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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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钱都不收。他说：“你们来到这里，免费向大家发放药品；倘若我收你们的住宿费，那就太不对了。况且，你不认识我了？”我记不起他是谁了。于是他解释说，前年我去宋村时，他拜访过我几次，从我这里得到了许多关于外面的世界以及关于宗教的有价值的知识，对此他一直深怀感激。我再一次坚持让他结账，心想他给我们免费可能是一种客套，只是为了表达再次见到我们的高兴之情。但他实实在在地拒绝收取任何费用，并说，在行善于民的工作中，他自己也愿意尽一份心力。这样，我们继续围绕半岛旅行，通过布朗先生对病人的悉心服务，所到之处，都受到人们友好相待。唉！考虑到人的偏好和预见性上存在的缺陷，在我们的传教工作走上一条创新之路并取得如此成功之时，就应当把传教协会和我的同事之间的关系严格地确定下来。使烟台各教派——英国的和美国的——的传教士协会无比伤心的是，1874年4月，他去了新西兰的丹尼丁（）。在那儿，他既是大学里的教授，也是开业医生，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很多年后，在他退休时，市长代表整个城市，向他颁发了一张充满谢意的褒扬状，表彰他在居留三十年间所做出的诸多奉献。这样，我又一次成了孤家寡人，独自承担着英国浸礼会在中国传教工作的责任。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鬼魅附体

七十年代早期，在冬天没有从上海驶往烟台的轮船，因为烟台港结冰，无法通航。因为没生意可做，烟台的外国人小社会便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和协会，由此高高兴兴而又不无益处地一起消磨时光。因为参与了一个文学社，一年冬天，我被要求宣读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的鬼魅附体现象》。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题目：传教士和商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信教者和怀疑论者，都来了，曾来没有这么多外国人聚集在一起。一开始，我的房东做了一个鬼魅附体的演示；接着，我列举了中国存在的一些类似案例。被附体的人完全受制于那邪恶的精灵，会因此彻底变成另外一个人。某个不幸的牺牲者会在某一天突然声称自己姓李，来于很远的地方，并讲述他经历过的事情，而实际上他可能姓张。当他清醒时，他会说自己家在什么地方，他们张家的情况怎么样，声音清晰，语调自然；而被附体时，说话的声音变得完全不一样，讲的都是李的事情。另外一些时候，有一些房子会被鬼怪占据，居住者会因为害怕而离开他们的家。我们就了解到，有一些房子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无人过问，因为人们认为那儿被鬼魅占据了。这类事情可以作这样的哲学解释：意志薄弱的男人和女人就像微风所摇动的芦苇；关于鬼魅、关于房子闹鬼的任何一个谣传都会支配他们的心志，时时处处控制着他们。当基督徒来到他们面前，告诉他们有一个万能的上帝，在他面前任何魔鬼都不能不慑服，而他的圣灵将前来居住在哪些愿意听从他召唤的人的心中。对他们来说，这是令人欢喜的福音。他们的心志得到滋养，获得了力量，缘此得以抵拒种种公众谣传。这样，脆弱的人变得强大，失去理智的人会恢复正常的心志。我宣读论文后进行的讨论非常有趣。威廉姆逊博士描述了中国人为病人求处方而扶乩的情形，特别是发生在鲁村庙里的情况。扶乩的用具包括一根绳，拴在一枚铜钱上，下端系一支笔，悬在一个盛着沙子的盘子上面。考比特先生讲的是有关一所闹鬼的宅子的故事。据说那宅子闹鬼已很多年了，没有人敢租住。最后，他在当地的一个信徒住了进去，结果那想象中的鬼魂挪到了另一家，使那家住户不得安宁。于是他们请求他过去驱鬼。他随身带着《新约圣经》，请他的邻居一起祈祷，求上帝保佑他们免于恶鬼的伤害，于是乎他们的家居重又获得了安宁。接着考比特先生发言的是一个犹太人，他指出，关于鬼魅附体的思想是从波斯传播到巴勒斯坦的。一个从医的人随后站起来，他驳斥了所有关于鬼魅附体的思想，说，鬼魅附体的受害者患的是歇斯底里症，所以应当从生理的角度做出解释。他讲完后，佛格森先生接着发言。福格森先生是福格森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的首席负责人，原先是耶稣会的神父，是出席当晚讨论会的学问最大的人。尽管已经结婚，罗马天主教的进入内陆的所有主教，都曾受到过他的招待。并且他的虔诚一如既往。他强调说，他相信鬼魅附体的观念，并且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他的信仰，正如那位从医的先生为支持自己的观点所做的一样。他列举了许多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些例子已为许多不同的主教所证实——说明，即使一般的基督徒，也有能力使那些遭受鬼魅附体折磨的人恢复正常心志。我在那天晚上宣读的论文发表在了《天国》上，英国领事克里斯托弗•；加登纳（）在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中，从中摘录了大部分；文章被寄回国内的一家报纸，在“中国的鬼魅”栏目上发表。在这个值得回忆的晚上之后，倪文思先生开始在中国的各个地方收集鬼魅附体和驱鬼术的证据，收进了一部包罗宏富的著作《鬼魅附体》中。该书在他去世后出版。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黑羊和白羊

中国有句格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人性中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现象是，一视同仁地对待两个人，却几乎总是导致不同的结果。在与烟台相邻的登州，有一位霍尔姆斯（）夫人。她是一位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的遗孀，丈夫在六十年代被太平天国叛军所杀。她有一个小儿子，没有送到学校，而是自己教育。出于善良的本性，她想，如果能把两个与儿子一般大小的中国贫儿一起抚养，教给他们同样的知识，那就是做了有益于传教事业的善事。这两个中国男孩分别叫山子（）和杰。他们的英语学得非常棒。当时，懂英文的店员在外国人的商店里非常抢手，一个月可以挣到二十块钱的薪水。而一个洋助理的薪水至少是这个数的四倍。杰，年龄较小的那个孩子，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一家俄国人在烟台的店提出月薪二十元的条件。霍尔姆斯夫人对此一无所知。对他那贫困的父母而言，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在他们看来每月五元的收入已是他们的平均水平了。他们强迫自己的儿子接受聘用，于是，有一天，他不辞而别了。这使霍尔姆斯夫人非常伤心。为了防止另一个孩子离开她，她决定把他送到美国一所学校读书，她儿子正在那儿求学，并且快毕业了。在美国待了几年之后，山子又回到了中国，在罗伯特•；赫德先生掌管的海关谋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他路过烟台时，霍尔姆斯夫人请我把他作为我的客人，好好招待。我发现他非同寻常的聪明，但是，唉！在进入海关的三个月内，他就认定通过领导一场叛乱，他就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可以做皇帝。凭着在海关中的地位，他得以把一批部队和军火运进（）。但阴谋泄漏了，政府悬赏求他的人头。霍尔姆斯夫人的一位牧师朋友帮他逃到了美国。到美国后，把从传教士那儿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救了他的性命——忘得一干二净，他在美国各地旅行，向中国人发表演讲，极力去证明孔子学说对基督教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杰在天津谋到了一个职位，在贾丹－马西森公司旗下，负责招聘和监管装卸货船的劳工。在困难面前，他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同事们遇到难题，经常向他请教。大约二十年以后，霍尔姆斯夫人因为时运不济而陷于困境。她从医的儿子也很不成气。霍尔姆斯夫人穷困潦倒，身体多病，为了谋生，她不得不到一所学校教书，为此每天都要走一段长长的路。沮丧之中，她写信给杰，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了杰。他立即到贾丹－马西森公司在天津的代理人那儿，把霍尔姆斯夫人那封伤心的信的内容告诉了他。“在我的信用账户里，你存入了有一千美元了吧，”末了，他说：“请替我提出来，我要把它寄给霍尔姆斯夫人”。那代理人答应了。过了大约一个礼拜，因为没有收到这笔钱，杰又去找代理人，提醒他兑现他的诺言。代理人说，他并没有忘记这事，只是他担心杰没有意识到，这笔钱是用了好多年的时间才积攒起来的，他推迟了一下，是为了让杰再仔细考虑一下。杰回答说他的主意早就拿定了，“霍尔姆斯夫人为我做的事比我母亲做的还多。如果不是她，我也许就跟我管理下的任何一个苦力一样，每天挣三两百文工钱。把钱提出来吧，不要耽误了，因为想到当我有能力提供帮助时，霍尔姆斯夫人却在经受贫困之苦，我心里就很难受”。听到这个故事后，银行里的一位职员评论说：“这样美好的故事结局，会使听到的人受到教益。我将在我权力范围之内，给他最优惠的汇率”。1891年，在我从天津去上海时，杰负责把我的物品和家具运送的船上。一队民工来到我的大门口外，悄然而迅速地穿过院子，每个人背后都背着一些东西，就连“一根草都没有留下”。当我们登上客轮后，检查了一下，发现没有任何东西丢失。杰拒绝接受任何服务费。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重访济南府

我非常希望在天气适合时尽可能早地再回济南去。眼下，正是七、八月间，山东地区进入了雨季。雨下得很大，乡间的大多数地方地势又非常平坦，因而交通非常困难，道路全都成了一片泥泞。在雨季结束以前，各种生意都停顿了。然而，九月份还不到，我就启程了。雇了一辆很平常的马车，由两头骡子拉着。车上，我放了一个书箱，还有一些中国式的衣物，而在车棚里面，则铺了厚厚的一层被褥——在中国，旅行者不论走到哪里，往往都随身带着这些东西，好像旅馆里不提供这些东西。那时，一辆车一天的租金是三十六文。同我们一起出发的还有大概十到十二辆车，因为路还没有干，会有许多泥坑，有时候需要人们一起努力，把车从泥坑里推出来。每天，我们至少有三次因为马车遇到问题而烦恼。有时眼前的路看上去只是一片积水和泥浆，马车夫们禁不住诱惑，离开主道，从地里绕行——那儿往往地势较高，因而比较干燥。地里的庄稼正是长的时候，村民们自然会出来阻止这种侵犯。一次，我们陷入了严重的麻烦之中。庄稼的主人坚持让车转回道路上去，赶车的人争辩说，他们并不是故意侵犯，但是那路实在无法通行。双方争吵得越来越激烈，村民们都跑来支援那个农民，随身带着竹竿之类武器，以便在必要时对付入侵者。马车夫们看到村民们向他们步步进逼，个个怒不可遏，脱下大衣来，准备战斗。双方已开始动手动脚。看到这种情况，担心出现严重后果，我走到村民中的两位长老面前，指出，如果不对他们的人加以约束，那就难以避免严重的后果。“你们看到了，要我们原路返回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我们有一辆车的轮子已经断裂了，你们不会希望我们所有的车的轮子都坏掉吧？那样的话，倘若外地人听到了，对你们村可没什么好处。让马车从这干燥的地方通过吧，而我，作为分内之事，将把那辆损坏的车上的货物转移到我的车上”。那两位长者听着，思考了一番，然后招呼村民们停止阻拦，放我们过去。当我们到达下一个旅馆时，马车夫们都非常感激，表示愿意给我一笔酬金，因为我把他们从麻烦中解脱出来。在济南，我发现麦考文先生情绪非常低落，几乎处于一种绝望状态。我到济南不久，烟台长老会联合教会的威廉姆森先生和妇人就也来了，带着一个中国人，李先生，他曾为烟台的行医传教士亨德森（）医生做了多年助手。除了散发传教宣传品外，李先生还向急需的患者赠送一些简单的药品，如奎宁、止痛药等。一到济南，李先生就发开了高烧。大概过了十天左右，威廉姆森夫妇要到泰安去，把李先生交给我照管，希望经过几天休息后他能恢复健康。但后来发现他的高烧是由恶性斑疹伤害引起的。城里没有任何其他外国人，所以李先生留在旅馆里和我在一起。他发烧的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我用鸡汤喂他，认为那是最容易吸收的食物。半个月后，他的体温已高得吓人了。我决定每隔一个小时就喂他几匙子鸡汤，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在夜里，我习惯了在每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醒来，就像在脑子里安了一个闹钟一样准时。第二十天上，他开始大量出血，我担心他再也恢复不过来了，因为我不相信一个人在失去这么多血液以后还能活下来。然而，第二天，令我大为高兴的是，他开口问能不能喝点小米粥。他很贪婪地把送给他的小米粥都喝光了，没有够，还要。从此，他的健康状况迅速好转，只是脾气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使他高兴起来，尽管我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照顾他。最后，他又想家了，坚持要回烟台，尽管身体还没有复原。我雇了一顶轿子抬着他，让我的仆人跟着一路上照顾，我自己步行把他送到三英里之外。当我回到旅馆后，头痛得厉害，随后发现自己感染了病人传播的热病，病倒了。因为就我一个人，我捎信给麦考文先生。他正在进行为期两天的休假旅行，得到消息后立即返回城里照顾我，直到我恢复健康。这次得病使我拥有了对更严重的病毒侵害的免疫能力，在我置身于数百万感染了伤寒的饥民中间的时候。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行路难：旅行北部中国

中国的路是最不同寻常的。山东、直隶和河南平原事由黄河携带下来的泥沙冲积而成的。在山西，有一种奇特的黄土山塬，当地农民在里边挖洞居住，夏天凉爽宜人，冬天则很温暖。这些省份气候干旱，有时候六个月内不见一滴雨水，在满是尘土的路上，车子可以很轻松地行进，因为在近百英里的路程内见不到一块石头。然而，在六、七、八月份，当雨季来临时，路上洪水四溢，水与尘土混合，形成无法行走的泥沼。路上的交通都中断了，三个月里，一般来说生意也都停下来，其间所有的资金都被锁在柜子里产生不了任何利润，对整个中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样阻碍生意的还有大城市里的狭窄街道。在天津，道路之狭，不能容许两辆马车交错而过。这经常在马车夫之间引发严重争吵，争执谁应该把车子退回到街头。有时在第一辆车子后面又跟上另外一些车子，遂至十多辆或更多车子拥挤在一起，导致数小时的延误。浪费的时间给商人们造成了很大损失，有时会逼迫他们花钱买下一部分街区拓宽道路，使之畅通。还有一种方式，冷静的官员和商人上都没有想过，后来有一天义和团却做到了：他们把城付之一炬。在重建时，当局加宽了街道，使小马车和四轮大车畅通无阻，所有的人都大受其益。那时候，在中国北方，政府官员一般使用的交通工具是轿子，根据不同等级由四个或八个轿夫抬着，行进的速度大概是每天二十英里。另一种出行的方式是乘坐更轻便的“什子”，是一个蒙着草席的架子，悬在一前一后两头骡子之间，一般来说，商人们都乘坐一种有盖的小马车，一天行驶大约三十英里左右。他们在拂晓前大约一个小时开始一天的行程，一直走到十点左右，然后停下来喂骡子，吃中午饭；十二点左右，他们再次上路，走到薄暮才停下来，住到旅店里，以防止土匪抢劫。那时——现在还是如此——在主要公路干线上每隔一定的里程就有一家旅店。在最好的旅店里，什么样的食物都能买到：精心烹调的鸡、猪肉、鱼和鸡蛋，会做出许多不同的样式；烤猪肉和大白菜像火腿和鸡蛋在英国一样普遍；应季随时供应的蔬菜有土豆、红薯、山药、白菜、芜菁、胡萝卜、茄子、豆子、豌豆、李子　、黄瓜，而每年不同季节可吃到的水果有樱桃、桃子、李子、梨子、苹果、杏、柿子、各种瓜、葡萄，而核果类则有花生、栗子、菱角、和莲子。酒有用高粱做的，呈西班牙的雪利酒的那种黄颜色；也有用大米做的；还有一种是用黍子酿制的，可以保存，喝时要加热。旅店里的规则是，按菜式定的饭菜在上席时要完全一致。赶骡子的伙计和主人吃同样的饭，只是在另一个桌子上。中午饭一般花费二百文，晚饭要花费三百文，包括晚上的住宿费。其中十分之一付给侍者作为小费。总起来，午饭花费大约六钱银子，晚饭大约是九钱。除了这种快捷方式外，在中国北方地区旅行，还有一种慢得多但更常见的方式，就是乘手推车。这种车子是中国所特有的，与美洲和欧洲的都不相同。它的中间是一个粗壮的轮子，大约有三英尺高，像马车的轮子一样结实；轮子上固定着一个架子，两边各有一个座位；旅行者坐在一边的座位上，另一边装载他的行李，正好起到平衡作用。车子由一个苦力在后面推着，前面则有另一个苦力或者一头骡子、驴拉着。这种车的载货量很大，有时能达到半吨，这取决于推车者力气的大小。车把的收敛型设计使推力最大可能地施加到轮子上。这种手推车的行进速度为每天二十英里。他们所住宿的旅馆的设施要比接待马车夫和赶脚的骡马客的旅馆差得多。他们睡的“炕”经常离地面只有一英尺高，因而很潮湿；他们吃的食物很粗糙，由小米和玉米面做成，就的是咸菜，没有肉类。夏天，车上盖着绿色的遮阳蓬，当骡子拉着车匀速前进时，乘客可以在车上读书、躺着休息或者睡上一小觉。在山东，有一个很常见的景观，就是在风力适中时，这种独轮车上都加上了一张帆蓬。当十多辆张着帆的载重独轮车沿着一条深陷下去的大路向前疾行时，看上去就象一队帆船要赶在风儿沉落在原野上某条小溪里之前，奋力飞驰一般。一次，我坐着这种手推车在靠近山东海岸线的地方旅行。由于盐碱　的渗透聚积，那儿的地面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行前人们警告我很难弄到新鲜的饮水，因为所有的井都饱和了盐碱。我们尝试着泡茶，可茶叶混合了盐碱后的味道苦涩异常。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补救办法。我弄了一袋子黄瓜，当喝了那苦涩的茶而口渴难忍时，黄瓜吃起来像苹果一样甘甜。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初识李鸿章

李鸿章是安徽省人，在平定太平天国叛乱的战争中，曾是曾国藩手下的主要将领之一。当年英国政府派戈登将军来中国，就是为了帮助他。那时他担任苏州总督。我第一次与李鸿章接触是在1875年，那时他正在烟台准备签署中英《烟台协定》，而我同一个当地人助手一起，负责照料我们浸礼会在烟台的医院。发现李鸿章的很多士兵由于患热病和痢疾来医院诊治，我将一些奎宁丸和止痛药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将军，让他分发给他的随员和护兵。为此他送给我一张手扎表示感谢。2前往青州府回到烟台后，就定居在内陆的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经过调查，我了解到，在相距二百英里的青州城周边的某个地方，有几个当地人教派，信徒很多，他们追求的是比中国的三大宗教所启示的真理更高的真理。我得出结论，这就是上帝准备好的将要接受我的传播的福音的地方。于是，1875年元月，我启程前往青州府。有一个少年，年龄大约十四岁，是住在烟台的一个船长的儿子，由于无法继续学业了——那时候没有学校，家里人决定让他跟我同行，以便每天晚上我可以督导他学习。在严寒的天气里旅行，一路上我们遭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时值隆冬，地上铺着厚厚的积雪。结伴同行的只有三辆马车。第一天，我们只走了十英里；第二天我们费劲力气，挣扎到午夜才到达旅馆，只往前移动了五英里。那儿是山区，风把雪从高处吹下来，路上覆盖着雪堆，你根本不知道它们有多深。路旁山坡上的地边上都插着篱笆，离路面有二、三、四英尺高。为了避开雪堆，我们不得不离开大路，从地里穿过，为此有时候不得不挖开地边上的篱笆。这使我们的行程加长了许多。一天晚上，我们的车队迷路了，只好雇了个向导。他领着我们穿越了几块种着小麦的地。村民们出来了，对我们提出抗议。劳累了一整天的车夫们没有好气，粗暴得很。双方你来我往争吵了起来。村里许多人跑来增援，看起来我们又要经历去年秋天雨季过后在去济南途中遭遇的麻烦了，这次还得去跟长老们交涉。听了我说的话后，他们转向向导——他们都认识他，毫不留情地责骂，因为他把我们领进了麦地。最后，他们对我说，“这次让你们通过，因为你们是外人，不了解情况。我们已经命令向导把你们带到最近的旅馆去。作为对他过错的惩罚，你们什么东西也不能给他”。离青州还有两天路程时，我们遭遇了一场恶劣的暴风雪，又陷入了困境。风大得很，雪尽管不深，可细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