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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痛的边缘-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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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人早已读出了其中的无奈和悲哀。现在暂且不谈窦唯的人格高尚与否，总之窦唯对这种现象是不满意的，这也很可能是他与王菲最后决裂的原因之一。好了，就此打住，再说下去就太八卦，与那些花边新闻记者无异了。其实我都耻于称他们为记者，人家有没有女朋友，离不离婚，买什么牌子的衣服，用什么样的马桶关他们屁事呀。如果就写出来的文字的存在价值而言，也许我比他们更像记者。
窦唯专辑的封面与歌名都很具有诱惑力。封面大多是氤氲模糊的水墨画，色彩一定要暗，感觉一定要幻。很多时候画面的内涵都是由买者的主观意愿决定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歌名曾让我痴迷得近乎中毒，一些很朴素很民族的东西被单独提出来之后，其内在的张力排山倒海。如：《荡空山》，《山河水》，《三月春天》，《出游》，《幻听》，《竹叶青》，《序·玉楼春·临江仙》……
窦唯的音乐应该是属于夜晚的。我喜欢关掉所有的灯，拉上窗帘，然后抱着腿静静地听，然后我会想起“天籁低回”这个词语。窦唯的音乐给人一种春末夏初的味道，湿漉漉的，光滑而精致，清淡之中春草发芽，伤花怒放。
窦唯对音乐很执著甚至固执。他认为歌词无足轻重，所以从《山河水》开始他一点一点蜕变，到《幻听》时，歌词已经退化为音乐的一部分了，同鼓声、琴声、吉他声一样。他甚至使用自己造的字以便营造更多的意象。这正应了崔健的话：“语言到头来都是障碍。”这种勇气令我折服。
我的同学有种奇怪的理论：喜欢王菲的人就不会喜欢窦唯，反之亦然。这叫什么理论呀？也许你称它为理论它自己都不好意思。
我喜欢窦唯，也喜欢王菲。矛盾在哪里？我看不出。
王菲·当时的月亮
太过商业化的东西我不喜欢，人也好歌也好电影也好，因为喜欢的人多，人一多身价就掉了。“物以稀为贵”嘛。幽兰绽空谷，雪莲傲山巅；狗尾巴草到处都是，却没有人把它插在花瓶里。
但王菲是个例外。例外的意思通常就是独特。王菲的唱功不容置疑，一首普通的《红豆》也可以唱成传世经典。她的音色本来很清丽，但却常常唱出慵懒的感觉，迷迷糊糊地拉着你走遍尘世。说她小女人也好新人类也罢，她既然能在商业化音乐中异军突起，成为我的“例外”，那她就自然有成为例外的条件。
至于那条件是什么就不是我所能讲得清楚的。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朴树·那些花儿
一个可怜的孩子，我只能这样定义朴树。说这话让人觉得好像我是个饱经风雨洞穿世事的得道高僧。天知道我比朴树小多少。
朴树不太懂得人情世故，有点像桃花源里的人。对着照相机不懂得摆ＰＯＳＥ，唱歌不带动作，上台领奖不懂得要感谢公司，说声“谢谢大家”就下去了。孩子啊孩子！
朴树的歌很内敛，同时又有向外突围的趋势。他的声音纯粹就是一个大男孩嗓音，没有受过任何专业的训练，我甚至可以听出他有些地方气息错了。但这种原始朴实的声音常常给我质朴而厚重的感动。
朴树说他有点自闭，他更喜欢唱而不喜欢说。他觉得音乐亲热而人群冷漠动物善良人类危险。他用长发遮住眼睛是为了“不把这世界看得太清楚”。他是为一些人一些事而不是为自己生活，“艰难而感动，幸福并且疼痛”。
我听朴树的时候会想起村上春树。也许是因为他们都一直在讲述“伤感而优美的青春，多情而孤独的年代”吧，只不过一个以音乐为载体，一个以文字为路径。
朴树的音乐底蕴就是孤独，彻头彻尾的孤独。这种孤独不是末日后一个人站在荒凉的大地上仰望大得吓人的月亮时的孤独，而是站在像鱼一样穿梭不息的人群中间茫然四顾的孤独。前者是绝望，后者是残忍的绝望。
我想起一篇超短篇小说：世界末日后惟一活下来的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常常在想，当敲门声响起的时候那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是恐惧？是困惑？是欣喜？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我觉得那个人就是朴树，孤独地守护着地球，所以他对外界才会有那么强烈的抗拒。
朴树歌声中与生俱来的无助感是学也学不来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郭富城翻唱他的《旅途》。尽管郭富城也许唱得比朴树纯熟，ＭＴＶ拍得更精致，但始终没有朴树的厚重撞击力。再加上那些我不喜欢的商业运作，一句话：没感觉就是没感觉。
朴树的歌里面《那些花儿》是我最喜欢的。我的一个笔友说歌里明媚的笑声和水流声让他觉得自己老了，那是挡也挡不住的怀旧感觉，是对纯真年代的一次回望。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 ／ 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 ／ 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 ／ 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 ／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 ／ 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 ／ 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 ／ 如今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花儿·幸福的旁边
花儿的崛起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他们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未成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是和我们一样大的愣头青，他们也要面对父母的唠叨作业的压力高考的威胁，他们是《美国丽人》里莱斯特说的“ｔｙｐｉｃａｌ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典型少年）”：“ａｎｇｒｙ ｉｎｓｅｃｕｒｅ ｃｏｎｆｕｓｅｄ（愤怒、缺乏安全感、迷惘）”
中国是不乏摇滚乐的，不论“质”如何，反正“量”是达到了。特别是近几年，乐队和乐手就像少女脸上的青春豆一般层出不穷。老的少的有希望的没出路的伤感的兴奋的低调的愤怒的，如：新裤子、陈底里、玩笑、苍蝇、暗室等等。以至于中国商业流行歌手在专辑成功之后会自豪地说：“我让香港和台湾的人们知道了大陆并不是只有摇滚乐。”
一般来说，走到了巅峰之后就难有什么突破了，随便你朝哪个方向走都是“下坡路”，无一例外地走向死亡，明智之举是激流勇退，但结果一样，只不过是形式华美一点的死。比如唐朝吧，六年前《梦回唐朝》把中国的摇滚乐推向了极至，极至意味着无法超越，无法超越就意味着死亡。六年后《演义》的推出正式宣告了他们的死亡，人们整整六年的期盼其实只是一种“死缓”。
有了上面的一大堆废话之后也许你就会问：“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答案是因为他们年轻。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冲动，神采飞扬的少年激情。
大张伟是个大天才，是块大金子。很多时候都是我要用一张稿纸才能写出来的内心感受他三两句就唱出来了。
花儿专辑里的“开场白”写得很好，允许我“借用”一下：
他们是“花儿”因此急着长大急着开放，他们所关注的是“放学”之后怎么快乐地打发时光，一起唱歌还是上街转转，零花钱冰激凌还是留着买打口带。他们偶尔也会伤感，因为青春期综合症正在学校里蔓延；他们偶尔也会幻想，因为书上说明天是美好的；他们偶尔也会问一些愚蠢的问题，因为生活和老师教的并不太一样。他们不知道在接受访问时感谢公司，不知道在直播时不能随便批评自己不喜欢的音乐，甚至不知道在大明星面前要假装恭敬。他们在时代的浪尖上无忧无虑地看着卡通片吃着零食，时刻准备着扮演新时代的主人。
杂志上说那些成名已久的乐评家在听过这张专辑后难以组织原本得心应手的词汇，而词穷地说出一句“太好了”。我对花儿的评价也是“太好了”。（这里隐藏着一种“我也是成名已久的乐评家”的阿Ｑ精神，我发现我不但善于自我批评还善于自我标榜。）
完结篇
六个梦做完了，黄粱六梦之后我仍然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为生活为考试忙得头皮发麻。我为我自己鼓掌因为我年轻因为我幸福（尽管很多时候我在抱怨生活的无奈与无聊）。
很喜欢《幸福的旁边》：
现实有现实的空间 ／ 梦想并不容易实现 ／ 醒来时才突然发现 ／ 自己一直都在幸福的旁边。
要理想不要幻想，要激情不要矫情。凡事知足常乐。
七天里的左右手（1）
坚决而果断的铃声宣告了高一期末考试的结束。在铃声持续的三秒钟内我迅速地把一道选择题由Ａ改为Ｃ，然后义无返顾地逃出了考场。如果我跑慢一点，我就会被其他考生拖住，然后抓着我对答案，一对就是千秋万代不了结，最后我与他们之间太多太多的分歧和他们无比自信的目光就会全面摧毁我的神经系统，同时宣告一个不太美妙的假期的到来。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正如我无法相信自己。因为我知道除了自己之外能够进入第一考
场的人都是全年级的精英。我把自己能混进第一考场的一半原因归结于幸运，而另一半原因至今仍漂浮在空中如同浮游生物一般游游荡荡地寻找最后的归宿。高一的前三次考试我愚蠢到认为自己和他们属于同一级别因而加入他们唾沫横飞的讨论。这得归结于人类的劣根性，到了某一阶段人就会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胀，我也是人，并且是个俗人，所以结果是惨痛的，教训是深刻的。吃一堑长一智，吃三堑还不长一智的人就是笨蛋。我不是笨蛋，最起码我不承认自己是笨蛋，所以我聪明地跑掉了。
外面还在下雨，从昨天晚上一直下到现在，缠绵悱恻得没有一点夏季暴雨的味道。昨晚下雨的时候我说这雨肯定在一小时之内停，结果这句话很可能被天上神仙听到了，所以他有些小气愤：凭什么一个小人物命令我呀？于是天公拉开架势下个没完没了。
看，我这人挺倒霉的，任何人包括神仙在内都不怎么给我面子，顺我心意。
于是我学着姜武在《美丽新世界》里的样子指着天喊：“如果我考砸了，这雨就马上停。”当然雨还是下得欢快，我为自己的小聪明窃喜不已。
正当我背着书包准备逃回家的时候，广播中传出校长那明显是模仿国家领导人的拖得很长的声音：“同学们回教室，召开广播校会。”
接着我就听到了一声气壮山河史无前例惊天地泣鬼神的叹息——几千人的大合唱我听过，几千人的大合叹我却是生平第一次听到，真是让我开了耳界。我安慰自己死的时候又多了个证明我这一辈子没白活的理由。
我乖乖地走进教室，进门的时候眼皮跳了一下。其实我早该知道这预示着倒霉的一切已经开始了。
教室里每一个人都很疯。所有的考试都结束了，美丽的假期在不远处向我们招手，现在不疯实在没有任何理由。有人吵架，有人赛跑，有人唱歌，每个人都竭力燃烧着自己被考试消耗得所剩无几的能量来抗拒着黎明前的黑暗。十分钟以前每个人都被考试折磨得奄奄一息，现在全部回光返照了。而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像个乖孩子。
整个教室像一台没有图象的电视一般哗哗乱响在无边无际的喧闹中，校长的声音不急不缓地传来，我没有听清楚，只听到“文理分科”四个字。
在那一瞬间我感到头顶上有什么东西“咚”地一声重重地砸了下来。
眼前有什么“嗖”地一声一闪而过。
胸腔中有块小小的东西“砰”地一声碎掉了。
我张着口，瞪着眼，死命地盯着那个绿色的喇叭一动不动，像台被拔掉插头的机器。不是说不分文理科吗？不是说就算要分也要到高二结束才分吗？怎么说分就分呢？
我胡思乱想把自己弄得很紧张。其实我从初三就开始担心文理分科的事儿了，但我这人天生慢性子，凡事一拖再拖，连假期作业我也是拖到开学前三天才赶的。所以当我听到高一结束不分科的消息时我高兴得要死，我想我又有一年的时间可以拖了。
可现在我知道自己完蛋了。我是真的完了蛋了。
我文科全年级二十一名，理科二十二名，势均力敌，不分上下。本来我很知足，我也应该知足，因为用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二中前一百五十名就能上重点，前三十名则是重点中的重点”。但现在我却有点希望自己是小Ａ那样的——文科方面是聪明绝顶的诸葛亮，理科方面却是扶也扶不起的阿斗。那我就可以屁颠屁颠地头也不回地奔文科去了。
但问题在于理科就像我的右手，文科就像我的左手。我吃饭写字用右手，但翻书打牌却习惯用左手。
生存还是死亡是哈姆雷特的问题。
现在左手还是右手却是我的问题。
班主任走进教室，周围开始安静下来。她说她要谈谈文理分科的事儿。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告诉我们二中的文科没有理科好；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劝我们都选理科以便留在本班；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告诉我们二中的文科生就像玻璃窗上的苍蝇，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没有的。但“我以为”仅仅是“我以为”，而且我以为的通常都不会正确。
她告诉我们学校答应给我们年级的文科生配最好的老师，所以想读文科的人请放心地去。
这是个致命的诱惑，我觉得心中的天平有点倾斜了。
讲完之后老师笑容满面地问我们：“你们是读文还是读理呀？”我的感觉像是她在问我：“你是砍左手还是砍右手啊？”在我还没有做出选择之前全班就已用响亮的声音回答：“理——科——”
我看到老师笑得很满意。
当众人散去的时候，我轻手轻脚地走上讲台，向老师说我要一张文科填报表。尽管她很诧异但她仍什么也没问就给了我一张。我趁机问她：“老师，我是适合读理还是读文？”老师说：“你很特别，我觉得你文理都合适。但你读文也许走不了读理那么好的学校。”既然老师都这样说了我还能怎样呢？我乖乖地退下来，心中的天平重新倾斜回来。
我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出了校门。我忽然想起原来高三一个学生说的话：
“天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让人担心刮风下雨以及会不会塌下来的，地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让人害怕地震岩浆以及会不会裂开来的，时间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让人觉得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全宇宙的，高考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考验我们是不是会疯掉的，分科这样东西么是让我们知道从小接受的‘全面发展’教育是根本错误的。”
我伞也不打地走在雨中，很是悲壮。
天气热得简直不像话。温度越高物质越不稳定，化学如此，思维如此，心情如此，此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我像只郁闷的猫在客厅里来回游荡，一边看着坏掉的空调一边望着左右手不住叹气。
热。烦。又热又烦。
隔壁那个刚考上高中乐得要死的女生正在学林晓培歇斯底里地叫“烦啦！我烦啦！”我有点同情她。现在就烦了，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我望着手中的文科填报表不知是否应该下手。我妈说我一天起码问三十次“左手还是右手”，我觉得自己很有哈姆雷特的味道。
７月３日放假，７月１０日返校选文理科，我有七天的时间可以考虑左右手的问题。但现在已经７月７日了，我的时间不多了，在这种非常条件下，我不可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烦，我安慰自己，高三的学生今天开始上考场拼命了。
文科表上一共有四栏：家长意见，班主任意见，学校意见，最后才是自己选择文科的理由。于是我发现自己的意愿被摆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发现这一点时我惊诧不已，我还一直傻傻地以为念书是个人的事儿呢！
于是我很听话地去问我的家人，从父母一直问到爷爷奶奶再到表哥表妹，结果每个人都斩钉截铁地从嘴里蹦出两字儿：理科。我心中的天平大大地倾斜。
我想到打电话问小Ａ。我打电话到小Ａ家去结果家里没人，我又打小Ａ的手机结果他在上课，他说晚上来找你好不好？我说好。
小Ａ并不是在自己上课，而是上课教别人。他为一家电脑公司对客户进行初级培训，待遇挺不错的，公司甚至给他配了手机。他已经拿到了全国计算机操作高级证书。在这方面我认为他是个人才，而他认为自己是个天才。他说自己干那份工作实在有点大材小用。我对他的自信佩服得五体投地。小Ａ的人生格言是：人就活这一次，理应活得飞扬跋扈。
小Ａ晚上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看《焦点访谈》，他说出去走走？我说好。
大街上的霓虹已经升起来，整个城市显出一份与白天截然相反的味道，地面仍然发烫，空气却开始降温。
小Ａ说你理科那么好为什么要读文科？
我说因为我想念中文系。
小Ａ说你知不知道现在选中文系被认为是走投无路的选择？
我说我知道但我就是想念中文系。
小Ａ说我知道你写一手好文章，但有没有哪所大学会因为你发表的十几篇文章而收你呢？天底下写文章的人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广告牌掉下来砸死十个人，九个都会写文章。
我说是啊天底下写好文章的人不要太多哦，我郭敬明算什么东西。
于是天平严重倾斜，大势已去，我的左手回天乏术。
回到家，我告诉父母我决定了：我读理科。父母立刻露出一副“早该如此”的表情。而我自己却没有那种终于做出决定如释重负般的高兴。
没有人是被砍掉了左手还会高兴的。
决定做出之后我开始疯狂地看小说，说是为了补偿也好最后的晚餐也罢总之我看得昏天黑地。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让我一次爱个够”，然后转身“走得头也不回”，相反我越陷越深不可自拔，我发现我永远也无法放弃我心爱的写作，也无法松手放开我心爱的中文系，我的左手握着文学，就像乞丐握着最后的铜板舍不得松手。
于是凌晨五点我悄悄起床，像个贼一样在自己的屋里填好了文科表。我趴在写字台上一笔一划写得很虔诚，当我写完的时候一缕霞光照进来，照着我的左手。很温暖。
我父母肯定无法相信我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在没有找准目标的情况下把我的未来扔了出去，而且是瞒着他们扔出去的。我想他们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我有很重的负罪感。
同时我又安慰自己：你是独立的你很有主见你真棒。但我做梦的时候又有人对我说：你是盲目的你不孝顺你真笨。心中的天平剧烈地晃动，一会儿这边加上几个砝码，一会儿那边搁上几个重物。我不断地做出决定又不断地把它们否决。我熬夜看一本本的财经杂志，也熬夜算一道道的物理习题，直到最后我把自己搞得很憔悴，直到最后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相信自己，不要动摇，顶住压力，天打雷劈导弹炸，是人是妖都放马过来吧！
７月９日的晚上我很早就倒在了床上。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死活睡不着。我安慰自己：没关系没关系，明天一切就定下来了，今晚好好睡，今晚好好睡。
７月９日，高三的学生都考完了，他们应该在狂欢了吧？为什么周围这么静呢？他们是在沉默中爆发了还是灭亡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明天我必须做个决定。
伟人说：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掌握。这话没错。可在我双手掌握命运的同时它们又被别人的双手所掌握着。脑子里的问号像赶集的人流似地挤出来。
砍掉左手还是砍掉右手？
左手还是右手？
左手？右手？
……
７月１０日。早上八点，我静静地坐在桌旁喝牛奶。母亲问我：决定选理科了？我在喉咙里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我下定决心，如果这次文科考进了全年级前１５名就选文。
我到学校的时候同学基本上都来齐了，我发现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把分科当回事。我问了十个人，十个人理所当然地告诉我“理呀”，没有一个人选文。没有一个人。
成绩单发下来了，我看到文科名次下面写着“１８”。我的头都大了。按理说我应该放弃，可我不甘心。
老师收文科表的时候只有小Ａ一个人走上去。那张表格被我死死地捏在手里，我想坦然地走上讲台交给老师，但我发现自己站不起来。我就那么定定地坐着，直到老师说“放学”，直到同学全部走完。
我看到了我的软弱与无力。
南半球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在北半球引发一场台风。可是任我挥断了胳膊踢断了双腿楼房也不会掉下一块砖来。掉下一块砖多好啊，砸在我头上多好啊，那我就可以顺顺利利地去见马克思了。
我看到了我被禁锢的自由。
有个故事说鸡的寿命本应该是七年，但机械化饲养的“肉鸡”七个星期就被杀了。它们的一生只见到两次太阳：一次是刚出生（还不一定），另一次就是从鸡场到“刑场”，而且吊挂着双脚，鸡头在下，眼睛里充着血，看着这个颠倒的世界。我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有没有充血，但我眼中的世界的确是颠倒的世界。
我看到了我的中文系。
它现在在对我挥手说再见了。通向中文系的大门缓缓关上，就像紫禁城的城门一样缓缓关闭，带着历史的凝重把美丽的斜阳就那么关在了门外。
突然间雷声轰鸣，大雨降下来。不过既不温柔也不缠绵，雨点是向下砸的。
我像七天前那样冲进雨里，同时我想到了张国荣的《左右手》。
“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
我把文科表丢掉了，我满以为它会借风起飞，结果它一下就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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