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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朝那些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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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榔同志承继大统，既有两大优势，也有两大不足。
两大优势，一是他内心善良。
善良，似乎不是政治家，尤其是乱世政治家所需要的“优秀品格”，因为一般而言，拥有这种品格的政治家，通常的下场就是变成强者桌上的“盘中餐”。
但朱由榔同志不同，他身上的这种品格，虽然没有给他带来事业上最终的成功。但他这一人性中最亮的闪光点，却让他得到瞿式耜、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倾心拥护，最终也使他能在环境更恶劣、敌情更复杂的残山剩水中，把南明的江山又延续了十五年，占南明整个历史岁月的90％。
一个善良的人，未必能得到历史的垂青，但却可以赢得无数人真诚的关心和帮助！
二是他的长相优势。
朱由榔同志相貌堂堂、长须垂胸、面如朗月，很像他的爷爷万历帝朱翊钧，颇有帝王之相，让人望而敬重。
但同时，他也有两大不足：
一是他是一个“失学少年”。
虽然贵为王爷，但由于连年的战乱，在他本应背起书包上学堂的时候，却打起包裹来逃难。结果逃来逃去，就错过了学习的黄金年龄。以致于他在登基之初，文化水平仍停留在一个“小学生”的层次上。
二是他性格懦弱。
懦弱的人，往往会在关键的时刻，逃避他本应担负的责任，而一个懦弱的帝王，当他逃避责任的同时，一起丧失的，还会有他珍贵的社稷和宝贵的生命。
也正因为后两个不足，使朱由榔同志就任监国之初，朝堂之上，就弥漫一股不和谐的风气！
这股风气就是太监专权和首辅之争。
这个专权的太监，叫王坤（又名王弘祖），他当年曾经跟着崇祯皇帝混过，精通“宫廷礼仪学”，现在在肇庆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完全够得上“国宝级的人才”。
在大家都对监国如何登基、如何接受大臣朝拜、如何封赏大臣等等形式问题，说不出个一二三四时，王坤同志上场了。
他发挥自己专业特长，把所遇到的难题一一化解，在得到大家钦佩的同时，也赢得朱由榔监国由衷的信任。
此后，朱由榔监国的一言一行，都要在王坤大太监的指导下方敢实施，王太监由此实际攫取了南明政府的最后决策权。
有权了，必然会有人来巴结讨好，第一个来和他走关系套近乎的人，就是两广总督丁魁楚。
丁总督因为在拥立活动中慢了下级瞿巡抚半拍，唯恐这位下级后来居上，成为首辅。所以就急匆匆地走这位专权大太监的门路，以使自己能够顺利成为朱由榔政府的首任首辅。
经过王大太监的“暗箱操作”，丁总督如愿以偿地入阁，并任首辅兼兵部尚书。
而获“拥立首等功”的瞿巡抚，也才仅仅得到个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左侍郎管尚书事的位置。
当了首辅的丁首辅有宰相之名，却无宰相之才。
他一是在国家高级干部的人事安排上，执行严厉的“关门主义”，把隆武朝的大学士何吾驺、苏观生、陈子壮等“社会知名人士”排斥于现政府之外。
二是在得知江西赣州失守后，他就带领朱由榔和刚搭好的政府班子，仓皇出逃到广西梧州，准备把广东的大好河山拱手让人。
他这种“低能”的举措，直接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南明绍武政权在广州建立。
绍武政权中的绍武帝，就是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鐭。
在隆武帝选择陆上逃难时，身为唐王（继承了他哥哥朱聿键的藩号）的他，却和另益王、辽王等四王选择了海上逃生。
实践证明，在清朝海军数量基本为零的情况下，这是一条安全系数极高的逃生路线。
朱聿鐭就沿着海上逃生路线，波澜不惊地“挺进”了广州城。
挺进广州的他，最初的理想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对于成为大明最高领导人这一伟大的抱负，他想都没有想过。
虽然他没有冷静地为自己思考未来，但却有人正在热心地为他谋划人生。
现在广州城里，朝思暮想，想让朱聿鐭同志由唐王“进步”为皇帝的，就是以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同志为代表的广州各级官员。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丁首辅执行“关门主义”的恶果，他把桂监国政府高官的名额都送给了“肇庆帮”，这实在让失势的“广州帮”极度郁闷。
恰在这时，又传来南明肇庆中央政府闻敌即逃的“糗事”，这让“广州帮”对“肇庆帮”的感情，由郁闷升级为鄙视。
鄙视之后的“广州帮”，内心升腾起一个强烈的愿望——何不援引兄终弟及的法律条款，另起炉灶，拥立唐王朱聿鐭同志为帝，这样大家便都可以因此而“共同进步”。
1646年十一月初二，在大学士苏观生、广东总兵林察（郑芝龙手下的部将）、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等“广州帮”文武官员的强烈要求下，朱聿鐭同志“勉为其难”，出任监国。
为抢在桂监国的前面，得到南明地方政府的承认。三天后，苏观生等人干脆趁热打铁，拥立朱聿鐭由监国升格为皇帝，改年号为绍武（自明年一月一日起正式使用），定都广州。
然后，绍武帝向南明各地方政府发出皇帝即位的“喜诏”，要求各地方政府承认——绍武政府，是代表大明帝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
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的商业规则，在政治上也同样适用，绍武帝的皇帝名号，在血统更纯正的桂监国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南明各级地方政府明确表示：“宁认桂监国的草，不识绍武帝的苗。”
这样，被桂监国血统优势折磨得焦头烂额的绍武帝，有效统治地域仅限于广州一城，他的国政府=市政府。
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国不在小，有权就行”，在绍式帝的“袖珍”政权里，苏观生同志升任首辅并进封建明伯。
在他的操纵下，他的“铁杆亲信”关捷光、曾道唯、王应华都以“拥戴有功”入阁并兼任各部尚书。
“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需要枪杆子”，深知得位不正的苏首辅尤其重视国防力量的建设。
除任命最有军事实力的林察同志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外，还“变废为宝、修旧利用”，把石壁、马玄生、徐贵相、郑廷球四大海盗集团，招安为绍武政权的“新编海军”。
绍武政权的“高调的建国建军行径”，立刻让逃到梧州的桂监国政权，陷到了万分尴尬的境地。
为挽回恶劣的政治影响，桂监国和丁首辅率政府班子在11月12日“回銮”国都肇庆。
11月18日，桂监国正式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永历，国都仍为肇庆。
永历帝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派出兵科给事中彭燿、兵部职方司郎中陈嘉谟作为外交特使，到广州劝说绍武帝取消“第二中央”，归属“第一中央”。
彭燿同志把这一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苏观生身上，希望用“一劝二哭三闹腾”的不正常手段，来迫使这位首辅大人能尊重客观实际，遵守大明法律，作国家的功臣而不做民族的罪人，幡然醒悟，痛改前非，拥护以永历帝为首的大明中央政府。
在做过一番深刻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后，彭燿和陈嘉谟同志双双“携子之手，与子同死”！
杀掉永历帝的外交特使后，苏观生同志摆出一副“我是中央我怕谁”的英雄架式，任命陈际泰为“讨伐军总司令”，组成“讨伐军”向广东肇庆发动进攻。
见绍武政权如此破坏外交礼节，损坏老朱家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光辉形象。一向温文尔雅的永历帝也变得“怒发冲动”。
他把韶关前线一万二千多名的精锐部队调下来，让“国防部副部长林佳鼎”带着，去找绍武帝的“讨伐军”拼命。
11月29曰，两个在粤建国的南明政权，在广东三水县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
第一仗，永历政府军胜。
初战告捷的“林副部长”充分发扬“宜将剩勇逐穷寇”的精神，率得胜之师直扑广州而来，企图将绍武政权消灭于“发芽状态”。
绍武政权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林察，临危受命，承担起保卫大广州的任务。
他利用自己与“林副部长”同族＋同事的关系，写信伪降。
放松警惕的林副部长兴高采烈，挥兵直投林察在三山地区，为他布下的“甜蜜大网”而去。
在这个“大网”里，林察总司令不仅为这位同族同事准备了陆军，还准备了海军（由招安的海盗组成）。
在林察总司令陆海军的联合打击下，永历政府军几乎全军覆灭，“林副部长”落水身亡！
永历政府唯一的这支机动部队，就在这场你争我夺的内战中烟飞灰灭。
“水货打败行货”的消息传到肇庆后，永历政府立刻陷入了一片“军事恐慌”之中，政府官员私下悄悄打点行装，准备再次跑路。
关键时刻，大学士瞿式耜自告奋勇，要去组建一支“民兵”武装，来保卫中央。
就在永历政府还在对这一方案是否可行议论纷纷时，广州方面传来了让他们“且喜且悲”的讯息。
清军占领广州，绍武政权全部完蛋。
绍武政权为什么“如此之快就完蛋了呢？”
原来，听到内战中大获全胜的绍武帝君臣，立刻一个个变成“喜洋洋”。
为了发泄这种洋洋自得的情绪，他们君臣是既搞祭天，又搞祭孔，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继续对永历帝保持打压的态势，绍武帝继续陈兵边界，摆出一副“不破楼兰誓不还”的英雄架式。
就在这时，在福建“无事生非的清朝伪军部队”，在“集团军司令”李成栋，“政委”佟养甲的率领下，经潮州、惠州急速向广州挺进。
因为绍武、永历两政权正在“白吃白”，广东大地陷入了“无政府、无官员、无军队”的“三无”状态。
清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唯一能对他们的军事行动构成危胁的，就是那些仍在“坚守岗位”的塘兵（负责侦查、传送情报的军事人员）。
所以李成栋的清军每到一地，就采取“摸黑哨、打闷棍”的办法处理掉这些忠于职守的塘兵。
处理掉塘兵后，李成栋让人用缴获的南明地方官印，专门向绍武政府发出“平安无事了”的塘报。
接到塘报后的绍武政权，踏实地继续推进本届政府“粉饰太平”的工作。
1646年12月14日，李成栋派出300名身穿明朝军服的“特种部队”。从惠州出发，借着夜色的掩护，到达广州北郊。在次日天亮，城门大开之际，出其不意地闯入该城。
而这一天，恰逢是个好天气，风和日丽，万里无云。
带着打败永历政府军的豪情，怀着光复山河的壮志，神采奕奕的绍武帝带着自己的文武百官，莅临专门的军事人才培养机关——武学，视察指导工作。
当绍武帝与苏首辅正在为自己的“兵强马壮”感到欣慰时，忽然有“侦查员”向他们禀报敌情：鞑子来了！
闻此敌情的苏首辅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以“妄言惑众”罪将这位乱喊“狼来了”的“侦查员”斩首示众。
闯进广州城的清军立刻脱下明军这身“羊皮”，重新换上清军的“狼皮”。
披着“狼皮”的清军出现在“白发老者，不识干戈；垂笤小儿，未见刀兵”的广州街头，对这个在和平岁月里浸泡了两百多年的城市，造成了巨大的“恐慌效应”。
恐慌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入城清军的数量被“N”倍放大（N＞20）。
绍武帝君臣这才确信：“狼真的来了”！
但大批士兵被派去吓唬永历帝了，现在广州城连维持治安的“警察”都不足，更不要说上阵御敌了。
偌大的广州城就这样稀里糊涂被300名清军占领。
情急之下的绍武帝立刻想到了“化装出逃”，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他找了一条被子和一件破衣，把自已化装成一个可怜兮兮的乞丐，混入了趁乱出城的难民队伍中。
但面色红润、容光焕发的“朱乞丐”一到城门口，就被清军雪亮的眼睛识别并当场擒拿，关在了东察院。
绍武帝失败的逃生经历让我明白：成功的艺术创作，是离不开真实而具体生活实践的。
为保护绍武帝这一“中国本年度风云人物”，“集团军总司令”李成栋派出专人，携带饮食予以“慰问”。
对此好意，绍武帝一口拒绝，表示：“作为太祖皇帝之后，若喝尔等一口水，吃尔等一勺饭，有何脸面见先人于地下。”
夜深人静的时候，绍武帝趁人不备，取下衣带，投缳自尽！
隆武绍武这兄弟俩，社稷在而存，社稷亡而殉，倒也算得上“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随同绍武帝被俘的，还有明朝的亲王、郡王共十六人。
“贫农”出身的李成栋，对这些昔日的“高级剥削阶级”，没有丝毫的热情和怜悯。
他连请示报告都不向多尔衮呈递，就把这些王爷们统统杀光。
首辅苏观生则趁乱逃脱，但这位“倔强无比”的同志既没有选择降清，也没有想着混出城去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而是跑到家中悬梁自尽。
死时，该同志在墙上留下自己简短的遗言——“大明忠臣、义固当死！”，完成了他“平日无功兴国家，难时一死报君王”的人生轨迹。
但让这位首辅死不瞑目的是，在他死后，他的“铁杆亲信”顾元镜、曾道唯等人，均没有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前进，反而屈膝降清，做了可耻的叛徒。
绍武政权就这样“昙花一现”后，永远地消失到历史的隧道深处。
她是南明最窝囊的政权，从建立到灭亡，仅仅存在了四十天，连绞尽脑汁想出来的“绍武”年号，都没来得及使用一下。
她在历史上唯一引以为豪的“闪光点”，就是打赢了一场内战。
但就是这场内战，损耗自己和永历政权的力量，并加速了广东的陷落。
在清军占领广州后，为防止自己成为清军剿杀的下一个目标，永历中央政府悄悄收拾收拾，灰溜溜地告别国都肇庆，经广西逃往湖南。
第二十三章 沸腾的红土地
小小的道滘
在李成栋、佟养甲率领清军消灭广州的绍武帝，吓跑肇庆的永历帝后，南明政府有组织的抵抗便趋于瓦解，正面战场迅速崩溃。
李佟集团军则继续扩大战果，趁势收取广东未降的府县。
1646年12月22日，北上的清军在英德打败明将陈课、童以振两部，占领广东北部重镇韶关。
1647年1月7日，继续北上的清军占领粤赣交界的南雄。
1647年4月1日，清军成功渡过琼州海峡，占领海南岛。
这样，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李成栋就凭着自己四千多人的“李氏清军”（主要由陕北人组成）和数万人的郑芝龙降军，完全占领了广东十府。
在这个占领的过程中，李成栋逐渐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现实：在广东这块红土地上，战胜政府军易，战胜非政府军（义军）难！
这一认识，首先来自于东莞一个叫道滘（念jiao）的地方。
事情的起源是这样的。
“李氏清军”在占领东莞后，又发扬其“无恶不做的光荣传统”，对这个地方烧杀抢掠了三天（军队行话叫“放赏”）。
三天后，一支数百人“收获颇丰”的“李氏清军”，在道滘这个地方，遭到一大群“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袭击，损失惨重，约一百人被杀，所抢的财物及“MM”全部所夺。
逃回东莞的清军，自然不会善罢干休，他们又叫来了大批同伙，准备血洗道滘。
但这次清军结果更残，苦战六日，损兵两百。
事后，打了败仗的清军通过侦查得知，道滘这群非法武装的头目叫莫子元、叶如日。
他们把这一情况，迅速向刚被任命的“广东军区司令”（广东提督）李成栋汇报。
得报后的李司令结束了沾沾自喜的精神状态，派总兵陈甲领兵数千，由水路杀气腾腾向道滘逼来。
早就知道清军还会卷土重来的道滘人民，这几天当然不会闲着。
他们一边昼夜不停地抢修工事、打制武器、储存给养；一边向附近的沙湾、市桥、高鹤等乡镇紧急请援。
在这个曾诞生了袁崇焕的“英雄之乡”，普通的百姓政治觉悟和民族感情自然不会落后。
得到请援信的四乡百姓，在第一时间里自备武器粮草，紧急向道滘集中。
一时间，小小的道滘便聚集了战船千艘，义军万人。
刚刚准备完毕，陈甲的清军也由水面赶到。两家二话不说，立即开打。
大部分由“旱鸭子”组成的清军，在这场水上战斗中的结果可想而知——两千多名清兵被歼，陈甲被俘。
这是清军自侵入广东以来，遭到的第一场大败仗，它大长了广东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清帝国主义的威风！
它也再一次向历史证明：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道滘的胜利也让一个“东莞的社会精英人士”，由衷地感叹到：“清军能以三百人攻破大大的广州，却不能以数千人占领小小的道滘，可见我们家乡的民心可用啊！”。
这个精英人士，就是在东莞土生土长的张家玉。
张家玉，生于1616年，打小起，除喜好读书外，还爱好舞枪击剑、交江湖朋友，仿佛又一个“袁崇焕”重生再造。
1643年，他考中进士，因成绩名列前茅，直接进入“国家高级干部培养基地”————翰林院，任庶吉士。
这时，离袁崇焕英烈的故去，已13个年头。
13年来，大浪淘沙，水落石出。民间不断有人，对袁崇焕是否真的投敌叛国发出致疑，年轻的张家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京城，他曾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凭吊了这位同乡的在京故居，并写下了《燕京吊袁督师》一诗。“黄沙白雾皂雕旗，独赖孤臣两臂挥。热血作书招死士，裹疮临战立重围。遂令汉卒闻笳奋，共扫妖氛奏凯归。劳苦功高谁得似，中山何事谤书飞。”
自那时起，他就立下了这样一个志向，有朝一日，像袁督师那样，竭尽所能，不计诽谤，为国效忠。
第二年（1644年）的三月，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入京城，张家玉被捉。
大顺军对这位“夙有清名”的大明官员相当客气，不仅没有将他纳入“追赃助饷”的黑名单，反而热情地邀请他“弃明投顺”，为新兴的大顺朝服务。
但家玉同志就是如此地不识时务，不但不降，反而搞起了绝食斗争。
绝食七日后，对他敬佩有加的大顺政府决定“网开一面”，放掉了这位耿气的“不合作者”。
被放后的他，知道自已在京已无所作为，就直接回到家乡静观其变。
弘光朝建立后，被人诬告犯有“投敌叛国罪”的他，被锁拿进京（南京）。
幸亏有人，拿出充分证据证明其清白，张家玉最终才被“免于刑事处分”，无罪释放。
弘光朝覆灭后，张家玉积极参与了“拥唐运动”，并在后来建立的隆武政权中，任翰林院侍讲，兼理吏、户、礼三科事。
不久，他被下派到郑彩军中，担任“政委”（监军）。
但郑彩阳奉阴违的做法让他认识到：依靠军阀建国，等于沙上筑塔。
明白了这一点，他立刻弘扬“知行合一”的精神，自己着手组建了一支小小的武装部队——武兴营新军。
在隆武帝汀洲遇害后，无粮无饷的他，一度对时局悲观失望，解散了新军，仅带了一部分骨干返回家乡。
道滘的胜利，让他在大发感叹的同时，也看到了希望。
他马上派出手下的参将陈登云，赶往道滘联络。
道滘义军头领莫子元、叶如日见这位名扬海内外的人士主动联络，异常高兴，他们马上派出战船，把张家玉所带的兵马及家眷等接到道滘，共商抗清大计。
张家玉的资历、名望、能力，使他一来就变成了这个抗清基地的“实际领袖”。
在他的主持下，道滘迅速完成了以下四项工作：
1、修泥城。
张家玉根据道滘的地形特点，提出一个“经济实惠，即刻可行”的工事修造方案——筑泥城。经过数千人热火朝天地加班加点，泥城在一夜之间便奇迹般地矗立在这块红土地上。
泥城内，坑道交错，陷阱、火炮、地雷依点设置，环环相扣，完全成了一个“绞肉机”式的堡垒工事。
2、整军队。
张家玉对这支来自四村八乡，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义军，申明约束，整顿军容，严肃军纪，使义军做到真为国、不忧民，取得当地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
在此基础上，他选出精壮骁勇的五千人，组成了“突击部队”，作为攻防作战的主力。
3、举义旗。
1647年3月4日，张家玉正式树起义旗，表示“弹丸之地”的小道滘将与“庞然巨兽”的大清国决战到底，并热忱欢迎华夏大地上，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加入到道滘的“反抗阵营”中来。
4、取东莞。
为将抵抗事业做大做强，张家玉并不死守道滘。他邀请博罗县的举人韩如琰，作为自已新的合作伙伴。约其从陆路进军，自己则率“突击部队”从水路接应，直取东莞。
双方于3月14日，发起水陆夹攻，当日就拿下东莞，活捉清朝新任命的“伪知县”。
张家玉四个快速而漂亮的动作，搞得在省城坐镇的李成栋晕头转向，特别是东莞的丢失，更让他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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