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笔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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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个庭院里独个儿磨磨蹭蹭舍不得离开，最后终于摸到一块石碑，凭着最后一点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四个大字：岳麓书院。

二

没有任何数据，没有任何讲解，给了我如此神秘的亲切感的岳麓书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我当时并不很清楚。凭直感，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文化教育机构，与眼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好大异其趣，但它居然身处洪流近旁而安然无恙，全部原因只在于，有一位领袖人物青年时代曾在它的一间屋子里住过一些时日。岳麓书院很识时务，并不抓着这个由头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发祥地，朝自己苍老的脸颊上涂紫抹红，而是一声不响地安坐在山坳里，依然青砖石地、粉墙玄瓦，一派素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谁愿意来看看也无妨，开一个边门等待着，于是就有了我与它的不期而遇，默然对晤。

据说世间某些气功大师的人生履历表上，有一些时间是空缺的，人们猜想那一定是他们在某种特殊的遭遇中突然悟道得气的机缘所在。我相信这种机缘。现在常有记者来询问我在治学的长途中有没有几位关键的点拨者，我左思右想，常常无言以对。我无法使他们相信，一个匆忙踏入的庭院，也不太清楚究竟是作什么用的，也没有遇见一个人，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竟然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完全记不清在里边逗留了多久，只知道离开时我一脸安祥，就像那青砖石地、粉墙玄瓦。

记得下山后我很快回了上海，以后的经历依然坎坷曲折，却总是尽力与书籍相伴。

书籍中偶尔看到有关岳麓书院的史料，总会睁大眼睛多读几遍。近年来，出版事业兴旺，《岳麓书院史略》、《朱熹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山长考》、《岳麓书院名人传》、《岳麓书院历代诗选》、《岳麓书院一览》、《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等好书先后一本本地出现在我的案头，自己又多次去长沙讲学，一再地重访书院，终于我可以说，我开始了解了我的庭院，我似乎抓住了二十七年前的那个傍晚，那种感觉。

岳麓书院存在于世已经足足一千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学府。中国的事，说“老”人家相信，说“高等学府”之类常常要打上一个问号，但这个问号面对岳麓书院完全可以撤销。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大师朱熹、张栻、王阳明，而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可列出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名单，千年太长，光以清代而论，我们便可随手举出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纔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岳麓书院的正门口骄傲地挂着一副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把它描绘成天下英材最辉煌的荟萃之地，口气甚大，但低头一想，也不能不服气。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这个庭院的力量，在于以千年韧劲弘扬了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性。我一直在想，历史上一切比较明智的统治者都会重视教育，他们办起教育来既有行政权力又有经济实力，当然会像模象样，但为什么没有一种官学能像岳麓书院那样天长地久呢？汉代的太学，唐代的宏文馆、崇文馆、国子学等等都是官学，但政府对这些官学投注了太多政治功利要求，控制又严，而政府控制一严又必然导致繁琐哲学和形式主义成风，教育多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作为一项独立事业的自身品格却失落了。说是教育，却着力于实利、着意于空名、着眼于官场，这便是中国历代官学的通病，也是无数有关重视教育的慷慨表态最终都落实得不是地方的原因。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文化品格较高的官员企图从根本上另辟蹊径，但他们官职再大也摆脱不了体制性的重重制约，阻挡不了官场巴社会对于教育的直接索讨，最终只能徒呼奈何。那么，干脆办一点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学吧，但私学毕竟太琐小、太分散，汇聚不了多少海内名师，招集不了多少天下英材，而离开了这两方面的足够人数，教育就会失去一种至关重要的庄严氛围，就像宗教失去了仪式，比赛失去了场面，做不出多少事情来。

正是面对这种两难，一群杰出的教育家先后找到了两难之间的一块空间。有没有可能让几位名家牵头，避开闹市，在一些名山之上创办一些『民办官助”的书院呢？书院办在山上，包含着学术文化的传递和研究所必需的某种独立精神和超逸情怀；但又必须是名山，使这些书院显示出自身的重要性，与风水相接，与名师相称，在超逸之中追求着社会的知名度和号召力。立足于民办，使书院的主体意志不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据文人学士的文化逻辑来建立，教育与学术能够保持足够的自由度；但又必须获得官府援助，因为没有官府援助麻烦事甚多，要长久而大规模地办成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是无法想象的。当然获得官府的援助需要付出代价，甚至也要接受某种控制，这就需要两相周旋了，最佳的情景是以书院的文化品格把各级官员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发出来，让他们以文化人的身份来参与书院的事业，又凭借着权力给予实质性的帮助。这种情景，后来果然频频地出现了。

由此可见，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中国名山间出现过的书院很多，延续状态最好、因此也最有名望的是岳麓书院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岳麓书院的教学体制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合理的。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山长这个称呼听起来野趣十足，正恰与书院所在的环境相对应，但据我看来，这个称呼还包含着对朝廷级别的不在意，显现着幽默和自在，尽管事实上山长是在道德学问、管理能力、社会背景、朝野声望等方面都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只想好生管住一座书院，以及满山的春花秋叶、夏风冬月，管住一个独立的世界。名以山长，自谦中透着自傲。山长薪俸不低，生活优裕，我最近一次去岳麓书院还专门在历代山长居住的百泉轩流连良久，那么清丽优雅的住所，实在令人神往。在山长的执掌下，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它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它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教师咨询，或学生间互相讨论。这样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书院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在“功课程簿”上，山长定期亲自抽查。课程内容以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即小学）为主，也要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到了清代晚期，则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可以想象，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是很能酿造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学习气氛的，而这种气氛有时可能比课程本身还能熏陶人、感染人。直到外患内懮十分深重的１８４０年，冯桂芬还在《重儒官议》中写道：

今天下唯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材之意，而省城为最。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

这种响彻户外的书声，居然在岳麓山的清溪茂林间回荡了上千年！

在这种气氛中，岳麓书院的教学质量一直很高，远非官学所能比拟。早在宋代，长沙一带就出现了三个公认的教学等级：官办的州学学生成绩优秀者，可以升入湘西书院；在湘西书院里的高材生，可升入岳麓书院。在这个意义上，岳麓书院颇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研究生院，高标独立，引人仰望。

办这样一个书院，钱从哪儿来呢？仔细想来，书院的开支不会太小，在编制上，除山长外，还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监院、首事、斋长、堂长、管干等教学行政管理人员，还要有相当数量的厨子、门夫、堂夫、斋夫、更夫、藏书楼看守、碑亭看守等勤杂工役，这些人都要发给薪金；每个学生的吃、住、助学金、笔墨费均由书院供给，每月数次考核中的优胜者还要发放奖金；以上还都是日常开支，如果想造点房、买点书、整修一下苑圃什么的，花费当然就更大了。书院的上述各项开支，主要是靠学田的收入。所谓学田，是指书院的田产。政府官员想表示对书院的重视，就拨些土地下来，有钱人家想资助书院，往往也这么做，而很少直接赠送银两。书院有了这些田，就有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即便是改朝换代，货币贬值，也不太怕了。学田租给人家种，有田租可收，一时用不了的，可投入典商生息，让死钱变成活钱。从现存书院的账目看，书院的各项开支总的说来都比较节俭，管理十分严格，绝无奢靡倾向，而学田的收入又往往少于支出，那就需要向官府申请补助了。我想，那些划给书院的土地是很值得自豪的，一样是黑色的泥土，一样是春种秋收，但千百年来却是为中国文化、为华夏英纔提供着滋养，这与它们近旁的其它土地有多么的不同啊。现在我的案头有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书中谈到书院的学田，说书院借着学田“以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收入作为常年经费”，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按照这种思维逻辑，地租和典息都是“剥削收入”，书院以此作为常年经费也就逃不脱邪恶了。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小农意识，宁肯不要教学和文化！中国的土地那么大，可以任其荒芜，可以沦为战场，只是划出那么微不足道的一小块而搞成了一项横贯千年的文明大业，竟还有人不高兴，这并不是笑话，而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事实。中国的教学和文化始终阻力重重，岳麓书院和其它书院常常陷于困境，也都与此有关。而我，则很想下一次去长沙时查访一下那些学田的所在，好好地看一看那些极其平常又极其不平常的土地。

三

岳麓书院能够延绵千年，除了上述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人格力量的贯注。对一个教学和研究机构来说，这种力量便是一种灵魂。一旦散了魂，即便名山再美，学田再多，也成不了大气候。

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这一点，历代岳麓书院的主持者们都是很清楚的。他们所制订的学规、学则、堂训、规条等等几乎都从道德修养出发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提出要求，最终着眼于如何做一个品行端庄的文化人。事实上，他们所讲授的经、史、文学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设为归结，尤其是后来成为岳麓书院学术支柱的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一门哲　学——文化人格学。因此，山明水秀、书声琅琅的书院，也就成了文化人格的冶炼所。与此相应，在书院之外的哲学家和文化大师们也都非常看重书院的这一功能，在信息传播手段落后的古代，他们想不出有比在书院里向生徒们传道授业更理想的学术弘扬方式了，因此几乎一无例外的企盼着有朝一日能参与这一冶炼工程。书院，把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这三者，融合成了一体。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想提一提朱熹和张栻这两位大师，他们无疑是岳麓书院跨时代的精神楷模。朱熹还对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做出过类似的贡献，影响就更大了。

我在岳麓书院漫步的时候，恍惚间能看到许多书院教育家飘逸的身影，而看得最清楚的则是朱熹，尽管他离开书院已有八百年。

朱熹是一位一辈子都想做教师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成就之高，可以用伟大诗人辛弃疾称赞他的一句话来概括：“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以一般眼光看来，这样一位大学问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再去做教师了，若就社会地位论，他的官职也不低，更不必靠教师来显身扬名，但朱熹有着另一层面的思考。他说：“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习气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论语集注》）又说：“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答王子合》）他把教育看成是恢复人性、改变素质的根本途径，认为离开了这一途径，几乎谈不上社会和国家的安定和发展。“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语类》）在这位文化大师眼中，天底下没有任何一种事业比这更重要，因此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崇山间的座座书院，捕捉从那里传播出来的种种信息。

他知道比自己小三岁的哲学家张栻正主讲岳麓书院，他以前曾与张栻见过面，畅谈过，但有一些学术环节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有没有可能，把这种探讨变成书院教学的一种内容呢？１１６７年８月，他下了个狠心，从福建崇安出发，由两名学生随行，不远千里地朝岳麓山走来。

朱熹抵达岳麓书院后就与张栻一起进行了中国文化史上极为著名的“朱、张会讲”。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朱熹和张栻的会讲是极具魅力的，当时一个是三十七岁，一个是三十四岁，却都已身处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除了当众会讲外他们还私下谈，所取得的成果是：

两人都越来越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而两人以后的学术道路确实也都更加挺展了。《宋史》记载，张栻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而朱熹自己则在一封信中说，张栻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

朱熹还用诗句描述了他们两人的学术友情：

忆昔秋风里，寻朋湘水旁。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联床。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　……

（《有怀南轩呈伯崇择之二首》）

除了与张栻会讲外，朱熹还单独在岳麓书院讲学，当时朱熹的名声已经很大，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不仅讲堂中人满为患，甚至听讲者骑来的马都把池水饮干了，所谓“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几乎与我二十七年前见到的岳麓山一样热闹了，只不过热闹在另一个方位，热闹在一种完全相反的意义上。朱熹除了在岳麓书院讲学外，又无法推却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的邀请，只得经常横渡湘江，张栻愉快地陪着他来来去去，这个渡口，当地百姓就名之为“朱张渡”，以纪念这两位大学者的教学热忱。此后甚至还经常有人捐钱捐粮，作为朱张渡的修船费用。两位文化教育家的一段佳话，竟如此深入地铭刻在这片山川之间。

朱、张会讲后七年，张栻离开岳麓书院到外地任职，但没有几年就去世了，只活了四十七岁。张栻死后十四年即１１９４年，朱熹在再三推辞而未果后终于受了湖南安抚使的职位再度来长沙。要么不来，既然来到长沙做官就一定要把旧游之地岳麓书院振兴起来，这时离他与张栻“挽袂”、“联床”已整整隔了二十七年，两位青年俊纔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六十余岁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职权，有足够的实力把教育事业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为全国树一个榜样。他把到长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盘算的扩建岳麓书院的计划付诸实施，聘请了自己满意的人来具体负责书院事务，扩充招生名额，为书院置学田五十顷，并参照自己早年为庐山白鹿洞书院制订的学规颁发了《朱子书院教条》。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连三地下来，岳麓书院重又显现出一派繁荣。朱熹白天忙于官务，夜间则渡江过来讲课讨论，回答学生提问，从不厌倦。他与学生间的问答由学生回忆笔记，后来也成为学术领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学问和声望所吸引，当时岳麓书院已云集学者千余人，朱熹开讲的时候，每次都到“生徒云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

每当我翻阅到这样的一些史料时总是面有喜色，觉得中华民族在本性上还有崇尚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中国历史在战乱和权术的旋涡中还有高洁典雅的篇章。

只不过，保护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就拿书院来说吧，改朝换代的战火会把它焚毁，山长的去世、主讲的空缺会使它懈弛，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会使它困顿，社会风气的诱导会使它变质，有时甚至远在天边的朝廷也会给它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朝廷对于高层次的学术文化教育始终抱着一种矛盾心理，有时会真心诚意的褒奖、赏赐、题匾，有时又会怀疑这一事业中是否会有智力过高的知识分子“学术偏颇，志行邪伪”，“倡其邪说，广收无赖”，最终构成政治上的威胁，因此，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由朝廷明令“毁天下书院”、“书院立命拆去”的事情（参见《野获编》、《皇明大政纪》等资料）。

这类风波，当然都会落在那些学者教育家头上，让他们短暂的生命去活生生地承受。说到底，风波总会过去，教育不会灭亡，但就具体的个人来说，置身其间是需要有超人的意志纔能支橕住的。譬如朱熹，我们前面已经简单描述了他以六十余岁高龄重振岳麓书院时的无限风光，但实际上，他在此前此后一直蒙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诬陷和攻击，他的讲席前听者如云，而他的内心则积贮着无法倾吐的苦水。

大约在他重返长沙前的十年左右时间内，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们攻击为不学无术、欺世盗名、携门人而妄自推尊、实为乱人之首、宜摈斥勿用之人。幸好有担任太常博士的另一位大哲学家叶适出来说话。叶适与朱熹并不是一个学派，互相间观点甚至还很对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学术品格，在皇帝面前大声责斥那些诬陷朱熹的高官们“游辞无实，谗言横生，善良受害，无所不有”，纔使朱熹还有可能到长沙来做官兴学。朱熹在长沙任内忍辱负重地大兴岳麓书院的举动没有逃过诬陷者们的注意，就在朱熹到长沙的第二年，他向学生们讲授的理学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为“伪学”；再过一年，朱熹被免职，他的学生也遭逮捕，有一个叫余嘉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处死朱熹：　枭首朝市，号令开下，庶伪学可绝，伪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新，祸且不测，臣恐朝廷之懮方大矣。

又过一年，“伪学”进一步升格为“逆党”，并把朱熹的学生和追随者都记入“伪学逆党籍”，多方拘捕。朱熹虽然没有被杀，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着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一个个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里实在不是味道。但是，他还是以一个教育家的独特态度来面对这一切。例如１１９７年官府即将拘捕他的得意门生蔡元定的前夕，他闻讯后当即召集一百余名学生为蔡元定饯行，席间有的学生难过得哭起来了，而蔡元定却从容镇定，为自己敬爱的老师和他的学说去受罪，无怨无悔。朱熹看到蔡元定的这种神态很是感动，席后对蔡元定说，我已老迈，今后也许难得与你见面了，今天晚上与我住在一起吧。这天晚上，师生俩在一起竟然没有谈分别的事，而是通宵校订了《参同契》一书，直到东方发白。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后杖枷三千里流放，历尽千难万苦，死于道州。一路上，他始终记着那次饯行，那个通宵。世间每个人都会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却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个地地道道的学生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后跑道。

既然学生死得像个学生，那么教师也就更应该死得像个教师。蔡元定死后的第二年，１１９８年，朱熹避居东阳石洞，还是没有停止讲学。有人劝他，说朝廷对他正虎视眈眈呢，赶快别再召集学生讲课了，他笑而不答。直到１１９９年，他觉得真的已走到生命尽头了，自述道：我越来越衰弱了，想到那几个好学生都已死于贬所，而我却还活着，真是痛心，看来支橕不了多久了。果然这年三月九日，他病死于建阳。

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灾难完全来自于他的学术和教育事业，对此，他的学生们最清楚。当他的遗体下葬时，散落在四方的学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纷纷赶来，官府怕这些学生议论生事，还特令加强戒备。不能来的也在各地聚会纪念：“讣告所至，从游之士与夫闻风慕义者，莫不相与为位为聚哭焉。禁锢虽严，有所不避也。”（《行状》）辛弃疾在挽文中写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廪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