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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晚清45年-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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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局势的危急性，有必要畅所欲言，并利用有说服力的图表和实例。在对恭亲王与翁同和进行比较时，他说，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如同石头和印度橡胶。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拜访总理大臣（图）
根据翁同和的安排，10月26日，我们在总理衙门见面。简单寒暄了几句后，他建议我们去一个更加秘密的地方会谈。他把我领进了属于同一所建筑的同文馆的一间房子里。在场的只有汪鸣銮一人。汪是翁的得力助手，也是总理衙门大臣之一。为了使他相信，谁是破坏中国政府和基督徒之间的和平的最主要的麻烦制造者，我随身携带了两套书作为证据。其一是十卷本的《海国图志》；第二套也是十卷，出于另一个作者之手。这两种书都带有对基督徒的最荒谬的敌意。第一种，作者魏源，声称基督徒把华人的眼睛挖出来，配以铅粉，炼制白银，外国传教士因此而致富；第二种书宣称，传教士制作迷幻药，使妇女发狂；制造摄影机，偷取被摄像者的灵魂。我向总理大臣指出，这种种诽谤的目的，在于制造反对外国人的动乱。他问我，谁是应当为此负责任的居心不良之徒。我回答说，是中国政府的官员。他说那不可能是真的。作为回答，我拿起上面提到的书中的一本，翻到书中对基督徒进行诽谤诬陷的地方，指给他看；接着，我又让他看了第一卷里由左宗棠——那位从俄国手中收复伊犁的伟大总督——撰写的序言，说：“你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位杰出的将军”。随后，我打开另外一套书，把含有错误指控内容的那一页折起来，又翻回第一卷，可以看到云贵总督王文韶的名字。“你会认为这个人也是一位高级中国官员，”我又加了一句：“你心里肯定很清楚，这本书不久前刚被重印了，就像中国的蓝皮书（《经世文编》）一样，为了能在整个帝国广泛传播而采用简装形式。当普通人读到这些诽谤——包涵在通俗性的印刷品中、带有国内高官签名认的认可的对基督徒的诽谤——时，我们不敢想象他们会不会受到蛊惑而发起暴动，屠杀基督教徒。”看到我的观点无可辩驳，总理大臣哈哈大笑，嚷道：“你在中国住的太久了！”，就这样，他被我的观点所征服了。接着，我指出中国一千年来在宗教问题上所遇到的困扰：先是佛教徒迫害道教徒，接着道教徒又迫害佛教徒，并自相攻伐，国无宁日。而宗教自由的观点一旦得到各方认可，整个国家的和平便指日可待。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基督教徒们现在向政府所请求的不过是不被干涉而已”。“如果就这些的话，”这位总理大臣嚷道：“我看不难照办”。会见结束时，他请我准备一个折子，思考一下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中国最急需进行的改革是什么。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拜访恭亲王（图）
李鸿章没有给我写引荐信，他说恭亲王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并读过我的书；如果我自己写一封信，请求登门拜访，他肯定会接见的。这位下野总督很耐心地帮我把写给恭亲王的信做了修改。恭亲王是咸丰皇帝的哥哥，在1860－61年间，曾作为满清政府的全权代表，挽回了危局 。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专横的人，身体的每一英寸都是一位王爷，一举一动都似乎在表明他是众人之中的神明。据说，他是整个帝国之中唯一一个使慈禧太后害怕的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激烈冲突；而太后每一次都发现，对他作一些让步是合适的。10月30日，是约定与恭亲王会面的日子，地点在总理衙门。因为恭亲王出面，总理衙门其他七位大臣不得不奉陪。恭亲王让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把椅子上，以此来表示对我的轻视。谈话一开始，他就提到了教民，称他们是中国的垃圾；他讲话时的那种轻蔑语气似乎在表明，自从1870年的天津教案以后，只有在判处他们死刑的时候，才会在这堂堂的总理衙门提到他们。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教民们所遭遇的所有麻烦，都是他们卑鄙愚蠢的行为所致。等他发泄完毕，表明了他的观点后，我问可不可以允许我表达一下基督徒的看法。他表示愿意聆听。于是我陈述道：刚才提到的对基督徒的指控实属莫须有，以这种指控为依据的中国政府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我在中国的不同省份生活了多年，亲眼目睹了教徒所做的诸多善行，因而了解事实的真相。而您，住在北京，只能相信口耳言传，得到的只是虚假信息。人们都对我说，如果王爷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您的正义感会使基督徒所遭受的苦难最终结束。我来到这里，并不是以个人身份，也不是作为代表一个国家的使者，而是代表全世界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所有基督徒，来请您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所有针对基督徒的未被证实的指控。如果我们真的有罪，我们不想免除正义的惩罚；如果我们是无辜的，我相信王爷会让我们得到正义，得到中国的其它宗教所享有的同样的自由。恭亲王一离开，皇帝的师傅、也是总理衙门大臣之一的李鸿藻就走过来，感谢我这么直率地跟王爷谈话，并对我说：“在我们中间，没有谁胆敢像你这样反驳王爷，但既然你已经提出了你的请求，态度又是如此恭敬，他是不会生气的。你这次来会有成果的”。他还对我以前送给他的、由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表示了感谢。在离开恭亲王以前，顺便提一下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想必读者会感兴趣。几年以后，上海大不列颠高级法院的法官告诉我，驻北京的俄国公使有一次与恭亲王见面时，问他是否读过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这位王爷回答读过。“那么您认为它怎么样？”“对中国来说，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哦，我担心您没有抓住这本书的真意”，俄国公使回答：“它宣传以民主对抗权威。如果书中那些观点在中国被广泛接受，那么4万万中国人就会通过投票对600万满洲人取得压倒性胜利。你们就只好回老家了”。这位卡锡尼（）伯爵的预言在1911年变成了现实。7 11月14日，我和沃瑞博士递交教会请愿书出了由李鸿章介绍去总理衙门交涉外，我和沃瑞博士还走访了英、美、德三国的驻中国公使，向他们介绍我们传教士上书总理衙门的目的。德国公使没有跟我们合作的打算，但英美两国的公使（尼克拉斯·欧格纳爵士和克伦内尔·登比）向总理衙门发了紧急公文，说明我们此次公务的目的。在约定的第一次上访的那天，即11月14日，克伦内尔·登比亲自陪同，把我们向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做了介绍。听完我们的陈述后，总理衙门的多数大臣都倾向于答应我们的要求。请愿书的基本内容如下：尽管一千多年以前，中国政府即赋予了儒教、道教、伊斯兰教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从雍正帝（1723－36）在位时期以来，一直对基督徒采取迫害政策；甚至自1842年保护基督徒传教自由的《宽容条款》签订以后，情况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中国政府出版的一些官方报告中，基督徒被指控以各种形式从事恐怖活动。一般官员和知识分子看到这些书是在各地督抚大员们的同意下出版的，自然而然对它们的内容深信不疑，因而鼓励一般群众采取暴力行动，迫害基督徒，从而导致教堂被焚、教民被杀甚至外国传教士也杀害的惨案频频发生。中国人不了解，邪恶的人是进不了教堂的；基督徒对所有国家都有益处。不仅西方文明仰赖于基督教会，就是各个大陆包括所有海岛上的居民都因为基督教而得到提升；日本采用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传教士影响的结果。即使在中国，传教士对民众也做了很多善事。他们把西方的神圣典籍随同历史和科学书籍一起，翻译成了中文；同时把中国先贤的圣书和历史著作介绍给西方。他们也曾在山东、山西、江苏、满洲等地协助救灾。尽管有很多人死于灾荒引起的伤寒，但他们仍然前赴后继地投身于这种义举。他们提出了种种建议，为了把中国从贫穷、软弱、灾荒和战争中拯救出来，使她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传教士所希望的只是中国政府向上帝那样，对所有的教派都宽宏大度，一视同仁。倘若中国政府不能保护前来帮助她的善良的人们，他们自己的国家就会来中国保护他们。如果不能使传教士不受干涉地从事他们的善行，势必引起国际纠纷。因此，我们请求皇帝颁布圣旨，同意我们提出的三项要求。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使政府同意我们的要求所面对的障碍（图）
8 使政府同意我们的要求所面对的障碍几天以后，皇上谕示外务部，要他们与传教士协商，直到问题妥善解决。12月初，两位总理衙门大臣向我们保证，很快就会发布政令，同意我们在请愿书中提出的要求。但这时出现了两件事，改变了解决问题的进程。汪鸣銮，曾经是总理衙门中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突然退缩了，这削弱了支持请愿书的那一派的力量。李鸿章还告诉我，法国公使出人意料地反对皇帝同意任何由传教士提出的要求，因为这涉及到了传教士是否有权直接与中国政府交涉的问题。几年之前，法国政府曾迫使教皇收回将这种权力授予传教士的成命。这当口，沃瑞博士离开北京，回美国休假。他的位置由劳瑞（）博士接替。于是，我和劳瑞一起去了英国和美国的大使馆，汇报了我们与总理衙门会面的情况以及我们听到的关于法国公使的所做所为。我们表示，希望各国公使一致行动，争取让中国政府同意请愿书的内容，并且请他们在请愿书的基础上再加上一条要求：不论什么时候，凡给予罗马天主教徒的特权，应当同时推及基督教徒。尽管没能使中国政府以法令的形式认可和批准我们提出的要求，但通过九次与总理衙门官员的会谈，我们使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明了了外国教会的宗旨和价值；而此前，他们对这些是极端暗昧的。还有，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1896年2月14日，翁同和登门拜访了我，并口头保证，那些造谣中伤基督徒的宣传材料将被禁止；各级地方政府将被告知，要本着友好的、善意的态度对待传教士。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康有为
这时，有一些翰林，因为受了在中日战争中遭受的耻辱的刺激，也因为认识到除了变法维新，没有什么能拯救中国，于是组织起来，讨论实现中国独立富强的手段。一位聪明的广东学者——康有为，对他们的影响产生了很大影响。康有为是一位进士，即文学博士。由于不满意朱熹这位近一千年来的权威对中国古代经典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康有为有意根据上帝的精神特质重新注解古代经典。这在中国学者之间造成了一种强烈震动，许多人把他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但北京保守的检察官们要求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康有为对经典的新解释为离经叛道，并下令把他的大量著作毁掉。于是，他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有1万名学生签名，其中包括1300名举人，要求皇帝立即采取措施，变法维新。他们所倡导的改革的步骤、方式与广学会的出版物中所提出的非常相似。与日本和约签订不久，受康有为作品的影响，一群聪明的年轻人在上海组织了“少年改革协会” ，并在杭州、南京、武汉、天津等地成立了分会。他们把协会的章程拿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并跟我讨论怎样才能启蒙他们的国家。他们的一位成员还拜访了李鸿章，建议中国政府把我们广学会办的报纸《万国公报》（《时代观察》）辟为政府的机关报，按期发行，发行量为1万份。1895年10月17日，我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那时，在伦敦教会驻北京的办事处里，我正在给远在巴黎的妻子写信，他的名片被送到了我的面前。在会客室里，我见到了这位身穿黄色丝绸的马褂的、蜚声遐迩的学者。第二天，在离京南下之前，他又送来了自己的一部书作为礼物。他告诉我，他信仰在我们出版物中所启示的上帝那父亲般的爱，以及不同民族间兄弟一样的情意。他希望在追求中国复兴的工作中与我们相互协作。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强学会
康有为和他的朋友们创立的变法维新协会称“强学会”（“高等学会”），其成员不仅有北京最有学问的翰林，也包括督察院的监察官和内阁 的低级文官。政府的机关报——《京报》，千百年来一直是首都唯一的报纸 。但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一份新报纸。它独立于政府，尽管受到它的暗中支持。这份报纸的发行者就是强学会。有趣的是，这时的维新派依然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知道广学会的月刊《万国公报》多年以来在高级官员之间广为流传，从未遭到过反对，他们便用完全相同的名字命名他们的报纸。并且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报纸的内容都是从我们的刊物上转载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的报纸是在上海用金属字印刷的；而他们采用的却是政府的《京报》所采用的木雕印刷术。这样，从外表上看，与政府的机关报没什么区别；但在内容上，它介绍的却是广学会所宣传的西方的观念。在改革俱乐部的成员当中，有一位年龄大约28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康有为最有才气的学生，他的名字叫梁启超。听说我需要一位秘书，他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服务。在我居北京期间，他一直协助我工作；另一位是文廷式，江苏人，是一位翰林，也是宫中女学的老师 ；再有一位是谭嗣同，湖南人，当时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后来在1898年的政变中被杀头；也有陈炽，江西人，他为我修订、誊清了献给翁同和的改革方案；还有袁世凯——当时是统率直隶省的军队的将军 ——以及其他一些人。改革维新派获得了总理衙门大臣翁同和与皇帝的师傅孙家鼐的同情和支持，也得到了英国驻华公使内克拉斯·欧格纳爵士的大力鼓励。大约就在这时候，美国长老会的李佳白（）博士，我在上海时的老朋友，开始在北京的上层官僚中开展工作，希望他们能对基督教采取友善态度。他，白梯克先生，还有我经常被强学会的成员邀请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们也回请他们。在每一次聚会中，人们演讲的内容都是中国的改革问题，在接下来的改革派最感兴趣的讨论中也是如此。他们邀请我在北京多住几个月，以便就如何推进改革，随时向他们提出建议。1月22日，强学会被一个新来者、勋爵李鸿章的儿子的岳父所告发，俱乐部被关闭了，门上被贴了封条。总督李鸿章拒绝承认他和强学会的关闭有什么关系。强学会成员上书皇帝请愿。事情发生后的第二个月，我听说总理衙门答应每年为它拨款1万2千两银子。3 我向翁同和提出的改革方案在为代表教会上请愿书的有关事宜拜访翁同和时，这位中国政府的总理大臣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我就中国急需改革的方面写一个简要的条陈。于是我准备了一个草案，要点如下：在序言中，我先指出，上帝不会偏袒任何民族，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因此尊奉天意的国家就能繁荣昌盛，违背天意的国家必然衰落灭亡。根据永远不变的规律，我提出了对中国来说生死攸关的四项要求：教育改革，经济改革，国内安定与国际和平，精神的更新。为了贯彻这些伟大的改革措施，我建议：⑴皇帝聘请两名外国顾问；⑵成立由八位大臣组成的内阁，其中满人与汉人占一半，通晓世界大势的外国人占一半；⑶立即进行货币改革，奠立坚实的财政基础；⑷立即兴建铁路，开采矿山，开办工厂；⑸成立教育委员会，在全国广泛引进西方现代学校及专门学院；⑹成立处理信息的通讯社，由外国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培训中国的编辑记者，以启蒙社会大众；⑺为保卫国家安全，训练足够的新式陆海军。这个改革方案由翁同和上交给光绪帝，得到了他的首肯。不久就被发表在广学会的报纸上。4 皇帝的师傅孙家鼐10月12日，我同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接受了李鸿章总督的建议，我像跟皇帝本人谈话一样与他交谈。他是李鸿章的老乡，也是安徽人，当时已经有60多岁。我发现，他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上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在我离开北京之前，孙家鼐推荐我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因为当时人们都认为，前任校长丁韪良离开中国，不会再回来了。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可能接受这个职位，我谢绝了。但我到上海后，他再次发出了邀请，我又一次拒绝了，推荐了傅兰雅博士，因为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上海中国政府开办的江南制造局担任翻译；后来，在我回英国休假的路上，又收到了他发出的第三次邀请。当我离开北京时，他送给我一对精美的花瓶，一只紫色，一只金色。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与张荫桓见面
12月3日，应张荫桓之邀，我去他家里与他进行了会谈。他告诉我，广东的官吏在广州双门底教堂搜出了革命党人的文件，其中涉及到一个姓孙的。这对于目前教案问题的解决，将造成很大的障碍。我的回答是：与历史上儒生们的叛乱相比，革命党的叛乱并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并且，革命党对基督教造成的影响，也不比哥老会对儒教造成的影响大。听了我的话，他哈哈大笑。他还对我说，北京中国政府的衰弱，归因于恭亲王的体弱多病和翁同和对外国事务的茫昧无知。督察院的御史们权力很大，翁同和也怕他们。他们是朝廷手中的得力工具，其作用就是毁掉那些不受欢迎的官员。据张荫桓的意思，整个国家懂得外交事务的只有他和李鸿章（张荫桓曾任驻美公使）。外务部的所有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操持，其他人不过行尸走肉而已。 6．议政大臣刚毅 在我逗留北京的后期，2月2日那天，我如约去刚毅 自己的家中拜访他。他是满族人，62岁了。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在八十年代，那时他是山西巡抚，是那里最顽固的反对改革的官员。任何涉及到花钱的改革措施，都会被他立刻否决，他会说那是对钱的一种浪费，是劳民伤财。在山西，他同那些将古老的天文学和占星术混杂在一起的术士们打得火热。在许多个夏夜，他一边观察星星，一边听他的那些朋友们讲述有关世界的过时了的认识，内容是天体对人类命运的影响。每当接到为士兵演习买子弹的申请书时，他的回复总是，铅子弹太昂贵了，并命令士兵用土块演习。这次会面中，他非常友好，一举一动像总理大臣翁同和那样令人感到愉快。他对自己在山西、江苏、广东当巡抚时采取的政策非常自信，然而我却没有听到他给我介绍一项改革措施。但他努力做到了两袖清风。他非常急于向我说明，汉族官员是中外建立友好关系的阻碍者，而不是满洲人。汉人是固执的排外者。我努力提醒他中国不学习其他国家方式和方法的危险性。我强调了外国人的启发的必要性，并建议从外国聘请两名女政治家做慈禧太后的顾问，也为光绪皇帝请两位外国师傅。第二天，我派我的秘书去见他，问他能不能为我疏通一下，入朝觐见，以便向皇帝提出这些建议。两人就此事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他说的是：他对皇帝没有任何影响力，因为翁同和一手遮天；在内阁里，汉族官员独行其事，甚至恭亲王与李亲王都无足轻重。他声言，翁同和把皇帝引进了一团黑暗里，“蒙蔽了他的双眼”。刚毅的友善态度——尽管在感情上他是排外的，与其他满族官员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恭亲王像Lucner 那样傲慢自负，King Shin 要多粗鲁有多粗鲁。在这次会面中，满汉官员间的相互妒忌非常明显。刚毅后来成为维新运动的最大反对者，支持慈禧太后的反动政策。后来，他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组建团练，导致了1900年爆发的规模巨大的排外运动。 7．向翁同和和李鸿章告别2月24日，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翁同和派人把他的名片送到我在伦敦会的住处。按中国的风俗，这时非常正式的问候。我回赠他我的名片，并感谢他的厚意。没想到，他就在外面，有重要的事情要同我商量。这是空前的举动，此前没有一位中国的总理大臣曾拜访过传教士的住处。我们就宗教宽容和政治改革问题谈了一个小时。首先，他为朝廷没有发布政令，批准传教士的请愿书向我表示歉意，说他的上司不想支持他（见前章）。我请求不要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区别对待，并强调倘若能做到这一点，一切麻烦都将不复存在。他谈的第二件事是问我能不能帮助强学会，因为政府打算恢复它的合法地位。对此，我的答复是，如果强学会不能对中国做一些切实有用的事情，我不想跟它发生任何联系。他离开后不久，派人送来了四匹丝绸，还有让我路上吃的八盒点心。这些，加上孙家鼐送我的一对花瓶，我倍加珍惜，因为它们是友情的标志。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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