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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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解说和劝诫。因为经常有一些小小的捐助，我得以向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发放一点救济。第二天早上，有些妇女就拿我的态度和政府官员的态度想对比，说当官的对穷人的事情一点都不关心。意识到倘若这样的话继续传播，政府官员会相信关于我鼓动叛乱的谣言。我决定立即离开青州。离开之前，我预付了房东三个月的房租。每月房租不超过五块墨西哥银元。离开青州大约五十里左右时，我发现一个大约十一二岁的孩子坐在我的马车的后面。他的父亲是青州城里的一个裁缝，他有一个哥哥，也是裁缝，在济南府。他打算到哥哥那儿去。由于担心会有些不怀好意的人散布谣言，说我诱拐儿童，我委托一位大人把他带回给他的父亲。7　向巡抚进献预防灾荒的建议济南府的统治者　叫丁宝桢，贵州人。七月七日，我到达他所统治的这座城市，会见了他。他体格魁梧，作为太平天国叛乱的主要平定者之一而闻名。当丁宝桢率领所部镇压太平天国、并阻止了天国军队对北京的进攻时，叛军已经占领了全国十三个省中的八个。我向他建议采取措施从朝鲜、日本和满洲进口谷物、修筑铁路、开挖矿产，以便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他认真聆听我的建议，深表赞许，并说，他建议立即进行改革。对山东来说很不幸的是，他不久就升任四川总督，没有机会为山东谋利益了。他的儿子名叫丁惕昌（），后来在山西曾遇到他，那时他任当地的道台。因为我曾认识他父亲，这位做儿子的在太原府对我一直很友善，后来他被提升为广东行省的主要大员之一。刚刚回到青州，我就听到了一些心地邪恶的人散布的谣言，说我把一个儿童强行带到了济南府。我马上去找那位裁缝——那个小孩的父亲，让他和我一起去衙门说清楚。当着知县门上（秘书）　和衙门内其他职员——那些低级勤杂人员还不算——的面，他证实说，他的孩子是曾跟着我的车离家出走，但我当时托人把他送回来了，他们夫妇非常感激我所做的一切，而他的孩子现在就在家里。8　来自烟台的捐助六月十一日，我代表正在遭受灾荒的民众，接收了我在烟台的朋友卡米吉尔（）博士募集的一小笔捐款。我把它送给了知县，让知县发放，并说希望他不要因为这礼物菲薄而不屑一顾。知县看起来非常高兴，说他一定会告诉民众这笔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告诉他说，这倒无所谓，我所希望的只是有一些穷人会因此减少一些饥饿的威胁。那些日子，我这样写道：“土地的价格减少到了以前的三分之一，即使这样也很难找到买主。人们以原价三分之一的价格出卖他们的铜制和锌制器皿。当铺在春天当五百文的衣物，很快就减到四百文、三百文，眼下同样的东西只能当一百文了。事实上，他们并不愿意接受此类典当品，只是政府官员不允许他们拒当。正因如此，这些东西能当到的钱少得可怜。“今天晚上，有两个人被砍头，一个人被锁进木笼里”。　　　　　　　　　　　　　　　　　　　　　　　　　9　对上帝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这时，引导人们转向上帝祈祷求雨的不仅仅有微不足道的海报，还有影响更深更广的宣传基督教的印刷小册子。它们不断地把大批的虔诚的信徒带到青州府，向我咨询宗教方面的事情。我向饥民分发救济的经历，对群众而言，颇具说服力。这说明，我的宗教是可靠的。我送给所有的问询者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唯一的条件是他们要把这些内容背诵下来。回到家以后，他们会把他们的书讲给自己邻居听。这样，以这些人为中心又会有许多问询的人。最后，每个中心成为一个教堂的核心。当这些小头目能够记下来教义问答和赞美诗时，他们会向我索要更多的印刷品。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至此，我译完了泰罗的部分《神圣人生》。它的第一部分研究的是如何“面对上帝”的修道实践，引导读者直接转向上帝，求助于上帝的启示和指导，而不是依赖外国传教士的指教和劝告。我还为能背诵下来的那些领导者编了旧约中的赞美诗和新约的选集，以使他们领先与其追随者。为了使他们能学会祷告，我订购了一些英格兰教堂的祈祷书，暂时用来指导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如何运用。问询者的数量激增，而我又是唯一的外国传教士，于是，我邀请远近不同村庄的领导者，有的来自四十里地之外，在固定的时间到青州府来，背诵他们手中的经文，聆听进一步的讲解。新约中某些部分对问询者的影响，记录下来非常有趣。那些背诵《以弗所书》的成为加尔文派的忠实信徒，坚信自己是为给上帝做伟大之事而来到人间。而那些背诵约翰福音的呢，则成为可爱的神秘主义者。来青州府聚会的信徒首领，最多的一次达六十余人，他们在我这儿一待就是几天。我给他们提供一所空房子居住，他们自带行李和干粮。除了男首领的聚会外，我还组织过女首领的聚会。我指导她们学习，指定背诵的经文内容。在每一个中心，都会自发地成立周日学校，由基督徒给前来探询的人上课，听他们背诵《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在那儿，他们也一起举行礼拜活动。这样，一年之内，就有超过两千名对基督教产生兴趣者在数十个中心定期举行礼拜，遍及青州的东、南、西、北。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倪维思博士采用我的传教策略

倪维思博士是美国长老会驻烟台的牧师，他每年都要到山东内地举行两次漫长的传道旅行，一次在春天，一次在秋季。距离烟台八百里的青州府是他到达的最远地点。通常，他和我在那里待一两天，一起就我们不同的传教方式展开讨论。我注意到，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宗教教义的传播和教育方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法。他们的组织是自给自治的。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使基督教本土化的最佳途径是采用中国人自己的传教方式。主要的问题在于，当把基督教介绍给中国人时，以什么样的方式诉诸他们的良知——比他们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更崇高的事物。当我给尼维思博士讲起这件事时，我已经着手这项工作，并且有几个本地人自愿加入到宣传基督教的行列。他同我一起参观了几个传教点，看看我这种方法的成效。看后，他非常吃惊，决定将此作为他的传教新政策的核心。他在我的房间里写了若干小册子和规则，对这种方法加以发展，并用我的胶版誊写版进行复制。此后的几年里，他以这种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以此为主题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首先在《教务杂志》上发表，随后又印成了单行本。这个小册子在英美差遣会主席团的某些人中流传，以“倪维思方式”而闻名。这种方式是以土著人带头传教而不是外国传教士。当我们自己的传教会重印了这个小册子并寄给我时，却不知道我早就采取了这种方式。这使我感到非常有趣。只是到了后来，支持着它的基本原则被人们忽略之后，这种方式才不那么行之有效了。11　救灾中的插曲向当地行政官员声明我拥有充足的基金，可以对遭受灾荒最严重的人们进行救济后，在发放救济金之前，我先派人到下边各个村子里去，仔细地把那些最需要救助的人的名字登记下来，发给他们一张领取救济的票证，并定下发放的日期，届时所有持票人将集中到一个地点。这是我的习惯做法。一次，发放救济金的活动在一个小市场上进行。当我们到达时，发现有超过持票者两三倍的人聚集在那里，请求救济。他们的骡子、驴子和耕牛已经卖掉或吃掉了。如果我们把救济金发给在场的所有人，每个人得到的数目将少得可怜；可是，如果只给持票的人，这怎么可能？大门旁边挤满了人。我们枉费心机地向他们解释。他们的饥饿感压过了其他任何想法。我们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尝试各种方法解决问题。我对助手说：“我去城外，渡河然后爬到对面的山上，那些没有票的人很可能会跟着我。等我们走远后，你就可以给那些登记在册的人发救济了。”如我所料，那些没有票的人跟在我的后面乞求救济金。我放慢脚步，为的是让那些小脚女人也能跟上。到达河对面的山顶后，我停了下来，那些人便在我的周围跪下哀求。于是，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在夏季的一天，一个旅行者又热又渴，来到一所房子前讨水喝。女主人拿出仅有的一点水，他一饮而尽。在他离开之前，另一个人走了进来，像他一样，也非常渴、非常热，大嚷着要水喝。女人回答说：‘屋里一点水也没了，你若等一会儿，我会去井边给你打点水来。’今天手头的救济金实在是太少了，只能满足那些有票人的需要。你们处于如此可怕的灾难中，我感到难过。如果你们能耐心等一等，我会把你们的苦难告诉海那边的外国人。等有了更多的钱，我会高兴地分给你们。听到这些后，一个跪在我身边认真听讲的老夫人突然站起来，向身边的人群把我刚才在寓言中讲过的又说了一遍。她重复我的词句，意思表达得很清楚。群众没有生气，并开始散开，对我的解释非常满意，认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与此同时，我的助手在城里忙得不亦乐乎。我没有立即回去，因为我想给予发放救济金的工作人员充裕的时间完成他们的任务。等我回去后，听说那些手中有票的人在领取救济金时从一个门口进去，从另一个门口出来，一切井然有序。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来自各商埠的捐助

1876年初夏，我曾写信给我的朋友、上海联合教会的詹姆斯·托马斯（）牧师，描述了山东令人丧气的灾荒情景，建议他在上海的外文报纸上发表我的报告。由于我收容了一些孤儿，因此呼吁建立一个基金对他们进行救助。那时候，四元钱就可以使一个孤儿生活三个月，四百元钱则可以使一百名孤儿在同一段时间内免于饥饿。捐款开始陆续到达。N·P·安德生夫人（当时是赖松小姐）募捐了二百元，通过托马斯先生交给了我；烟台的外国人团体捐助了五百元，当地的中国人寄来了二百元。在不同港口都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大量资金汇到青州府，记在我的名下。有了这些钱，我得以在五个中心建立了能够收容一百名儿童的孤儿院，对遭受灾难的孤儿进行最基本的救助。其中一个孤儿收容院就在青州市内，在一所拥有巨大院落的房舍内。由于传说闹鬼，那儿荒废已久，没有谁敢冒险住在那儿。我租下了它，第一天晚上就睡在里边。一开始有两位教师愿意陪着我过夜。然而，到了晚上，房子里充斥了怪异的瑟瑟声、吱咯声。那两位吓得要命，认为妖魔鬼怪就要临身，赶紧开溜了。意识到那些声音是老鼠弄出来的，我便又睡了。第二天早晨，我的助手看到我没受一点伤害，也决定搬来居住。因为没有人能给孤儿们传授新式的工商业技能，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古老的职业。以便使孩子们，从十二到十八岁不等，得以掌握谋生的一技之长。他们被教以铁工、木工、纺织丝绸和制做绳索等各种工作。我订购了许多外国机器，从各种小玩意儿到威力巨大的手动机床都有。同时我还根据需要购买了其他一些必要工具，向孤儿们推广了一种新的制毯工艺。这发展成了一个拥有多种工具的工场——我以最朴实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下面这个时间表是我在青州府时做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想必读者会感兴趣：7：30…8：00　a。m　　早餐；8：00…8：30　　　　　　祈祷；8：30…10：00　　　　　英译汉；10：00…12：30　　　　辅导有意皈依者，或讲道；12：30…2：00p。m　　巡视孤儿院，以首调唱法教孤儿唱歌；2：00…5：00　　　　　　英译汉；5：00…7：00　　　　　　处理杂务、散步、晚餐；7：00…8：00　　　　　　阅读英文教会史；8：00…8：20　　　　　　　做中文祈祷；8：20…9：00　　　　　　读培根散文和巴特诺讽刺诗；9：00…10：00　　　　　与教师们谈话。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发生在昌乐的骚乱

　　　有报告说，昌乐县遭受的灾荒尤为严重。昌乐在益都东边，与益都接邻。在昌乐进行救济工作时，我差一点搭上性命。因为手头掌握的资金有限，只能量力而行，我打算首先救助昌乐县的秀才们。秀才们有好多人来自于最贫困的家庭。一个家庭往往做出很大牺牲培养他们的一个子弟，获取功名以光宗耀祖。这个时期，对基督教的最强烈反对来自于学者阶层，为了通过实践而不是理论让他们接受基督教的价值，我向昌乐县的每一个秀才发放了一笔救济款。稍后，更多的现金到手了，我决定对受灾最严重的几个村子发放救济，便派工作人员到那些村子去将贫困人户登记在册。调查工作完成，并确定了我前往发放救济金的日子后，我到潍县去把手中的银两兑换成铜币。为了运送这些铜币，我雇了三辆马车，每一辆由三匹骡子拉着。而要到受灾最严重的那些村子去，必须经过昌乐县城。这时，昌乐县的行政长官（知县）——我没时间向他解释我的所作所为——对我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他认为，通过向秀才们发放救济，我已经贿赂了县里的领袖人物；现在，通过向最需要救助的村民实施救济，我意在鼓动民众叛乱。因而，当他听说我赶着三辆装满铜钱的大车经过昌乐城时，他喊道：“这洋人到我们这里来，插手我们的事务，究竟居心何在？如果他遭到抢劫，那可不关我的事”。他身边的人得到暗示，准备采取行动。中午时分，我到达了昌乐县城南郊，在那儿用了午餐。吃完饭，我指挥着马车向要去的村子前进。离开旅馆还不到二十码，一大群人气势汹汹地为了上来，动手抢车上的铜钱。我命令马车掉头，躲进了旅馆。在旅馆里，我同我的当地人助手讨论了面临的情况，他说，在当前情势下，我无论如何到不了目的地，因为还隔着好几英里路。于是，我把助手留在旅馆里，让他照看马车，我自己骑马去打算前往发放救济金中心村子，向人们说明情况。那可绝不是一趟轻松的旅程。来自于附近各个地区的数千人聚集在一起，整整一天不散去，耐心地等待着发放救济金，许多人手里还抱着孩子。除了引起群众的愤怒，招致他们对我施加暴力外，我简直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另一方面，如果我把全部实情都告诉人们，让他们知道是知县阻碍我发放救济，他们在盛怒之下会向城里进发，那对知县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我与当地的助手协商了一下，决定在门外张贴一张告示，说明由于不可预料的变故，很抱歉不能在允诺的时间内把救济金带来，建议大家尽快地先回各自的村子去，以免继续受冻。每个村留下两三个老人，我将同他们一起安排如何尽快地把救济金送到他们村上。使我大为宽慰的是，在十分钟之内，所有人都悄悄地散去了。我和老人们定了一个时间，让他们来青州府，我给他们发放各村的救济金。第二天，我回到昌乐。到旅馆时，已接近傍晚。在我走进城郊时，人们从家里跑出来，向他们经常在打架前那样，紧着腰带，大声喊着：“来了！来了！”我询问自己的助手，他们怎么度过的那一夜。他们说自己这一生中从未度过如此恐怖的夜晚。人们试图把旅馆的门撞开，却没有成功，又一阵阵地从墙外扔进石头块和砖头。助手们要冒生命的危险才能从这头走到那头。我刚到便接到一个军官的名片，希望和我见一面。他提了一些建议，然后离开了，在我看来，那些建议是居心叵测的。旅馆外的人群聚得非常快，我们也就更加危险了。很快，我就决定了如何去避免这种明显是蓄意的危害。我告诉助手，留在旅馆里看守马车，并坚持二十分钟时间，二十分钟后，就带上五串钱，不要跟任何人说什么，离开旅馆和马车，到通往青州的公路上约六里路远的某一个地方等我。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会见地方政府官员

于是，我突然打开旅馆的大门，快速向城门走去。人群吵闹者、拥挤着，跟在我后面。我进了城后，径直向县衙门走去。人们喊道：“他要去衙门！他要去衙门！”在县衙门口，我碰上了知县的一个仆从，问他知县是不是在里边。他试图和我兜圈子，问我有什么事。我没时间跟他罗嗦，一下把他推到一边，就径直闯进衙门的后院——知县居住的地方，并走进了知县的内室。在那儿，我看到那位拜访过我的军官正在同另外一个人——我猜大概就是知县——交谈。我的突然降临使他们两人大吃一惊，似乎担心我会动粗。我于是直截了当地对知县说：“你了解南郊的情况，旅馆里有装着铜钱的马车。我让在那里负责的仆人等二十分钟。”这时，我拿出表。“然后，他会离开那里，不对任何人解释任何理由。现在，已经有几百人在旅馆旁，带有暴力倾向。我要说的是，在我的人走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剩下的所有事情由你来负责。在他离开之前，你有充足的时间派人到旅馆，维持那里的秩序，保护马车的安全。”“哦，你的钱和我无关！”知县叫嚷道。“但是，地方的安定是你的责任，”我答道。“我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通知你，让你来制止一场混乱。”说完我便离开那里，像以前一样匆匆走过院子。县长慌了神，迅速派人到旅馆。这样，我的人便控制住了马车。看到我从衙门中走出来，人们叫喊道：“他要回旅馆了！”说完，他们便往会转，以尽可能的速度跑在了我的前面。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他们都转向那个南门；我却继续往前来到城的西门，那片地方几乎一片荒芜。此时，天色已晚。在西门外，我发现两个人力车夫一边休息一边以馒头做晚餐。我问他们要去那里，他们说要去姚沟。那正好和我顺路，于是我让他们把我带上。有钱挣，他们当然很高兴。我爬上车，他们中一个拉车一个推车。他们的速度很快，我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那群暴民。但是，我们走出没有多远，便听到后面传来嘈杂吵嚷声。我们到了一个庄子，声音越来越近，这时有五六个人从后面超了上来，一字排开拦住了我，坚持让我回到昌乐的旅馆，把钱在那里分掉，等等。我花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大力气，劝说他们回去。村里的人很快围了上来，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我向第三方求助。我向村里的老人们解释我的情况，并讨教解决问题的办法。15　追逐与获救六个气势汹汹的暴徒的出现，使他们的恐惧压过了正义感。他们劝我跟随那些人回去。双方相持不下。我请来人到附近的一个打谷场上去。于是，针对这六个人的利己之心，我说：“倘若我跟你们回去，消息在城里一传开，立即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起来，要求救济金，一场可怕的混乱将不可避免。很多人会伤胳膊断腿，甚至被踩死。你们就能保证你们的亲戚朋友或者你们自己不在其中？我建议采取另外一个方案。我已经告诉我的助手，在前面不远处的一所旅馆里等我，他随身带了五千文铜钱。如果你们同我前去，我将把那几吊钱分给你们几位。不用冒断腿断胳膊的危险，就能得到钱，难道你们不认为跟我去更合算？”其中一个人嚷道：“好啊！我们跟他去！”于是他们让我坐上车子，启程了。我们爬上一座小山，走进一片山谷，又穿过一条湍急的河流。看见旅馆的灯光，还没有接近旅馆，我就叫他们停下来，对他们说：“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到旅馆去把钱取来送给你们”。我把钱取来，放到他们面前的地上。其中一个说：“就这些？”我回答：“这就是我所拥有的全部了，几乎一文钱都没有剩，我的晚饭还得赊账呢。”接着我脱下外套说：“如果你们认为钱不够，拿走我的外套当掉好了。”此时，另外一个人对第一个人嚷道：“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了我们，你却索要更多，你应当为自己感到羞耻！”于是，他们向我表示感谢，踏上了回家的路。我便回到最近的一家旅馆去吃点东西。在我吃晚饭之前，一个截然不同的、伟大而动人的场面出现了：姚沟的村民听说我遇到了麻烦前来营救了。姚沟是一个离昌乐五里远的村庄，我年初在那里发放过救济金。村民们有的手持棍棒，有的扛着草叉，有的带着更危险的武器，还有人骑在骡子上，提着灯笼。看到我安然无恙，大家让我骑上骡子，队伍便原路返回了。途中又遇到了另外一些前来接我的人，他们同样调转头，参加了我的护卫队。这样，当我们到达姚沟时，便形成了一支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的巨大队伍，人声鼎沸，异常热闹。村里的长老们也没有闲着，在一家很大的当铺里，他们准备了一场特别的宴会。当铺是当地的主要建筑。直到深夜，我们还坐在那里闲谈，为我的成功脱险而庆幸。第二天，我回到青州府，拜会了知府。我原原本本的向他讲述了昌乐知县的错误做法，并说明车上的钱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各商埠的救灾委员会募捐的善款，我必须对这笔款项负责，如果您能就这笔款子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