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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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遭受饥饿的民众，把他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我回答说，我以前只是从书上读到过一个关于抑制心脏活动的试验　，在赫胥黎（）的《生理学基础教程》中，但因为我在这方面知识贫乏，不能够冒险去做这样的试验。在这场严重的旱灾和饥荒过去了一两年之后，全山西境内下了一场大雨。在山西北部与太原相邻的归化城，我问农夫们年成怎样，他们的回答是：“糟透了。因为收成太好。每家每户都获得了丰收，但是没有市场。把粮食运到需要的地区去花费太大，因为劳动力很少，工钱很高。因此农民们没有其它选择，只能听任庄稼烂在地里”。这种令人痛惜的状况是我用来呼吁当权者修建铁路的强有力证据：为了以廉价的运输费用，在丰收时把谷物运出去，在需要时运进来。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政府官员对外国人的态度（图）

1政府官员对外国人的态度在汉朝——相当于基督教时代的初期，以及在从7世纪持续到10世纪的唐朝，中国政府欢迎外国人来中国经商、旅游或定居，不论他们是印度人、犹太人、波斯人、基督徒，还是伊斯兰教徒。但满清王朝建立不久，政策发生了彻底变化。下面这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它发生在山东的青州府附近，时间是1875年。一天拂晓，我骑马去一个村子。街道上空荡荡的，只碰到一个人。那人一边走一边把褂子披在身上，算是装束完毕。当我走过他身边时，他以尖锐的目光打量着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从青州府”，我回答。“但是”，他说，“你不是中国人。你是外国人”。“是的”。我回答，“我来自英国”。“英国！”他喊道：“就是那个反叛我们的国家！”（他指的是1837年中英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她永远不会反叛，”我说，“因为她永远不会属于中国”。“她就是属于中国！”他反驳说，“在她成为中国的进贡国之前就属于中国了”（当年马戛尔尼爵士及其他使节带给中国的礼物被中国的史学家们记作向中国的进贡）。“当年英国的叛乱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他在说这些话时义愤填膺，而这准确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外国人的态度。当睿智的耶稣会神父们，如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到达中国时，受到了明朝的万历帝和清朝康熙帝最热诚的接待。但后来的多明我会士向教廷投诉了耶稣会士采取的传教策略，双方发生了争执。教皇特使多罗（）来中国后，站在多明我会士一边，宣布耶稣会士关于上帝的一些说法是不正确的。据说康熙帝让陪同特使觐见的一位多明我神父读一读挂在接见大厅墙上的一些中文字，那位神父不认得，皇帝便告诉特使说，他最好把所有那些无知的神父带出中国。康熙皇帝宣称，与那些神父们相比，他更理解自己的语言。他希望耶稣会士们继续留在北京，至于教皇，应该管好自己的臣民，而中国的民众由他本人来管理。后来，英国征服印度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这个事件，加上教皇一直将自己看作整个世界的唯一统治者——他已经把东方赏给了葡萄牙，把美洲赏给了西班牙，使得满清政府很担心西方的政治入侵。反过来，他们同样想当然地认为，“天子”是全世界的唯一主宰。当东印度公司到达广州时，清廷向律劳卑（）爵士颁发了一道敕令，命令他恭恭敬敬接受管理。两种同样的心态发生了冲突，正是这种冲突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导致了英国与中国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再后来，发生了太平天国叛乱，这使一些中国人对宗教宣传产生了恐惧，认为那是危险的政治运动。因而，尽管已经签署了关于宗教宽容的条约，中国政府还是训谕他的官员，不论高级还是低级的，要尽最大努力防止传教士到内地定居，以防他们暗中收买人心。在江苏，有一个人到处打听租房子，官府的人在他身上搜出一封外国人写的信，他就被处死了。租房给“鬼子”的房东将被逮捕并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政策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后来在中国开设的每一个传教基地都伴随着暴乱，而其发起者是官员和士绅。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为更好地传教做准备（图）

2为更好地传教做准备山西省的灾荒结束后，我开始思考导致灾荒以及民众如此贫困的原因。我感到我必须研究导致人类之苦难的根源，不仅仅研究中国，而且研究全世界的情况。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我认识到，对中国文明而言，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在于它热衷于在自然中探讨上帝的工作方式，并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这就是在遵守上帝给与亚当的指令，去支配世间万事万物。在利用科学规律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做出了许多奇迹一样的发明创造。我相信，如果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们作一些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我就能够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一条利用蕴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通过这种方式，我就能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去避免饥荒再度发生，去把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除了省里的官员和省学里的学生们，我的宣传对象还有几百名候补官——不久后就会被任命到帝国中的其他地方，通过他们，会给其他省份带去良好的影响。但在同他们进行有成效的交谈、对他们进行令人满意的演讲之前，我必须先用新出版的书籍、最先进的仪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我减缩了所有个人性的花费，住在一所中国人的房子里，穿着中国式的服装，吃中国饭菜，以便把每一个便士都用在购买书籍和仪器上。至于住处，因为同时做教堂和学校，我买了一个三进院落的大宅第，共有十间房屋。房子装修得很好，配有非常漂亮的山西壁橱，装饰着关于日常生活情景的描金画像。最好的房子里铺着砖，其余的都是泥土地面。因为大家都知道不是一所吉宅，那所房子已经空闲了好长时间，所以租金很低，每个月只要十二两银子。房主认为外国“鬼子”不会害怕另外的鬼，所以后来又把房租减了，条件是我保证长期住在那儿；于是我只用每年大约九英镑的租金，就把它租了下来。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大炕，是用砖砌成的，靠近用纸糊的窗子；窗子长十英尺，宽十五英尺　。炕高约两英尺半，宽有六英尺，炕里边是散热的管道。火生在炕的一边一个约一英尺深的小洞里——洞的上面与地面持平，每天要加两次煤。这使炕上和房间里能保持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不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里。炕上铺着草席，感觉像铺着地毯，使得睡在上面感到不再那么硬。妇女们坐在炕上靠窗子的地方做女红，缝制时髦的衣服。从1880至1884年，我花了将近一千英镑用于购买书籍和仪器，其中包括从一位叫约书亚·来维斯（）的亲戚那儿继承的一笔遗产。我所购买的最重要的书籍的目录想必会使读者们感兴趣，它们是：权威的神学著作，涉及罗马天主教和清教各派——德国的、英国的、高教会派、低教会派、广教会派、不信国教派等等，以免自己成为一个偏颇的基督徒；比较宗教学研究类书籍；马克斯·缪勒的全套《东方圣书》；全套的佛教《三藏》（不是从梵文直接翻译的，确切地说中文本也刚刚译过来），这些花去了32英镑；天文学、电学、化学、地理学、自然史、工程学、机械学类；医药学及各类产业学；各民族的历史；亚洲文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那时，每一册都用锡盒装着，价值30先令）；《钱伯斯百科全书》等等。至于我订购的教学和科研仪器，主要有下面这些：望远镜、显微镜、分光镜、手动发电机、各种化学电池、化学电流表、盖斯勒管、电压表、电流表、袖珍六分仪、小型无液晴雨表。我还买了一架以氧化氢、酒精、乙炔为燃料的幻灯机附带一套最新的天文学幻灯片、关于澳大利亚、非洲、美洲自然历史的幻灯片，以及关于茶、咖啡、可可、橡皮和甘蔗的植物学知识的片子，还有一些关于各门科学的片子。我还订购了一套照相器材，后来把它交给了我的中文教师，让他帮助我摄像，不久他就成了全省最好的摄影师。我还购买了一部缝纫机。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向政府官员们做演讲（图）

3　向政府官员们做演讲有了这些书籍和仪器，我可以就以下题目给官员和学者们做演讲了：⑴哥白尼发现的天文奇迹；⑵化学的奇迹；⑶机械的奇迹，如车床和其他各种工具，以及由此生产的缝纫机和自行车等；⑷蒸汽的奇迹。蒸汽给采用它的国家带来了难以计量的好处，例如它在火车、轮船和工厂等方面的应用；⑸电的奇迹，如同人们从用于照明和动力传输的发电机那儿所看到的；⑹光的奇迹，如幻灯机和照相机；⑺医药学和外科学的奇迹。1881年，出现了一颗彗星。我为此专门作了一次演讲，向听众演示它的轨道的变化是固定的，像月亮的轨道的变化一样，因而它的出现并不是什么凶兆。在三年的时间里，我每个月都要应官员和学者们的要求作一次演讲。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对我的满意程度：又一次，在满人和汉人之间就一所刚建成的戏院的归属问题发生了争执，知府强烈要求巡抚把戏院交给我，用作演讲。在进行这些宣传科学的演讲时，我得到了内地会的埃里斯通（）先生的大力帮助。埃里斯通先生后来成为烟台教会学校的第一位校长，他是到太原府来度假的，同我共处了一段时间。地方官员们认为，现代科学的魔术超过了所有其它的魔术。比如说，我有一块磁铁和一个重60磅的铁砧。当人们在书房的一头称量铁砧的重量时，我则坐在书房另一头的一张桌子边，拿着一个类似钟表盘的配电板。我先让听众仔细检查一下磁铁，以确认上面既没有钩子也没有粘贴物，于是我在房子的这边动了一下配电板上的铜按钮，在房子的那一边，磁铁竖起来，“铛”地一声敲在铁砧上，与铁紧紧粘在一起。“喂！注意了！”听到磁铁与铁砧的撞击声，我喊道：“现在，把磁铁举起来！”但当人们费力地将磁铁举起来时，在周围因为吃惊而睁大了的无数眼睛注视下，铁砧也同时被举起来了，紧紧地粘在磁铁下面。“现在，我将停止按这个铜按钮，铁砧会从磁铁上掉下来，小心你们的脚！”我一松手，铁砧“砰！”地一声掉在地上。还有一次，我作一个关于氧气的演讲，说明它的助燃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在氧气里边，铁丝会像一根稻草一样烧起来。这景象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心，也使他们感到惊异。但另外一个关于氢气的试验一开始却不怎么成功，并且引起了很大的恐慌。我预先告诉他们，氢会像油一样燃烧。当着他们的面，我分解出了一些氢气。但当我把火柴触到玻璃管上时，出现的不是我所期待的氢气火苗，而是一声剧烈的爆炸，声音像手枪射击，烧瓶的软木塞像一颗子弹穿过纸糊的天棚，消失了。马上，所有听众都站了起来，异常恐慌，并且声称他们必须走了，因为手头还有前一天定下的紧急公务有待处理。我坚持让他们在离开之前，听一听我对这个事故的解释。他们很不情愿地留下了。我告诉他们，在点火之前，我过于急切，没等足够的时间让烧瓶里的空气完全排出；氢气和空气一混合，很容易发生爆炸，因而他们看到的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为了证明所言不虚，这一次我将等到空气完全被排出来之后再点燃火柴。当我确信烧瓶里再也没有空气时，我划着了火柴，氢气像蜡烛的火苗一样燃烧起来，众人惊得目瞪口呆。于是我让他们走了，不仅毫毛未损，而且心平气静。在做关于电学的演讲时，我做了一个试验，证明能量的传递。利用一部维美沙斯特（）发电机，和一个电感应线圈，我得以使至少三万伏特的电流通过我的身体。我还让电流通过手里握着的盖斯勒管，展示了一次灿烂的发光现象，这比泰斯勒（）在欧洲所做的那轰动一时的展览要早好多年。还有一次，我用幻灯作演讲，以图示的方式解说《新约圣经》的寓言。当我把关于“不结果子的树”的寓言——其内容是一位园丁祈求把不结果的树再保留一年——的画面打在屏幕上时，我隐约听见一位官员对另一位说：“他在对我们进行说教呢！”一般来说，每次演讲以后，总有一些特别有头脑的人留在后面，就我给他们讲的题目继续问这问那。但在选择听众时我不得不动点心思，以避免同时邀请不同级别的人。有一次，我无意之中邀请了几位道台（大约掌管三十个县）和几位知府（管理大约十个县的行政长官），还有几位一县之长——知县。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位官员，平常总是提一些非常有见解的问题，那一晚上却几乎没说一句话。第二天见到他时，我问他头天晚上保持沉默的原因，他回答说，当着那么多长官的面，他哪敢说什么呢？从此以后，我就注意只邀请同一个级别的官员前来听讲，以便他们感到轻松、谐和。在每一次演讲中，我都指出上帝如何赋予了人类无限的权力，以利用自然的伟大力量，倘若对此茫然无知，则只能像劳工和奴隶那样生活。很多政府雇用的邮差，当他们携带急件，以每天二百英里的速度骑在马上长途奔驰后，经常因为疲劳过度而死去；电报却能在几分钟内将信息传遍世界各地，而不会使任何人感到疲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研究自然中所蕴含的所有上帝的律法，以便获取上帝赐予我们的福祉——他储备了所有这些力量供我们人类使用，然后通过遵守他的精神的律法，对他给与我们的所有的爱表示感激。从我在太原作演讲开始，就有很多官员和学生去我住处拜访我，我不得不在相邻的一个街道另外租了一所房子，在哪儿我可以安安静静地从事研究和翻译工作，不受拜访者打扰——那些拜访者习惯于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拜访王知府（图）

4　拜访王知府有一个河南人，姓王，曾做过山西省宁武府的知府，对外国的学问非常感兴趣。在太原做候补官的时候，他经常到我的住处来拜访我。补缺后没几个月，他因公务到太原来拜见巡抚，抽空来看望了我。当我问及他在自己所统辖的府里引进了什么样的改革时，他立刻变得健谈起来，描述开了他的计划，说他将建一所学校，向学生教授现代科学知识。他已经举行过考试，并对最优秀的学生进行了奖励。他还说，曾经有两个人跑到他那儿去，告诉他，他们曾看到有两条龙，确确实实地，在宁武的高山顶上的云层里游动。他向那两人解释说，那只是云层里的蛇状或龙状闪电，是由电流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引起的，外国人以多种方式使用电。闪电的爆炸把水从乌云里释放出来，落到地上，就是雨。这就是被崇奉了几千年的雨神降雨的科学原因。接着我们谈到了宗教。他告诉我说，他自己并不是个儒生，而是个道教信徒。并且说，向我这样看起来无所不知的人，竟然像佛教徒那样相信天堂和地狱之类东西，使他感到很吃惊。我回答他说：“你大概知道，当你去上海时，必须先坐马车到天津，然后乘轮船走海路吧？”“是的，这我很清楚”。于是我把一张约斯通（）出版社出版的太阳系天文图挂在书房的墙上，然后指着各个星球，问他是不是知道，依据形状的大小，每个行星的吸引力和球体表面受到的压力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要到某些星球去，会被球体表面的压力压碎。“因此，如果有一天必须移居到别的星球上去，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身体，以适应新的家园”。“是的，我想应当如此”。“那么，你为什么奖励你的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为了鼓励他们”。“你们的监狱是否已经废弃不用了？”“没有”。“为什么不？”“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可救药的人”。“是这样。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们关到监狱里，以防他们危害其他人。因而，作为政府的高级官员，你明白奖励原则和惩罚原则是不可偏废的。也许宇宙的统治者发现了同样的必要性”。听到这里，他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深深鞠了一躬，说：“我明白你所说的一切。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印出来，读了它以后，就不会有儒生对基督教吹毛求疵了”。5与儒家学者同居一室当时山西省最有学问的人，曾经被选拔出来负责《山西省志》修订版的编纂工作，表示希望能跟我同住一起，为他所住的房间付一部分房租，在那儿住几年。他对耶稣会士利马窦评价很高，特别是对他写的《天主实义》一书，更是称赞有加，认为可以与中国圣人的经书相提并论。他也非常欣赏伦敦教会的合信（）医生的著作。哈信医生当时住在广州，他的著作传到了这位学者手里，其中包含的大量科学知识引起了学者的兴趣。一天，我请求他帮我收集一些儒家的圣歌，但几个礼拜过后，他告诉我说，没找到，因为他们的诗歌表达的都是对上天庇佑之责的抱怨。当这位高级学者被派往另一个地方担任行政职务后，他来向我道别。我们就宗教问题作了一次长谈。谈话中间，他从桌子上拿起一本经书，故意地把它扔在地上。“在整个山西省，没有任何其他人敢这么做”他大声说：“他们对文字和印有文字的纸毕恭毕敬。而在我看来，外在形式和符号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我看重的是它们表达的意义，对它们内涵的真理深怀敬意。因此，如果你建议我接受洗礼，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的回答是，外在的仪式对我没什么意义。在头上滴几滴水或者跳进在河里洗一洗后，上帝不会更加看重我。如果我确实是一个虔诚的人，洗礼仪式和表面上的循规蹈矩并不能使我变得更好”。“你说得对”我回答：“但问题不在这儿。要点在于，你是否愿意在大地上拓展上帝的天国，是否愿意帮助提升你的同胞”。“哦！”他喊道：“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会见左宗棠

6　会见左宗棠除了诸如此类对太原府的高级官员施加影响的机会外，我还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会见了陕甘总督左宗棠。同山西巡抚曾国荃一样，他也是湖南人，此前被中国政府派往伊梨，担任从沙俄手中收复失地的使命——伊梨已被俄国侵占多年了。他采用让士兵在当地垦荒种田的办法，解决了运输军粮的难题。尽管旷日持久，最后还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收复伊梨后，他要返回北京，将从离太原府大约三十英里的一个地方经过。因为他是陕西、甘肃两省总督，又是伊梨的平定者，山西省自巡抚以下的高级官员都去迎接他。因为我跟太原府的官员们相处得不错，他们建议我同他们一道去欢迎这位大人物。此前我制作了一幅世界历史图集。利用它，一个中国人在学习半小时后，就会比最好的国务工作人员掌握更多的世界比较史学知识。我带上这个作为晋见礼。当我们到达他过夜的旅馆后，他安排中国官员一起集体见面。打发他们走后，他单独会见了我。我们一起谈到很晚。一开始，他对我送的世界历史图解表示了兴趣，评论了一番；接着他谈到了刚刚在甘肃启动的、引进毛纺织机器的改革。他给我看了毛纺厂的样品——对此他自然显得很自豪，因为将机器运往内地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当我汇报了在赈灾中的工作后，他谈到了宗教问题，说，既然传教士引导人们向善，中国政府就不应该反对，因为政府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他认为在儒教与基督教之间并没有冲突。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当他转任南京总督　后，尽管在中国政府和传教士之间已经积怨多年，当美以美会的赫德（）先生请求购买一块土地开办学校和医院时，这位总督命令当地的行政官员对南京基督教会筹建的各种机构予以关注，使之得以顺利进行。7　友好交往这段时间里，理查德夫人　经常收到城里高级官员和士绅们的夫人前往做客的邀请，其中有些人是伊斯兰教徒。这是我们与中国上层社会相互交往的开始。每当他们中间有人希望我收他们的孩子为学生时，我会问：“你们就不害怕我对他们施加影响，使他们接受西方的知识和宗教？”他们的回答是，对好的和有用的东西，他们用不着担心。有一些官员，在他们离开首府前往任职地赴任时，会到我这儿来道别，感谢我曾经给予他们的富有价值的指导，并告诉我说，任何我的朋友到他们任职的地方去，只要带上我的介绍信，他们将尽力给予照顾。这并不仅仅是空口许诺。我在山西工作了八年，最后整个山西省的传教士增加到五十多名，建立了很多传教站，没有一个地方发生过针对传教士的骚乱。这的确是传教士和中国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开始。从此以后，很多有名的传教士，特别是那些从事教育和医学的，在各个不同的省府城市，同当地的督抚大员建立了个人友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8　中国音乐从儒家学者那儿，我了解到，他们的宗教在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