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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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人们之间，“本能”还是宣告了它的存在。有时，他们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一位可怜的饥饿的寡妇——那寡妇就住在毗邻的草棚里，还带着一个小孩——她因此得到一晚上的盛情款待，直到又一个婴儿降生。新生儿是没人抚养的，夜里他们被扔在棚子外面不足五十码远的寒冷的空地上，到早晨时就被饥饿的野狗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粘着斑斑血迹的破布。再看一下轿夫们。他们的情况好一些，但仍然穷得穿不起鞋袜，他们的腿直到膝盖光光的，脚上是用草绳系着的草鞋。在没过脚踝的冰冷的泥浆里，他们艰难地跋涉着，心情却很快乐，因为他们有活可干。冒着慢慢被冻坏、最终落下一身病痛的代价，他们挣得自己的晚餐。我们到达了总督的接待旅馆，很多高官在那儿住宿。它不是通常的三层楼房，而是一个由围墙围成的院子，里面是一些平房。面朝大街的那所房子有前后两个门，每一个都有8英尺宽；前边的门晚上才关闭，后门则白天黑夜都开着；这后面是一模一样的两所房子，由一个约20英尺长的敞亮的院子分开；三所房子的出口都是最前面的门。旅馆中间的房子前后门一直开着，最后面的那所则只有前门开着，至于后门，因为后面没有房子，被墙堵上了。穿过这些门，冷风没白没黑地往里灌。还有，每排房子的前面都是糊着纸的窗子，窗框中间都有很宽的缝隙；房间是由薄木板隔开的，中间的缝隙也很多。因为风是从高处吹进来的，从我的房间刮过就像水流通过筛子。房子没有天花板，并且紧挨着头的隔板与外面宽阔的走廊连在一起。因而可以说，这种头等客房只是一个遮蔽雨雪的盖子而已，冬天半夜里的冷风完完全全地自由出入——这就是我们住宿的头等旅馆。房间里有两个木头架子，他们称之为床。它们只是光光的木板，上面没有一缕铺盖。也有两把椅子，其中只有一把是可用的；有一张桌子，还有一条大约四英寸宽的板凳，可以坐在上面；桌子上有一个古老的油灯，大概是亚伯拉罕时代发明的。向他们要铺盖，他们拿来一领芦苇做的床垫和一床被子，那被子黑糊糊油腻腻的，多年没有洗过了。更糟糕的是，老板娘走到门口就铺盖问题向她的丈夫发布指示。她怀里抱着一个六岁大小的女孩，而孩子患了麻疹。他们并不认为，把铺盖从住有麻疹病人的房间拿出来有什么不妥当之处。所以，对住在那儿的顾客来说，既不暖和又危害健康也不能安睡，只好坐在狭窄的床上看着自己呼出的气息像烟一样冒出来，因为室里的温度远在冰点一下。这就是帝国最有才干的总督治下的社会状况。谁会把这样一个对自己的臣民所忍受的贫穷与苦难熟视无睹的政府认作文明的政府，而费心思以某种标准拿它跟基督教国家相比？居住在草棚里的成千上万民众所陷于其中的苦难会使铁石心肠都软起来，从而打算做点什么以救助他们。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第一次与张之洞会见

5　第一次与张之洞会见2月5日，在他的衙门里，我会见了张之洞。梁敦彦先生——留美归国学生，当时是总督下面的外事局的首脑　——是除我和总督外，唯一参加会见的人。那一天不仅是中国的新年（正月十一日），而且也是衙门的节日，因而有一些进进出出的仆人没有戴帽子。院子里很静，就像我们英国的礼拜天。在督署的会客室里等了半个小时之后，梁先生身着便装走了进来，告诉我总督正忙，问我要跟总督说些什么。我回答说，我想跟总督当面交流，以免由别人转达造成任何误解。于是我们两个就战争问题谈了起来。他告诉我威海卫失守了，消息是在我动身来南京后到达上海的。他还使我确认了以前在武昌和天津时得到的一个印象，就是大多是派往国外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又转向中国方式，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西方文明失败的方面，并且拿中国文明的优越性相比较。像辜鸿铭，非常挑剔，处在一种经验上很不成熟的状态中。他告诉我，中国人认为欧洲人是在嘲笑他们的无助，不会帮助他们的。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梁先生被总督叫进去了。不一会儿，他戴着他的官帽走了出来，请我去见总督。此时已是一点半多了。我一到内院，总督便走到门外来迎接。他穿着长袍，还戴着御寒的兜帽。按照中国的礼仪，我先向他鞠躬，然后走进屋内，为他在前一年向广学会捐赠三千两银子的义举再次表示感谢。然后开始谈话，我讲了一下几点：除非立即达成和谈，任何改革都无从谈起；彻底的改革以教育为基础（对此，总督毫不迟疑地表示赞同，打断我的话发表他的看法）；对任何政府来说，它的意义就是它使人民生存下去，并摆脱贫困和苦难的能力（对此，总督表现得很严肃，仿佛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新理念）；上帝命令中国变法维新，倘若中国对此无所用心，上帝将让其它民族改革中国，就像在印度、埃及等国所发生的那样。在回答我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日本何以非理性地打破原来的和平，并说：中国永远不会屈服，日本将耗尽国力，就像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那样。他一直在重复我在谈话中提到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竞争的，看来这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最后，他问——以一种似乎已无计可施的表情——如何实现和平呢？中国无论如何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西方各国也坐视不管。我回答说，如果他主持和谈，并且像在其它事情上那样努力为之，他就能够使北京的大臣们统一意见，在他所控制的南方八省贯彻他的主张，并利用他的影响取得其它省份的支持。听了这些，他面露微笑，显然对他的恭维使他感到惬意。于是我把话题进一步引到原打算讲的道理上。我说，既然上天使他身居显要，就为他赋予了从未有过的崇高使命；他应当起来倡导和谈，为下一步的改革开辟道路。他对我为中国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说，如果可能的话，应当通过我的书，在50个左右的高级官员中间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其它各级官员会跟上来的。他承认，任何国家要繁荣昌盛都必须进行改革，但他又加上一句，说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原则，不容改变。即将告辞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急着回上海，什么时候再来看他。然后他请我喝茶，戴上镶红宝石的顶戴和兜帽。见状，我赶紧请他不要出去了，因为外面很冷。于是他让梁先生送我上轿。前一天晚上；由于寒冷——实际上等于睡在露天里，我睡得很少。这天晚上，发现总督的头脑已受到震动之后，我同样没睡好，部分是因为冷，部分是因为我在反复思考拯救可怜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方案。凌晨时候，我把心里形成的方案写了下来：⑴在一定年限之内，给予某一外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⑵这个外国政府必须在中国实施各种形式的改革；⑶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等各个部门；⑷中国皇帝应同过去一样，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职爵位；⑸期限结束之时，外国政府把属于中国的一切资产和负债转交中国政府。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与张之洞的第二次会见

6　与张之洞的第二次会见回到上海不及一个礼拜，我正在煞费苦心的细化自己的方案，收到了张之洞发来的电报，要我立即动身前往南京，再交流一次，旅行费用由他支付。2月16日，我又回到了南京。梁先生告诉我，总督将在第二天上午8：30接见我。趁此机会，我把关于延请外国监管中国的方案的大纲送给了梁先生，好让他先跟总督提一下，以便总督有充裕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会见时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批评。第二天，按约定地时间到达总督衙门时，我不得不同其他官员　一起等候。在那儿，我见到了一位戴蓝宝石顶官帽的官员，姓于，他说他籍贯永庆（），在山东待过，现在扬州，在洋务局任职已多年了。接着一个红宝石顶戴的官员走了进来。他是前驻英公使郭松焘的侄子。他说，中国正处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之中，不知道何去何从。后来我了解到他是南京水师学堂的。他提到新疆专员是他的朋友。还问到傅兰雅博士。随后来了一个水晶顶戴的，说他认识麦肯西博士。接着又进来一位红宝石顶戴的。他一进门，所有人都站起来行礼；我跟着照做了。见过礼后，他在一把最高的椅子上坐下，招呼大家就座。他姓菊（），是总督府的司库，负责总督所辖各行政区长官的选任。11点，梁先生进来了，并且拿过我的表看了看。我问梁先生，我是不是正好在约定的8：30到达的。他回答说，总督本来希望我早点来，但现在他正在花园里，心情不好，不愿被打搅。于是利用这段时间，我和他又谈起了中国生死攸关的局势和我提出的治疗方案，以便他更清楚地理解我来南京将要向总督提出的建议。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时梁告诉我说，总督最得意的方案是派遣年轻的皇室成员赴国外留学。我问是不是他建议派遣20－30岁之间的，他回答说总督希望派遣更年轻一些的到国外接受教育。我说，那将使改革耽误得太久。第一批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应当是那些几年后掌握高层权力的人，否则将错过改革的机会。这当口，有人进来传话，说总督召见。总督不像我第一次拜访时那样友好，看起来似乎脸上有一团阴云。见面的寒暄过后，他问我要提供的“妙法”是什么。我马上讲了三点。在答复我的建议时，总督声明，他不主张将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暂时的保护国，但赞成在不超过10年的某个时期内，以某个国家结成互惠互利的盟友关系，为此可以给予某些商业上的优惠条件，如增开通商口岸，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引进工业的收益权等，但必须采取措施避免其它国家的忌妒。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拜会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

7　拜会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回到上海不久，正碰上张荫桓　于赴日途中在上海暂住。他是作为首席和谈公使去探询日本政府的和谈条件的。感到有必要同他见个面，我把自己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连同我为此书写的绪言，派人送给了他，表示希望他能读一读，并问我是否可以登门拜访。他给了答复，约定2月28日见面。谈话过程中，我首先强调了中国面临的危险：⑴来于外国的危险：来于法国，来于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⑵来于她的官员和民众的无知，无知导致了迷信、腐败和贫困；⑶来于她的人口无法增多这种现状，这将招致列强的瓜分，就像他们在非洲所做的那样。接着我提出了中国扭转颓势的办法：⑴派出两位亲王担任对日议和全权代表，有限考虑金钱补偿而不是其它方面的要求；⑵与一个强大的国家结盟，以推进有益的改革；⑶大清皇帝应每日召见总税务司赫德爵士，每一位督抚都以同样的方式聘用外国专家；⑷中国应联络列强，成立世界仲裁法庭，以消弭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随后我详细表述了自己关于与某个大国结盟的方案（前面已提到）。对此，他的回应是：“俄国是一个让其它国家都害怕的国家”；但谈到英国时，他认为英国是最可信赖的。我指出，与所有强势国家结盟是致命的错误。这位和谈公使是这样回答我的问题的：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可怕的、无可救药的；⑵把任何改革方案摆在朝廷面前都毫无用处；⑶本人曾提出派皇室成员出国考察的方案，但却被劝告不要把建议提交朝廷，因为那只会削弱我的影响力；⑷官员之间以各种罪名相互攻击，但上边从来不调查一下谁是谁非；⑸铁路会使中国受益非浅，战争期间可以轻松地把兵力运送到任何地方；⑹恭亲王不敢去日本，但日本人会因此感到高兴的；⑺日本只是表面上强盛，实际并非如此；⑻中国派往国外的使臣，极少合格的观察者；⑼如果李提摩太先生有什么方案，我很高兴见识见识（于是我把拟定的方案呈给他，见下文）；⑽对于你提到的改革方案，十有八九我赞同。为你创发的这些改革措施表示衷心感谢，但现在采取什么措施都晚了；当我说还有十多天的时间可供转圜时，他回答：⑾中国已同列强建立了盟约，但现在全都袖手旁观；⑿在国外，本人受到了各国政府优厚的接待，想到外国公使在北京得到的待遇，感到惭愧得很。当我提到应大力诱导改革时，他说：⒀不经过巨大的、激烈的变动，在北京什么事也干不成。看来，对当今朝廷的失望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前一天晚上，他已经读了我送的书，看到了我提到的一下两点：⑴我把日本进步的原因归于她接受了基督教文明的基本原则；⑵我指出了中国由贫穷转富强的途径。但对于立即实施我所提到的任何措施，他都不抱有什么希望，因为在同日本达成和平之前，一切都无从谈起。会见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讨论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8　第三次会见张之洞　　　　5月份，我又去南京拜访了张之洞，为的是呈交进一步改革的方案。利用这个机会，我请他为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写了一篇序言。在归途的船上，我碰到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看到书后，他自告奋勇要为我写一篇序。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同时想到他的父亲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篇。谈话中，他提到了由于民众的贫困，不能筹集更多的税款或者发行更多的公债。他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张之洞没有把任何税款留在自己手里，同时他强调说，张非常专制，会把当铺、盐商和其它人的积蓄劫夺得一干二净。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上书委员会（图）

1　上书委员会1890年，在上海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在论文中呼吁关注政府传播的对基督教的敌意，建议就此事向皇帝上书。结果成了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委员会，成员有林乐知博士、阿什莫尔（）博士、布劳格特（）博士、约翰（）博士、穆尔（）主教、沃瑞（）博士，还有我。我们被责成起草一份请愿书，以表明基督教会来中国的真正目的，并要求保障宗教自由。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拟定了一份很长的稿子，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送上去。然而，1895年，发生了一些事情，使我们委员会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2　对基督徒的迫害不幸的是，我在1890年的大会上所做的预言：我们正处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的边缘，被事实证明是太正确了。1892年，在芜湖以及整个长江流域，爆发了反对传教士的动乱，而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仍然对基督教怀有敌意。通过在的报纸上——日报和周报同时——大量登载对传教士有利的声明，并且强调传教士在赈灾和医药方面所做的种种善事，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去影响人们，但长江流域的迫害活动仍然在继续着。1893年，两位瑞士传教士在离汉口不远的宋埠遭到残酷攻击。他们爬上房顶，想从其它房子的顶上逃走，但还是被逮住了，像逮老鼠一样，被残忍地处死。这种罪行被汇报给总督后，他表现得一点都不害怕，而是说出了以下值得记忆的言论：“我们不需要传教士。我们要反对他们，发起暴动抵抗，毁掉他们的教堂，杀死受他们蛊惑的人，是外国人就杀死。不过可怕的是，我们杀死的越多，他们就越急切地要来”。1893年9月，我专门去了一趟汉口，与杨格非（）博士和希尔（）先生讨论上书事宜。这期间，在四川爆发了更严重的动乱。反教运动不仅局限于长江流域，还蔓延了整个福建省。1895年4月，发生了圣公会11名传教士——其中大多数是妇女——被残杀的卑鄙事件。这引起了文明世界的惊恐。我写信给上书委员会的成员，敦促他们立即前往北京，力图同最高层当权者接触。尽管大多数成员离不开他们的岗位，他们都认为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因此他们赋予我全权，赴北京与住在那儿的上书委员会成员——布劳格特博士和沃瑞博士——协商。离开上海之前，我草拟了一份更短也更切实可行的文稿，其内容得到了林乐知博士的完全赞同。随后，我收集到了传教士团体20余位代表人物的签名，包括几位主教。9月，我到达北京时，发现布劳格特先生回国休假去了。原来打算呈交皇帝的基督教会的声明就是他起草的，他把手稿留给了沃瑞博士。我们一致同意，把我起草的那份文字少的呈交总理衙门，而布劳格特起草的那份请愿书因为篇幅太长，以书籍的形式同时呈送。因为中国人要把两份文件仔细修正一遍，并誊抄下来，因而过了很久后才呈报上去。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第一次会见李鸿章（图）

与此同时，我们决定做一些铺垫性的工作，以接近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当时总理衙门有8位成员，首席大臣为恭亲王。于是，我拜访了李鸿章，请他写封信，把我引荐给恭亲王。由于在对日战争中的失败，李鸿章很不光彩地赋闲在家。去李鸿章家的那天是9月17日，下面是当时所做的记录的摘要：“总督异乎寻常地热情，坚持要我留下来同他共进晚餐。吃饭过程中，他一再对我大加赞美之辞。谈到国家事务，他说：⑴皇上毫无主见，完全依赖少数几个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顾问；⑵掌权的高级官僚对国外事务一无所知，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读过像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这样的书。而他，不仅亲自反复读过，而且还要求他的幕僚们读；⑶包括张之洞在内，都反对他同日本议和，鼓吹战斗到底；⑷朝廷各部门的大臣称西方教育为“鬼子学”（意为魔鬼的学问），他们只把时间花费在中国的传统学问上；⑸占据着学子们心灵的八股文没有任何实际效用；⑹对那些在西学上有造诣的人，政府是不会授予官职的；⑺《新闻报》（出版于上海的一份报纸，人们都认为它受张之洞资助）对他的攻击是不光彩的；⑻那些能够阅读最高级的中国经典的人非常之少。“在同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美国人白梯克（）谈话时，我得到了一下信息：⑴实际上，翁同和（总理大臣）才是中华帝国的皇帝；⑵中国政府应该明白，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所有协议都应当像遵守法律一样严格遵守，不论什么时候，如果忽略或违背了协议，就会导致战争；⑶中国政府的态度，已经有了一些改变。证据是，强学会的《京报》转载广学会的杂志《万国公报》发表的文章；⑷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对各国政府心怀怨恨，原因是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就最近发生的暴乱对他们施加了压力。“谈到我代表教会面见总理衙门的官员并向中国政府上书的事情，他建议我请总理大臣翁同和引见，拜会恭亲王；并且见到翁同和后，要把我以前跟督抚们交往的历史向他讲一讲”。4　后来与李鸿章的几次会见9月23日的下午三点，我再次拜访了前总督，就像白梯克先前对我说的那样，这对李鸿章是个安慰。总督说：⑴首席内阁大臣徐桐　在路上碰见他拜访外国公使回来，竟然上奏皇帝弹劾他，说他私下里与外国人相勾结；⑵翰林院掌院学士不允许翰林们研究西方书籍，并且一直在诅咒西方的学术和宗教；⑶只要权力还掌握在排外的老臣手里，所有的翰林和维新之士都将无所作为；⑷满族人无足轻重；⑸我应当把我的书送给恭亲王；⑹我建议让白梯克先生进入恭亲王的幕僚集团，以便让恭亲王了解他的想法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而不必仰仗那些蒙昧无知的反对派；他听了后未置可否，只是对我说：“你应该给翁同和写一封信，说明你已经在中国待了多年，曾经参加过赈济灾荒和启蒙民众的工作，因而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并且表示，你有一件非常重要、非常紧急的事情必须当面向他汇报，如果在他有空时定个时间，前去拜访他，你将感到非常荣幸”。这是在一个小时的谈话即将结束时他对我讲的。同时，我提出了以下建议：⑴派遣100名翰林、10名皇室亲贵去国外考察学习；⑵对所有秀才实施外国式教育；⑶定期在北京举办讲座，讲解当今世界的主题和重大事件；⑷由于反战派的错误，中国被迫赔付日本两亿两白银；而我规划了一个方案，可以使总理大臣每年有四亿两白银入帐；谈话期间，李鸿章表示希望我在北京定居，给翰林们讲讲课。他还指出，翁同和生性多疑，简直可以说没有脑子，只有一颗半信半疑的心。9月26日，白梯克先生邀请我在塔利饭店用餐，席间我碰到了10位翰林。第二天，我拿着写给翁同和的信的草稿，又拜访了李鸿章，请他改正一下。李又给我提建议说，在跟这位总理大臣会面时，先要拍拍马屁，恭维他一番，然后“把问题一股脑地提出来，请他切实回答”；结束时要强调，整个国家的成败利钝的伟大责任都在他一个人肩上。他大约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向我表明，要使翁同和确实相信局势的危急性，有必要畅所欲言，并利用有说服力的图表和实例。在对恭亲王与翁同和进行比较时，他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