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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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有德的主力一撤，在湖南九溪卫蛰伏的堵胤锡率先行动，率马进忠部进攻湘北重镇常德，并顺利攻取之。

“刘铁棍”被杀后，他的部下归陈友龙统领。这位本不情愿降清的“爱国将领”，便利用这一难得大好形势，带领全军反正，并先后占领了靖州、黎平、武冈、新化、宝庆，同堵胤锡、马进忠部互相呼应，大有一举拿下长沙之势。

与此同时，在广西“蜗居”了半年的何腾蛟，也借第二次桂林大捷的余勇（第二次桂林大捷，是指1648年3月，何瞿等人再次在桂林，打败由湖南进犯的清军，此役歼敌人数超过从前的桂林、全州两次大捷），收复了一月份“不小心”丢失的全州，使永历王朝在广西的疆土，又再一次归于完整。

尔后，何腾蛟信心百倍地率领得胜之师，跨过湘桂边境，开始实施其梦寐以求的“全面复湘”计划。

江西、广西、湖南等省份的“量变”，又促使广东发生了“质变”。

那个曾经双手沾满江南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李成栋，也带领广东各界人士，宣布脱离清朝，反正归明！

广东反正

李成栋在广东的反正，与金、王两人相比，是“表相近、实相远”。

因为从表面看来，李成栋反正的原因，的确是多尔衮的赏罚不公。

在以往的章节，我们可以看到，在暴力镇压汉族反抗的战争中，随处可见李成栋“忙忙碌碌”的身影。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有他，“长汀弑君”“岭南血案”中也有他，在他的身边，汇聚着千千万万汉族人不屈的冤魂。

他曾仅率四千余众，就横扫东南沿海，克江苏、战福建、取广东、攻广西，射杀了隆武帝，活捉了昭武帝，逼得永历帝团团乱转，为大清王朝疆土的“开拓”，社会的“安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但他所做的这一切，在多尔衮看来，是一只走投无路、摇尾乞怜的“狗”，需尽的义务罢了。

虽然李成栋是一只有些能力、有些功劳的“狗”。但对于“它”的奖励，多尔衮认为：不必多，一根“骨头”而已！

因此，多尔衮在论功行赏时，就仅仅只给了李成栋一个“两广提督（两广军区司令）”的职务，而把那顶光彩照人的两广总督帽子，戴在了随军“政委”————佟养甲的头上。

要知道，在一路南下的浴血征战中，“佟政委”仅仅带了一百亲兵，在战争中担当的角色，不过是执行一下“特殊勤务”（监视李成栋）罢了！

当然，“佟政委”能得到这个职务，不仅仅是“特殊勤务”搞得好，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特殊的家庭背景。

佟养甲，辽东人，由于他的同族兄弟佟养正，早早就叛明降金，导致了一大家子，曾受到了大明政府“冷酷无情的迫害”，不是被杀，就是被囚。

佟养甲本人，就曾被关在山海关监狱服刑，后几经疏通，才得以戴罪释放。

重获自由后的他，隐姓埋名，浪迹江湖。

为了谋生，他投到左良玉的帐下，当了一名小小的军需官。

清军入关后，他终于咸鱼翻身、时来运转，不但恢复了真名实姓，而且还光荣“入旗”，并很快成为大清帝国上层建筑中，一个亮光闪闪的“零部件”。

因为有过“早年深知世事艰”的痛苦经历，所以即使在当上了两广总督后，对李成栋这位能力实力“双优”的下属，佟养甲依然是礼敬有加，两人表面上的关系基本融洽。

所以，尽管对多尔衮有很大的不满情绪，但当金王两人在江西反正的消息传来，李成栋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命人在粤赣边界上严防死守，阻止“祸水北来”。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汉族社会各界，是不会忘记李成栋同志——这棵“伟岸大树”的。

金王两人首先一次次派出策反人员，对他进行耐心地说服工作。

同时，广州城中的何吾驺（原崇祯朝大学士、隆武朝首辅）与降清的广东布政使袁彭年，也秘密成立了“工作小组”，暗中不断活动，配合金王的策反人员，对李成栋进行反正的“心理疏导”。

想到清军入关后对同族人民的屠杀、奴役和掠夺，想到自已曾经的“助纣为虐”、恶行累累，李成栋胸膛中那颗“汉族之心”渐渐复舒，反正的念头正一点点在心中萌发。

但在他的心中，仍然有一个无法向外人道来的顾虑。

这就是自已的母亲、幼儿等家人，以及辛苦半生抢来的万贯家财，都在千里亡外的松江府，且正处于清政府严密的“保护”之下。

如果自已一旦反正，那这一切都将玉石俱焚，化为乌无。

就在他“去留两徘徊”之际，两位亲人的苦谏，彻底截断了他的退路。

一个亲人，是他的干儿子李元胤。

这个干儿子，是李成栋在河南时，收养的一个孤儿。

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人是很容易偎依在一起，抱团取暖的，杀人如麻的李成栋也不例外。

对这个干儿子，他一直就有一种超越血缘的亲情。除了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外，学习也没放松，即使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仍没耽误过对这个儿子的培养教育。

他曾请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对这个孩子施以严格的家教。

和同龄的孩子一样，李承胤读过的书，无非就是那一册又一册的儒家典籍。

但就这让人诅咒了上千年的四书五经，承胤同学，却从中读出了其真正的内涵。

这内涵就是——丈夫处世、仁义为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因为教育有引导内心方向的力量，李元胤对于父亲的降清，曾经是那么地耿耿于怀，闷闷不乐。

在“九州生气放风雷、万马齐奔势可喜”的非常时刻，他大义凛然地对着父亲慷慨陈词：

“我华夏从少康至今，三千余年，虽时有衰微，但终能屡仆屡起，继而复兴；我大明深仁厚泽，远过唐宋；我先帝又为国捐躯，天下敬仰……”。

“现在，金声桓将军在江西揭竿而起，所向披靡，焦琏将军又血战收复两广七郡；天子虽居广西一隅，但将相拥戴，舍身相随……”

“这些都说明我大明不死、大汉不亡，父亲如果起兵响应，事成则封侯拜将，事败也忠义千秋！”

李元胤同学发自肺腑的一席话，竟说得李成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就在李无胤言犹在耳时，李成栋的另一个亲人——爱妾赵氏，则直接举行了“尸谏”，用生命的代价，为这次策反工作，划上了悲壮的句号。

赵氏，是从松江府，千里迢迢，赶来与李成栋鹊桥相会的。

在自北向南一路行途中，赵氏目睹的，是一幕幕鲜血沥沥的残像；耳闻的，是一声声人心思汉的呼声！

“家妇亦知亡国恨，愿效子归滴血花”，团聚之夜，赵氏在一五一十，讲述完路上的所见所闻后，便劝自己的丈夫，效法江西，担当起天下的兴亡。

李成栋说道：“一旦起兵，不但你生死难料，且松江的百口家人，立马化为冤魂，你让我如何是好！”

赵氏闻之漠然，夫妾一夜无眠。

次日，在李成栋外出之际，赵氏写下血书，拔剑自刎。

血书中，赵氏最后一次规劝丈夫——驱逐异族，光复汉疆！

闻讯而来的李成栋，伏尸大哭。

哭罢，他对前来吊唁的部下叹道：“难道我等七尺男儿，反不及一妇人乎？”

至此，他已身无退路，心无旁鹫！

1648年4月15日，几度犹豫、几度彷徨后的李成栋，终于在广东举起义旗，正式与满清政府一刀两断。

在他反正后的一个月内，他松江的百口家眷，全部被清政府杀害；巨额家产，也没收殆尽。

李成栋反正时，对自己的“欢喜冤家”——佟养甲，颇为关爱。

不但不杀，还把这次反正功劳的一部分，挂在了佟的名下，每次发布文告政令，都拉上这位“政委”一同署名。

李成栋的确是个能力实力“双佳”的特殊人才，在他的领导下，广东是全境反正，没有出现像江西赣州那样的“钉子户”。

李成栋反正后，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广东地方政府与永历中央政府的关系。

他是个“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人，投降后对清政府的态度如此，反正后对永历政府的态度，也是如此！

他不但第一时间派出使者，向永历帝汇报广东反正情况，而且请皇帝陛下移跸广州，所需费用，一概由广东承担。

对于李成栋在广东的反正，永历帝先是“莫名惊诧”，然后就是“莫名狂喜”。

因为这将意味着，不但来自东边的危胁消除了，而且广西广东连为一体后，他和手下的大臣们，将不必再过那种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了！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怀着无比愉悦的心情，永历帝带领着他的班子，由广西南宁起程，向广东进发！

在路上，他下诏封李成栋为广昌侯，佟养甲为襄平伯，升耿献忠为兵部尚书。

在桂林时，大学士瞿式耜等向永历帝提醒：“若朝廷迁至广州，势必为反正官员操纵，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一句话吓醒梦中人，想想在武冈刘承胤那里，低眉顺眼、忍气吞声的日子，心有季悸的永历帝，马上改变了到大城市广州，谋求发展的念头。

他以“还于故都，居中指挥”的名义，“英明果断”地将此行的终点，定在了他的登基地——肇庆。

虽然隐隐约约感到了怀疑的目光，但已下了忠君报国决心的李成栋，还是派出李元胤到梧州“迎驾”。

1648年8月1日，永历帝带着自己的“流亡政府”，终于回到了故都肇庆。

李成栋率广东的“反正高干”及社会贤达，于郊外迎候并朝见天子。

粗中有细的李成栋，考虑到永历帝远道而来，囊中羞涩，便在宫中预先淮备了一万两白银，以备皇帝赏赐之用。

看到白银的永历帝，想起了武冈被“索饷”的经历，心中陡然涌起一丝难以名状的感动！

第二十五章　昙花一现

“病变”的政权

李成栋在广东反正后，南明永历政权的实际控制区，由广西一隅，迅速扩张到广东的全部，江西、福建、湖南的大部。

又有几百万的人民，重新在大明灿烂的阳光下，过上了“穿我汉家衣，复我汉家发”，自由且有尊严的生活。

但这种快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南明的百姓就发现，在永历政府的领导下，他们的幸福指数，实在是降低降低了！

为啥？

因为在南明的社会生活中，令人恼火的“三多”现象，正一点点侵蚀着百姓的利益，剥夺着百姓的幸福。

这“三多”，一是“官多”。

在永历帝回驾肇庆，革命前景一片光明的大好形势下，各种“作官势力”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

这些大大小小的势力，或自夸有“组织地下抗清运动”的功劳，或自称有在敌人面前有“忠贞不二”的气节，或自表有“反正救国”的贡献，请永历政府在对他们在表彰奖励的同时，能量才使用，以“民”代“干”。

为扩大“选民”的基础，永历政府对这些人才闯开大门，来者不拒。

结果，弘光朝“都督满街走，职方贱如狗”的丑剧，又一次在永历朝上演。

二是“为国奉献”的机会多。

南明百姓发现，自从“大明旗帜高高飘扬”在身边的那一刻起，他们“为国奉献”的机会，就成倍成倍地增多了。

先是服兵役的机会多了。

因为“反正三巨头”——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都是外来户，本身都没带多少兵来。

尤其是李成栋，他征服广东主要依靠的，仅是自已的四千“秦军”，和郑芝龙的降兵。

自从他反正伊始，“不堪忍受其虐待”的郑芝龙降兵，在施福、施琅带领下，跟他连声“bey—bey”都没说，就跑到福建投郑成功去了！

没办法，为了完成“中兴大明”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这“三巨头”只能实行本土大征兵。

在大征兵运动中，金王两人在江西征了二十多万兵，李成栋则分两次征了近四十万兵。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尔名”，赣粤的父老乡亲，忽然有了一个“拿起武器，报效国家”的大好机会。

征了兵，还得提供后勤保障呀！

这“三巨头”只能继续开动国家机器，又从民间，先后征发“民夫”二百多万人次。

汉族人不够征了，就征少数民族的，反正“爱国不分民族”呀！

征完了人，又从老百姓的家里，无偿地征收了弓刀、铳炮、火药、盔甲、骡马等大量作战物资。

官多兵亦多，必然会催生下“第三个多”——税多。

养活大小“干部”需要钱、打仗需要钱。

另外，对皇帝陛下也不能太吝啬了，多少也应给点皇室经费吧（每年六万两白银，确实不算多）。

各方都需要钱的结果就是——南明百姓，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家家纳税，户户捐输。

南明“群众”的日子，过得很苦，南明“干部们”的日子，过得也不轻松。

因为他们，不久就无奈而痛苦地看到：

在南明新生的躯体上，三个严重的“病变组织”，正在快速地长大、扩展。

第一个“病变组织”——“各自为政”。

永历王朝不算大的地盘，实际被八个强人分割着。

李成栋管着广东（含海南岛）及广西梧州，金声桓、王得仁拥有江西大部，何腾蛟占着湘中湘南，堵胤锡据着湘西。

瞿式耜名义上统揽广西军政，但行政范围却仅局促于桂林，广西的其余部分，则被陈邦彦霸着。

郑成功，则是孤悬在福建同安、厦门的两块“飞地”里，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只奉朔，不奉诏。

这些“独立自主”小政权的存在，使永历“全国一盘棋，打败多尔衮”的口号，就只能停留在书面计划上，直到最后被“全国另一盘棋”的清政府，打得再次踏上逃亡之旅。

第二个“病变组织”——“君权旁落”。

“君权旁落”这个问题，是一个需“一分为二”看待的问题。

如果君权，旁落到了一个“想做大事，能做大事，不出大事”的人（比如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手里，那对国家、民族、人民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但如果君权，旁落到一个处处以公权谋私权的人（比如伟大的阴谋家严嵩）手里，那带来的危害，你就掰完手指头，继续掰脚指头数吧！

永历帝的君权，恰恰就旁落到一个类似严嵩的人——“小阴谋家”马吉翔的手上。

跟随永历帝一路逃难的马吉翔，本来是一个有过犯罪纪录的小官。

但因该同志具有极强的协调联络能力，天生就是一个“办公室主任”的好材料，因此很快就得到永历帝的青睐和信任。

永历帝以“护驾有功”，封马吉翔为文安侯，官拜锦衣卫都指挥使，使其逐渐成为南明国内，能左右皇帝思想及行动的“第一人”。

对于这一点，连现在南明的“第一强人”李成栋，也“身”有感触。

李在隆庆朝见永历帝时，为显示自已“尊君爱君”的诚意，专门将广东全省及广西梧州的官员名单，造册一份，交于皇帝。

他想用这种行动，表示自己治下各级官员的任用、更换，完全将由永历帝“乾纲独断”。

但不久他就敏锐地感觉到，能够“乾纲独断”的，并不是皇帝陛下，而是皇帝身边，那个掌握着签字“一枝笔”的马吉翔。

一日上朝，马吉翔对他说：“皇帝念你手下的各位将领反正有功，准备予以封赏，请把名单拿来，我来操作。”

李成栋郑重其事地开出了名单，呈递给马吉翔。

马吉翔为显示自已“非同一般”的能力，就当着李的面，挥毫泼墨，“缮写奏疏封进”。

不一会儿，永历帝就完全按马吉翔的奏疏，下诏封杜永和、阎可义等人或为侯，或为伯。

事后，回到住所的李成栋，感慨叹息道：“人传马皇帝，我尚不信，今日见之，此言不虚，权臣当道，中兴大业，凶多吉少！我舍母弃子，若事不成，九泉之下，如何相见？”

自此，他对朝堂上的马吉翔之流，由尊敬改为卑视；对永历中央政府，也由希望变为失望。

第三个“病变组织”——党争不断。

这是因为：

君权旁落的结果，必然是派系林立。

派系林立的结果，必然是党争不断。

党争，对于明朝来说，也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政治项目”了。

自从嘉靖皇帝“疏于工作，忙于养生”以来，党争便进入一个辉煌发展的阶段，120多年来，推陈出新，薪火相传，可谓是“党争恒久远，遗臭永流传”。

永历朝的党争，主要两党之争。

一党由“东来的反正功臣”组成，该党外有军人李成栋撑腰，内有虎头袁彭年、虎皮刘湘客、虎牙金堡、虎尾丁时魁、虎爪蒙正发充当打手，一时间兵强马壮，锐不可挡。

因其中楚人居多，故该党被称为“楚党”。

另一党为“西归的扈驾元勋”组成，外有霸占广西的陈邦彦、据守湘西的堵胤锡为援，内有宠臣马吉翔、“技术太监”庞天寿（善长造火炮那位）、阁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吴贞毓掌权，力量虽逊，却个个身处中枢机关，实力也不可小觑。

因其中吴人居多，故该党被称为“吴党”。

瞿式耜、何腾蛟本来是两个“无党派”人士，但因长期受陈邦傅、堵胤锡挤压，只得投到楚党的门下，寻求庇护。

在“道德层面”上，楚党认为吴党是小人当政、搅乱朝纲、祸国殃民；而吴党则认为楚党曾剃发降清，属朝秦暮楚、为臣不忠、为人不贞的狡猾之徒。

前期两党相争的焦点，主要是兵马、钱粮及地盘。

后期两党相争的核心，是如何开展与农民军（大顺、大西军）的合作上，楚党主张“纯洁阶级队伍”，宣扬与农民军“合作无用论”；吴党则主张不择手段，一定要把“农民兄弟们”拉到抗清的这条船上来，用“农民兄弟”的胸膛来挡住清军的马刀。

就其是非对错而言，前期的楚党，对多于错，后期的吴党，公大于私。

就其斗争激烈程度而言，前期是楚党得势，盛气凌人；后期是吴党崛起，反攻倒算。

争来斗去，结果仍还是对应了那个流传千古的寓言故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多尔衮终于从最初的惊慌中镇定下来，调动起大清一切可调动的力量，最后将吴楚两党“一网打尽”！

一个有“严重病变组织”的人，寿命是注定不会长久的。

那么，一个有“严重病变组织”的政权呢？

四星殒落

一个政权，政治与经济上的“病变”，必然会带来军事上的“溃烂”，最终导致这个政权丧失“生机”。

永历朝军事上的“溃烂”，在金声桓于1648年3月，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就略显端倪了。

金王二人反正后，王得仁率的北伐军，二月底就占领了九江地区。若顺江而下，就可朝发夕至，直攻南京。

但让金王深感不安的是，在江西境内，还有一头“笼中之虎”——赣州，没有消灭，其随时都有可能出来伤人。

是先东征南京，还是南取赣州，成为这次军事会议，亟需解决的难题。

大多数与会人士，都主张先取南京、尔后号召东南。

至于小小的赣州，现在正在首鼠两端，完全可以不去理它！待东南一定，赣州自然不战而下。

惟有刚被封为“五省总督”（总督川、陕、鲁、晋、豫五省）的黄人龙同志提出异议。

黄人龙同志说：“当年宁王朱辰濠，在南昌起兵造反，就是因为忽视了南边的赣州，结果就被赣南巡抚王守仁，在背后捅了一刀，功败垂成！”

他的“危言”一下子唬住了“不好好学习、不好好读书”的金声桓。

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1648年3月16日，金声桓亲自统率二十万“新建赣军”，水陆并进，直扑赣州。

刚平静了半年的赣州，一下子又被战争搅得热闹起来。

在赣州的决策层中，坚决不投降，愿意与金声桓大军死磕到底的，只有两人。

一个是“一把手”——清南赣巡抚刘武元，另一个是“二把手”——清赣州守将高进库。

其余的“高层人士”，则都在“边观察、边思考”，想等等局势进一步明朗后，再做抉择。

刘武元不降，是因为他是辽东人，来赣州纯属“裸身做官”，为了老家的家眷，只能“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了。

高进库不降，是因为他和金声桓曾经是同事，一起在左良玉手下混过，知道对方是几斤几两的角色，所以坚决不打算上金声桓的“造反船”。

但金声桓这次，可是打着“光复大明”的旗号来赣州的，这一点，对赣州的汉族老百姓很有号召力和说服力。

战争说到底，就是让这边老百姓打那边老百姓。

如果赣州的老百姓，不愿去打金声桓带来的老百姓了，那等待他俩的，除了审判台，就只有断头台了。

得想办法激起这边的老百姓，打那边老百姓的愿望。

刘武元、高进库很快就有了“着眼点”，他们把半年前金声桓军队攻打赣州时，烧杀抢掠的黑材料整理加工后，派人迅速写成了一张张“大字报”，在赣州满大街地张贴。

赣州百姓那一块块还没有愈合的伤疤，在一张张“大字报”面前，很快就裂开了。恐怖与仇恨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