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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晚清45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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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四十五年前我发现的那样，在中国的传教士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拯救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人的灵魂，而且还包括如何在年均四百万的死亡率下拯救他们的肉体，以及如何解放他们的心智——从一种延续了无数个世纪的哲学和习俗的统治之下解放他们的心智，而正是那种哲学和习俗使它陷入了听凭任何可能伤害它的民族摆布的窘境。但是，如果这个民族从无知和恶习的禁锢下获得自由，并且沐浴到科学的、工业的、宗教的教育之光，它就可能成为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之一。传教士给中国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带来了福音。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经过多年的犹豫和怀疑之后，信奉了主的教义，但芸芸众生依然沉浸在无知和偏见之中无所作为。因而，古代世界也许包括近现代最伟大的民族之一陷入了革命和暴政之中，这将使它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回复元气。这些陈年旧事讲述了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努力，即力图引导中国的精神领袖去一睹上帝之国的风景——同时昭示了它承诺此世的百倍福祉，以及未来世界里永生的欢欣。这种努力意味着在不同方向上对中国的提升——通过更优越的宗教、更先进的科学、更便利的通讯手段、更完善的国际贸易，还有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以及在一个同欧洲一样大小的国家内建设新的工业，开发新的产品。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我某种程度的参与，就像读者在这本回忆录中即将看到的那样。我要记下对下列各位的真挚感谢，在本书的写作中，他们给予了我太多太多的帮助：感谢我的女儿埃利诺，她将我的口述记录成文，并将手稿整理付印；感谢希尔达·G·宝瑟尔女士，她不辞劳烦，搜罗了书中的一些照片，并且打印了全部书稿；最后要感谢W·Y·富勒敦牧师，浸礼差会国内总部的秘书，这本回忆录是在他的要求下动笔的，他也承担了书稿的校对工作。 提摩赛·里查德 1916年1月于上海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籍贯与家庭（图）
1845年，我出生在威尔士（）卡马孙郡（）一个叫法尔德普林（）的小村，村名的含意是“国王谷”。相传，威尔士的最后一位王子——卢雷恩（），曾在那里躲避爱德华国王的追杀。四英里外，在庞赛特（）和赛欧（）之间，有一个罗马人开采过的金矿坑，还有一条罗马时代修的路。这条路在离坦格莱盖耶（我父亲的农庄）两英里内的地方穿过。我的祖先，尽管出身低微，却深受时人敬重。由于在九个兄弟姊妹中排行最末，而父亲又是他那颇负人望的家庭中最小的孩子，因而我没能有机会与祖父母谋面。我的祖父理查德，戴卫·仲斯的儿子，是一个铁匠。我的父亲提摩太·理查德在年轻时也曾操此业为生，但后来他成了一所农场的业主。父亲的一个兄弟，杰德戴耶（），有一些文学方面的天赋，曾用威尔士语出版过一本书。在卡马孙郡，他是在中国传教的杨格非博士的首任妻子皈依基督的领路人。父亲的侄子约书亚·刘易斯，朋布洛克郡最古老的教堂——那一带的众教堂之母——中一个著名的牧师，是家族中名气最大的人物。我的父亲被目为当地最有风趣的人物之一。罗兰·威廉姆斯，《随笔与评论》杂志的作者，在他任圣戴维学院的教授时，经常骑马来找父亲聊天。圣戴维学院 位于莱姆匹特，距我家五英里路程。父亲是波赛尔与赛勒特两地教堂的秘书和执事，也经常忙于调解乡邻之间的冲突和纠纷。我的外祖父是赖特柯村的农民，也是与赖特柯相邻的亚巴达沃村浸信会教堂的执事。至于我的母亲，埃利诺·赖特科（），威尔士的著名牧师柯斯比·仲斯（）曾这样写道：在“威尔士值得一提的人物”之中，他从来没有见到第二个像她那样气质典雅、性情柔顺的女人，在烤馅饼方面也罕有其匹。记得母亲总是这样评论别人对她的伤害和诋毁：“他们对自己的伤害比对我的伤害更大”。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童年趣事（图）
我的童年是在农场里度过的，尽管总地说来非常平静，但也不是没有任何变故——通常发生在那些或多或少有些冒险精神的男孩子身上的意外之事——发生。我所能记得的最早一次是，一只肩膀脱臼了，家人安排车马要带我去看医生，医生家在五英里之外。当小马车在门外掉头时，因为想到很快就可以驾驶马车去访问医生了，我兴奋异常，向门口跑去。由于地面凹凸不平，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啪”地一声摔在地上。大家都惊呆了，认为这一下雪上加霜，肯定摔坏了。但我却像没事人似的，跳起来哈哈大笑。人们发现经这么一摔，我的肩膀竟然复位了。大家都很开心，然而，意识到自己剥夺了自己驾车去拜访医生的机会，我却异常丧气。在我的两眉之间有一道疤痕，呈“T”字形，正好可以代表我的名字——提摩太（），如同打在脸上的商标一样伴我终生。人们经常问我它的来历。在大约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我随一个耕地的堂兄到田里玩。耕了一段时间后，他停下犁，去取一件什么东西。我想这可是个好机会，便扶起犁把，吆喝耕马往前走。马儿动了，一直向前拉去，直到犁头“咔嚓”一声擦到一块石头上。石头翻转起来，碰在了我的两眉之间。还有一次，大约八岁左右，我在农场的篱笆边为父亲放马，盯着它不让它偷吃庄稼。篱笆外面是一条小路，比里面低十英尺左右。在照顾马的同时，我还想温习一下第二天的功课。当发现马儿偷吃了一大口庄稼后，我用手中的语法书打了它一下；它马上就给了我一蹄子，把我踢飞了起来，越过篱笆落在下面路边的水沟里。所幸除了流了大量血，留下一块永久性伤疤外，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在大约十二岁时，有一次，我哥哥约书亚赶着一辆两匹马拉的车去二十英里外的煤矿运煤。我奉命牵着另外一匹马去接他，因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陡峭的山坡。把带来的马套上车后，征得哥哥同意，我赶着马车向山坡爬去；哥哥则在后面跟同他一起去运煤的马车手聊天。由于新加了一匹马，我很快就超越了前面的马车，领先将近一英里爬上了山顶。在山的另一面，道路急转直下。没有等哥哥赶上来，我抖起胆子继续前进了。谁知，在下山过程中，我带来的马开始加油了，使辕马无法控制巨大载重产生的惯性力。我跑向前去阻止它，然后又不得不赶紧回来指挥另外两匹马；但我一离开，前面的那匹就又撒欢了。三匹马一起小跑起来。我明白，载着那么重的货跑下陡峭的山坡实在太危险了。意识到我不可能跟上马的速度，也控制不了它们，瞅准路边树丛中的一棵树，我跳进树丛中，抱住那棵树，让马车从身旁冲了过去。山脚下有一条河，离河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左右有一个村子，那里的人都能看到马车以令人惊恐的速度冲下山坡。人们都以为，无论是车还是驾车的牲畜，都在劫难逃了。但令所有人惊奇的是，在河边，那匹刚驾上去的马却不可思议地松套了，它拖着挽绳继续向前跑去，最后被村民们拦住，而另外两匹马却驾着车静静地停在了河中央。一切都完好无损，只是颠撒了一点煤而已。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信奉浸礼教（图）
在1858…1860年间，像燎原之火一样席卷美国、北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挪威、瑞典的宗教复兴运动中，那些最不信上帝的人的精神壁垒一时间都土崩瓦解了，开始转变他们的信仰。同另外一些人一起，我向基督表白了自己的信仰，并在家乡附近的一条河里接受了洗礼。此后不久，在听过一次并非专门针对传教士的讲道之后，我第一次有了从事传教工作的冲动。布道辞中的这样一句话牢牢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服从比牺牲更好”。在从赛勒特的礼拜堂回家的路上，我告诉哥哥约书亚，在聆听布道的整个过程中，我仿佛听到有一个声音命令我出国传教。约书亚比我大四岁，对此他感到不可思议。这类想法从来没有在他心中出现过。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求学历程（图）
我所进入的第一所学校建在属于我父亲的坦格莱盖耶农场的一块地里，与公理会的一所礼拜堂连在一起。在十四岁以前，我一直在那里求学。十五岁时，父亲要求我同哥哥约书亚一起，到农场里助理农务，但母亲和哥哥们都认为我应该继续学业。我告诉父亲，如果能再资助我上一年学，以后我就不需要家里的任何帮助了。于是，我被送到了一所由一个表兄开办的学校里。学校在一个叫“十字店”（）的地方，离家约二十英里左右。除了常规课程，我被安排和小学教师们一起接受上额外培训。此外，我还学习了首调唱法的记谱法。在学年末，校长收到了一件来自芬尼格罗斯学校的申请函，要求给输送一位教师。校方把我派去了。那是一个矿区，除了白天给孩子们开的日校，我还负责一个专为矿工办的夜班，其中有些学员在年龄上可以做我的父亲。这里的收入使我有了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在莱尼巴塞（）的一所语法学校的学费。一旦校长有机会外出，他总是把自己负责的学生交给我照管。想到邻居们都曾说，他们一直很清楚是谁在教学生，或许我的所作所为能够得到人们的谅解，而孩子们跟我在一起时，更加安静，能维持更好的秩序。因此，当新店（）——在芬尼格罗斯南面几英里处——学校的校长不辞而别，另谋高就后，我立即被邀请去那里担任临时校长。那天下午，孩子们被告知第二天上午学校照常上课，只是校长是新的。离开新店后，我已经有能力支付斯温西（）师范学校的学费了。在斯温西师范学校我没能待多长时间，因为我的哥哥约书亚一直在家务农，这个冬天打算入校学习，因而家里要求我填补他的空缺。各种农活我都会做，从耕地、割草到挖沟、修理篱笆以及遮盖干草垛等，样样在行。邻居们见我又回到了地里，议论纷纷，说受了那么多教育后回来务农实在可惜，认为除了务农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工作可做。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教学经历（图）
然而，有一天我的长兄戴维（）给我拿来一张报纸，上面有一则招聘校长的广告，那是一所捐助学校在康威尔·埃沃特（）。哥哥约书亚对我说，如果我能得到这个职位，他情愿再回农场干活。在申请书的答复函中，我被告知已有六十人递交了申请。一周后，又来了一封信，说在六十人中只有两个申请者合乎条件，在考虑之列。其中一个是当地浸礼会牧师的儿子，另一个是我。没过几天，我收到了校长一职的任命书。对此，我深感意外，因为在当地我没有一个熟人。上任后，我才明白，当地一个教会执事的儿子，是学校教务委员会的成员，恰巧是我在斯温西师范学校的同学。牧师儿子的落选在当地引起一阵风波，许多家长领走了他们的孩子。这使得我上任时的学生只有二十一人。然而，八个月过后，有三所村小学被迫关闭，因为没有足够的生源。而我校的学生却达到了120人。 同时，我在那里也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受益非浅。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发现是一些陌生人带着他们的孩子，来要求入学。看到面前一个大约八岁的孩子，那群人向那孩子打听能否见到校长。我接话说，本人就是校长。他们看起来非常吃惊，但似乎对我管理一个学校的能力丝毫没有怀疑。这时，我不得不同一个大约十二岁的男孩子打交道。长期以来，他使我的前任们头痛不已。由于是父母的独生子，他被宠坏了，因而总是跟其他孩子吵架。越处罚，他的表现越糟糕。一天，我决定用一种新的方式试试看。我告诉他下午放学后留下来。他看我的第一眼带着一副公然挑战的神情，似乎在表明受多少惩罚他都不在乎。在交谈时，我首先问他为什么总是同其他孩子吵架。他回答说，因为他们对他都不友好。“学校里就没有一个人对你好吗？”我问。 “不，有一个孩子对我一直很好。他对所有的孩子都好”，孩子回答说。“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我说，“我相信，如果你下定决心善待学校里的每个孩子，不管他们对你做什么，你就会发现大家对你都会很友好，就像他们对待你提到的那个孩子一样。现在，我要求你向我保证，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做一个试验。不要把试验的内容告诉任何人，而我也不告诉其他人。这将是只有你、我和上帝知道的秘密。你能保证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对所有的同学都保持友好吗？”我看到孩子的表情变得柔和了，他说将努力试试看。“很好”，我又加了一句：“一个礼拜之内我们绝口不提这件事，一个礼拜后，你来汇报一下计划的实施情况”。从此以后，那孩子的性格看起来完全变了。他成了学校中最开心最可爱的孩子之一。有时候，我需要孩子们去跑跑腿，送个信什么的，他总是自告奋勇地第一个举手。每个礼拜，我都得拿出一个晚上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圣经课（），讲解保罗的生平。学生们非常喜欢，要求每个晚上都讲授。我拒绝了，但此后开课的频率却增加了不少。在我离开这儿的一年之内，听过这门课的每一个人都加入了我们的教派。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入哈佛孚德神学院（图）
随后，我成为朋布洛克郡哈佛孚德神学院的一名学生。入校后，我引进了首调唱法体系，并介绍到浸礼会和朋布洛克郡的其它教派。我在校期间，曾发生过一次课程革命。学生们团结起来，要求以对活的语言即近代语言的学习，取代希腊语和拉丁语研究；要求以囊括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在内的世界通史，取代单纯的欧洲史；学生们认为讲求实用的现代科学比空泛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研究更有意义。我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课程改革的请愿，并同其他同学一起做好了被开除的准备，即使被开除，也不愿意继续接受一门内容落后于时代两个世纪的课程。使我们吃惊和欣喜的是，校领导居然同意大规模地修改课程，而不是召集一个委员会讨论如何处理这次严重的学生闹事。然而，学校当局却又规定，所有神学学生都必须通过严格的希伯莱文考试。就是在这门课程上，我赢得了一笔奖学金。十五年后，我来到母校参观，发现新开设的课程完全被取消了，一切又恢复了旧规章。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我后来的整个传教生涯中，我一直力图需求更有成效的方式和途径，而不是墨守不合时宜的陈规陋俗。当我在同学面前作第一次布道演讲时，大家批评我抄袭了贺拉斯·布什内尔。按照规矩，学生们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轮流进行评论。在高年级的学生中，有一个同我一起寄宿的舍友，轮到他发言时，他说，他认为关于抄袭的指责其实是一种高度赞扬，因为他确确实实知道，我从来就没有看过一眼布什内尔的书。然而，我的第二次布道却遭到了完全不同的命运。教授们给予的批评是如此严厉，以至于在此后的两三天里，我简直不好意思跟同学们见面。幸运的是，在哈佛孚德神学院的最后三两年里，G·H·罗斯博士成了我们的古典文学教授。罗斯博士是伦敦大学的金质奖章获得者，曾去印度传教。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糟糕。校长戴维斯博士，使我们拥有了威尔士最优秀的神学家；而罗斯博士前来执教，则使我们拥有了威尔士最杰出的古典文学专家。我们在校期间建立的友谊在我离开英国去中国传教、在他为了传教事业重返印度后，仍然保持着，并且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结。他打算用来给印度学生上课的一个小册子《如何通过伟大的考验》由我的夫人译成中文，在太原府乡试期间广为散发。我在哈佛孚德神学院时有一个同学叫切维尔（），通常我们两人的考试成绩不相上下。各自不同的人生规划却使我们在1897年不期而遇，那时离我们毕业分手差不多已经有三十年了。那天，我正要取道纽约返回中国，听说浸礼会牧师互助会正在一个教堂里举行会议，完全是一个陌生人，我去了，去听牧师们做的工作报告。宣布会议开始后，主席说：“很高兴看到切维尔博士又回到了我们中间。从他的报告里，我们将高兴地了解到他在芝加哥的工作取得的进展”。主席话音刚落，一个恰巧坐在我前面的男人站起来，走向讲台。他告诉我们，他的目标是，通过他所掌管的一个期刊，把南部和北部各邦的年轻人团结为一个全国性的浸礼会组织，结束在一个国家内有两个浸礼会协会各自为政的状况。当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我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问：“还记得提摩太·理查德吗？”他端详了我一眼，立即站起来，对主席说，与会者中间，有一个在中国待了近三十年的人，是他在威尔士时的同学。他确信与会者很愿意听我讲几句话。于是我走向讲台，简要地向听众表达了我的感受：我被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震撼了，来自小小的威尔士一个偏僻角落里的两个学生，追寻着上帝的召唤，在相距万里的不同国度，各自承担起了引导信徒皈依圣教的神圣工作——切维尔博士在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浸礼会年轻教徒中拥有广泛影响，而我则工作在疆域辽阔的中华帝国的信徒之间。我由此得到的教益是，人在卑微未显时不应当绝望，在上帝的引导下，一定会成就伟大的事功。在从神学院毕业之前，我应邀每月一次定期去一个教堂服务。去中国传教前夕，曾收到两份聘我担任牧师的邀请，一份来自朋布洛克郡的一座教堂，另一份则来自格拉玛干郡。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向中国内陆传教的开始
1866年，出现了一场有关中国的传教运动，对传教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第一批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向中国内陆腹地的进军。那时，哈德逊·泰勒（汉名戴德生）博士出版了一本名叫《传教指南》的小册子，介绍了他在中国传教遵循的原则：相信上帝会提供所有必要的帮助；对祈祷者即时给予明确指导的能力，比出国传教前接受特殊文化训练更重要；情愿深入内地，穿当地的衣服，住土著的房子，吃中国饭菜，随时准备过一种自我牺牲的生活，而不是安居在沿海商埠花天酒地——在大商埠的繁华场里，一些传教士在别人看来实在是自甘堕落。这个运动在浸礼派传教士协会内部引起了很大共鸣。泰勒博士正是在它的资助下去中国传教的。摄政园（）浸礼会教堂的兰德尔（）博士，还有安德希尔（）博士——浸礼会的秘书，对这一新出现的运动进行了研究。前者认为，它所启示的方式和途径将有助于改善浸礼会的传教思路。安德希尔博士对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在1868年的年会上，他附议了兰德尔博士的动议。兰德尔博士主张，浸礼会应当比照中国内地会制定的传教政策，拿出新的传教措施。这些讲话在协会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印度的传教士提出了抗议，认为这暗示他们缺乏献身精神。而那些在艰难困苦中奉献了毕生的传教士们则深感失望。诚然，中国内地会四十多年“亲身弘道”（）的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富有献身精神和才能杰出的男女传教士，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基督教总教堂的充分肯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平心而论，他们取得的成功与其它教会相比并不更加出色。事实上，在中国，其它教派的每一个牧师手下都有更多的皈依者。8申请去中国1868年，我听了魁丽斯夫人（）关于中国内地会传教事业的答辩演讲。中国内地会那英雄主义的、自我奉献的传教计划吸引了我，在哈佛孚德神学院的求学生涯临近结束时，我决定参加他们的事业。由于我是个浸礼信徒，他们建议我向浸礼会协会提出申请。我照办了，并提出希望被派到中国的北方传教。在回答委员会关于为什么愿意去中国北方传教的提问时，我说，因为中国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当他们转化过来后，有助于向欠开化的周边民族传播福音，并且，欧洲人更容易适应中国北部地区的气候条件。当北方的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后，将会转化他们整个帝国的同胞。在启程前的最后一刻，他们问我能否保证在十年以内不结婚。这使我很吃惊，因为以前没怎么考虑过此类问题，只是曾想当然地认为，带着妻子进入中国内地——那时仍然像非洲洪荒一样罕为人知——似乎是一种冒险。我回答说：“到底是在十天还是在十年之内结婚，最好取决于工作的需要与否”。事实是，我结婚已是九年之后的事情了。1869年春天，浸礼会协会批准了我前往中国传教的申请。在我经常布道的朋布洛克郡教堂，我有一个叫里斯的朋友，每次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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