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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帝国-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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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蹦杲鹬卸嫉牧ǔ睾土ê铀导床环笫褂茫鲁侵房梢岳糜袢胶透吡汉拥乃担⑶业笔敝乃夜鼐匆言�1262年着手规划此事；并且另建新城，可以不受旧城束缚，能按理想放手去规划。
元大都建设的思想理念，刘秉忠参用了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每边开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城中干道九纵九横），经涂九轨（纵向的干道可并行九辆马车），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描述。这就像现在要举办或者策划一个活动一样都得有一个理念及主题。那时的城市设计就已经把这个概念贯穿到整个城市建设中去了。
公元1267年元大都的建设开始动工，历时20余年，完成宫城、宫殿、皇城、都城、王府等工程的建造，形成新一代帝都。但是，由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诏令规定，迁入大都新城必须以富有者和任官职者为先，结果大量平民百姓只得依旧留在中都旧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旧城仍是重要的，通常把新、旧城并称为“南北二城”。
就建筑学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称享誉中、外的建筑学艺术瑰宝。元大都城在技术方面的主持设计与参与建设者，是来华穆斯林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难以想象，这位建筑学家竟能够运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先进的建筑学风格，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参与元大都设计、建设的，还有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
大都新城的平面呈长方形，周长28。6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相当于唐长安城面积的五分之三，接近宋东京的面积。元大都道路规划整齐、经纬分明。考古发掘证实，大都中轴线上的大街宽度为28米，其他主要街道宽度为25米，小街宽度为大街的一半，火巷（胡同）宽度大致是小街的一半。由于城市轮廓方整，街道笔直而规则，使城市格局显得格外壮观。
元大都建成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繁荣的城市，根据文献记载，仅赋役人口就有约40万。推测当时大都城市人口近百万人。元大都从城市建筑规模之雄伟恢宏、建筑工艺之精美壮丽、商业贸易之繁华发达以及东西文化交流之丰富多彩，都是当时世界上其他城市所难以相比的，是13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一些欧洲旅行家也不远万里慕名而来，有的还写下了游记。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用了许多篇幅和形容词赞叹大都之繁华。如“宫殿之大，前所未闻”；各种建筑“巧夺天工，登峰造极”；艺术作品“金碧辉煌，琳琅满目”“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出售商品之多，是世界上任何城市所不能相比的。”
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约翰阿拉的《大可汗国记》中，也认为大都的“货物种类，较罗马、巴黎为多，蕴藏金银宝石尤富。”难怪当时的西方人读到这些游记后，会对中国和大都惊羡不已，以至掀起了寻找东方航路的热潮。
大都城最繁华的地方要数全城的中心钟鼓楼一带。这里西濒南北大运河的终点海子，南来的商船聚泊在这里。沿岸歌台、酒楼遍布。钟楼的附近有米市、面市、缎子市、毛皮市等，而西城羊角市一带还有羊市、马牛市、骆驼市。甚至附近还有专门贩卖驱奴的人市。中都旧址虽日趋冷落，然道观寺庙却仍然香火盛行。每年正月十九京城的居民纷纷来白云观游玩，称之为“燕九节”或“安邱节”，届时人流拥挤，摩肩接踵，热闹非常。
为了保证京城的粮食需求，元朝政府开通了海上运输线，疏凿了杭州至大都的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元大都的经济繁荣同开凿通惠河密不可分。史书记载当时元大都每年要从南方运进粮食百万石以上，多时高达300余万石。在通惠河开凿之前，粮食从水路运抵通州后，要转经陆路方能抵达元大都城内。
元朝的运河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南行越过黄河、淮河、长江、太湖流域，直达杭州。这条大运河自汴河以南利用了隋朝以来的旧有河道。汴河以北主要是新开的河道。新开的河道有两段：一段是会通河，从山东东平，向西北至临清，接通原有的运河河道。再有一段是通惠河，从大都到通州。
公元1291年，郭守敬指挥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七座水闸，这七座水闸彼此相距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计有斗门。郭守敬就是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后，元世祖亲自将这段164里长的运河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其运用的巧妙方法与现在国外一些运河采用的技术是基本相同的。元朝的大运河总长3000余里，和今天的大运河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样，大运河的通航，网织起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资交流网，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突破性的发展。大运河的通航，也大大促进了南北科学文化的交流。同时，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因为有了发达的水路和陆路，所以，大量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这座大都市。来自亚洲各国、欧洲，以及非洲海岸的使者和商队络绎不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第三章 海纳百川大融合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特殊的一页，是北方蒙古民族建立的一个朝代。在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元代的统一促进了我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元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那海纳百川的融合性，尤其在元朝建立的初期，这种融合性更为突出。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它疆域的融合性。元朝的疆域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要辽阔。元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为：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
在这如此大的区域里，涵盖了各种各样的民族，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要把这些民族都统一管理到一个国家，就必须要求各个方面的全面融合。在元朝统治下，不仅中原居民、北方居民得以进一步融合，而且西北、西南的民族和中原民族的关系也得以进一步密切。同时，在中国还涌入了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居民，以他们为主体，在吸纳土著居民的基础上，形成了人口众多的新兴民族——回族。
在元代的最高统治者看来，这种融合也是要有限度的，他们不可能完全被其他民族融合、同化。这是他们所不允许的。例如他们懂得汉族文化的优越性，又懂得要保持蒙古祖制，保证民族特权的重要性。因此，忽必烈制定的纲领是：“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他要求继承蒙古族的祖宗成法，采取中原王朝的仪文制度，力图把两者融合起来。这种吸收式的融合从他主持的大都兴建的风格上就突显得淋漓尽致。
宫阙建筑风格本于汉制，城门、坊名本于《易经》，而内庭摆设又带有蒙古斡耳朵（宫帐）的特色。大都除了修建一些伊斯兰教清真寺与基督教堂之外，元朝还在元大都兴建了国子监（孔庙）、白塔、妙应寺、白云观等文化性和民俗性建筑，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融会。
此外，人口的迁移，交通的发达，民族的杂居，也是导致各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因素。蒙军南下，军旅中多有“回纥、羌、浑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来归者。”他们随军屯驻，大多数成了当地居民。同时，元军兵锋西指，西域归附，驿路畅通，方便了商贾往来，民族杂处，加深了彼此的友谊和交流，对促进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元朝对民族融合是有贡献的。
这最明显的要数契丹人和女真人。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8种汉人中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
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差异，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到了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在融合的浪潮中，最具冲击力的，最有影响力的要数文化的融合了。这其中被汉族文化的融合是占有主流地位的。从历史角度地看，起于漠北的元朝入主中原，在它夺取统治权及其统治的前期，打断中原文化，即以儒学思想为主的华夏文明的正常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元朝最终成为继续华夏“正统”的一环，其发展华夏文明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元朝灭金亡宋，不仅打破了原本相对稳定的文化圈，而且，其横扫亚欧，疆域猛增，又给中原文化注入了外来文明的新鲜血液，丰富了中原文化的成因。从整个文化史上讲，元代这次巨大的文化转型，正处于华夏文化从开放走向封闭的转折点。
这种汉化首先是从统治者开始的。只有统治阶级的意志和重视，才能更快的转化为行动。元朝统治者在汉化的过程中，不仅接受金朝统治区的中原文化以及南宋统治区的江南文化，而且，他还广泛地接受了包括西域文化在内的大量外来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增加了外来文化的因子。
同时，其亡金灭宋的过程中，也导致了中原与江南文化的大迁移，先是在金朝统治区里形成以大都为中心的大都文化圈，在灭宋的过程中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它又对江南进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典籍文化及精英知识分子北上。这些行为，对江南文化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但这一文化的迁移，更增加了大都文化圈里汉文化因素的分量，从而为形成元朝的文化特质提供了可能。
这种文化的融合，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有些人接受了汉族文化熏陶，还擅长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例如贯云石（回纥人）、阿鲁威（蒙古人）、薛昂夫（西域人）所写的诗词或散曲，造诣颇高；杂剧作家则有杨景贤（蒙古人）、李直夫（蒙古人）等，其中李直夫所著杂剧，有《虎头牌》等11种。这一批来自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作家，笔端流露出各式各样的风情格调。西北游牧民族特有的质朴粗犷、豪放率直的性格，注入作品的形象中，使元代的文坛更加多姿多彩。
第四章 思想自由与宗教宽容
元朝的全方位大融合也造就了思想上的空前活跃。在思想文化上，元朝的统治者与辽、金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一样，他们积极吸取、接受汉族文化传统，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治海内”，并以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为正统思想，作为儒学宗师的孔子，也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朝廷还设立官学，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自京师至于偏州下邑，海陬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有学”。元朝的最高统治者还亲自带头学习经史，表示对于儒学的重视。并下令翻译儒家著作，还请名儒学大师讲授汉文经典，要求皇室成员、群臣百官都必须习读儒经。
在朝廷中，统治者任用儒士，如耶律楚材、赵复、许衡、姚枢等一批汉族或少数民族中的儒林名士，都先后委以要职。在他们的宣传、影响之下，使儒家学说在元代得到广泛的传播。
在程朱理学的地位被统治者得到确认的同时，儒学声势的显赫也存在着很多不和谐的韵律。因为，元朝统治集团的上层，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事实上，元朝的最高统治者懂得不同的学说、教派，也知道其有着不同的效用。元仁宗常常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因而都予以宽容。
至于儒学本身，也在各种思想的碰撞中，在崇尚功利的社会心态影响下，分化为不同的流派，甚至分裂出像邓牧那样把儒家大同理念与道家无为主张结合起来，敢于抨击皇帝专制和官吏贪暴的思想家。总之，“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程朱理学独尊的局面也发生了变化，演化出各种各样的复合体和交叉体，思想领域呈现出各种观点和流派争雄斗胜的特色。
元朝廷对各门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加以优待和提倡，唯独禁止白莲教和弥勒教，因为这两种宗教在民间秘密流传，已成为农民进行反抗斗争的工具。在这种政策之下，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另外，景教和明教（摩尼教）等也都可以自由传播。
元代最盛行的宗教是佛教，特别是从西藏传来的喇嘛教。喇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形成的一个教派，最受到元朝统治者的尊重。吐蕃（今西藏）地区，在贵由为蒙古大汗时，已通过吐蕃的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智达向蒙古纳降，接受蒙古对吐蕃的统治。
后来蒙哥继任大汗，忽必烈奉命出征大理国，途中驻军于六盘山（在今甘肃固原县东南），吐蕃喇嘛教萨斯迦派法王八思巴（萨斯迦班智达之侄），又来这里会见忽必烈。今西藏日喀则德钦颇章宫，还保存着八思巴朝见忽必烈的壁画，形象地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
忽必烈即位后，乃封八思巴为国师，后来又加封他为帝师。元世祖忽必烈尊西藏大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命他制定蒙古新字，下诏颁行天下，俗称八思巴字。此后，元朝皇帝和后妃们都以喇嘛为帝师，由其传授佛戒。帝师既是佛教的最高首领，统领全国佛教；又是西藏地区的最高政治首领，掌管西藏军民世俗事务，北京居庸关的云台寺和北京市区内的白塔寺都是元朝著名的佛教建筑。
道教也是元朝十分推崇的一门宗教。因为它也是有着大汗钦点的历史。成吉思汗西征时，曾经召见全真教主丘处机，问以长生之术，呼之为“丘神仙”，封为国师，赐号“长春真人”，命其总领道教。丘处机随从到过中亚等地，其弟子李志常著有《长春真人西游记》，这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史料。另外，《雪山应聘图》绘的也是丘处机偕弟子尹志平等18人，受成吉思汗之召，前往西域，在雪山之下，阿姆河畔营帐里应聘的情景。
道教在元代分为几派。江南有正一教，也称天师道。天师世居江西龙虎山（在今江西贵溪），这是传统的旧派。在北方有3个新兴的派别，即全真教（王喆所创）、大道教（刘德仁所创）、太一教（萧抱珍所创）。其中以全真教势力最盛，广泛流行于北方。忽必烈统一江南后，又宣召正一教天师至京城，命其世代管领江南道教。道教徒在元代被称为“先生”，一般是种田的不纳田税，做买卖的不纳商税。全真教在北京的总坛是位于京西的白云观。
基督教自欧洲传入，在元代被称为也里可温（意思是信奉基督教的人）。大约在公元1293年间，意大利教士约翰·孟德高维奴来北京传教，任第一任天主教总主教。元代基督教在全国各地都有信徒，在沿海城市和内地都有教堂。
伊斯兰教在元代也颇兴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大批来到中国，散处各地，被称为“回回”。他们的传教士称为答失蛮（波斯语音译，意为学者）。当时，也有一些汉人和蒙古人信奉伊斯兰教。
第五章 民族意识与汉化迟滞
说到民族意识和汉化迟滞，元朝在这两方面可以看作是连带关系和因果关系。说得更严重一点这两方面也是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许多大一统王朝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而元朝则有所不同。当时元朝建立后，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因为，所有的外患几乎都被蒙古帝国的铁蹄踏平了。只是在元朝前期，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到元朝中期战事已完全平息。
这就提出了新的问题，如此强大盛世的元朝，为何只有百年的短暂寿命。问题的到来，就引出了民族意识的过分保持与汉化迟滞两个答案的出现。这就说明问题出现在元朝内部，是内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过早地崩溃了。关于内部治理的状况，很多朝代内部出现问题时，我们习惯于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
但这类理由适用于任何朝代，无助于显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确，也只是表层的阐释。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就必须深入到元朝的历史事实中探究其衰亡的具体缘故。所以我们探究出了过分的民族意识与汉化的迟滞。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民族文化差异未能更协调的发展与磨合。
是因为两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了，汉族是个典型的农耕民族，而蒙古族是个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所以，在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上，就要困难些。这就是在民族差异上有着不可调和的部分。
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如果他们要自觉接受外族文化的话，一般是会选择与他们自身有很多相通处的文化因素，比如蒙古族就非常推崇喇嘛教、大量吸收色目人的文化。所以对汉文化接受起来就会显得有些缓慢和迟滞。
蒙古族又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临尊中原的，他深深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蒙古人带着这种优越感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中，汉人和南人处于最后，如果他要推崇儒家文化的话，那么南人和汉人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提高，面对这个矛盾蒙古人采取了形式上的运用，也就是说在蒙古贵族有意识的采用汉制的时候他们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的。
但历史有它的必然性，在文化上蒙古人又不可避免地要被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征服。这就使得蒙古人在历史进程中渐渐有了汉化的倾向与发展。所谓“汉化”不是汉族把其他民族完全同化，这个“汉化”是一个异族吸收汉族文化因素的过程，是个量变的过程，程度有深有浅。与辽金夏相比蒙古族的汉化程度显然并不深，并且蒙古族的汉化道路实在是曲折而又艰难的，是迟滞的，特别是在蒙古帝国时期。
从元朝统治者多数都不识汉文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他们对汉文化反应的迟钝性。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给帝王们进行传授。伴君如伴虎，既要把儒家的经典思想丝毫不差的让帝王们理解，又要小心的察言观色，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
清人赵翼曾就此作过专门的研究，他一语点出了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的本质。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这就是当时蒙古官吏存在的真实现象。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谈到蒙古贵族对汉地制度认识粗浅隔膜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
这要在汉地制度中绝对是非常荒唐的事，即使在满族统治的清王朝，也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元朝之所以出现这种荒唐的事，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还有一桩事，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大臣自当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此事方才作罢。
细节的东西，就可以体现整个元朝对于汉化问题的衰弱性，不正视问题的存在，不更好的协调与吸收，就注定了他们与整个历史发展潮流的悖逆，其过早的被历史舞台所淘汰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六章 上天的“杰作”：神风的魔力
强大的大元王朝，在大陆上几乎横扫之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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