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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种孤独-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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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陈新宇
文/ ＇美＇ 理查德·耶茨
理查德·耶茨（Richards Yates ；19261992）是“焦虑时代（the Age of Anxiety）的伟大作家”，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代言人，对美国当代作家如安德鲁·杜伯斯（Andre Dubus）、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等产生过深刻影响，有“作家中的作家”之称。
他的处女作《革命之路》（1961）与《第22条军规》、《爱看电影的人》一同获得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1962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出版。随后他陆续发表的作品有《扰乱和平》（1975）、《复活节游行》（1976）、《好学校》（1978）、《年轻的心在哭泣》（1984）、《春寒料峭的港口》（1986）等。
《十一种孤独》以冷峻的笔触描绘了美国二战后五六十年代的纽约人的生活，写的是人的脆弱、对生活无可奈何地忍受。被誉为纽约的《都柏林人》。该书里十一种孤独的人，都是缺乏安全感、生活不太如意的人：曼哈顿办公楼里被炒的白领、有着不朽想象力的出租车司机、屡屡遭挫、一心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即将结婚十分迷茫的男女、古怪的老教师、新转学的小学生，肺结核病人、老病号的妻子、爵士钢琴手、郁郁不得志的军官、退役军人。
以下四篇小说译自2002年Picador出版的《理查德·耶茨短篇小说集》（The Collection Stories of Richard Yates）
建筑工人
众所周知，作家写作家，很容易制造出最垃圾的文字。一篇小说如果以“克拉格掐灭香烟，扑向打字机”这样开头，估计在美国没有哪个编辑会想读第二句。
所以别担心，这是一篇关于出租车司机、电影明星和著名儿童心理专家的小说，不矫情、没废话，这是我的承诺。但您得有点耐心，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位作家。我不会把他叫做“克拉格”，但也可以保证他不幸是那些人物中唯一感性的人，但我们要跟他长期相处，您最好还是把他想得笨拙、鲁莽一点，因为不论是在小说中还是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作家都如此。
十三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二十二岁，受雇于合众国际社，在财经新闻科从事撰稿工作。周薪五十四美元。这算不上什么好差事，但有两个好处：一是若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便说“在合众国际社工作，”这话听上去颇为自豪；二是每天早上，我身穿廉价防雨风衣，一脸倦容出现在新闻大楼前，风衣由于缩水小了一号，我穿着好像有点紧。头上一顶戴旧了的褐色费多拉帽（注：一种帽顶相当低并有纵长折痕且侧面帽沿可卷起或不卷起的软毡帽。）（要在以前我会说“一顶破帽子”，我很欣慰现在多少知道诚实地谴词造句了。这顶帽子戴得过多，在我紧张时无数次神经兮兮地捏拢、整理它的形状，整来整去；其实帽子根本没有破）。我喜欢每天的那几分钟，走过地铁出口和新闻大楼之间最后几百码的斜坡，感觉自己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正要去《堪萨斯市星报》上班。
海明威是不是在二十岁生日前就已从战场复员回家？嗯，我也是；好吧，可能我没有受过伤、得过奖章，但本质一样。海明威有没有为上大学浪费时间、会耽误职业生涯之类问题烦心过？见鬼，没有；我也没有。海明威是不是真的很关心新闻事业？当然不是；这里有些微差别，你看，他在星报成功突破，而我则在财经新闻科按部就班地工作，郁闷不已。可重要的是，我知道海明威会是第一个同意我看法的人，即作家必须从某个地方起步。
“今天，国内公司债券异常高涨，交易略显活跃……”这就是我每天为合众国际社电报写的文章，还有“节节攀升中的石油股价逐步进入活跃的场外交易市场”，以及“立鼎滚轴公司董事会宣布”——（苍天在上，什么叫做认购期权、什么叫认沽期权，什么是偿债基金债券？如果我知道就让我见鬼去），电报打字机嘎吱嘎吱，卡嗒作响；华尔街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滴答滴答，周围的每个人都在讨论棒球；我则几百字几百字地写，虽然从来没搞明白过这是什么意思。谢天谢地，总算到下班时间了。
每每想到海明威年纪轻轻就已经结婚，我总是很开心；在这点上我跟他一样。我妻子叫琼。我们住在西十二街的最西头，是三楼上一间大大的，有三个窗的房间，如果它不在左岸（注：Left Bank，法语 Rivedroite。塞纳河左岸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构成的，一个集中了咖啡馆、书店、画廊、美术馆、博物馆的文化圣地。），当然不是我们的错。每晚，吃过晚饭后，在琼洗碗时，房间里是一片令人尊敬、甚至是虔诚的静谧。这是我在角落那三折屏风后的休息时间，那里摆了张桌子、上面放着学生台灯，手提式打字机。当然，就是在那儿，在台灯白色光芒的照耀下，我与海明威之间那点微弱的可比性经受了最大的考验。因为没有任何《密歇根湖上》这样的小说出自我的机器；我的打字机也没打出《三天大风》或《杀手们》（注：这三篇小说都是海明威的短篇小说。）这样的小说；实际上，这部机器经常是什么小说也打不出，即使有什么被琼称为“非凡的”东西，我内心深处也知道那总是、总归还是很糟糕的东西。
许多个夜晚，我所做的就是躲在屏风后发呆——读纸板火柴里印的每一个字，又或者，读《星期六文学评论》封底的广告——这年秋天，也是这样一个夜晚，我无意中读到下面几行：
为天才作家提供与众不同的自由撰稿机会。要求有丰富想象力。
伯纳德·西维尔。
——下面还有电话号码，看上去是布朗克斯（注：Bronx，纽约五大区之一，纽约市最北端的黑人区。）的区号。
那天晚上，我从屏风后走出来，琼从洗碗池边转过身，手上的肥皂水滴在摊开的杂志上。我不想用我和琼之间简单、诙谐的海明威式的对话来骚扰你们。我也会跳过我与伯纳德·西维尔之间礼貌的而无实质内容的电话交谈。我要跳过几天到后来的某个晚上，我坐了一个小时的地铁，最终找到他的寓所。
“是普林提斯先生吗？”他问道。“你叫什么？鲍勃？好的，鲍勃，我是伯尼（注：伯纳德的昵称。）。进来吧，随便点。”
我觉得伯尼和他的家都值得在此仔细描述。他大约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比我矮得多，也壮实得多，穿着件看上去挺贵的灰蓝色运动衫，下摆没有塞到裤子里去。他的头大我一半，稀疏的黑发齐刷刷地梳到后脑勺上，好像他刚刚站着仰面洗了个淋浴；他的脸是我见过最坦率最自信的脸。
公寓整洁、宽敞，奶白色调，整个地面全铺着地毯，到处是拱门。在靠近衣柜附近的狭窄壁龛处（“脱下大衣和帽子吧；好。把它挂在这个钩子上，我们就安顿好了；好。”），我看见一堆相框，全是一战士兵的不同合影，可起居室墙上却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只有几只精美的铁制灯架，还有几面镜子。走进房间，你不会再去注意有没有相片，因为你所有注意力会被吸引到唯一的一件令人惊异的家具上。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称呼它——壁橱？——不管它叫什么，它似乎连绵不绝没有尽头，有些地方齐胸高，有些地方又只到腰部，至少用了三种不同深浅的褐色装饰面板。有个地方用来放电视机，有一部分是无线电留声机；有个地方薄薄的，做得像个架子，放着盆栽或小雕像；有个地方全是镀铬把手和花里胡哨的滑动板，像个酒吧。
“喝姜汁汽水吗？”他问。“我妻子和我都不喝酒，但我可以给你倒杯姜汁汽水。”
我想伯尼在晚上面试他的写作应聘者时，他妻子一定经常出去看电影；我后来倒是见过她，以后会说到的。不管怎样，那第一个晚上，只有我们俩，坐在光滑的仿皮椅上，喝着姜汁汽水，谈的可完全是正事。
“首先，”他说，“告诉我，鲍勃。你知道《载客中》（注：My Flag Is Down，纽约出租车司机James V Maresca的日记。）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他说的是什么，他已从壁橱的某个凹陷处抽出这本书，递过来——这是本纸面本的书，你可在药房（注：照药方配药，出售药品和其它杂货的商店，实际是一种杂货店。）这种地方买到，是纽约出租车司机的回忆录。接着他开始跟我说这本书的内容，而我则看着这本书，点着头，只希望自己没离开过家。
伯纳德·西维尔也是个出租车司机。他干这行已经二十二年了，跟我的岁数一样大，最近两三年，他开始想为什么他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小说，这小说难道不是一笔财富吗。“我想你看看这个，”他说。这次，壁橱里生出了一个干净的小盒子，三寸宽五寸长的文件卡片盒。他告诉我里面记录了几百条不同的经历；还让我明白不一定完全真实，但他向我保证，至少每个故事的主要情节是真的。我能想象真正优秀的捉刀人会如何对待这样丰富的素材吗？或者说我能想象这样的作家将能从杂志销量、作品版税和随之而来的电影版权中赚取多么丰厚的回报吗？
“嗯，我不知道，西维尔先生。这事我得考虑考虑。我想我得先读读这本书，再看看有什么——”
“不，等等。你抢在我前面了，鲍勃。首先，我并没有要你读那本书，因为你从中学不到什么。那人写的全是黑帮、女人、性、酒这类东西。我完全不同。”我坐在那里，大口喝着姜汁汽水，好像渴得不行，其实只希望他快点讲完他究竟如何不同，我好离开。伯尼·西维尔是个热情的人，他跟我说；他是个普通、平凡的家伙，有颗博爱的心，有真正的人生观；我明白他的意思吗？
我有个小花招，可以将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很容易；你只要做到：双眼直盯着说话者的嘴巴，观察他说话的节奏，嘴唇、舌头无穷变幻的形状，你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正要这样做时，他又说道：
“别误会我，鲍勃。我还从没要哪个作家为我写过一个字而不付钱的。你为我写作，你会得到你应得的报酬。当然，这场游戏目前这个阶段，还不会有大笔的钱，但你还是会得到报酬。够公平吧？来，我给你再添满。”
这是他的建议：他从这些卡片里给我思路；我把它变成伯尼·西维尔以第一人称写的短篇小说，长度大概一两千字，他保证立即付款。如果他喜欢我写的东西，将会给我更多东西写——如果我能应付得过来，就一周一篇——除了每篇故事付的钱之外，当然，这些故事还会带来其他收入，我完全可以期望获得相当大比例的分成。他神秘兮兮地看着我，提到他推广这些短篇小说的计划，虽然他极力暗示《读者文摘》可能对此感兴趣，但他还是坦白承认目前还没有与哪家出版商联系过最终将这些短篇小说汇集成书的事宜，但他说他可以向我提几个名字，保管我听后眼珠子都会掉出来。比如说，我有没有听说过曼尼·威德曼？
“哦，也许，”他说，大笑起来，“也许说威德·曼莱你会更知道些。”这是个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像今天科克·道格拉斯、伯特·兰开斯特这样出名。威德·曼莱是伯尼在布朗克斯区的小学同学。他们有共同的朋友，所以到现在关系一直还很密切，有件事也让他们友谊常青，那便是曼莱再三说过想要将纽约出租车司机，这个粗鲁可爱的伯尼·西维尔多姿多彩的生活搬上荧幕或拍成电视连续剧，由他来演伯尼·西维尔。“现在，我还要告诉你另一个名字，”他说。这次他说那个名字时特意斜眼瞧着我，仿佛可以用我知不知道这个名字来衡量我的综合教育水平。“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
幸运的是，我还不是一脸茫然。准确地说，这名字虽不是如雷贯耳，但还不至于藉藉无名。这是《纽约时报》上经常出现的名字，成千上万的人对他们依稀有点印象，因为多年来我们经常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这种名字被体面地提及。噢，这名字可能没有“莱昂内尔·特里林（注：（Lionel Trilling，1905－1975），犹太美国人，文学批评家、作家、教师。）”或“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注：（Reinhold Niebuhr，1892—1971）是本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基督教神学家。）”那样的影响力，但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你可能将它与“亨丁顿·哈特福（注：（Huntington Hartford，美国金融家，也是艺术赞助商。）”或“莱斯里？R？格罗夫斯（注：莱斯里？R？格罗夫斯（Leslie R。Groves。）：美国陆军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计划（即曼哈顿计划）的总负责人，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归为一类，比“纽博尔德·莫里斯（注：（Newbold Morris，19021966），美国政治家、律师、纽约市议会议长，曾两次被提名为纽约市市长竞选人。）”的知名度稍高一两个档次。
“你说的那人，”我说。“是研究那什么儿童压力的人吗？”
伯尼朝我神圣地点点头，原谅了我的粗鄙，再次正确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我是说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杰出的儿童心理学家。”
你看，早在科罗夫博士成名前，他曾是布朗克斯区一所小学的老师，正是两个最顽皮、可爱的淘气包伯尼·西维尔和那个电影明星曼莱·什么的老师。他一直温和地关注着这两个年轻人，如果能凭在出版界的影响促成他们的计划，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开心呢。看起来，他们三人已是万事俱备，现在缺的是最终要素，最捉摸不定的催化剂，执行这项工作的最佳作家。
“鲍勃，”伯尼说，“跟你说实话吧。我找了一个又一个的作家来写，他们都不合适。有时候，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了；我把他们写的东西拿给科罗夫博士看，他摇头，说，‘伯尼，再试试。’”
“你看，鲍勃，”他坐在椅子上，热切地倾身向前。“这不是什么一时兴起的想法；我不会欺骗谁。这种事是一种建筑活动。曼莱、科罗夫博士和我自己——我们在建造这东西。噢，别担心，鲍勃，我知道——什么，我看上去有那么傻吗？——我知道他们建筑的方式和我的不一样。不过，凭什么他们就该和我的一样呢？一个电影明星？一个知名学者和作家？你以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可建之物吗？你以为他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做吗？当然有。但是鲍勃，说实话，他们有兴趣。我可以给你看他们的信，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好多次带着妻子坐在这间屋子里，我可以告诉你曼莱有多少次一个人在这里。我们连续几小时讨论不休。他们都很感兴趣，这你不用担心。所以你明白我跟你说的了吗，鲍勃？说实话，这事是一种建筑活动。”他开始比划着建筑的手势，两手从地毯开始，把一块块看不见的木板垒在那里，直到把它们砌成一座他的名利之楼，我们的金钱和自由之楼，高到齐眉。
我说听上去当然不错，但如果他不介意，我更想知道每个故事马上能付多少钱。
“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个答案，”他说。他又去壁橱那里——像书桌的某部分——从纸堆里清拣出一张个人支票。“我不仅要告诉你，”他说。“还要给你看。够公平吧？这是我给上个作家的。拿着，看看吧。”
这是张作废的支票，上面写着伯纳德·西维尔见票即付给某人金额二十五美元整。“读一下！”他坚持道，仿佛那张支票本身就是一篇不同凡响的散文作品。他看着我把支票翻过来，看着反面那个人的背书，这是在伯尼自己那模糊不清的签名下的某个签名，这是关于提前支付全部金额的，还有银行的橡皮图章。“你看还行吗？”他问道。“就这么说定了。现在清楚了吗？”
我想一切都很清楚了，所以我把支票还给他，问他是不是现在可以给我看看那些卡片了，不论怎样，我们最好马上开始。
“等一下，等一下！先别忙。”他的脸笑开了花。“你真是急性子，你知道吗？鲍勃？我是说我喜欢你这样的，但你不觉得我该对走到我这里来向我要支票，自称作家的人有点了解吗？不错，我知道你是个新闻人，但我知道你是作家吗？为什么不把你膝盖上的东西给我看看呢？”
这是个淡黄色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复印的两个短篇小说，这是我这一生中写过的唯一拿得出手的两个短篇。
“啊，”我说。“没问题。给。当然这与你说的那种——风格完全不同。”
“不要紧，不要紧。它们当然会不同，”他说，打开信封。“你放松点，我来看看。”
“我的意思是，它们是那种非常——嗯，文学性的，我想该这么说。我觉得它们不能让你真正了解我的——”
“我说了，别紧张。”
他从运动衫的口袋里取出无边眼镜，身子往后靠着费力地戴上眼镜，皱着眉头，开始看起来，用了很长时间才看完第一篇小说的第一页。我看着他，心想这可能是我文学生涯的最低谷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天啊！终于第一页翻了过去，接着第二页却很快翻了过去，明显看得出跳过去了。接着，第三页、第四页——一共有十二或十四页的小说——我紧紧握着温暖的空姜汁汽水杯，仿佛做好准备随时缩回手，将杯子狠狠砸向他的脑袋。
开始看时，他微微点头，不太坚定，越往后看，点头越来越肯定，这样直看到最后。看完后，他满脸迷惑，又回过头再看最后一页；然后他放下这篇，拿起第二篇——没有读下去，只是检查一下长度。显然他一个晚上看这么多足够了。最后他取下眼镜，满脸堆笑。
“嗯，很好，”他说。“我不再花时间看那篇了，第一篇就很好。当然，自然，正像你说的，你带来的东西风格完全不同，对我而言有点难——你知道——”他挥挥手，挥去了这个复杂句子的其余部分。“我跟你说，鲍勃。不光是读这些小说，我还要问你几个关于写作的问题。例如。”他闭上眼睛，指尖优雅地碰了碰上眼皮，陷入思考，也许为了加重他下一句话的份量，假装在思考。“例如，让我问问你：假设有人给你写信，说，‘鲍勃，我今天没时间给你写短信，所以我还是给你写封长信算了。’你知道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吗？”
别担心，这个晚上我发挥得好极了。我可不想不做努力就让这二十五美元从我手中溜走；无论我的答案是多么严肃的胡说八道，毫无疑问在他脑海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位来应聘的作家知道文章浓缩的困难与价值。不管怎样，他看上去很满意。
“好。现在我们换个角度。我刚才提到了‘建筑’；嗯，你看，你知道写小说也是建造什么吗？就像建座房子？”他很满意自己创造的这个比喻，甚至等不及接受我奖励给他的认真的点头赞许。“我是说一栋房子得有屋顶，但如果你先建屋顶就麻烦了，是不是？在你建屋顶前，你得砌好墙。在你砌墙前，你得打好地基——我的意思是从头至尾。在你打好地基前，你还得用推土机平整土地，在正确的地点挖合适的坑。对不对？”
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可他还是忽视了我全神贯注的、谄媚的凝视。他用手背蹭了蹭鼻梁；然后又洋洋得意地转向我。
“那好，假设你为自己建造一座那样的房子。那会怎样？当房子建好后，你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
我看得出他才不在乎我含糊不清的声音说没说出这个问题。他知道问题是什么，他迫不及待要告诉我。
“窗户在哪里？”他摊开双手，迫切地问。“就是这个问题。光线从哪里进来？因为你明白我说的光线从哪里进来是什么意思，对吗，鲍勃？我是说小说的观点；文中蕴含的真理；还有——”
“启示之类的，”我说，他用力地、快乐地弹了个响指，停止了对第三个名词的继续搜寻。
“是它。就是它，鲍勃。你说对了。”
就这么定了。我们又喝了杯姜汁汽水，敲定了，他用拇指翻着那堆思路卡片，想找一张做我的测试作业。他选的一次“经历”是伯尼·西维尔就在出租车里挽救了一对神经质夫妇的婚姻，他只在那对夫妇争吵时，通过后视镜打量他们，说了几句仔细斟酌的话。至少，大意如此。实际上卡片上是这样写的：
上层男人和妻子（帕克大道）在车里开始争吵，情绪十分沮丧，夫人开始叫着要离婚。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我说了几句，不久我们都笑了。关于婚姻的小说等。
伯尼显得对我很有信心，认为我有能力把它写出来。
在过道上，他小心翼翼地从衣柜里拿出我的防雨风衣，帮我穿上时，我有时间从容地看了看那些一战时的照片——长长一列，都是用镜框框住的泛黄快照，里面全是笑着的男人，胳膊搭着胳膊，中间的一张是阅兵场上的孤独号手，远处是灰蒙蒙的兵营，一面旗帜高高飘扬，这可能是某本旧《美国军团杂志》的封面照，标题写的像是“职责”——优秀的军人，挺拔笔直，立正站着的身影，连同他嘴上简单、嘹亮的长号一起，都增强了男子气十足的气慨，金星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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