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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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代表苏格兰教会，以便研究在传教中存在的问题。“啊，不！”他大声说：“我怀疑那完全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那样的话”，我答道：“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族。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种在如此小的规模上都不能把各个派别联合起来的宗教，是不适合中国的”。但也有与这位主教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认为，现在是教内人士和非国教信仰者能够走到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了。4　J。　B。　帕顿博士我在国内碰到的值得一提的人物当中，没有哪一个比诺丁汉郡的帕顿博士对中国在义和团事变后的发展更有洞见，也更关切。珀西·邦婷（）爵士和邦婷（）女士把我介绍给了他，他们两人对中国的觉醒也很感兴趣。此后，在他们家里，我多次见到帕顿先生。除了个体灵魂具有皈依于上帝的需要这种普通人持有的理念外，他还奉持一种终生不渝的信条，就是致力于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他认为，这意味着所有人种、民族和阶级的高度发展。他创立了他自己称为“内在会”的组织，引导基督教会关注群众物质和智力上的改善，以及精神上的成长。为此，他组织了全国家庭读书联合会。他是数不清的组织机构的灵感和激情的源泉，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发现，他也是设在巴黎的国际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在为印度当地农民谋利益的储蓄银行的组建过程中，他也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1　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1905年初，我回到了英格兰。浸礼会委员会决定不再让我承担作为传教士代表的例行工作，而是去中部地区一些有影响的教堂举行专门报告会。在威尔士的兴奋大会期间，我被邀请在一次称作Cymanfa的露天宗教大聚会发表演讲。在山坡上，扎起了一座演讲台；讲台前面的地面是一个逐渐升高的斜坡，就像半截露天环形剧场，因而坐在地上的数千听众能清楚地听到演讲者的声音。演讲的是三位威尔士籍传教士：W·R·詹姆斯、在印度传教的丹尼尔·仲斯，还有我。詹姆斯先生以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富有影响力的滔滔雄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大会中最感人的场面，也许是一位矿工的制造的。他以宁静的语调讲了寥寥几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听众；然后又唱起了圣歌，把人们心中的宗教情绪推向高潮。2　浸礼会世界大会这个时期，基督教教会内部发生了几次大的事件，旨在促进各个教派内部不同单位的统一，其结果是公理会总会、长老会总会和圣公会总会的成立。1905年7月，浸礼会在伦敦召开了世界性的大会，全球各地的浸礼会都派代表出席，我被推选为总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并作为中国教区的代表阐述了本教区对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以便对中国的领导阶级给予正确引导。作为我的演讲的结果，一位女士决定由她支付作者的工资，以便将任何我认为合适的书籍翻译成中文。从那天开始，在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通过浸礼会对我们提供资助。只是现在，她已去了该去的地方。休假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和平运动”。在涉及这个题目的那一章里，将对此有所叙述。3　中国使者参观蓝贝斯宫　在我居英休假期间，中国政府向英国派出了一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使团，带队的是庆亲王的儿子载涉（音译）伯爵，来考察欧洲和美国的西方文明。他们抵达英国后，我给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写了一封信，向他建议说，作为圣公会的首脑，如果他能邀请中国使者到蓝贝斯宫参观，并请自由教会议事会的主席也发出邀请，那将是一件很能体现身份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使者们受到派遣传教士出国传教的宗教组织的首脑们的接待，回到中国后，对传教士的工作会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我的建议得到了大主教的首肯。几天以后，因为我在中国时与这位伯爵相识并能提供翻译，我接到了蓝贝斯宫发出的邀请，要我在伯爵参观时参与接待。参加接待的还有几位主教。我们在图书馆会见使团成员。我为大主教做翻译。随后，他带着客人参观宫殿各处，把最有意思的部分介绍给客人。当使团成员在大主教的来宾登记簿上签名留念时，我坐在伯明翰主教的身边。谈及中国政府采取的派遣使者到世界各国研究西方文明这一聪明的做法时，我问这位主教，他是否认为那些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兴趣的人也应当派遣一个五人使团访问中国，其中两人代表英格兰教会，两人代表非国教信仰者，一人代表苏格兰教会，以便研究在传教中存在的问题。“啊，不！”他大声说：“我怀疑那完全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那样的话”，我答道：“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族。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种在如此小的规模上都不能把各个派别联合起来的宗教，是不适合中国的”。但也有与这位主教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认为，现在是教内人士和非国教信仰者能够走到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了。4　J。　B。　帕顿博士我在国内碰到的值得一提的人物当中，没有哪一个比诺丁汉郡的帕顿博士对中国在义和团事变后的发展更有洞见，也更关切。珀西·邦婷（）爵士和邦婷（）女士把我介绍给了他，他们两人对中国的觉醒也很感兴趣。此后，在他们家里，我多次见到帕顿先生。除了个体灵魂具有皈依于上帝的需要这种普通人持有的理念外，他还奉持一种终生不渝的信条，就是致力于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他认为，这意味着所有人种、民族和阶级的高度发展。他创立了他自己称为“内在会”的组织，引导基督教会关注群众物质和智力上的改善，以及精神上的成长。为此，他组织了全国家庭读书联合会。他是数不清的组织机构的灵感和激情的源泉，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发现，他也是设在巴黎的国际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在为印度当地农民谋利益的储蓄银行的组建过程中，他也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爱丁堡大会

9　穆德博士　　　　1901年11月，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这就是穆德（）博士。他召集了一次会议，邀请二十名各差会的负责人——来于中国北方的、南方的、中部的还有西部的——到南京与他见面。从一开始，他就亮出了一个宏大的工作规划。在同他乘坐同一艘轮船旅行时，我和他交谈过多次，告诉他我所确立的最成功的传教方式，已在各省府经由中国的官员和学者得到了贯彻。我敦促他派遣工作人员，在文字工作方面与广学会进行合作，但他并不同意这样做。在南京的会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厚厚的书，上面写着很多他提前准备的关于传教工作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他依次向每位传教士发问，以期收集正确的信息。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很专断的人，是不可能跟任何人合作的。但他又有自己别出心裁的一套工作计划，要求、希望其它差会帮助他付诸实施。随着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到了极致，而那种才智倘若用在他可能从事的任何经营领域，都会使他出人头地。基督教青年会所奠基于其上的那些基本工作原理与美国最成功的商业经营体制是一脉相通的。穆德也取得了对英美两国学生志愿者运动的主要控制权。由此，他接触到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得以从中挑出上帝认定的男女选民为他工作。凭着强有力的、富有蛊惑性的演讲以及磁石一样的人格，他令人惊异地打动了欧美学子的心。我在太原时实行的讲座方法，怀特赖特（）先生先在青州、后在济南在他开办的那无与伦比的博物馆和研究院中也采用过。在去南京的途中，我把这种方法向穆德先生作了详细介绍。现在，在基督教青年会中，赖于罗伯森（）教授卓越的经营和管理，这种方法在更大的规模上得以成功地组织实施。穆德博士最突出的成就与1910年爱丁堡大会和1912年成立的永久委员会联系在一起。10　爱丁堡大会在中国和印度的传教士团体远在国内教会之前，表达了联合行动的愿望。但在英美两国，都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如分别在纽约和利物浦召开的全世界基督教大会，就是要表明在基督教各派别的合作中所存在的共同利益。在所有这一类联合大会中，穆德博士担任主席的爱丁堡大会组织得最精心，举行得最成功。因为代表很多，不可能让他们长篇大论。因而，不论他们是主教还是地位不那么重要的人，每人只给七分钟发言时间。我在发言中——自然，讲的还是中国对基督教文学作品的需求——指出，我们的力量之链已暴露出了它最薄弱的环节，而我们在中国的教务合作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缺乏有价值的基督教作品。11　爱丁堡大会的永久委员会爱丁堡大会闭幕时，大家都认识到，传教士的全球合作事实上刚刚迈出第一步。只能说刚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经大会决定，成立了一个永久委员会。穆德先生一直是该委员会的控制者。在担任主席期间，他访问了印度，在那儿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大会；随后又到了中国，召集了五次地方会议和一次全国性大会。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穆德博士提到，我在好多年之前就曾申请二十名工作人员从事基督教文字工作；他很为我惋惜，因为教会协会没有作出回应，他们忽略了应做的本职工作。在永久委员会的会议上，我特别就两点作过发言。第一，我请求改善传教基金的发放办法，因为迄今为止，分配在福音传播、教育和医药等方面的资金非常充裕，（而分配在文字工作上的却相对较少；第二，我建议传教士协会坚持他们原来的角色，每年就出版的书籍和它们对读者产生的影响，提交年度报告，以便发现哪些种类的书籍效果最好。从永久委员会最近的工作中，我很高兴地发现，在文字工作方面，他们在将来打算做的比以前曾经做过的要多得多。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研究佛教

1　研究佛教在上海接受广学会的任命不久以后，我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改变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不仅改变某个省的人口的信仰，而是改变数量达好几亿的全中国人的信仰。那时，一个很小的传教士团体，经常聚会展开讨论，渴望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大家要求我写一篇文章，解释一下佛教在中国是如何吸引了如此众多的追随者、以至于修建了如此众多的壮丽辉煌的寺庙。为了搜集论文材料，我研究并翻译了一本佛教书籍，书名叫《入佛指南》。这本书虽然很有趣，但我从中并没有得到真正想要的东西。然而，从早在1884年我偶然碰到的一本很出色书里，我弄明白了佛教影响力的秘密。这是篇专题论文，名字叫《大乘起信论》。一位原来是儒生的虔诚佛教徒，也是一位佛教哲学权威，答应在我抽出空来时帮我把它翻译成英语。1891年，在他帮助下，我完成了该书的翻译，但一直没有出版发行，直到由铃木大拙翻译的另一个译本面世。这本书的作者Ashvagosha是大乘佛教学派的创立者。大伔鸾淌枪�元1世纪末出现于印度北方的一个新的佛教派别，是作为小乘佛教即原始佛教的反对者兴起的。这个新教派的主要信条有：三世十方有佛无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普度众生、对佛的信仰在修证正果中的重要性、建立佛国净土、舍己救人等。2　洛宜德教授这部佛教典籍的教义中包涵的那种基督教性质深深地打动了我。发现其中相似之处的不光我一个人。在1907年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上，一位朋友送我一本关于日本佛教的书。书中，佛陀（佛教的神）被描述为像上帝一样的神明。作者是一位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叫亚瑟·洛宜德（），曾经是教会差会的传教士。对佛教相似的兴趣使我们通信不断的朋友。第二年，即1908年，我去东京拜访了他。一天，他邀请了一些都很有意思的人共进午餐。一名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因故未能出席，其他参加者有希腊正教的大主教尼考莱（）、圣公会的主教奥德瑞（）、美国圣公会的主教麦肯（）、美以美会的主教哈利斯（）、驻横滨的英国总领事卡雷·豪尔（）、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斯布雷格（）、还有驻横滨英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大主教尼考莱一来到便坐到挨着我的沙发上，对我说：“八十年代，你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只有一份报纸。现在，我有两份了。”我问他，他的工作对象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非常谦虚地答道：“与我的同事们相比，截然不同。他们在政府官员、领袖和学生中间展开工作，而我实在无知的穷人之间。”然而，我了解到经他一人引导而转变信仰的人，等于另外大多数传教士所转化的人数的总和。午饭过后，洛宜德教授带我们去了他的研究室。在研究室，他请我就我所感兴趣的日本问题提问。我告诉这位朋友，当我发现基督教在远东取得的进展相比之下太过缓慢时，感到非常震惊，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总领事是个实证主义者，他发表高论说，作为外行，他发现了一个使他感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传教士和商人对日本人的态度极为不同，前者是肯定的，后者则持否定态度。但在他看来，如果传教士们更少一点神学色彩，更切合实际，对社会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他们的影响力会更大、更广泛。斯布雷格博士于是说道，他认为传教士继续留在日本是个错误；他们应当开路，像圣保罗那样，不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离开后，日本人在他们自己人中间传播基督教的真理，基督教在日本就会发展得更快。洛宜德教授的观点是，基督教之所以发展缓慢，从传教士这方面来说，完全缘于他们对当地宗教和教派状况的无知。其他大多数朋友还不准备承认基督教在日本发展缓慢，他们的讲话或多或少都有自我辩解的成份，也不是很有个性。然而，在聚会结束时，奥德瑞主教说，以前参加这样的谈话，他从来没有学到这么多的东西。过了不几天，应亚洲问题研究会的邀请，我以儒教为题作了一次演讲。结束时，洛宜德教授特意请我向听众呼吁，要大家热心于各种宗教的比较研究。他认为，那会使传教工作更富成效。当时，洛宜德教授正在阅读两本很有意思的佛教书籍：《莠草中的麦子》和《半个日本的信条》。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日本对佛教的引进

3　日本对佛教的引进为了更好地理解洛宜德教授有关大伔鸾痰牧硗庖恍┭芯抗ぷ鞯闹匾�性，有几条历史材料应当提一提。大伔鸾袒蛘咚蹈呒斗鸾桃豢�始是从朝鲜传入日本的，传入后对日本产生的影响非同寻常。九世纪时，得知佛教是从中国经由朝鲜传入的，日本天皇派遣最澄大师和弘法大师空海出使中国，进一步研究佛教。最澄大师可以看作是日本的路德。使团分乘三条平底帆船，要穿越波涛汹涌的中国海。其中的一只因途中遭遇台风沉没，另外两只也失掉了联系，都担心对方已经遇难。然而，在经过令人难以置信的苦苦挣扎后，两只船上的使者都到达了中国海岸，踏上了前往中国首都的行程。在那儿，他们发现住着不少于三万人的基督徒、佛教徒、婆罗门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传教士。随同最澄大师一同出使中国的弘法大师空海听说在杭州附近的天台山有一部佛学圣典，就去了那儿，把这本非同寻常的经书弄到手。它的名字是《莲华经》，人们认为，这本神圣经典的功效要超过所有其它经书。与其它经书不同，它不是从陆路而是由海路传入中国的，或许是从埃及传入的。这条海路的存在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吃惊。根据布鲁克斯·亚当斯（）在他的著作《新帝国》中的记载，早在基督时代之前三个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开辟了通往波斯湾的航路。而到了十八世纪，从埃及到印度的海路交通十分频繁。弘法大师将《莲华经》带到日本后，它成了“真言宗”最重要的经典，今天在日本，是流行最广的一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远东宗教的发展史并不仅仅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宗教和教派的壮大，而是一种在整个远东——即使不是整个亚洲——不断衍生的宗教的成长。4　早期基督教与《莲华经》之间的关联在《莠草中的麦子》一书中，洛宜德教授充分思考了内涵在“真言宗”中的思想与亚历山大城的诺斯替教派的沉思的相同之处。他们的教义取自《莲华经》。洛宜德教授证明，《莲华经》是一本源于塞西亚（）的古籍的翻译。二至三世纪的“希腊之父”们曾见过原本，二世纪时一位居住在亚历山大城的佛教徒根据翻译写成。在1911年他去世后出版的《半个日本的信条》中，洛宜德教授指出了基督教和大伔鸾讨�间极为显著的相似性，呼吁基督教的传教者们“对佛教徒要表现出同情和耐心。希望他们……能对佛教徒说：‘我将与你同行，我们将一起走近上帝。你会明白，释迦牟尼自己就是上帝的证人’”。5　戈登夫人的研究这个时期，E·A·戈登夫人住在东京。她曾协助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夫人和珀西·邦婷爵士搜集最优秀的英语文学类图书，以应我们豪侠的联盟　所需。戈登夫人把这批藏书带到了东京，献给了当地的统治者。对方非常高兴，专门修造了一座建筑收藏它们。戈登夫人最大的愿望是研究日本的宗教。在她家里，我遇见了真言宗的方丈。他送给我一部日文的《莲华经》。其中包括一个中文的教义概要。读了以后，我为它关于生命、光明和爱的信念以及它与《圣约翰福音》的相似性所震惊。接下来的夏天，我去了宫崎，又碰到了戈登夫人。在那儿，我开始翻译《莲华经》，戈登夫人在上面做了许多注释。在一次由洛宜德教授召集的午餐会上，我提到见一见当地比较重要的牧师们，了解一下基督教发展缓慢的原因，将会有所收获。戈登夫人因此邀请了大约十二个人。与会者众口一辞，都说原因在于传教士不理解日本人的哲学、宗教和风俗习惯。相应地，就没能赢得那些优秀的日本人——他们本来应该很高兴地欢迎基督教的——的信任，而是与他们越来越疏远。听到这里，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感到，要使基督教信仰赢得远东，研究当地人的宗教是十分重要的。戈登夫人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她对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社团的研究之中，出版了《说话的石头》、《<；莲华经>；解》等书。第一本书提到了西安的景教碑，指出了日本的宗教习惯和基督教的相似点，认为可能是由最澄和空海大师传入日本的，因为在公元九世纪，他们曾作为使者出使中国。戈登夫人的书由著名的梵文学者高楠顺次朗（Takakusu）译成了日文，并发表在一家佛学杂志上，在日本佛教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过去，佛教徒与基督徒一直不遗余力地相互攻击，造成过严重冲突；但戈登夫人以史实为依据的、善意的叙述出现后，佛教徒被基督徒这种公允的态度所感动。他们从西安弄来了景教碑的复制件，把它树立在高野山，那是空海大师的安眠之处——他在那里等待着佛教救世主的到来。他的坟墓很质朴。两排高耸云天的柳杉树形成了一条趋向坟墓的长长通道。通道两边埋葬着成千上万有名望的和虔诚向佛的日本人。他们埋葬在那里，期望当空海大师复活时，能跟着一起醒来。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访问高野山

6　访问高野山在访问高野山时，人们都知道我翻译了两本佛教经典——《大乘起信录》和《莲华经奥义》。佛学院的院长和教员拜访了我，请我在我打算停留的四天里，每天为学生们做一个讲座。我选择的演讲题目是：⑴世界各国的宗教；⑵世界上的文明；⑶当今世界物质主义的增长；⑷佛教徒和基督徒在复兴世界精神宗教中的义务。讲座做完后，学校师生一致决议向我表示感谢。离开高野山之前，我拜访了那位大方丈，问他在真正的宗教的复兴中，是否愿意合作；他非常高兴、非常诚恳地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原因有两个：第一，佛教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解脱而不是物质上的快乐；第二，日本人信奉的大乘佛教不仅追求个人的超度，而且主张普渡众生。离开高野山时，佛学院的院长把我送出了好远。他请我给他寄一套《圣经》，放在图书馆里，供学生们n使用。回到上海后，我便给他寄去了一套。这种新出现的对佛教的友好倾向并不是单方面的。那所佛学院里的一个学生，此前曾翻译并出版了托尔斯泰（）写的一些寓言；几年以后，一个姓岩下的僧侣发现了两种宗教之间的相同性，就这个问题为京都的佛教徒做了一个系列讲座。一开始，当僧侣们发现他对基督教有好感时，对他充满敌意，但逐渐的，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每次讲座听众的人数都在增加。后来，为了获取更多关于基督教的知识，他到了上海，在我这儿学习了两个月。7　基督教和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