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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诔て诶屠郏�并且暴露在阳光下工作，我最终染上痢疾，病倒了，不得不被人们用担架抬到了平阳城。在平阳恢复健康后，我回到了太原，开始了定居的、更具常规性的传教工作，我妻子在这些方面早已领先一步。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中国人对赈灾工作的感谢

山东的赈灾工作结束后，倪维思博士工作过的地区的民众给他送了一顶“万民伞”　，上面写着对他深怀感激的1万个灾民的名字。这是一顶红色的伞，一般情况下只有各级政府官员才有资格使用。在中国以及在东方的其它地方，人们用这种红伞表达他们的敬意。我听说，在我发放过救济金的地方，接受过救助的人们打算用同样的方式表达对我的感激。但我捎去话，坚决不同意他们这么做，因为那必定会花去一部分救济金。山西的民众用各不相同的或者相反的方式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平阳府的学者们——他们的判断完全受到了官方对传教士的传统态度的误导——树立了一块石碑，铭记了我们提供的帮助，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维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另一方面，那些心怀感激的乡民派代表到希尔、特纳和我的住处要我们的照片，好供奉在他们的神庙里，永远感念我们的恩情。当1878年我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巡抚曾国荃给我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辞的信，在信中、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我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山西的千千万万民众，对我表示了感谢。我把这封信毁掉了，因为担心将来有一天会禁不住诱惑，不正确地使用它。还有，在山西巡抚曾国荃和一位姓阎　（）的前山东巡抚——由朝廷委任的两位负责救灾的大臣之一——上报朝廷的奏章中，为参加赈灾工作的官员请求匾额和顶戴等恩赏，但那些赞助了大量救济金，或者冒着生命危险在极容易感染伤寒病的救灾现场工作了两年的外国人，却不在名单之内。然而，李鸿章却给我们请赐了爵位——上海赈灾委员会的人没跟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协商，去跟李鸿章接触过——只是在阶别上要低得多。18　以中文写成的罗马天主教书籍赈灾结束后，在展望今后的传教工作时，我写信去上海，弄到了一整套罗马天主教的中文书籍，这样我们在山西和山东的基地都有一套了。我还从北京定购了一套中文的关于希腊正教的书。早期——两个多世纪之前——的耶稣会士曾经写过一些中文的基督教书籍，使中国社会上层的一些人成为信仰转变者，也在广大群众之间唤起了无数的追随者。在检查这些书籍时，我发现，如果把其中关于罗马天主教礼仪和罗马教徒的部分删去，其中包含的基督教教义是很精彩的，可以充分发挥它在宗教宣传中的作用。此前我还定购了由必尤特（）侯爵翻译成英语的《每日祈祷书》、《圣徒的人生》以及其它一些罗马天主教的权威性著作，以便理解天主教和基督教两种观点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之处。当时，可用于赠送的基督教书籍很少，主要的有花之安（）博士的《西方文明》　、《使徒马可评议》、威廉臣（）博士的《自然神学》、林乐知的《政要年鉴》、丁韪良博士的《基督教证》和《寓言》，还有一本由中国信教者所写的小册子《良知之镜》。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基督教书籍可以送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了。19　新教传教工作的无组织性我和朋友们经常谈起新教各传教会之间缺乏组织的问题，并且在讨论各种方案时认识到，我们应当效法罗马天主教徒所采用的一些好的政策。他们的方济各会在中国的某个地方，耶稣会在另一个地方，拉撒路会又在另一个不同的地方，相互之间选定一个不同的地区。同样，新教的不同派别也应当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传教，而不应当把同一个地区分裂得支离破碎。我们讨论的另一个方案是，不同的派别应当放弃各自的名称，在不同省份成立中国联合教会。但财政难题是一个障碍，横挡在各派别传教区的再分配之路上。不同派别之间缺乏宽容，也是当时无法实现联合的原因。只是过了30年以后，我们基督教各派之间开始建立联合学校和医院。一天晚上，希尔、特纳和我一起吃中国餐。希尔告诉我们说，在经过了多年的布道之后，并没有取得他希望看到的巨大成功，因此他重新研读了《新约圣经》，发现他已不再像我们的主所做的那样，强调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而是开始宣讲另外一种教义，并且从那时起，他更加接近《圣经》的原文本意，而神学意味越来越少。他说，在《新约圣经》中，他发现了一条福音，会使中国人和欧洲人都感到快乐——那是关于上帝天国的福音：在那天国里，有的是永恒的正义、大地的和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善心。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拯救；不是为了毁灭肉体，而是为了充实灵魂；不是为了使人悲伤，而是为了给人们幸福。听了这些，我从桌子边站起来，走进自己的卧室，拿出了一个日记本，上面写着我的传教经验和对一些问题的思索。我宣读了自己以前得出的结论，与希尔先生所说的非常相近。听了以后，他开心地哈哈大笑。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吕洞宾

那时候，只有两种基督教的宣传册子在传播：一种攻击偶像崇拜，一种攻击祖先崇拜。它们把许多中国文化习俗贬低为罪恶，而不承认中国人所崇敬的大多数的事物是值得肯定的。结果是，这些小册子所到之处，都会爆发对传教士的暴乱。之所以发生暴乱，不是因为中国人邪恶，而是因为小册子的作者的无知——他们没有全面研究过中国人的观念，却在当地人毫无过错的地方，指责他们有罪。这就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成为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对手。这样，这种小册子恰恰破坏了它们的作者所要实现的工作目标。在我来中国的第一年期间，一位传教士朋友得胜回朝一般来到我面前，手里拿着他的一位当地信徒家的祖先牌位。他告诉我，那人已经成了一名基督徒，他将把这牌位烧掉。我对他说：“当他烧掉他家的祖先牌位时，我想你也应该同时烧掉你父母的照片吧？”。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新的思想。那牌位最终没有被烧掉。21　失落的基督徒在山西时，我听说大约1000年以前，那儿生活着一位著名的将军，叫郭子仪，他曾率领中国军队在西北边疆打败了匈奴人和突厥人的进攻。他是一位基督徒，他的家就在平阳府。那时，在山西的南部，有很大一批基督徒。从那以后，那一带兴起过多种基督教宗教团体，它们影响所及，向西南到达陕西的首府西安，向东到达河南的首府、也曾是中华帝国的首都——洛阳。据说，在某个时期，有不少于3000个外国传教士，分别来自于印度、波斯、坎布尔和叙利亚，这还不包括洛阳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教徒。听说中国有那么多的外国传教士，日本政府派出了由他们最有智慧也最忠诚的学者组成的外交使团乘坐四艘船来到中国的首都。这些学者中的两个领袖人物，为日本带回了一种新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基督教——直到今天仍然是日本占统治地位宗教，此即大伔鸾獭�22　吕洞宾大约在同一个时期，公元755年，在中国出生了一个叫吕洞宾的人。他原来是一个儒生，曾在道教大教主的老家江西　做过地方行政官。因为对道家思想产生了兴趣，也因为受了景教和其它教派所启示的精神真理的感召，他由道家的方术转向宗教的伦理和精神方面，写了一部评论道教的书，直到今天仍然是道教的权威著作。这样，外国宗教在中国古老首都的引进导致了这个教派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山西、陕西、河南和山东等地，它的信条直到今天还或多或少地为成千上万的人所信仰。关于吕洞宾的另一种记载是这样说的：他是来于西方的一个宗教教师，有一副白人而不是黄种人的面孔。他有很多追随者。他们在生病时往往到庙里去，点上香，向一位白面孔的神灵乞求治病的处方。一支铅笔悬挂在神像前面的一根横杆上，祷告以后，那支笔在一块事先撒上谷子或沙子的占写板上移动，划出的文字就被视为药方。这种到庙里求神的活动，直到现在在中国北方的大多数省份里，还可以见到。获取处方的另外一条途径是，烧香跪拜后，从盛在一个筒子里的一把竹签中抽出一根，上面刻着一个数码；庙里四面的墙上都悬挂着长8英寸、宽2英寸的黄色纸条，每张上面都有数字，下面就印着处方。与抽到的数码相对应的那张纸条上的处方由祷告者带回家，为病人治病。当这种宗教派别大量出现时，政府的残酷迫害也就随之而来。政府有时候信奉佛教，迫害所有其它形式的宗教徒；有时候信奉道教和儒教。据传说，基督教一度被禁止，它的信奉者被罚作理发师，穿着特制的服装。直到今天，戏子和理发师都不能参加政府举行的考试。许多理发师把吕洞宾看作他们的宗教的创立者，而清政府直到不久以前还禁止把神像的面孔做成白色的。白莲教的故事在满清王朝的历史中很广泛地秘密流传。它同莲花图案——佛教文学艺术中最常见的题材、以及同追求长生不老的术士们的丹药之间的联系，却并非人人皆知。格鲁特（）对这个题目进行了有趣的探讨，写了一部关于龙华派的宗派主义的著作。我们因此可以发现发现，在中国北方的地区，人们充满了对宗教的热忱：这是一块值得“投资”的土地，对任何宗教上的投入，它同样能产生巨大的效益。1879年，赈灾工作彻底结束，我们开始考虑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中国人提供“生命的食量”。为此，我们必须准备一些基督教文学作品，并且这些作品对统治中国的儒生，对在帝国各个地方拥有最好的寺庙的佛教徒，对缘于吕洞宾的教导而从迷信、魔法和符咒半醒来的道教徒、对伊斯兰教徒以及对那些仅仅在山西一地就拥有数十万徒众的各种秘密宗教派别，都有吸引力。大卫·希尔能用中文写作，是传教士之中少见的睿智之士，开始写一部书和一本小册子。我感到有必要学习更多的中文词汇，开始坚持用中文写日记。我还试图同远在平阳府与特纳先生一起工作的希尔用中文通信，不过，是我口述给我的中文助手，由他写成书面文字。1879年初夏，希尔先生回到了太原。在太原，我们一起工作，经常心有灵犀地想到同一条道上去。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半道上相遇，他来找我，而我正要去找他，打算跟他讨论一些新的工作思路；而他也同时有了类似的想法，要来跟我商量。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亲密无间的、幸福的、美好而甜蜜的，这种友谊关系一直持续到他去世。23　在108个县里传播福音、散发传单我们决定，在传播福音、散发小册子和各种专门制作的传单时，要小心谨慎，避开那些在其它省份引起过骚乱的心怀不测之徒。考虑到工作人员之少，这可谓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标有全省各县的一幅巨大的地图摆在我们面前，一些志愿者被召集来参加宣传品的发放，能负责几个县就让他们负责几个县。大部分县被承包下去之后，剩下的由我负责。这项工作在一年内结束。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一位姓郗的牧师

24　乡试上的有奖征文1879年是三年一度的乡试年。在山西，大约7000名学士（秀才）参加了晋升硕士学位（举人）的这项考试。我们选择了一些合适的小册子，在考生之间发放。其中有一本是由1877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传教士大会上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制作的；另一本非常优秀的宣传册子是由上海的一位土著基督徒撰写的，题目是《良知之镜》。与此同时，我们还设立了一个以伦理道德为主题的优秀论文奖。奖金是罗伯特·赫德爵士提供的，目的是鼓励中国学生研究有关人类文明和宗教的书籍。最后收到的论文有100多篇。25　一位姓郗的牧师在获奖的学生中间，有一位姓郗的先生，原先是一位金坛教徒（追求长生不老的一个宗教派别，与景教非常相似），家在平阳府，在那儿首次接受了希尔先生的影响。随着与希尔先生的交情的加深，郗先生被引导信奉了基督教。特纳先生为他举行了洗礼仪式。最后，他成了内地会属下的一座当地教堂的牧师。内地会早就渴望在平阳府开展传教工作，因为大部分的赈灾款发放给了平阳的灾民。26　访问北京，与李鸿章见面1880年，中俄之间发生了冲突，中国国内对俄国的敌意迅速蔓延。巡抚曾国荃被派往沿海，将组织一支军队迎击俄军。但他的很多士兵在半路上逃走了。意识到企图与任何外国开战的那些中国人的愚蠢，我写了一本主张和平的小册子，题目是《和议论》。1880年8月，我离开山西去北京，打算就这个问题向高层官员上书，并且给北京的每一个衙门都寄上了一份小册子。它引起了反战派的如此强烈的敌意，以至于上面发布命令，称任何倡言和议的人都被视为叛徒，将会受到严厉惩罚。1880年9月，我路过天津。听说我住在城里，李鸿章派人向英国驻天津领事佛雷斯特（）先生传话，说希望能同伦敦传教会的朱乃森·里斯（）先生——他曾在李鸿章管辖的直隶省赈灾——和我见上一面。我首先向总督表示感谢，感谢他派人将赈灾的银子送往山西，使我免于为它的安全担惊受怕；他也对我们两个表示了谢意，因为通过我们的工作，他的子民得以免于饥荒之苦。接下来他和里斯先生就基督教传道会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总督的一席话过后引起了我的深思。他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散而去”。他同时指出，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这使我比以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去对中国的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于是我回到山西，决定针对官员和学者们开展旨在传播宗教的学术讲座。27　斯格菲尔德博士和其它内地会传教工作者的到来1880年11月，哈罗尔德·斯格菲尔德（）博士到达中国，并来到山西参加内地会的工作。他是来到过中国的最杰出的医生传教士之一，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合作者，总是妙趣横生富于煽动性，也极具鉴赏力。他来后不久，兰德尔（）先生也到了山西，他是爱丁堡的一位律师。接着，骓克（）先生经由平阳来到太原；皮格特（）先生也参加了内地会在太原府的传教工作。在传播福音和发放小册子的工作中，他们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山东时，我跟每一个教派都保持着愉快的关系，不论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而且，就自己而言，认识在山东工作的每一位传教士。与他们见面，一起交换意见，是一件使人非常高兴的事情。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之间在地域上的划分很好地解决了使我们双方都感到害怕的纠纷。在山西，我从邀请内地会的工作人员参加我们在那儿的工作。不久，1883年，美国的奥伯林会向山西派出了他们的传教团。我建议在山西省的首府太原成立一个新教联合教堂，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每个教派都有各自的祈祷和布道的地方。我还建议，大家不要都跑到一个县里去传教，而是在我们之间划分工作地区，像山东那样，以避免叠床架屋。这个意见得到了在山西的所有三个教派的赞同，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在一起工作得非常和谐。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令人遗憾的门派分割

我们同内地会各传教士的关系一度非常友好。我妻子理查德夫人经常同科瑞克梅（）女士、霍尼（）女士还有兰克斯特（）女士一起走访中国妇女。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在斯格菲尔德先生还不会讲汉语时，我在他的诊疗所给他当翻译。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在我家举行一个祈祷聚会——后来完全成了一种社交聚会；每个礼拜六，也是在我们的房子里，举行一次英语的礼拜仪式，所有的朋友都留下来喝茶；而在礼拜六的晚上，则用中文举行礼拜仪式，完了是合唱赞美诗。礼拜四晚上，我妻子举办一个音乐培训班，教我们那些希望学习读谱的朋友们首调唱法。兰德尔夫妇很有音乐素养，使我们的小团体获益良多。兰德尔夫人是一个虔诚的工作者，尽管去世得早，离开时却怀着成功者的欢欣。但内地会的戴德生先生，却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和谐。1881年，他命令手下的传教士到另外的地方祈祷，理由是我的做法不合正统。斯格菲尔德和兰德尔先生对此感到非常震惊，立即带着戴德生先生的信来拜访我。他们肯定地告诉我，经常从我的谈话中受到启发；但是，使他们无可奈何的是，内地会在太原府有独立的教堂，也开办了独立的学校，这大大违背了他们大多数人的意愿。11月，我决定来回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前往烟台，以个人地身份去拜访戴德生先生，希望能够比较圆满地把问题解决了。最终，我提出可以离开工作了多年的太原府——正是在这里，通过参加赈灾，我确立了浸礼会的优势地位——前往河南省首府——在那里，他的内地会被驱逐出去了。条件是，他不再派任何一个内地会的成员前往该地，而应把这块地盘留给浸礼会。然而，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建议。面对这种不容商量的态度，我带着一颗忧伤的心回到了山西。我感到，不管怎么说，在同一个城市里，开办不止一所学校，相互对立，相互竞争，对我们而言，是件不光彩的事。内地会的人告诉我，他们打算把他们的学校永久地办下去，于是我建议他们把理查德夫人的那些男孩接受下来，这样，我们可以抽出空来，全身心地去做其它善事。大家认为这是节约财力的最好办法。然而，理查德夫人教了这六十个学生三年了，非常喜欢他们。最早来的那十个孩子，在1880年1月已成为基督教徒。把他们转交出去，理查德夫人的心里颇不是滋味。从自我辩护的角度，我可能有很多话说，但是，于今而言，一切已为往事。就我当时的态度，我没有后悔可言，尽管直到今天我还能感到它的影响。让我感到欣慰的事，太原府再也没有了分裂，浸礼会现在已拥有了整个城市。　　　　　　　　　　　　　　　　　　　　29．基督教徒小传1880至1881年间，我偶然间意识到，中国人可能对那些卓越的基督徒的经历非常感兴趣，这时候，必须向他们讲明，那些伟大灵魂多少个世纪以来在所有国家所做的一切，究竟目的何在。于是，我设法搞到一些有关教会历史以及关于圣徒们的生活事迹——不论是宗教改革以前还是以后的——的最好的书籍，把我认为适合翻译成中文的章节标出来。当把城里的学校移交到内地会手里后，我妻子觉得最好把她的时间用在翻译这些杰出的基督徒的生活传记上来。在我去山东和北京期间，她一直在继续自己的翻译工作，直到最后积累成中国人所称的十卷。这些东西于90年代在上海出版。令人欣慰的是，那位帮助她翻译材料的优秀的中国作者成了基督徒。在山西的基督教会里，没有什么比我们值得信赖的朋友高大凌（音译）更耀眼、更能增光添彩了。30　帮助山西人民的特殊措施在饥荒期间，狼变得非常大胆放肆，经常从村里把小孩叼走吃掉。想到有一位萨克逊国王曾经使英格兰免于狼患，我便效法他，对捕获的每一只狼，不论是活的还是死的，都给予一笔奖金。不过，送到我这里来的不是很多。就像我前面已经提到的，在中国北部，覆盖着一层厚度从几百英尺到数千英尺不等的黄土。大雨在黄土高原上冲刷出了又宽又深的涧谷。年深月久，这些涧谷就发展成无法穿越的巨壑鸿沟。在思考交通运输的最好方式时，鉴于到处都是巨壑深沟，认识到修建铁路面临的巨大困难，我想到飞行机器，如果能够发明出来的话，应该是最好的交通工具，那将是对这个国家的巨大的福利。因之，我花了一些时间研究鸟和昆虫的飞行，记下了它们的体重和翅翼之大小的比例，并且，根据某些昆虫飞行时发出的声音，我计算了它们的翅膀每分钟煽动的次数。我从来没有怀疑人们发明一种飞行器的可能性。尤其是，中国人比其它民族对风筝的飞行更感兴趣，我想他们中的某个天才发明一种飞行器是可能的。这是我第一次对飞机发生了兴趣，这种兴趣直到现在还没有减弱；但新科学的发展进程已超越了我所能梦想的范围。一天，当地一所儒学的校长跑来找我，并对我说：“在我们古代的典籍里提到过一种方法，可以阻止身体组织的损坏，使生命活动暂时停止，那是一种类似于生物冬眠的状态。不知道你们西方人是否了解一些这种技术的过程？如果了解的话，能不能把它的秘密教给正遭受饥饿的民众，把他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我回答说，我以前只是从书上读到过一个关于抑制心脏活动的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