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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晚清45年-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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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驱逐出境的改革派领袖回国。在这之前，康有为一般是不会接受邀请的。当他最终回国后，拒绝了提供给他的所有职位。梁启超回国后，被任命为司法总长。1913年冬，我又一次在北京见到他。他正急着为他打算研究英语文学的女儿寻找一位女教师。我向他推荐了鲍登－史密斯（）小姐。她是一位英国将军的女儿，毕业于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就在那次见面时，康有为谈到了他对上帝的父亲身份和人类之间的兄弟情谊的信仰，并说总有一天所有的民族将联合为一个政府。）尽管新政府也设立了一个教育大臣，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1915年，除了国立的北京大学外，各省都缺乏能够满足需要的大学来训练中国学生研究各个高级的学科。这是共和中国的薄弱环节，因为她已经把教育从它占据了无数个时代的高高在上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在教育方面，袁世凯从来没有采取任何值得一提的政策措施。他所任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是个翰林。那人在德国完成了学业，吸收了尼采的错误理念，认为军国主义是最正确的理论。1914年，这位政府官员在上海做讲座，宣称对人民来说，宗教是最不需要的东西。在我这本书付印出版的过程中，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那麻烦不断的人生画上了句号。进一步的评论也就不必要了。7 宗教活动从1910年开始，李佳白（）博士在上海他的“尚贤堂”每月组织一次研讨会，研究中国不同宗教各自的优越之处。我被邀请担任外方主席，还有一位中国人担任中方主席。他邀请了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领袖人物主持讨论会，每人就自己的宗教写一篇论文。根据规则，任何人都不能考虑其它宗教的错误，而只能考虑其它宗教所带来的好处。一开始，参加研讨会的很少，但革命爆发后，来参加的人就很多了。而当某些有名望的宗教领袖做报告时，听众多得大厅里都容纳不下。8 会见首席毛拉1910年，我会见了在北京的伊斯兰教首席毛拉。谈话中间，我问及是否出身伊斯兰教家庭的政府官员，例如两江总督马贻新——他在七十年代被刺杀，会遵守伊斯兰教的教义？还是，他们在为官生涯中践履的是儒家的信条？他的回答是，恐怕马总督更是一个儒教徒而不是伊斯兰教徒。换句话说，伊斯兰教徒采取的是耶稣会士所实行的策略，把儒家看作是一种世俗的思想体系而不是一种宗教。当问及伊斯兰学校是否仍然用阿拉伯语教学——像我在1875年看到的那样——时，他回答说，教授阿拉伯语，只是出于神学研究的需要；在普通伊斯兰学校中，学生们根据政府规定，接受现代教育。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上海的宗教大会
9 上海的宗教大会1911年革命后，社会上有一种很强烈的观点，认为不仅中国政府在治理国家上失败了，就是中国的宗教也没有成功。在上海最大的会议大厅里，改革派的领袖们召集了一次全国性会议，李佳白先生、我、还有几位中国演说家被邀请在大会上讲话。地板上座满了男性听众，走廊里拥挤着女士们，还有数百人连大门都进不去。当我们呼吁中国在宗教及其它方面的事务上进行改革时，听众的反响是最真诚最热烈的。此后，佛教徒和道教徒定期举行集会，讨论的是这同一个问题。李佳白先生和我，还有另外一些传教士，经常接受邀请，参加他们的宴会，并在饭后的讨论会上发言。道教的大教长这时来到了上海——他的家在广西，我们经常见面。一些虔诚的宗教领袖经常到我家来讨论宗教问题，往往待到下半夜还不走。在全国内重建宗教，这种观点越来越具有普遍性。1914年，欧洲的大战 爆发后，大家都认为不宜继续在尚贤堂举行这种国际性会议。10 山东英国浸礼会大会1912年秋，在中国的英国浸礼会召开了它的第一次联合大会，与会代表十三名，来自山东、山西、陕西和上海。会议是在青州举行的。将近四十年以前，我在这里开创了浸礼会的工作。这次大会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次巨大的激励和鼓舞。在我们这次教派会议结束之时，我们很吃惊地收到了城里的非基督徒的请求，他们要向教堂申请一笔贷款，用于举办一次公众集会，对基督教会引进的每一项改革措施表达感激之意。超过一千人参加了大会，其中有来自公立学校的师生，也有社区各界的代表——包括伊斯兰教徒和满洲人。一队士兵负责维持会场秩序。很多官员讲了话，其中有一位还朗诵了一首专为这次集会写的诗。那场面令人感到十分欣慰，十分快意。11 参观山东崂山1913年8月，在翻译著名的传说和寓言——《西游记》的过程中，我很希望去看一看作者——一位著名的道士——的家。他在山东东部海角上的许多道观里住过。东去崂山，要经过青岛。1913年的青岛，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现代文明的中心，处在德国人的控制之下。崂山里边有很多道观，它在道教中就像浙江天台山在佛教中一样有名。据说，秦始皇大帝曾到崂山寻找长生不老的药。在靠近中心道观——泰清宫——的一块石头上，刻有铭文，纪念秦始皇登临崂山。山里散布着二十余座道观。但无论是建筑的漂亮程度，还是其中的雕塑艺术品，都不能与天台山的佛教寺庙相比。它们更像是农家的房舍，建在相距差不多几十里的不同地方。除了华荫庵属佛教外，其它都是道观。在崂山靠近青岛的山顶上，有一个疗养院，名字叫麦克伦堡之家，德国人经常去那儿。其它国家的人住在那儿花费要稍微高一些。我在那儿住了几个晚上，白天去逛附近的道观，并参观他们的宗教典籍。那些道观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于是我决定继续前进，去参观中心道观泰清宫，那儿住着一位大道长，山上所有道观都处在他的掌控之下。泰清宫是最远的道观，一天之内走不到。由于路崎岖不平，天气又特别炎热，我乘了一顶轿子赶路。那天正是8月的最后一天，尽管坐在能遮挡阳光的轿子里，过高的气温使我手背上的皮都爆裂了。傍晚时分，我到达属于佛教的华荫庵。从它的建筑来判断，从前它一定是非常繁华的，但它的好时光如今一去不复返了。在这里我住了一夜，睡觉时枕的是一截子木头。我没能见到庵里的住持，因为他和手下的和尚被地方上的长官带走了，他们被指控吸食鸦片。庵里的佛教经典无人照料，布满了灰尘，有的还老鼠咬过。《莲华经》除外，它比较受人们关注。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泰清宫
12 泰清宫第二天，我踏着粗糙不平的、布满石块的小径，我来到泰清宫。道长没有外出，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告诉他我翻译了《西游记》，希望在出版之前，看一看崂山的道观。他把我领进一所很静谧的院子，给我看一间装满了道教书籍的小研究室，我发现那对我非常有参考价值。关于革命、关于宗教和教育，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在所有的题目上，他的观点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他相信，和尚和道士实行的独身生活（道家教规要求道士独身）是不应该继续坚持的，并且他们应该被授以关于世界各种宗教的知识。这所道观包括大约十二个院子，每一个院子里都有道士们住的房子。全观里大约有一百多名道士和劳工。后者负责道观所属土地的耕种。大概五、六里之外贫瘠的山地里，有一个村子。很难说清楚村民们是如何谋生的，因为他们看起来没有一点可耕种的土地。每天再落潮时，就会有很多妇女和儿童经过道观的大门到海边去拣拾鸟蛤、海螺和其它贝类。也有一些人会到道观里去，弄一碗小米粥填充饥肠。当我称赞道长的仁慈时，他说：“与你在差不多四十年以前的大饥荒期间所做的相比，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这里有一位老道士，那时他就在青州府，把你在青州赈灾的情况都告诉我们了。与我们的邻居相比，我们观富裕一些，如果不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的心肠就未免太硬了”。13 乘木排返回青岛在获得了需要的所有信息后，我打听回青岛的最快的路线，因为我不想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再来一次艰难跋涉。道长告诉我，经常有一些运载山草和原木的木排穿越海湾去青岛。一天早上，我们一起去了港口，发现当天下午两点正好有一只木排要趁潮到青岛去。道长替我安排，让他们捎上我。吃过午饭后，厨师又给我准备了一些新蒸的馒头，让我路上吃，然后我们便动身去港口。六七位老道长陪同我走下山，热情友好地与我道别。木排上装载着一大堆原木和山草，有二十到三十英尺高。先用梯子爬了一段，然后拽着一根绳子，我爬到了顶上。坐在上面柔软的“床上”，天空和大海的美景尽收眼底。晚上十点左右，船工们停下来吃晚饭。整个晚上，我躺在草堆顶上，满天繁星近在咫尺。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睡过那么厚的草垫子。一路平安无事，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黎明时分，就到达了青岛。这样轻松又舒服地回来，我心情很好，给他们的报酬比他们所要的还高。对此他们也很满意。在青岛，我拜访了我的一个老朋友奥尔摩（）先生。他是德国的海关专员，对我们广学会在帮助中国、努力为中国人提供合适的文学作品方面所做的工作，非常感兴趣。他曾参观过我的同事怀特赖特（）先生在济南开办的那个极为出色的博物馆，已着手在青岛建一个类似的，并收集了一些山东省的重要文物。他请我为他的图书馆搜集一些最好的中文书籍。14 湖南首府长沙好多年以来，湖南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对基督徒和外国人最恶毒的诽谤出现在这个省，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一个叫周翰的政府官员写的作品。他的诽谤之辞被收进了政府的文件——《经世文编》里，广为流传。在他写的小册子里，他威胁说，胆敢踏进湖南省一步的那个外国人将被处死，尸体被切成碎片，分而食之。十九世纪，长江流域爆发了多起排外的暴乱，他的作品对此是大有干系的。然而，由于广学会的作品在官员之间的传播，这种敌意逐渐消除了。1896年，广学会最著名的作者被长沙一所由改革者开办的学院邀去给学生做讲座。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湖南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1898年被处死的维新派中，就有一个是湖南人；其余四个改革领袖是由湖南巡抚推荐给皇帝的。由于这次过错，他被革职，终身不得起用。另一位改革者——湖南学政——也被降职，终生不得升迁。对改革派的同情唤起了对外国人的好感，传教工作在1897年得以展开。1901年，有了第一所由传教士开办的学校、教堂和医院；同时，一些著名的中国家族，比如曾家和聂家，近二百五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安富尊荣的地位，他们的某些成员转化成了基督徒，并在当地的基督教教务工作中发挥着带头作用。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1914年长沙之行
15 1914年长沙之行这次去长沙的主要目的是为联合福音会的杜波斯（）博士开办的新教堂捧场。我是在1914年的6月到达的。当时长沙和湖南的其它一些城市正遭受了可怕的水灾，而在我登陆的那一带，受灾的严重程度是我以前曾未遇到过的：通向城门的街道被淹在了三英尺深的水下；男人们在水里跋涉，沿着街道推着小船前行；商行和店铺的底层都被淹没了，人们都生活在较高的楼层上——妇女和儿童从那儿向下张望，看下面的苦力和行人扛着或背着包裹，艰难地行走。第一个五十码，我们坐在船里，随后乘了一辆人力车，水把车轮子都漫过了。后来到城里时，我乘了一顶轿子。当我离开长沙时，水涨得更高了，以至于乘船从城门里经过时，能用手摸到城门洞的顶部。这是一次五十年一遇的大洪水。那天晚上，在邀请来同我见面的人中，有几个有意思的人物。其中有聂先生，是著名将军曾国藩的外孙；还有卫斯理会的华伦（）先生。聂先生的父亲曾经做过上海道台，后又升为浙江巡抚（见第九章）。湖南都督姓谭，统治着大约200万人口。他的哥哥是北京政府的学部大臣（教育总长）。在长沙的第二天，我拜访了都督、内务部长和教育部长，也拜访了不同差会——如卫理斯会、耶鲁大学会、中国内地会和美国教会差会——的传教士领袖，他们都很诚恳、热情。16 会见佛教徒有一天，长沙最大的寺庙里的方丈、另外还有几个和尚及俗家人，拜访了我。我提醒他们注意以前大家所犯的错误：基督徒诋毁虔诚的非基督徒，反过来，非基督徒又诋毁基督徒。但那些对双方的经典都熟悉的人认识到了，双方所信持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我说完后，一位中国律师以佛教徒的名义，感谢我把他们的两部经典译成了英语从而有助于消除双方的误解。他的滔滔雄辩富有说服力。在我离开长沙之前，那位方丈邀请我去他的寺院里看看。会见时在座的有一位姓吴的先生。他是一位翰林，曾是1895－98年间的强学会的成员，因而对我有所了解。革命期间，他做了贵州省的都督。他精通佛教经典。在讨论《金刚经》时，我问他们如何看待第六章里的预言（见本书第十章），他和另外几位和尚都确认我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我向方丈及和尚们呼吁，要重新理解这个预言的意义，为了宗教在中国的复兴相互协作。17 教育工作者会议6月17日，教育部长、各个国立学院的校长、还有几位编辑，都来到了教堂里。与会的有五百多人，都是高智商的。看到眼前这么多的面孔，我感到非常高兴。聂先生也出席了。他张贴出了一首赞美诗，并主持祈祷。赞美诗和《主祷文》字体很大，以便听众能看清楚，跟上祈祷的节奏。我以赞美诗和《主祷文》的主旨作为发言的题目：你的天国将降临。在演讲中，我不失时机地指出，十六年前的维新变法派所追求的目标，同现在那些最优秀的人物所持有的理想，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尽管他们学习世界上进步国家的优秀文化的愿望是高尚的。当今的有志之士追求的不是增加军备相互争战，而是促成先进民族的联合，建立一个全世界的中央政府。接着，我对这五百个教育工作者指出，只有在所有国家的所有学校和学院开展这方面的教育，这个理想才有可能实现。我号召他们，如果相信这是为人类的大多数的利益所做的最好的一件事，作为教育者应当站出来，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令我异常高兴的是，听到这里，大家全都站了起来，这表明，对于成立一个世界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他们一致表示赞赏。两个月后，世界大战在欧洲宣布开战。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其它会议
18 其它会议另一天，教堂里挤满了各个阶层的妇女和儿童，自都督夫人以下有一千多人。演讲中，我谈到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夫人所作的伟大工作，那就是帮助亿万中国妇女从缠足的残忍习俗中解放出来。我请求他们，要发誓制止这种风俗。我告诉他们有一本《妇女杂志》，怀特女士主编，广学会出版，为的是中国妇女的启蒙。在另一个演讲会上，我的听众有牧师、福音传播者、妇女读经班成员、学校的校长等，共六百多人。我讲到了完美的教育的四个要素，即横、竖、博、专（横向比较研究，了解东西方各国的宗教的教义；竖向历史考察，既了解过去也了解现在；知识面广阔，对宇宙人生能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专门研究，作为专家能掌握某些课题）。大会结束时，曾国藩的一个孙子，聂先生的表弟，大约三十岁左右年纪，走进了会客室。会客室里有五十多人。他跟大家聊了起来，对我讲话中的观点作了详细阐发。他是一个诚实的基督徒，也是独立教会的负责人。还有一次值得一提的经历是长沙教育协会为我举行的招待会。出席的人员中有一个电学权威，曾跟着端方派出的使团周游全世界。其间，我谈到了七十年来中国所遭受的两次巨大的厄运——太平天国叛乱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它们导致了可怕的苦难和生命损失。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根治混乱无序的唯一药方。这对于这个充斥了邪恶的、争战不休的世界也是适用的：只有一个强大的世界中央政府，才能保障人类的和平。在招待会结束时，聂先生的表弟对我的讲话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在我这次长沙之行中，最不同寻常的经验是，为我的到来致欢迎辞的，是近两百年来最荣耀的两个中国人的孙子；而正是他们，指出我在中国所做过的一切，与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力量源泉——所做的没什么不同。在湖南所发生的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是多么美妙、多么令人欣慰呀！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第二次婚姻
19 第二次婚姻1914年8月，在过了十一年的鳏居生活之后，我又一次幸福地结婚了。妻子叫艾瑟尔·川博（），是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出身于布里斯托一个著名的非国教信仰者家庭，曾经作为一名自费的医生传教士为伦敦会在厦门和上海工作了二十年。20 爪哇之行1914年12月，我和妻子离开上海，对爪哇作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目的是了解荷属东印度群岛基督教传教工作的详细情况。我发现，八种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岛屿上打下了印记：土著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葡萄牙文明、荷兰文明、法国文明、英国文明和中国文明。土著文明的遗留在婆罗洲岛和西里伯岛的部分地区仍然可见，如猎头风俗、土地公有制等。任何人都可以在未被占领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并在离开之前宣布那土地为自己所有，离开时再把它归还给当地的永久居民。21 印度文明的影响爪哇的土地非常肥沃。来自印度东部的殖民者，大约有两万人，定居在那儿。他们带来了种植大米的技艺；也引进了印度教，随带着对婆罗门、毗湿奴、湿婆和种姓制度的信仰，并在他们的殖民中心——靠近现在的日惹（）——建立起了寺庙。不久，信仰佛教的印度殖民者渡海而来——他们信奉人类的兄弟之情而不是种姓等级制度，在靠近殖民中心的婆罗浮屠（）定居下来。这两部分印度人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当地，马来人为他们提供服务。他们把著名的印度史诗《摩呵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译成了卡维语，直到今天，他们的文学遗产还被爪哇人吸收进了他们的历史戏剧中。22 阿拉伯文明的影响与征服君士坦丁堡同时，在流向东方的阿拉伯人中间，也出现了阿拉伯文明的伟大复兴。结果是，他们以刀剑相威胁，强制当地的马来人改变了信仰。以这种武力方式，他们推倒偶像，确立了穆斯林的信仰。这个运动蔓延到了爪哇。占领者让来自印度的统治者选择，是成为穆斯林、继续做他们的苏丹，还是杀头。大家都选择了前者，他们的后代就是今天当地的统治者。阿拉伯人教会了马来人如何铸剑，而当地居民此前使用的主要武器是一种波状刃的短剑；他们还被教会了使用阿拉伯字母、阅读《古兰经》。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他们走向了极端，毁掉了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寺庙——因为里边都供奉着偶像。23葡萄牙文明的影响 当葡萄牙人开始环球航行、绕过好望角后，他们被教皇任命为东方的主人、西方西班牙后裔的统治者。他们拥有一支250艘船组成的巨大船队，这些船组成一只船队从果阿出发，到达摩鹿加群岛，运回香料，获得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这条海上航线他们控制了七十年，一直秘而不宣。在这个时期，除了贸易外，葡萄牙人还派出传教士向当地人传播宗教、教授拉丁语，并且引进铁甲衣抵御阿拉伯人的长剑。他们与土著通婚，其后代都成了基督徒。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荷兰文明的影响
24荷兰文明的影响1660年，荷兰人发现了到香料群岛的航线，因而成为爪哇的主人。受了西班牙在美洲、还有欧洲其他国家在另外的地方建立殖民地的启发，他们认识到殖民地能够增加宗主国的财富。荷兰总督――凡·登·波士珂（）在12年中从爪哇运到荷兰的巨额财富有2；000；000；000弗洛令（折合166；000；000 英镑），他认为自己实施的是一项不起的政策。但是，一些开明的政界人士后来意识到这种政策使他们杀死了能下金蛋的鹅，因而在对待土著居民的问题上，他们采纳了更人性的方式。他们传播清教徒的教义，尽管使用的仍然是拉丁语。结果是，西里伯岛上的米那都和其它地方的民众都成了基督徒。拿破仑战争期间，不仅荷兰本身而且它的殖民地一度沦入法国人的控制之下。期间丹德尔元帅——爪哇的拿破仑，修建了横贯东西的公路。而后，印度总督带兵侵入了爪哇——他把爪哇看作法国的属地。1811年，斯坦福·芮佛（）成了这个岛子上的总督。他是一个很杰出的人，在爪哇再次沦入荷兰人之手前他所统治的那很短的时间里，他采取了很多对当地人大有益处的改革措施。25 中国文明的影响从爪哇被欧洲人占领之日起，就有很多中国人在那儿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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