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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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出趟京城去旅游探亲或看病，都得提前向皇帝打请示报告，得到批准后，才能成行。

如果被封的这位王，封号中有了地名或方向，那么，恭喜这位王爷了，你肯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果然，“惊喜”随之也就来了。

多尔衮做出补充性规定：此次南下占领广东广西后，打下一县，你们就可以自已任命“县长（知县）”；打下一府，你们就可以自已任命“市长（知府）”；全省都打下来了，你们就可以任命“省长（巡抚）”。

各官员的印章，中央政府都给诸位刻好了，大家尽可拿出放心使用。

并且，为了表示对各位的信任，解决军人“两地分居”的问题及减少“性”犯罪，一下子变得体贴下属的多尔衮，还做了一项“充满人性”的规定：

南下的士兵及官员，均可携带家属同往，打下两广后，可以在此地分房分地，长期驻扎。

最后，他还给了这三位王爷，新增了大量的“招兵”指标。

孔有德在原来3100人的基础上，可增招16900人，耿仲明、尚可喜在原来4800人的基础上，可增招15200人。

这就是多尔衮在痛定思痛后，推出的“新思维、新政策”，其核心思想就是——诱之以利、导之以法；宁与家奴、不与外人。

政策一变，心情就变，在如此“给力”的政策面前，三个王爷马上生龙活虎、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各项工作就已就绪。

1649年7月，三王陆续率部开拔，独当一面的孔有德，单独负责攻打广西；能力有限的耿仲明、尚可喜两位，联合攻打广东。

当耿仲明、尚可喜在11月初，率部开拔到江西吉安时，大清“执法官员”忽然找上门来，与两位进行单独约谈。

约谈的官员严肃地告知他们，您二位因“窝藏逃人”，已严重违反了大清的“窝藏逃人法”。

前面讲过，所谓的窝藏逃人，就是指收留、包庇从旗人庄园逃出的汉人奴隶，其构成对旗人庄主“特殊财产”的严重侵犯。

要说窝藏个把“逃人”，对贵为王爷的两位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但这回两位明显地耍大了，一下子窝藏了一千多个“逃人”。

因此，负责此案的官员，转而严厉向两位指出：“大清现在己是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论涉及到谁，只要触犯法律，都将依法处理，决不姑息。”

在办案官员的暴风骤雨下，心理素质较差的耿仲明同志，竟一时经不住考验，于11月27日这天，畏罪自杀了！

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政冶绑架法律的国家，即使刚刚建国的大清也不例外。

就在耿仲明同志那颗脆弱的心脏，刚刚停止跳动的时候，大清中央政府的处罚决定到了。

处罚决定共有两条：一、对两位的“犯罪行为”给予书面警告；二、各罚银四千两，仅此而已！

本来，大清的最高权力机关——议政王会议，给两位王爷做出的处罚决定是削去王爵，并各处罚银五千两的。

但多尔衮考虑到正在用人之际，就“网开一面，从轻从宽”处理了。

这下，尚家乐大了，耿家悔大了！

但这还不是耿家人最后悔的。

最后悔的是：清廷认为，耿仲明同志擅自自杀的不当行为，是纯粹对组织“惩前避后、治病救人”精神的不信任，是纯粹对大清法律的再次蔑视。有鉴于此，其长子耿继茂同志自动丧失王位的继承权。此次南下，仅以阿思哈尼哈番（男爵，爵位中的最低等）的身份，作为尚可喜副手，统帅其父旧部随征。

两广失陷

在两路南下的清军，被“吸附”回北方的一年多日子里，明清边境线上一片宁静。

双方在这段时间内，自觉遵循了“各守原防、和平共处”的两项基本原则，彼此之间都没有主动向对方发起过大的攻击。

这给了永历帝一个不错的感觉——未来的岁月，可以“波谰不惊”地这样过下去了！

在这样沐浴着和平阳光的日子里，朱由榔同志，终于“有模有样”地过了一段幸福而难忘的帝王生活。

要说他在这段执政履历里，做过什么大事，的确是无史料可查。但要说他什么事也不做，却也有失公允。

这位永历帝的个人工作简历，大致如下：

朝堂内，这位“亲西方的国家领导人”，在欧洲人卜弥格的协助下，制定并颂布了《永历新历》。

甚至，动员金家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的他，还派卜弥格作为特使，去遥远的意大利“借兵灭虏”，请“万能的主”来解救他这位受苦受难的“孩子”。

上帝虽然没有给他送来救兵，但却给他送来了一位新“太子”，终于让大明江山后继有人。

朝堂外，他解决了李成栋死后，广东明军无领导人的问题，由李成栋的副手杜永和出任新的统帅。

他还把郑成功“统战”到自己的旗号下，在福建成功地开辟了抗清的“第二战场”。

秘密策反陕西吴三桂的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吴三桂同志已经作出了“择期反正”的保证。

但这种“小打小闹、拾遗补漏”式的工作作风，并没有使永历政权整体改观，民众对国家冷漠和不坚持的态度，仍“涛声依旧”。

当1649年冬季来临的时候，呼啸的北风，不仅给南明带来了冽冽寒意，还带来了真正的危机！

危机是先从广东边境开始的，1649年12月3日（阴历），尚可喜、耿继茂率部从江西临江府出发，27日即到达赣粤交界的南安。

在南安，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的尚可喜开始玩“阴招”。

尚可喜会全军上下一方面杀胖猪宰肥羊、贴春联买花鞭，摆出一副喜气洋洋过大年的欢庆场面；另一方面，却秘密派出多名特务，假扮商人，潜伏到广东北大门——南雄城中。

在爆竹声声辞旧岁的除夕之夜，存心不让南雄人民好好过年的清军开始行动了。

先是假扮商人的清军特务工作者，跑到鼓楼去人为纵火。

趁守城明军赶去救火的当口，“清特”们偷偷地打开城门，放早已守在城外多时的清军入城。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仓猝应战的明南雄守将杨杰、萧启等人被杀，六千多明军战死，南雄失守。

1650年1月3日，在南雄欢渡完春节的清军，神清气爽地向下一个城市挺进，准备一战取韶州。

但韶州的明军，早己人去城空，清军便顺顺利利地开进了这座“不设防的城市”。

南雄和韶州的相继失守，让永历帝那颗平静如水的心又骚动不安起来，他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永历朝廷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会上，“转进派”马吉翔引导了会议的方向。移跸广西梧州，成为这个会议不容辩驳的决议。

但这时驻守广州的两广总督杜永和，却上疏提出不同意见，请永历帝为了防止政冶上出现重大的负面影响，暂缓移跸。

面对实力派咄咄逼人的致疑，“心虚”的永历帝只得一面做搬家的准备工作，一面派刘远生、金堡跑到广州，代表自己，“虚心”地向杜总督，解释这次移跸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月1日，永历帝一行又悄悄离开肇庆，前往梧州。

离开这块“龙兴之地”前，永历帝连下两道圣旨。

一道圣旨，是令广西的庆国公陈邦傅、忠贞营刘国俊等部，东援广州。

另一道圣旨，是升马吉翔同志为兵部尚书，与李元胤督守国都肇庆。

但因为皇帝的带头逃命，导致圣旨的权威性和执行力急剧下降，东援广州的明军虽然人多势重，但却始终没有迈出广西“省门”一步。

在各方“你推我让”的不作为中，清军于3月6日，到达广州城郊。

清军统帅尚可喜、耿仲明，首先“很有礼貌”地向杜永和同志，表达了希望和平解决广州问题的诚挚意向。

在遭到杜永和同志粗暴蛮横地拒绝后，清军在3月9日上午，开始竖梯子爬城。

这种原始、笨拙的攻城方式，在这支由李成栋亲手调教出来的明军面前，实在是“一群菜鸟”的武装演习。

结果是攻城的清军既流了汗，又流出了血，个别的倒霉孩还送了命。

初战不利的清军，只能决定采取一种虽然古老但却很靠谱的攻城的攻城方式——围城，来辛辛苦苦地解决广州问题。

他们在东西北的陆地上，三边挖壕沟围困；在南面则收卖了部分海盗头子，成立了大清的“红旗水师”，来控制水上通道，从而完成了四面围困广州的“战略构想”。

但广州城，毕竟是实力雄厚的大城市，经济承受力，远比南昌、大同这些中等城市强得多。

在围城一百天后，广州城中的居民依然是“歌照唱、舞照跳、茶照喝”，仍旧一副优哉游哉的模样，压根就没有出现“营养不良”的征兆。

究其原因，这得益于城南的那条水道。擅长“投机倒把”的广州商人，通过这里源源不断为被围的广州，补充了生存的给养，并形成了一条龙的战时供应体系。

尚耿两位傻眼了，照这样的攻城进度发展下去，恐怕就要在广州城边长期“蜗居”了。

一心想进城过好日子的两位，经过一番认真地核计后，一面向清廷请求增派援兵，一面加紧实施一项特殊的军工生产——铸炮。

到十月下旬，这两项工作都有了显著地进展。

在赣州屡立殊勋，己成为大清“今日之星”的高进库，率援兵赶到。

新铸火炮四十六门，加上高进库带过来，火炮总数达到了七十三门，可以顺利完成集中火力、毁其一点的战斗任务。

11月1日，清军集中炮火，轰击广州城墙的西北角，不怕疲劳、不惧炸膛的清军炮手们，竟整整轰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奇迹终于出现了，坚固的广州城墙，被轰塌一道三十余丈的大口子。

苦苦等待了多时的尚可喜，亲自率着清军敢死队，冲进了广州城。

在确信广州无险可守后，依然保持了高度镇定的杜永和同志，指挥着守军，紧张有序地登上了一千多只大小船只，飘然出海，撤至海南岛的琼州。

仗打了八个月，仅得了一座空城，却让数万守军从眼皮底下从容撤离，尚、耿两位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无人喝采”的情况下，手无寸铁的广州居民，成为两位泄气败火的“良药”。

疯狂的屠城开始了。

据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撰写的回忆录中记载，在这场完全是汉人屠汉人的杀戮中，共有二十多万男女老幼，〖贼吧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Zei8。　贼吧电子书〗悲惨地死于同族人的刀下。

就在广东战场搅成一团的时候，广西战场也出现了一塌糊涂的局面。

“孤胆汉奸”孔有德，在湖南躲过酷暑后，在1650年8月，熟门熟路地对广西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在广西，能拉出来的孔有德过几招的南明将领，就剩下曹志建和焦琏了。

曹志建现在正守在湘桂交界处的龙虎关上，准备和来犯之敌孔有德决一雌雄。

如果说火线提拔为永国公的曹志建同志的战斗能力，在“廖化级”的水平线上，那么孔有德，则已处于“张辽级”的档次。

龙虎关一战，这种差距立刻显现！

曹志建不但损失了一万多士兵，丢了龙虎关，而且更难以启齿的是，他把永国公的官印也弄丢了。

丢了就刻一个木的代替吧，刻完印后，心理调节能力极强的曹志建同志，跑到其弟驻扎广西灌阳，重整残兵，继续和孔有德叫板。

为教训这位“死不改悔”的抵抗派，九月中旬，孔有德分兵三路，逼近灌阳。

明清两军激战于青塘窝，曹志建同志再接再败，损失三千士兵和大炮28门，另手下有七名重要的将领战死。

又让他更难启齿的是，那块木刻的印也给丢了。

曹氏兄弟只得领着最后一点点残兵，逃入到深山徭峒中，以待时机。

自从把这位“很不识相”的永国公，赶到山沟里后，孔有德的攻桂之路，变得异常顺利起来。

孔有德率领的清军，以秋风扫落叶的态势，陆续攻占全州、兴安，逼近省会桂林。

大敌当前，能担当起桂林守卫重任的，也只剩下了开国公赵印选、卫国公胡一青手下的滇军了。

但这支滇军，却在11月5日下午，带上亲人，带上财产，离开桂林，向云南方向转进，准备回家看看。

因为这支滇军的统帅赵印选、胡一青认为，既然曾有恩于他们的何腾跤已死，他们也就没有义务去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那个“素无交情”的桂林留守瞿式耜了。

滇军的不战而遁，让瞿式耜直气得捶胸顿足骂道：“朝廷平时以高爵侍你们，百姓以膏血养你们，你们今天却不发一矢就四散而逃，可知头顶三尺有神灵。”

瞿式耜同志，用神灵来约束我们的汉族，这的确是你的错，因为，你还没有弄懂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内心信仰！

在我们民族的幼年期，先知先觉的孔老夫子，就曾用“不知生，焉知死？”来教育我们这个民族。

在他老人家的谆谆告诫下，大部分汉人，变成了骨子里“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神仙鬼怪”的“无畏一族”。

虽然东汉后，佛教西来，为全民增添了一些“心理约束”。但这种约束，却暗藏着“求财求利”的功用目的。

活在当下自我欢娱的世界里，不必问前世，不必管来生，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底色。

这种底色，使我们大部分汉人，在外族入侵、改朝换代的大变革面前，会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

但我们的民族，在大部分外，也会有少部分人，在用生命作为蜡烛，点燃令全民族感到温暖和希望的亮光。

在即将陷落的桂林城里，大学士瞿式耜是这样的一个人，总督张同敞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桂林城已无兵抗敌情况下，瞿式耜认为自己守土有责，决心与城共存亡。

在这危险万分的时刻，总督各路军务的张同敞，听闻瞿老师有如此决心，即泅渡过江，进入留守府中，要求与这位老师同生共死。

他慷慨表示：“君恩师义，同敞当与共之。”

而瞿老师则认为这位学生没有守城职责，不必留此陪他送命。

张学生则认真回答：“古人耻于独为君子，老师难道不许我与您同死吗？”讲此话时，情真意切，无虚无伪。

师生两人放声大笑，笑过之后，取酒同饮，明烛达旦。

11月5日，清兵在孔有德率领下，大摇大摆地进入桂林城。

当清兵进入留守府搜查时，见到瞿、张二位衣冠肃然，从从容容坐在大堂之上，大为惊讶的同时，也暗生敬佩。

清军将这喝了一夜酒的两位，押到孔有德面前，孔以高官厚禄相许招降，马上遭到一番从“外表到灵魂”的痛骂。

考虑到两位名气太盛，擅杀就会被社会舆论淹灭的孔有德，自作聪明地想到一条“折中处理”的办法。

他通过瞿的江苏同乡王三元，劝两位削发为僧，以规避大清法律的惩罚。

二位对这个自作多情的建议，嗤之以鼻。

好心做了驴肝肺，精神很受伤害的孔有德，马上对张同敞施以酷刑，将其手臂打断，眼睛打伤。

但从身残志坚的张同敞身上，孔有德听不到一丝求降的“软话”。

听到的，是狱卒反映的这二位孤灯对坐，以赋诗唱和，抒发正气，互勉忠贞的动人事迹……

这两位被关押了60天，写诗达百余首，平均每天两首。

二位在狱中，除写诗外，还给平乐的焦琏写信：“城中清兵无几，若劲旅直入，孔有德之头可立致也。”不幸，信被孔有德截获。

见信后孔有德，彻底丧失了做“好人好事”的耐心，在闰11月17日，将他俩残酷地杀害在叠彩山风洞前。

瞿式耜的殉国行为很好理解，因为在他的生长道路上，饱受国恩，国家曾给他铺满了鲜花和阳光。

但张同敞的殉国行为，却并不好让人理解，因为他为之殉节的这个国家，不但对其“无恩”，而且“有负”。

张同敞的曾祖父，就是明朝中后期那个大名鼎鼎的“救时宰相”——张居正。

张居正曾为了这个国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立下了巨大的功勋。连永历帝的爷爷万历帝，也曾经十分动情地说过：“首辅您为国家的付出，朕无以为报，惟有今后照顾好您的子孙，方可心安！”

但张居正一死，曾经信誓旦旦的万历帝，虽言犹在耳，却就对他的后代下手了。

出于对张居正曾经“福威自居、杀伐自为”的痛恨，万历帝对张家下达了严厉的抄家令。

在抄家和随后的审问中，张家一门十几口饿死，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自杀，在北京及老家江陵的家产被没收。

后来在大臣们“打抱不平”的上疏抗议中，良心上略微受到一丝震撼的万历帝，终于发还了张家一些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才没有让这个显经显赫一时的家庭彻底沦为“无产阶级”。

但从此，张家人就彻底沦为，一群时时处处需要夹着尾巴在世界上行走的“贱民”。

张同敞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在他的生长历程中，误解、歧视、坎坷如影随行。

直得天启年间，张居正得到平反，他才得以荫补为一个小小的中书舍人（从七品）。

就这点小小的补偿，却使他内心充满无比的感激。从那时起，他就立下誓言，将以生命来报达这个国家。

在李闯进京、崇祯自杀之时，他只身逃出，来到南京。

以后，无论在弘光政府里，还是在隆武政府里，他都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做好手头的每一项工作，用实际行动来抒写着这个特殊的年代里对国家特有的忠城。

在隆光帝死难、永历帝继位后，他又一次只身南下，投入到抗清救国的洪流中，最后终于在桂林，以生命作凭证，兑现了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

在“英烈如云”的南明史中，张同敞很普通，以致于在很多史料记载中，他仅仅作为瞿式耜老师一个配角出现。

但就是这样一个配角，却让我看到一种高贵的品格，一种能忍受国家“不公平待遇”，却九死不悔地为之奋斗的品格。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国家为我们做了什么，而要问我们为国家做了什么？”

西点军校的校训上说：“国家，无论对错，都是我的母亲”。

现在，我们的国家，也许贫富不均，也许善恶不清，也许美丑不明，但她广阔的土地承载了我们的躯体，她丰富的物产滋养了我们的身心，她灿烂的文化铸造了我们的灵魂，她给予我们的，永远比拿走我们的，要多。

所以，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国家的失望，像张同敞烈士那样，尽自已一份微薄之力吧，让自已的国家，在自己的手中，离真善美更近些，离假丑恶更远些！

1650年11月，对于逃难的永历帝而言，充满了阴霾与黑暗，广州、桂林两个省会城市相继失陷，继瞿式耜死难后，另一个可以依靠的将军——焦琏，也被准备降清的陈邦傅暗杀。

永历帝在无可奈何中，从梧州“移跸”南宁。

在南宁，他迎来了1651年的春节。

但新的一年，并没有给他带来欣喜，广西的陈邦傅终于投向了清朝的怀抱，海南岛的杜永和也放弃了最后的支持，改明旗易清帜。

在广东高州、雷州坚持抗清的李元胤兄弟，被叛军王胜堂等擒获，押往广州，因不屈被耿继茂杀害。

在黯淡无光的前景下，永历朝的大臣们一部分屈身降清，以求富贵；一部分遁入山门，不问世事；一部分返回“清统区”，苟存性命；只有一小部分官员坚持留下来。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南明的历史，将在1651年完全结束。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加入到了保卫南明的阵营中，并把南明的历史，又往后延续了11年。

第二十七章　大西南

四川，血浸的土地

历史就是这样诡异，这股加盟并伴随着大明走完最后一程的力量，就是当年以推翻明朝为已任的一支重要武装——大西军余部。

大西军余部，由一支“反明武装”到“护明武装”的转变，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复杂因素。

这其中，有利害关系，有人心所向，有民族感情，还有个人禀性。

这种转变，是从张献忠在四川经营失败开始的。

1644年初，作为大明王朝“第二杀手”的张献忠，率领他的造反队伍，成功地占据了湘赣两省的大部分地区。

就在大家都预测，他将直捣大明“留都”南京的时候，张献忠却放弃湘赣两省的地盘，调转枪头，杀向四川。

他这样做，并不是害怕“阶级敌人”——明朝的追剿，而是担心“阶级兄弟”——李自成的迫害。

明末两大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与李自成，仿佛就是三国时周瑜与诸葛亮的“翻版”。张献忠年纪比李自成大，出道比李自成早，生的也比李自成魁梧，可就是聚在身上的“闪光灯”，比李自成少。

出于这种妒嫉心理，他与李自成发生了多次的不愉快，后来还导致了大规模的“火并”。

现如今，李自成不但占据了陕豫鄂的大部分，而且还抢先一步，在西安称帝建国。

更关键的是，昔日的大明子民，已把李自成看作了下一届“真龙天子”的不二人选，“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革命歌曲正响彻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而此时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