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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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有的上书最终换来了多尔衮一通怒气冲冲的斥责：

“你们这些汉官，就知道对逃人一事各执偏见，全然不知国家的大政方针，汉人奴隶为旗人干活受累，流的不过是汗，而旗人为国打仗牺牲，那流的是血，拼的是命！”

“没有汉人奴隶为旗人干活，那有旗人为你们玩命，当年老朱家的王爷们鱼肉百姓时，何曾见你们打抱不平；当年李自成杀人放火时，何曾见你们出手相助。正是我们旗人来了，才改变了这一切，为你们广大的汉族百姓带来了生活安宁。人，贵在知足，贵在感恩！”

发过脾气后，“缉捕逃人法”依然“我行我素”，接下来，又有更多的逃人和窝主被抓被杀，但，汉人奴隶的逃亡仍然是有增无减。

前面说的这四条恶政虽然可恶，但就其危害程度而言，仅涉及辽东、山东、河北等北方地区，而下面的这一条恶政，却危害到整个的汉族地区。在这条恶政下，数千万人不屈抗争，数百万人人头落地；在这条恶政下，多尔衮及顺治帝，都终其一生，也未完成对中国的统一。

这条恶政就是——剃发易服。

这条恶政，源渊流长，早在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后，就规定其占领区的汉人必须在发饰和衣服上和满人看齐，男子剃去头顶四周的头发，梳起金钱鼠尾的发式；脱掉宽袍大袖的汉服，改穿对襟窄袖的满装，女子也做了类似的规定。并把此规定上升到汉人是否真心归顺后金政权的政冶高度，违反者将被处以极刑。

皇太极时代，后金虽然在文化典籍、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等诸多方面大力推行汉化，但仍坚持剃发与满服这两项基本原则不变。

为何要坚持这一形式上的底线，这是因为在皇太极的心中，有三个这样的“特别情结”。

一、“我爱我族”的情节。作为满族的领袖，皇太极内心深处，自然有着深厚的民族自豪感。他认为汉族虽然在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是先进的，但在服装发饰方面，满族则是更“先进”的。它简洁、明快、实用、精干，让满族的男儿们能在北方的山林原野中盘马弯刀、挽弓骑射，尽显英雄豪姿。皇太极希望随着征服战争的进行，这种引以为豪的民族情感会随之“发扬光大”，在其它民族的身上都留下深深的烙印。

二、防止全部汉化，保持本民族纯洁性的情节。在皇太极执政后，曾组织后金的“文化人”翻译了汉族的二十二史，其中与满族“惺惺相惜”的辽金蒙古史成为皇太极经常翻阅的“历史教科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书中皇太极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契丹、女真、蒙古这三个强悍的马背民族在入主中原后，因为不能很好地保持民族持色，结果在“全盘汉化”之日，也就是“整个民族消亡”之时，对此，被征服的汉人也曾说过这样的“名族名言”——“胡虏无百年之运”。

三、满族统冶长久的情节。保留本民族的衣冠文化，对于满人来说，可以时时牢记自己是一个“以小博大、以少胜多”的民族，促使全民族发奋努力、自强不息，永远保持本民族“人上之人”的优越地位；对于汉人来说，也可以处处不忘本民族是一个被统治民族，应时刻谨言慎行、低眉顺目，对满人但存恭顺之心、休生叛逆之意。

后金——大清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多尔衮虽然在政治上背叛了这位四哥，但在心理上却深深受这三个情节的影响，以至于对“剃发易服”始终情有独钟。

在他最初入关进京后，就曾迫不及待地下过剃发令。但鉴于京城99。9％汉族居民的通力反对，立足未稳的多尔衮只得暂时收回了这道不得人心的成令。

随着灭顺亡明一系列胜利的到来，多尔衮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复活了。

就在这时，有一个叫孙之獬的汉官跑来为多尔衮给力加油。

孙之獬，明朝天启年间进士，多年儒家经典的教育并没有给这位“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投靠魏忠贤、贪污索贿，让这家伙政治上沾满污秽，经济上充斥肮脏。

但这家伙风向标转换特快，在多尔衮刚进京后就首先摇尾乞降，以此原因顺利当上了新政府的礼部侍郎。

但还想继续进步的孙侍郎不甘心就此停步，在没有能力为新政府治国平天下出谋划策时，剑走偏锋，率先领家人“剃发易服”。

但“剃发易服”后的侍郎大人立刻发现自己变成了朝堂上的“蝙蝠”——满族大臣不让他站满班，汉族大臣不让他站汉班。

在满汉大臣哄笑中出尽洋相的孙侍郎马上写了一道奏章，指出在全国实行“剃发易服”的必要性。

深受鼓舞的多尔衮终于在1645年的六月底下达政府令，要求全国男性公民在法令下达十日之内一律剃发，而后易服！

如果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多五条”恶政的危害程度，就会发现，前四条危害了公民的财产、自由及生命，是一种实质性的侵害：而第五条，仅侵犯了公民一部分表象权利。就其危害性而言，似乎应远远小于前四条。

如果你也是这样想，说明我们还是不了解自已的民族。

我们的民族，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种“轻生死重大义”的气节，在五千年的民族史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基因已深深沉淀于民族的血脉深处。

凭着这股气节，我们的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闯过“五胡乱华”的动荡，越过“辽金蒙元”的杀伐，几度跌倒，又几度爬起，终于迎来了隋唐的辉煌，宋明的繁华。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固执己见的习俗，这其中，包含着恭孝、仁爱以及尊严。

这种习俗，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主动地变革，但这种变革，应该不是暴力对文明、征服对奴役！汉族的历史上，不是也曾发生过“胡服骑射”的故事吗？

而“剃发易服”，却并非另一场“胡服骑射”的变革，它对于每个汉族人而言，不啻于是一种人格尊严的侮辱；对于整个汉族而言，不啻于一种精神力量的阉割。

清代替明，爱新觉罗氏代替朱氏，这仅仅是国家的兴亡变迁。顾炎武老夫子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无责”。需要负责的，只不过一小撮享尽荣华富贵的特权阶层而已！

而“剃发易服”却是在亡汉族的天下了，顾炎武老夫子也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需要负责的，则是全体汉家儿郎。

沉默的汉族终于不再沉默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顿时燃起了反抗清朝新政府的冲天怒火！

也就从这一刻起，国内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

第十六章　第一次抗清高潮

首先举起义旗，揭起第一次抗清高潮的，是南直隶常州府一个不起眼的小县——江阴。

江阴，位于长江的咽喉，其在漫长的历史中，涌现出了大批忠臣义士。

明代正德初，宦官刘瑾擅政误国，在朝的三位江阴人——主事黄昭、御史贡安甫、史良佐，或以挽死谏，或以奏章忤，被称为“江阴一时三忠”。

后来，在这块土地上，还诞生过勇斗魏忠贤，慷慨赴狱，死于酷刑，被列入“东林后七君子”的缪昌期、李应升。

在弘光政权土崩瓦解后，不愿做降官的江阴县县长林之骥挂印而去。

这难不倒清朝新政府，自愿成为大清公务员的人多得是，很快，方享被任命江阴知县，走马上任。

方县长到任后的第一件政务，既不是减免赋税，也不是救济贫民，而是落实上级政府的指令，督使江阴县的男性公民剃发。

听到风声的许用等知识分子，于闰六月初一在孔庙的明伦堂举行和平集会，会上通过了“头可断，发不可剃”的倡议，并把此倡议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

正在这时，常州府正式向境内的各县发出了严令剃发的文告。

当年没有先进的印刷设备，因此，收到文告的方县长马上组织县衙的书吏连夜抄写，准备次日在大街小巷四处张贴。

但耿气的书吏在看到文告中“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内容时，怒发冲冠，置笔大呼——“我等虽死也不能从也！”。

严令剃发、书吏拒抄的消息迅速传遍县城，县城的群众自发组成请愿团，到县衙向方县长集体上访，请他向上级如实反映江阴百姓反对剃发的心声。

表面对百姓和言悦色、好言安抚，但暗地里，方县长紧急写成“秘密报告”，请常州府赶快派兵来江阴“多杀树威”。

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秘密报告”未出江阴县城就被大家截获了。

“和平请愿”马上升级为“暴力革命”，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方享同志光荣地成为江阴革命的第一个对象，被革命群众的“铁拳”整得一命呜呼！

从揍死方县长的这一刻起，江阴的百姓就知道，在清政府强大的暴力机器面前，他们，已无任何路可退。

可他们也不想去寻找任何退路，对他们来说，誓死捍卫本民族尊严就是自己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归宿。

已经行动起来的江阴百姓马上做了三件事。

选出自己的领导——原县公安局局长（县典吏）陈明遇任江阴县“民众自冶委员会委员长”；

亮出自己的名号——江阴义民；

打出自已的旗帜——大明中兴。

但让大家大跌眼镜的是，当了“委员长”陈明遇同志上任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贤让贤。

这位“贤”就是他的前任，也曾做过江阴县典史的阎应元同志。凭借多年的了解，他发现这个老友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军事才能。

现在的“阎贤人”，之前已被弘光政府任命为广东英德县主薄（县办公室主任），但因老母病重，正在乡下的家中尽孝。

接到“陈委员长”邀请的阎应元同志二话没说，含泪辞别母亲，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为国尽忠的不归之路。

在阎应元同志进城后，“陈委员长”立即将一把手的位置让与这位老友，自己心甘情愿退到副手的位置上。

这不是胆怯，而是对自身能力审定后的正确抉择。

我们把在某一领域，通过勤学苦做，取得一定成就的人，称为人才；而把无需拜师学艺、苦熬苦练，就能触类旁通、一举成功的人，称为天才。

很幸运的是，江阴县的阎应元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才——军事天才！

在我翻阅过的历史资料中，没有发现阎应元同志与军事有关的从业履历。个人档案中，唯一能与战争沾上点边的事迹，就是曾领着衙役们，跑到乡下去缉盗捕贼，三箭射退海盗顾三麻子。

他意识到清军不久将至，在对双方优劣比较后，做出了合适的对策——据城坚守。

当年在宁远城，另一个军事天才袁崇焕就凭借这一战术创造过奇迹和辉煌。

为保证战术的正确实施，阎应元同志紧接着采取了五项措施。

一、组建部队：阎应元对县城所有居民按丁壮老幼进行分类，挑选出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另会合从江阴各乡赶来的“志愿军”，组建了约二十余万人的守城部队。

二、分工负责：东门由武举人王公略负责，南门由汪把总负责，西门由陈明遇负责，北门由阎应元自己负责，陈明遇及阎应元并负责总的联络及巡查。

三、定岗定人：每个城垛按十名人员进行配给，一日四倒，按时换班，保证各班次都能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四、肃清奸细：在县城设立“侦缉队”，严格盘查行人，防止“第五纵队”混入城内。

五、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成立“物资管委会”，请城内擅长理财的人士，将城内公私物资分类汇总，统一调配，定量供应。

一瞬间，江阴城内的每一个人，消除了贫富差距、消除了阶级隔阂，消除了恨怨情仇，剩下的，是一颗颗同仇敌忾的决心。

刚刚做完这些工作后，常州市长（知府）宗灏派来镇压的三百“正规军”就赶到了。

对宗市长这种脑袋深度进水的行为，阎应元同志毫不客气，直接领兵数万出城，将这三百清军歼灭于秦望山下。

宗市长全军覆灭的战果传到南京后，深感事态严重的清军统帅多铎派出一位“军界大腕”，去搞定这件事，这位“大腕”就是原来南明五镇之一的刘良佐。

作为一名可耻的降将，急于想在新老板面前露一手的刘良佐，立刻率领所部的五万余人，浩浩荡荡向江阴杀来。

作为一支具有“悠久失败传统”的队伍，来到江阴城下的刘良佐部，仍一如既往地“熊包”，围攻县城一个多月，除了在城下扔下数千尸体外，一无所获。

急火攻心的刘良佐只得谋求“和平解决”，多次将一封封“饱含深情”的劝降信射到城中，结果却是如石沉大海。

不得已，刘良佐只得亲自出马，跑到城下，隔着城墙与阎应元同志“面对面”，企图以自已的“现身说法”，打动阎应元同志改弦更张，同流合污。

阎应元同志一句“有降将军，无降典吏”，就立马堵住了刘良佐劝降的“粪嘴”。

刘良佐的“先进事迹”传到南京后，多绎只得继续增兵。先派出恭顺王孔有德率部协攻，后又加派博洛、尼堪两贝勒率“正牌的满洲兵”及红衣大炮前去支援。

博洛一到前线，就以“统军无方、劳师无功”赏了刘良佐一顿板子作为“见面礼”。

羞愧难当的刘良佐，只得再次督促部队拼死攻城，但部下的表现，却没有因为领导屁股的被打，而增加成功的几率，江阴城仍旧岿然不动！

在江阴被围期间，阎应元同志曾多次派出徽商程璧等人出城联络援军。

明军黄蜚、吴志葵的水师在进军途中被清军打败，当年曾为敌手的海盗顾三麻子也领着一支三百人的“义师”赶来支援，但在路上遭遇大股清军截击，战败而返。

至此，江阴也完全成为一座孤城。

在坚守孤城七十多天后，江阴城的守城设备也严重匮乏，更让阎应元同志焦虑的是，城内的粮食只能够维持每人每天两顿稀粥的定量。

而此时的城外，已陆续聚集了二十四万的清军。

在八月二十一日这天，清军拿出攻城的刹手涧————集中近百门大炮对准江阴城的东北角猛轰，炸塌城墙一角后，清军终于如潮水般地拥入这座梦寐以求的城市。

但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江阴人不屈不挠的巷战。

陈明遇命全家男女四十三人一律自焚，然后，持刀与清军肉博，终于负重创而亡，死时，身体仍僵立墙旁！

阎应元负伤后欲投湖自尽，被清军从水中“救”起，在博洛面前，立而不跪，劝降不成后被杀！

清军开始疯狂的报复，江阴人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妇女多贞烈，投河而死。纵使七岁孩童，也毅然就义，无一人下跪降顺。

两日后，杀累了的清军“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

在一个自尽的少女旁，清军发现了这样的“遗诗”——“腐胬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另外，时人一副“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表达了每一位汉族同胞对江阴人的崇高敬意。

刚刚即位的隆武帝也由衷赞叹：“我家子孙，如果有幸遇倒此县的三尺幼童，也应敬重有加！”

在战争中，江阴城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忠义之邦”成为这个城市的千古一变的美称！

对比扬州的战绩平平，南京的不战而降，江阴保卫战虽然失败了，但却第一次向满洲征服者显示南方汉人坚屈不屈、英勇无畏、善于战斗的一面。多尔衮“吴地民风柔弱，传檄可定”的野心被严酷的现实击破了！

在江阴城“榜样力量”的号召下，南方的太仓、秀水、昆山、常熟、吴江、嘉定、太湖、大别山等城市及山野，觉醒了的汉族士民纷纷举行起义，杀死清军委派的地方官吏，开始了“保卫头发、保卫文化”的殊死抗争！

在这系列的起义中，嘉定、太湖民众的斗争更值得“特别报道”，因为这两个地区，前者坚韧，后者持久。

先说嘉定。

嘉定民众反抗新政府暴政的过程，前期与江阴出奇的相似。

先是清朝派出“伪县长”————张维熙到嘉定上任，上任后的张县长自然要贴出告示，准备忠实地执行新政府的剃发令。

看到告示后的民众愤愤不平，立即举行集会，请当地有名两位缙绅——侯峒曾、黄淳耀为大家伙“拿主意”。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国”与“家”实质上是分离的，“国”虽然作为统治政权的最高形式，但其统冶的范围却仅达到“县”这一层次。

在“县”以下的乡、镇、街道、社区、农村这一广大基层范围内，真正的统冶者却是“士绅”，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社会贤达”。

“社会贤达”们通过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在维护传统道德、调解民众纠纷、提供社会救济、完善公共福利等诸多方面起着辅助政府管理社会功能，因此，这一阶层对新政府剃发政策的态度将会引导民众的下一步的动作。

面对民众焦急、信任的目光，侯峒曾，这位天启五年进士，曾任弘光朝通政司司长的“社会贤达”，声泪俱下，慷慨激昂地“亮”出自已的观念————与其漠漠无闻地剃发而苟生，不如轰轰烈烈地带发而战死。

兵随将令草随风，对“剃发令”早就不满的基层民众，于是在侯黄二人的带领下，冲进县衙，杀死县长，并也在城头竖起了“嘉定恢剿义师”的旗号。

接下来，侯黄二人紧急布置了一番。

一是按户分类，合理负担。他俩将城内居民按人口结构、财产多少分为三等，上户出人、出钱、备自己的粮及来做“守城志愿者”的粮；中户出人、出钱、备自己的粮；下户只出人和备少量的粮。

二是实行“精神激励法”。“侯贤达”每天在视察城防时，会常常发挥自身的特长，来一段即兴演讲，听他演讲的守城民众，常常悲愤泪下，发誓“城存成功、城失成仁”。

三是精密规划、物质刺激。侯黄二人拿出知识分子的认真劲，画出详尽的城防图，把城防分为四段，每段指定了负责人，每垛口也定岗定人。

与江阴不同的是，嘉定还搞了“物质刺激”，规定凡是守城人员，每天每人可发钱六十文，如在战斗中能砍下敌人脑袋的，另按每颗十两白银的标准给予额外奖励。

但让人失望的是，精心准备的嘉定却没有复制江阴的成功。

其中的主要原因出在“侯贤达”的身上，当他听说赶来的敌酋是原南明“逃跑将军”——李成栋时，就改变了据城坚守的初衷，直接带兵出城，计划歼敌于城门之外。

知识渊博的老侯似乎很懂孙子“十则围之”用兵原则，心想自己手中好歹也有十万人，而对方只带了四千人，25：1，靠群殴就可解决问题。

七月初一，嘉定保卫战在城外的兵砖桥打响。

嘉定义军摆出了蜂窝阵，想仗着人多势重，一拥而上，将清兵围起来后再往死里揍。

久经战阵的李成栋一下就明白了义军的意图，立刻摆出“螃蟹阵”应战。

“螃蟹阵”的大致战法是，中军先用弩箭顶住对方的冲锋，两侧则派出精锐骑兵，象螃蟹的夹子一样，轮番出动，左右攻击。

打仗不是打架，义军不到半个时辰，就被清军冲成了好几堆，不但彼此不能相顾，还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清军在随后趁机掩杀，结果战场变成了屠场。

幸存的义军，只得退回城内，清点人员，损失过半，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取得外围作战胜利的李成栋休整一天，在七月初三，对嘉定城发起了猛攻。

一天后，嘉定城就被攻破。

在军事上表现差劲的侯黄二人在气节上表现并不差劲，城破后，侯峒曾及两个儿子与清军血战，负重伤后被俘，不屈被杀！黄淳耀及其弟自杀。

李成栋则严格执行了清政府“遇抵抗、即屠城”的命令，居民中被清军刀砍、枪刺、马踏而死以及悬梁、投井、投河自尽者，一天即达到三万多人，史称“嘉定一屠”。

“一屠”后，志得意满的李成栋把从此地抢来的财物装在三百条大船上，率大部清军撤去，嘉定只留少量人员驻扎。

如果这里的人民从此就过上忍气吞声、忍辱含垢的“顺民”生活，那么，嘉定人在历史上，只能稍露一下脸，闪一闪光，转眼就被忘掉。

但劫后余生的嘉定人却再次选择了反抗，他们在另一位“社会贤达”朱瑛的领导下，重新吹响“集结号”，先杀光了驻军、后宰掉了县长，再次竖起了义族。

闻讯后的李成栋，于是又领兵连夜杀回嘉定，借着夜幕的掩护，从残破的城墙豁口中突入城内。对许多尚在睡梦中的居民，展开了血腥的屠杀。屠杀后，积尸成堆，放火焚烧，史称“嘉定二屠”。

屠杀后的李成栋擦掉血迹、收起屠刀，再次撤离，这一次，他相信嘉定人总算服了。

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在其仅仅撤离二十天后，嘉定人，又在一位叫吴之番的前南明将领带领下，再举义旗，重占县城。并且，这一回，还有嘉定附近数万乡民加入了反抗的队伍。

发了狂的李成栋，不得已“三顾嘉定”。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