹尔大街，还是任何其他地方，也许她想到了罗夫诺父母家后面枝桠繁茂成荫的果园，或者想到了伊拉，罗夫诺工程师的妻子，她在马车夫菲利普之子安东的一间废弃了的棚屋里把自己活活烧死，或者想到了塔勒布特高级中学，还有河流与森林的景色，或者是布拉格小巷以及她在那里度过的学生时代，想到母亲显然从未向我们说起的某个人，或者是姐妹，或者她最好的朋友，莉兰卡。偶尔，有人从身边跑过，匆匆躲雨。偶尔，一只猫从路上经过，我妈妈也许叫它，试图问点什么，交流想法，或交流情感，问问猫的简单建议，但是她叫的每只猫都在恐慌中逃避她，仿佛从老远就可以闻到她的命运已成定数。
中午时分，她回到姐姐家里，他们看见她的模样大吃一惊，因为她浑身透湿，冻得僵硬，因为她开玩笑似的抱怨说特拉维夫大街上没有英俊的年轻小伙，要是她发现了，就会引诱他们，男人看她时目光里总是具有某种渴望，但很快很快这渴望就会寥寥无几。她姐姐哈娅急忙给她放了热乎乎的洗澡水，我妈妈洗了个热水澡。她一点食物都不沾，因为任何吃的东西都让她反胃。她睡了两个小时，后半晌她穿戴整齐，穿上上午走路时弄得潮湿冰冷的雨衣和雨鞋，再次出门，遵从医生建议，到特拉维夫大街上寻找年轻英俊的小伙。今天下午，因为雨小停一阵，大街不那么空旷了，我母亲没有漫无目的地瞎逛，她走到迪赞高夫大街和JNF林荫大道的拐角，从那里走过迪赞高夫和戈登大街与弗里西曼大街的交界处，漂亮的黑手提包在雨衣肩部晃荡，她观看漂亮的商店橱窗和咖啡馆，并且浏览了一下特拉维夫人眼中的波希米亚生活，然而这一切在她看来俗丽而廉价，都不是原汁原味的，犹如模仿之模仿，令她觉得乏味沮丧。一切似乎值得并需要怜悯，但是她的怜悯已经用尽。傍晚，她回到家里，还是什么东西也不吃，喝了一杯清咖啡，接着又是一杯，坐下来盯着一本书，书倒着落到地上，她闭上眼睛，约有十来分钟，茨维姨父和哈娅姨妈以为听到了轻微而不均匀的鼾声。后来，她醒了，说需要休息，说觉得专家告诉她每天在城里走上几个小时，非常正确，她觉得今天晚上她会早点睡着，终于能够设法睡得安稳了。八点半，她姐姐又给她换了床单，往被子里放了一个热水袋，因为夜里非常寒冷，雨又开始下了起来，又敲打着百叶窗。母亲决定和衣而睡，坚信她不会再醒来，在厨房度过难熬的夜晚。她从姐姐放在床边的保温瓶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等着它稍微凉一些，喝茶时把安眠药一同咽了下去。要是我在那一刻，在星期六晚上八点半或八点四十五分，和她一起在哈娅和茨维家可俯瞰后院的那间屋子里，我肯定会竭尽全力，向她解释为什么不能这样。如果解释不成功，我会尽可能唤起她的怜悯之情，让她可怜她唯一的孩子。我会哭，我会不顾羞耻地恳求，我会抱住她的双膝，我甚至可以假装晕倒，或者殴打抓挠自己，直至涌出鲜血，像我看到她在绝望时刻所做的那样。或者我可以像凶手一样打她，毫不犹豫用花瓶砸她的头，花瓶粉碎。或者用放在房间角落架子上的熨斗打她，或者利用她身体不好，骑到她身上，把她的双手捆在背后，把那些药丸、药片、药口袋、药水、饮剂以及糖浆统统拿走，全部毁掉。然而不允许我在那里，甚至不允许我参加她的葬礼。我妈妈睡着了，这一次她不再噩梦缠身，不再失眠，凌晨时分，她吐了，随之又睡着了，依然是和衣而眠，因为茨维和哈娅开始产生疑虑，在日出之前叫了辆救护车，两个担架手小心翼翼地抬着她，免得惊扰她的睡眠，在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