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20年媒体人生:一问一世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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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完成于20世纪80　年代的学术文章，暴露了年轻的米德尔霍夫对于新兴媒体的大胆预测和浓厚兴趣。正是在这个思维的支配下，1994　年他以贝塔斯曼CEO　的身份，带领这个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与美国在线合作开展欧洲业务，2001　年又收购了提供音乐免费下载服务的Napster　公司，21　世纪之后的米德尔霍夫又在为争取贝塔斯曼2005　年成功上市多方游说。谈到中国，米德尔霍夫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有成熟的市场，而在中国我们会看到市场在成长。除了扩大与中国印刷企业的合作，我们甚至希望涉足广播电视业务。”
一方是欲拓展在中国的传媒业务，一方是想将中国的业务扩大到世界，没有经过太多的磨合，贝塔斯曼与阳光文化就达成了书面的合作意向。2002　年6－7月，双方兼并重组的方案已经进行到了连办公室的座位都已经划分好了的阶段，一个跨洲际、跨领域的大型媒体集团即将诞生在世人面前。7　月26　日，星期五，在德国柏林，杨澜与米德尔霍夫完成了最后阶段的商谈。7　月28　日是个周末，就在这一天，米德尔霍夫突然被贝塔斯曼集团解职，这位CEO　如“外星人”一样消失了。陡转直下的局面让杨澜错愕不已，但也深感无奈。原来在公司是否应该上市这个问题上，作为CEO　的米德尔霍夫与家族的拥有者之间产生了重大的不可调和的分歧，积聚已久的矛盾恰好在这一天骤然爆发。
“外星人”消失，阳光文化重归现实。多年之后，杨澜将这一幕称为“充满戏剧色彩”的一幕。但如此荒诞的情节出现在2002　年是有其合理性的，就好像米德尔霍夫成为“被革命的革命者”，贝塔斯曼集团的保守派重新坐庄一样，对于“网络”概念的冷落与时代大背景紧密相关。始于2000　年的网络泡沫在2001－2002　年愈演愈烈，有媒体这样描述：2000　年，或许只是互联网的冬天，2001　年却是整个IT　业的冬天，2002　年，“冬天”再度成为挂在人们嘴边的一个词。
信息技术的冬天、电信业的冬天、股市的冬天，一连数个冬天使我们身处的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寒冷。这对于以“网络”和“电视”概念出世的上市公司阳光文化显然是一个太过冷酷的发育环境。再加上中国传媒市场仍然处于有限度开放，此时的阳光卫视无法实现在中国珠三角地区的落地，广告来源自然受限。
中国内地有线电视收费平台的缓慢推进更是粉碎了杨澜先前的乐观估计，依靠有限的收视用户，阳光卫视根本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一面是经营的困境，一面是烧钱的理想，永远尊重妻子精神追求的吴征，就内容制作方面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独立意见。在他看来，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实现电视节目的差异化、品质化可谓势在必行，但就生产模式而言，
吴征并不赞同杨澜的“原创”概念。作为一个成熟的商人，吴征考虑的是在确保节目质量的同时还能做到成本控制，毕竟原创要面对未知的风险和巨额的负担。对于一个刚成立、尚未成功落地的电视频道，比较适合的赢利模式是用低价格购买电视节目，“很多节目可以买，干吗要自己辛辛苦苦做呢？自己做，成本那么大，靠广告短期根本就无法回收。”面对丈夫的异议，杨澜依旧是对理想的坚守：“我们要耐得住寂寞，一个卫视频道总要有生长期。”
但生长期的延长需要的是巨额资本的投入。面对妻子的执著，吴征还是妥协了。看到妻子为新生的阳光卫视所付出的心血，吴征下定决心，准备通过资本运作为杨澜解决最为关键的资金问题，他不能眼看着爱人的理想之行，因金钱的羁绊而步履蹒跚，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光水合作”、“阳光四通”等系列的跨界合作。吴征进行的资本运作，并不是单纯的财富“滚雪球”，这其中都有一个归根结底的目的，就像他面对《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坦言的那样：“只是想给杨澜一个更稳定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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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在石头上轻松睡觉（1）
我前后三次采访台湾“云门舞集”现代舞团的创始人林怀民先生。第一次是在1993年，那时我所主持的《正大综艺》是第一个把台湾从北到南“走透透”，系统介绍台湾风土人情的节目。我在台北郊区长满荒草的山上采访林怀民时，他正吩咐舞者们利用排练空隙，采摘练功房旁边池塘里盛开的荷花，运送到香港，作为即将在那里上演《九歌》的舞台布景。第二次是在2003　年，还是在台北，那间铁皮屋顶的练功房依然孤独而倔犟地站立在山草中。我正感慨舞团练功条件的简陋，他却像看着自己心爱的宝贝似的述说它的种种好处：安静、接近自然、锻炼舞者的承受力。第三次是2007年他带领舞团来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水月》、《行草》和《红楼梦》。
已经60　岁的他，眼神依然清澈明亮，说起话来手舞足蹈，容易激动。他说自己年轻时脾气很急，为了排出舞团的第一部舞剧《薪传》，对人对己都到了苛刻的程度。一次他看到两位舞者在应该排练热身的时间还蹲在外面吃面，就冲上去演讲了一番排练的重要性，说你们这样不珍惜自己，那还跳什么舞！说着手掌啪的一下敲碎了旁边的玻璃窗，顿时血流如注，但他还在继续慷慨陈词，说我们要创造自己的现代舞剧需要克服多少困难！场面骇人而悲壮。谈起这些，林怀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曾经由于缺乏资金，舞团几近破产，他也心灰意冷放弃过。一次坐出租车，司机无意中提到自己看过他们的舞蹈，很喜欢，要林先生加油。林怀民就因这样一句话呆住了，泪流满面，当下决定从头再来。
如今云门已有160多个舞蹈作品，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舞团，林怀民也因成功地将中国文化转化为能与世界沟通的身体语言而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编舞家之一。如果说他早期的作品更多地表现了祖先不屈不挠的奋斗史，而后10年的作品则更多地在追求一个“静”字。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静，成为人们的向往。为了演绎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让“静”成为心灵与身体的一种自然状态，他让演员们放低重心，练习太极、吐纳、书法、静坐。为了体验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就是让舞者们在河边被水冲刷得光溜溜的大石头上躺下来，放松身体，看谁能先睡着！你一定要完全放松身心，让肌肉顺应石头的弧度，把石头变成一张天底下最舒服的床。居然，舞者们做到了，他们先后安然入睡，也许是因为林怀民的这一番催眠，更大的一种可能是：他们真的累坏了！如果你看过《草书》或《水月》，你会被那其中充满动感的静谧氛围感动，仿佛自己的呼吸也随着舞者的吐纳变得深沉悠长，或随着他们的腾转挪移动静相宜。
艺术家大多有流浪者的内心，无法忍受按部就班的生活，即使身体安顿了，精神还是需要漫游，永远在寻找什么。因为这样寻找是劳筋骨、苦心智的，所以总有那么一些阶段，他们让自己和周围的人很不舒服。按作家刘震云的说法，就是“拧巴”。他们与命运的关系这就像林怀民的那个实验：躺在石头上睡觉。看起来光滑的大石头实际上并不平坦，何况生硬，先是怎么躺着也不得劲儿，后来发现，你没法改变石头，也不需要改变自己，你只需要找到两者相适宜的角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谁能在石头上轻松睡觉（2）
有时，大时代会把人逼入生存的死角。画家黄永玉把自己称为“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并以此为题写自传体小说。不知是他记忆力太好还是经历的趣事太多，他写啊写，好几年才写到自己小学毕业那时候，而文稿已达30多万字。出生于湘西凤凰的黄永玉中学没有毕业就随剧团四处奔波，靠木刻赚点小钱，不料因此而成名。20世纪40年代末，他在上海参加左翼运动，为避免迫害，去了香港。可他一心想着北京，终于1953年如愿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那时他还不到30岁。他天性活泼风趣，屡次在政治运动中被指“不沉重”。不沉重哪行！“文革”中他被批斗，背上被打得鲜血直流，经常被倒拎着双手做“喷气式”。可是脾气不改。甚至发展到他自己在家里也练习“喷气式”，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精神，锻炼身体柔韧性以更好适应批斗。在劳动改造期间，他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为妻子张梅溪写下长诗《老婆呀，不要哭》：“中年是满足的季节啊，让我们欣慰于心灵的朴素和善良。我吻你，吻你稚弱但满是裂痕的手，吻你寂寞而勇敢的心，吻你的永远的美丽。因为你，世上将流传我和孩子们幸福的故事。”
他的好朋友中也不乏这样天真而乐观的人。黄苗子、郁风夫妇在“文革”中日子也不好过。黄苗子被下放到东北去劳改，寄了一张明信片回来，说自己如何翻过山，遇到大雪，眼前一片苍茫，还要在这一片苍茫中搭窝棚。郁风看了哈哈大笑：“哈，好一个北国风光啊！”黄永玉回忆说：“她一定在背后哭。”眼看那些老友先后辞世，黄永玉称自己是晚上八九点钟的月亮，静静地看待人间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墓志铭也想好了，五个字：爱，怜悯，感恩。他爱荷花，把乡村别墅称为“万荷堂”。近90岁高龄的他依然在画大幅的作品。他说自己在牛棚里错过了人生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现在不能再错过。而他画的荷花于生动中透露着张扬与隐忍的混合气质。
我在纽约认识谭盾时第一印象就是他很狂，这个靠少一根弦的小提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20岁写出一部交响乐《离骚》的天才，他的口才一流，介绍起他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音乐理念更是眉飞色舞，没完没了。对我这样的门外汉来说，要想从那些几乎没有旋律的先锋作品中找到多大享受是徒劳的。但是出于对艺术家和创新的尊重，我总是尽可能地出席他的音乐会，还资助过他把交响乐与原生态歌曲结合的作品《地图》，并且在他的各种发明：改良的埙、水的琴、纸的鼓中听出些神秘诡异的味道。
给谭盾带来音乐启蒙的正是楚文化中乡村音乐，祭神的、结婚的、哭丧的，仿佛可以连接人间与天堂。这应该就是时下最时髦的“穿越”了。而他事业上的最大转折是与李安合作的《卧虎藏龙》，他的音乐因此进入了大众视野，更因此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他跟李安说：“我要借助中国戏曲里的打击乐，把中国文化的魂打出来。再用马友友的大提琴把神秘与伤感拉出来。”他用一个比喻形容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的结合：辣椒巧克力。原来谭盾的母亲是湖南人，吃什么都要加辣椒。一次他给妈妈送去一盘巧克力蛋糕，老太太拿出一包辣椒酱佐餐，吃得津津有味！后来谭盾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上真的吃到了当地名产辣椒味巧克力，印证了妈妈的“前卫意识”。这种跨界的灵感让他左右逢源，于是帕尔曼的小提琴拉出了马头琴的悲凉，日本的大鼓呼应着《越人歌》的凄美，上亿年的顽石敲出了禅宗的意境，创意无法阻挡。他说艺术创作的魅力就是让你在孤独中痛苦，也在孤独中找到一线无法比拟的光芒，成就你生命的意义。他应该已经找到了在石头上睡觉的姿势了。

谁能在石头上轻松睡觉（3）
电影《梅兰芳》中邱如白有一句台词：“谁要是毁了这份孤独，谁就毁了梅兰芳。”编剧严歌苓写的是她对梅兰芳的理解，也是自己对写作的体验。她发现孤独的奇妙之处在于，你可以用头脑构筑一个世界，可以自由地设计每个人物的命运，让每个人物说出你要说的话。这给她带来快感。老天给了她发达的创造力，也让她的大脑由于过于兴奋而失眠。她最高纪录是连续30　天睡不着觉。那种经历痛苦不堪，她在煎熬中无语流泪，整天在家里穿一件宽大的睡衣，老公上班时她如此，下班回家时发现她还是如此。
在她脑海中时而想起的，是自己12　岁去了西藏当兵，闻到的高原草场的芳香；是19　岁在中越自卫反击战的包扎所里无法逃避的空气中鲜血的腥味。这些强烈的刺激让她感受个体生命的可贵与脆弱，也让她从一名文艺兵成为一名作家。她也想起30　岁那年离婚，经历了情感上的一次死亡，决定抛开国内的一切只身去到美国，几乎从零开始学习英文乃至用英文写作。还有与她相爱的美国外交官莱瑞，在严歌苓遭遇FBI几近侮辱性的调查中，毅然用辞职捍卫自己与未婚妻的尊严，给她一份温馨平和的生活。
严歌苓的经历实在太丰富了，想象力也太丰富了，一个个女性的生命在她的笔下鲜活起来：《少女小渔》、《天浴》、《扶桑》、《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这些女人各有各的不幸，却都有一份天真与倔犟，一如扶桑，19　世纪60　年代生活在旧金山的中国妓女，接受白人男子的爱，却拒绝他的拯救：“你可以爱我，但请不要来救赎我，因为这样我们永远不可能平等。”严歌苓就这样为她们营造着一个个世界，她去那儿生活，跟她们聊天，听她们苦笑，看她们生死。通过孤独而自由的写作，一个小女子终于拥有了一个大宇宙。而现实中的她，要趁着精力旺盛的几年多写一些，让酒在最佳的发酵期内成为佳酿。写作让她平静，让她与孤独找到对话的姿态。
与孤独为伍也好，与世俗拥抱也好，“艺术”与“商业”似乎是活在当下的艺术家们解不开的两扣儿。对冯小刚和陈凯歌两位导演的采访，使我看到了他们在纠结中的前行与自我的回归。第一次采访冯小刚是在《夜宴》公映之前，他的坦率让我感动。他说自己从前很羡慕陈凯歌、张艺谋他们拍大片、拿大奖，偏偏自己时运不济，早年影片被禁，很有挫败感。无奈之下，从轻松搞笑的贺岁片拍起，希望有一天可以从“偏房”进“厅堂”。然而对于社会和专业界普遍重正剧不重喜剧的认识，他又气不过：“能够让一个人开怀大笑，比让一个人哭难得多！后来我就觉得我也装一回孙子，社会既然有这样的偏见，哥就给你们拍一部看看。”
在电影的丛林中，冯小刚说他要做饥饿的掠食者。《夜宴》之后有了《集结号》、《唐山大地震》，悲剧、正剧照单全收。他的坦率还带着些许自卑：“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有时候穷人家的孩子撒谎，是因为他承担不了诚实带来的后果。我会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时候。……　我说过谎，但我尽量做到说的时候心虚着点，让人能看出来。”我第二次采访他是在《唐山大地震》公映之时，坐在我面前的他明显地放松了许多，说话不必谦虚，更不用心虚。对比几年前他对媒体界记者的小心翼翼，这一次，他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对娱乐传媒的不满。“随着成功的积累，我也愿意有时把话说得直一些，说直接话还是挺痛快的。面对娱乐媒体，我烦透了，但是没辙。你一拳打过去，都是空气，有时媒体也是一派打另一派，挺脏的。”不需要装孙子的他终于不再费力地去证明自己，而是给予自己更多的自由与舒展，自比为“穷人家的孩子”的冯小刚终于挺直了腰板，“孙子”成了“老子”。

谁能在石头上轻松睡觉（4）
对陈凯歌的采访共有三次，分别是在他拍摄了《荆轲刺秦王》、《无极》、《赵氏孤儿》之后。三次采访他给我的印象也有很大不同。第一次他喜欢引经据典，说起话来很深刻，也有点沉闷，曰人性、曰命运、曰个体、曰国家。不过与上亿投资相比，电影最终只得到几百万票房。第二次，他愤世嫉俗，谈起中国电影的求存，言必称商业电影。他说：“过去艺术家都生活在自己的梦幻里，现在已经赤裸裸了，必先以一个商业的姿态进入市场，不然谈不上什么艺术。”又说：“过去有一本书主义、一部戏主义，我窃笑不已。你以为人们排着长队，到那个小玻璃框前头，看着蒙娜丽莎的时候，是真的和达芬奇有了什么心灵的共鸣吗？他们欣赏的不过是一点名气，有一点好奇心而已。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人们对艺术抱着什么美好的幻想，说到底，所有的事都是你自己的事情而已，跟别人没关系。”历时三年，投资逾3亿的大制作《无极》，最剧烈的一次改变，最奢侈的一部巨作，也是最冒险的一次赌博。他输了，被《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了，他越是义正词严，就越被捉弄，那阵仗，用他的话来说，是“棍棒相加”。第三次，陈导演显得平和多了，言辞中频频出现《心经》中的话。他主动谈及《霸王别姬》后的自我膨胀、《无极》后的内外困扰，反省自己当年野心太大，失去了判断力和控制力。他究竟想拍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故事？一言以蔽之，就是拍“不合时宜”的人。《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梅兰芳》里的十三燕莫不如此。“如果在这个社会中大伙儿都是那么识时务者为俊杰，没有棱角，美其名曰圆润；活得挺精明，美其名曰智慧。这让我想起苏东坡写过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方山子从小学剑想匡扶天下，失败；苦读诗书想兼济天下，也失败。一贫如洗，然而他的妻儿面有得色。我喜欢这样的牛人。”
放下野心，回归常理，是这次采访中我听到他最常说的话。就连程婴的舍子救孤，屠岸贾的穷凶极恶，他也要演员演出常态来。回归常态的陈凯歌终于找到了来时的路，那就是他对电影的兴趣与情感远远胜过对超越以往成绩的兴趣和情感；那就是少年的他在“文革”中背叛过自己的父亲，而父亲却从未责怪；那也是当年电影学院的哥们儿渴望着找到新的故事、新的语言，在拍摄《黄土地》的路上，身不由己地跪拜在黄帝陵前。回归常态的陈凯歌就做他最擅长的事，不求青史留名，亦不惧风言风语。当他收敛起自身的光芒，电影的光芒显得愈加明亮起来。周围的人说，凯歌导演爱笑了。莫非他找到了在石头上睡觉的姿势？
石头当然没有床舒服。谁能在石头上轻松地睡觉？两种人：找到适合的石头的人或让自己适应某一块石头的人。还有一层意思是说，旁人只看到此人酣然入睡，他是否睡着了，觉醒后是否腰酸背疼，就不得而知了。如是，人选石头，石头也选人。有跟石头较劲的，时间久了竟也在上面睡出了人形，即合用了；也有随遇而安的，这块石头不合用，俺再找下一块便是。并无唯一法门。关键是，当一个人决定离开床那熟悉的舒适，去石头上睡觉时，他就已经摆脱了某种惰性，而带来许多种可能。有一天，一块顽石上也会留下他的温度。艺术家的心灵之旅，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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