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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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墙角效应”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墙角们”半推半就地被挖，鲁监国的大厦底层，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窟窿！

但光这两“阴招”，还不足以让鲁监国这座“神圣而庄严”的大厦，轰然倒地。

给大厦致命一击的，是张名振和王朝先的“火并”。

在现在舟山鲁监国的干部系统中，实际上被人为地分成“旧”与“新”两派。

张名振是鞍前马后跟随鲁监国奋斗多年的“资深粉丝”，当然成为“旧派”的核心；王朝先当年不但剥夺了黄斌卿的性命，还吞并了他的人马，自然成为“新派”的领导。

“衣不如新，人不如旧”，在用人问题上，鲁监国更倾向于用“旧”不用“新”，这就让王朝先及手下的心态大为失衡，不满情绪如野草疯长。

觉察到“不稳定因素”存在的张名振，决定先下手为强，于1651年2月的一个清晨，将睡意朦胧王朝先斩杀于卧室之中。

见领导被宰，相当多“新派”们愤愤不平、怨恨难消，于是在张济明、吕廷纪的带领下，集体降清！

至此，舟山群岛对清朝己无任何秘密可言。

认为时机业已成熟的多尔衮，在1651年6月从江苏、浙江、福建大量抽兵，组成“海陆联合兵团”，由浙闽总督陈锦率领，准备向舟山发动大规模的登岛战，以求“毕其功于一役”。

大敌当前之际，鲁监国决定玩一回“围魏救赵”，他利用“海军优势”，组织主力军队千里跃进，计划直扑兵力空虚的南京，并想以此迫使清军从水路回援，以能在海上歼灭之。

但“魏”未围，“赵”先失，就在鲁监国北上之际，清军趁着一次大雾弥漫的机会，在张济明、吕廷纪的引导下，成功夺取舟山群岛。

舟山一失，“无家可归”的鲁监国，只得率张名振等部属南下，跑到厦门郑成功这里来认“干亲”。

郑成功以宗室之礼与鲁监国相见后，以自己现在奉永历正朔，不便“立场混淆”，将其晾在一边。

而对鲁监国带来的军队，郑成功却如见至宝，尽量“鲸吞蚕食之”。

到后来，仅有张名振部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其余的，皆成为成功同志的“囊中之物”。

“掉鳞苍龙、落毛凤凰”的鲁监国，只得面对现实，在1652年3月，宣布放弃监国名号，承认永历帝的正统地位。

至此，南明终于告别了“双日临空”的不正常局面。

张名振虽然改换门庭，但心中的复明之火，还是熊熊不息的。

这次主动清缨，其意可现、其志可嘉！郑成功虽不欣然，却也同意，并为其提供了物资，加派了兵马。

1653年10月，在风号浪吼、白浪滔天中，张名振率数千部下扬帆起锚，慷慨北上。

他们先到达了上海的崇明岛，在该岛的三尖沙、稗沙、平洋等处，安营扎寨、开荒种地，摆出一副“高筑墙、广集粮、常相驻”的架式。

以崇明岛为前进基地，张名振开始他三入长江的艰难历程。

张名振的率兵北上，实际揭开了明清最后一次生死大会战的序幕，我们姑且称其为南明第一方面军吧！

在不久后的1654年2月，李定国也从广西柳州领兵数万，誓师东征，我们姑且称其为南明第二方面军吧！

此次出征，李定国同志是精心筹划，志在必得。不但配备了大象、铳炮等“重武器”，而且还征购了门板、火药、铅铁等大量作战物资。

因连城璧同志的工作非常到位，所以自出兵之时起，第二方面军就在人员、情报上，得到了广东各地义师的大力配合。

这使第二方面军，一路上斩将搴旗、凯歌行进。取横州（今广西横县），克廉州（今广西合浦），下高州（今广东茂名），降雷州，几乎入无人之境。

在李定国凌厉的刀锋面前，尚可喜、耿继茂及广东督抚很是知趣，慌乱地放弃广东大部分地盘，把各地军队撤到广州地区，准备攥紧拳头后，才和明军较量一番。

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李定国，深知单纯依靠自已手中的这点兵，完全打下全广东，实属难做之举。因此，他还是把联合郑成功，同取广东，定成了这次克敌制胜的主要筹码。

所以，他把下一步进军的目标，定在了广州南边的新会。

新会，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西部，地理条件优越，有内河航道与外海相通，与上一次进攻的肇庆相比，更靠近沿海，这将更方便郑成功的“海陆联军”，以最快的速度抵达。

已被郑成功同志成功放过一次“鸽子”的李定国，这次仍对其信心不衰，是因为他相信在永历帝的“煌煌圣旨”前，一向自诩“忠臣爱国”，并和老朱家攀上亲戚的郑成功，这次断不会自食其言。

以自己单纯之心度他人复杂之心，这正是李定国人生悲剧的根源之一，这次也不例外！

在四月份向新会进军途中，李定国同志在高州却罕见地病了，而且病的不轻，整日昏昏沉沉、水米不进……

病中的他，只得一面派自己的军队，会合广东义师王兴等部向新会进军，发起试探性进攻：一面派出得力使臣，赶赴厦门，催促郑成功同志早日出兵。

当李定国的明使心急火燎、风尘仆仆赶到厦门时，郑成功与清廷的谈判，正入佳境。

清廷现在已经敏感地感觉到湖南、广东战场的“不平静”，因此把竭力维持闽浙沿海的“平静”，做为这次谈判的首要目标，所以这次给郑成功开出的价码，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好！

具体标价如下：

1、封郑成功为海澄公，挂靖海将军印；

2、划漳州、潮州、惠州、泉州为郑成功的驻兵之所，郑军所需经费，由四州财政解决，不足部分，可另向中央申请；

3、清廷对郑军武将一概不加调换，仍由郑成功任命，报兵部备案即可；

4、驻福建的清军金砺部，“友好”地撤离福建，调往他处。

这些标价，不能不让郑成功“分外动心”。

感情就像一碗难以端平的水，郑成功对清使投入的感情多了，对明使投入的感情自然就少了。

虽然对明使依然是客客气气、好吃好喝，但就是不准其外出游览一下祖国大好河山（保密需要），这让明使好不郁愤。

直到了夏日炎炎的八月，郑成功才放明使南归，并让其给李定国捎去一封“自说自话”的信。

在信中，郑成功向李定国做出了两点承诺。

一、他已派部将随张名振北上江浙，不久将会有佳音频传；

二、他将进军广东的潮州惠州，以作牵制。

送走明使后，郑成功终于“言行一致”了一回。

他拿着大清“海澄公”这张未到期的“承兑汇票”，跑到潮州惠州去提前支取，成功地把这两个地方的粮食，“支走”不少。

这也算他在这次明清大会战中，做出的一点唯一贡献吧！

在李定国收到郑成功回信的时侯，新会会战，已经打了两个多月。

这两个多月的会战中，因为李定国病重，未能亲临前线。仗主要是其部将吴子圣，领着广东义师来打的，效果吗？——旷费时日，劳而无功！

这里面，虽然有吴子圣指挥能力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清廷“权力下放，让惠于官”的政策，己在清政府内部，打造出一个既得利益阶层。

这个阶层看淡了民族界限，看轻了国家兴亡，而始终将维护自身荣华富贵，放在首位，坚决抗拒大明的“光复大业”的实施！

坚守新会的清朝官员，就是一群这样的既得利益阶层。

新会城打不下来，又收到郑成功这样一封敷衍塞责的信，李定国的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

沉思半晌后，他用凝重的笔调，先给郑成功回了一封长信。

信上他强调了“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的忠臣行事原则，并直截了当指出“当今之急务，应全力会师新会，收复广东”。

长信发出后，唯恐话未说尽的李定国，又给郑成功，加写了一封意辞恳切的短笺，指出“圣跸艰危，不言而喻，请贵爵出兵相应，若出兵晚于10月15日（注意这个日期），则无济于事也！”

因有被对方“放过一次鸽子”的惨痛教训，所以在长信短笺发出后，放不下心来的李定国，只得扶病南下，亲自指挥新会战役。

他先派陈奇策率所部水师进入西江，攻占江门（今江门市），击毙清广东水师总兵盖一鹏。

这样一来，明军既控制了广州的出海口，又切断了广州同新会之间的通道。

江门一失，广州便有了一种刀架背脖的冷嗖嗖之感，尚可喜、耿继茂见无法再做缩头乌皂，只得手拉手地领着军队，在9月12日赶到江门，大力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

但鉴于定国兄过于生猛，两王也不敢继续向前推进，只得呆在江门，一面对着李定国虚张声势，一面对着清廷求助请援！

这就让新会的清军，陷入了特别“孤苦无依”的悲惨境地。

但铁了心与李定国对抗到底的守军，早已将全城居民的生死，置之度外；而将自已的生死，放之“肚”内。完全采取了“城存民亡”的野蛮守城法。

军粮吃光了，就吃民粮；民粮吃光了，就吃“民人”；“民人”吃光了，就吃“名人”。

连新会举人莫芝莲、贡生李龄昌、生员余浩、鲁鳌等社会知名人士，都成了守军的“砧上肉、腹中食”。

恶莫大焉！

而在城外，明军中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疫情，非战斗死亡人数，急剧攀升，士气大受影响。

｛“文｝攻守双方的战力，在12月来临之际，已经到了极限！

｛“人｝就在这时，清廷派出的满汉援军，终于在清靖南将军朱马喇的率领下，姗姗而至！

｛“书｝清军到达后，尚耿两藩王的军队，终于敢“狗仗狗势”。在12月14日这天，向李定国的明军，发动了总攻。

｛“屋｝经过四天四夜的决战，明军全线崩溃，“戈甲弃载道，死者无算，亡十三象”。

持续半年的新会会战，最终以南明的失败而告终！

会战失败后，清军趁胜追击，李定国被迫撤回广西。广东光复的各州县，转而复失；广东起义的义师，转而复败。

撤出广东时，沿途六七十万，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百姓，跟随明军一起撤退。

望着绵延百里的难民队伍，曾经有“一匡天下”志向的李定国，想着两攻广东，两次惨败，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会战失败

就在新会会战吃紧之际，郑成功同志终于出兵了。

他每一次“履约”的背后，都有其“别具一格”的目的，这次也不例外。

在和谈中，饱尝甜头的郑成功，对清廷要价，越来越高。

在地盘上，他的要求，已由驻军漳州、潮州、惠州、泉州四府，提高到驻军全福建及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处州五府。

甚至，他还提出一项让清廷“极其恼火”的条件——参照朝鲜模式，他和他的官员和军队，对清只称臣，不剃发！

为让在谈判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郑成功考虑再三后，“煞有其事”地派出军队，开赴广东，淮备通过搞一次“武装游行”，向清廷来一个“精神恐吓”。

既然出兵是一个“形象动作”，那就得派一个颇为特殊的人员，来作统帅。

这个特殊统帅，就是“内战内行”的林察同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领着绍武军，打败永历军的，就是这位爷！

用这样一个有“特别前科”的人作“一把手”，郑成功之心，可谓良苦。

深谙郑成功内心世界的林察，在出兵日期上，一推再推，直到10月19日，才扬帆南征。

在前面，李定国曾一再提醒过郑成功一个日子——10月15日。

为什么李定国对这个日子，分外敏感？

这是因为在这天后，海面上将由刮北风转为刮南风，这在明末的帆船时代，将使南行船只的航行速度，大打折扣。

林察的舰队，就在这种南风的逆向吹拂下，走走停停、磨磨蹭蹭，直到11月19日，才到达南澳。

在南澳休整七天后，林察才向内河转进，终于在新会决战开始的12月14日，在大鹏所与陈奇策率领的一支水师，胜利会师。

他们会师的地点，距新会不过100多公里，如果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前推进，完全可以朝发而午至！

如果这支三万人的生军力投入战场，战争究竟鹿死谁手，尚末可知？

但就像161年后的滑铁卢战役中，法军将军格鲁希一样，决战当口，林察却“不可思议”地停下来，而且一停就是数日。

胜利的机会，就在这样的停留中，不可逆转地逝去了。

得知李定国战败西撤的信息后，林察急速撤至海上，防止与清军“亲密接触”。

在碧波荡漾的海上，郑军不战不进地呆了数月后，最终在1655年5月，返回厦门。

在返回厦门后，林察因“勤王入援，逗留观望而回”，受到郑成功降级处分，结果仅此而已！

就在李定国战败西撤时，清廷以郑成功“词语悖妄、肆无忌惮”为由，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终止与郑成功一切和谈，即时发兵扑剿。”

接着，顺冶帝任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固山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辉等，统兵赶赴福建，发誓要将“屡抗天命”的郑成功，赶到海里喂鱼。

既然要打仗了，作为谈判工具的郑芝龙，顿时就成了废物一个。

不久，顺治帝应大清广大“监察干部”（御史）的强烈要求，将郑芝龙及其在京家属，全部下牢。

郑氏父子如何痛定思痛，不是本文关心的事情。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且看抗清的另一支生力军（我们姑且称其为第三方面军），在孙可望的领导下，于此次生死大会战中，如何表现？

虽然孙可望早与永历帝貌合神离，但在“东进讨清”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两者却是不谋而合的。

自打宝庆失败，明清战场陷入僵局后，孙可望同志，就非常渴望在抗清战场上再创辉煌，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信，让自己离皇帝的宝座，更近些。

但孙可望知道自己的水平是“官场得意，战场失意”，如果此次挂帅出征，难免又有被失败“撞伤”的可能。

自己不能挂帅，选谁呢？

李定国已和自己分道扬镳了，无法用；冯双礼、白文选非独当一面之才，不能用。

思来想去，孙可望又想起了因保宁战败，被自已一脚踢到昆明“闭门思过”的三弟——刘文秀。

很“豁达大度”的孙可望，转而以永历帝的名义，封刘文秀为“大招讨”（相当于督师），令其“都督诸军，出师东伐”。

而此时的刘文秀，在干什么呢？

被“废置”的两年来，刘文秀己适应了这种“众鸟高飞尽，孤云独自闲”的恬淡生活，整日里，他闭门不出，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已读书及教子读书上。

从高高的庙堂跌落到平凡的人间后，他开始与寻常百姓，有了密切的接触。

在昆明，关于孙可望思谋取代永历帝，建立“后明朝”的传言，正风生水起，越传越广。

虽然版本众多，说法不一，但百姓们一提出此事时，总爱用一个简单明快的字眼，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价值取向。

这个字眼，就是——“呸”！

一个小小的“呸”字，可以看出民众不讲自明的政治倾向。

可望兄，你听见了吗？你明白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以他对孙可望多年的了解，这位大哥有倔强的个性和偏执的人格，自己看准了的事情，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那么，接下来，也许就是民心顿失、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功败垂成。

一边是“民意”，一边是“亲情”，每思于此，就让他心乱如麻、不寒而颤！

为寻求解脱，他迷上了学道，想从这“生死混淆、虚无飘渺”的世界中，找到心灵的寄托。

当诏令传到他面前时，一身素袍的他，正准备入鸡足山专门学道。

堂而皇之的圣旨，把他从逃往虚幻世界的道路上，又拉回了现实人间。

但他知道，这圣旨来自何方，出自何人，意犹何为？

一想到孙可望那张“帝欲自为”的丑恶嘴脸，实不想为孙可望作嫁衣的他，便心冷如冰！

但再想到“百二秦关，尽陷胡尘；万千遗民，泪望王师”，他又心如滚汤，热血澎湃。

一番“去留两俳徊”后，刘文秀终于打点行装，踌躇北上。

在春暖花开的1654年4月，刘文秀同志，终于到达孙可望行营的所在地——贵阳。

孙可望很给刘文秀面子，不但带着文武百官，为其举行了隆重的郊迎仪式，而且还举办了盛大的接风宴会。

刘文秀却很不给孙可望面子，在接风宴会上，大发厥词，讲什么“皇上犹如佛菩萨，我辈犹如大和尚，需扮好各自角色，方能故敌制胜，恢复中原。”

为此，孙可望曾一度想再次“拿下”刘文秀，但想到无人可替，只得悻悻作罢！

但为防止刘文秀给他背后再搞小动作，在离黔前，他给自己的“嫡系”将领都做了“秘密训话”，要求他们对刘大招讨的军令，要区别对待，不能搞无原则服从。

安排好这一切，孙可望这才放心地踏上返回昆明的路途。

一路上，孙可望还不忘时不时地，给自己增添点“祥瑞”材料。

在经过黄果树大瀑布时，兴致甚高的他，就专门写了《望水亭记》，现摘录如下：

甲午（1654）夏，驻跸旧亭，临观赞赏，俄而（不一会儿）潭水且涌数丈，势若钱塘怒潮，喷云散雾，左右惊视，良久乃平。或曰：此神犀之效灵徵异也。爰（于是）命所司（当地官员）选胜为亭，以备临眺。亭成而胜益著，因记诸石，以纪厥异云。又题其石壁曰“雪映川霞”。

就像刘邦吹牛自已斩蛇是杀了白帝的儿子，洪秀全胡侃自已昏睡是在去见上帝，在这篇游记中，孙可望则在惊叹他看见到了神犀，别有用心地自己为自已搞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

但刘文秀可不管孙可望搞的这些“八卦”，随着孙的离去，刘文秀马上在军中，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整风运动”。

他借口诸将现在威勇有余，忠谋不足，特印制了《百将传》，下发全军，组织将士们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学习、讨论，还请当地文儒们，到军营进行了专题授课。

不知不觉中，忠君爱国的观念，在这支军队萌芽生根！

在返回云南后，孙刘商定的作战计划是：即在本年八月，由湘江出长江，同张名振等会师，夺取江南。

而在当时明清对峙的湖南战场上，形势也是非常有利于明军举行大反攻的。

清朝方面，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屯齐，已经率所部满军北返；初来乍到的洪承畴，手头仅有一万多“精兵”，正被湖南大大小小的起义，搞得焦头烂额。

南眀方面，张名振率的二万“大明海军”，已进入长江；广东的新会战役，也正打得热火朝天。这两者正一北一南地拖住了清军的后腿，如果再进军给予其致命的一击，则整个明清战场，形势将会为之一变。

但在这时，刘文秀却止步不前了！

止步不前的原因，主要来自内部，这就是孙可望在返回昆明后，在一批批“民意代表”的拥护下，积极组织“筹委会”，迅速加快了正式登基称帝的步伐。

这自然引起了相当多忠于明室官员的不满，无形之中，便形成了以刘文秀为首的“拥明派”，和以孙可望为首的“去明派”的斗争。

内部的“政治斗争”取代“军事斗争”，成为南明国内的头等大事。

在纷纷攘攘、明争暗战中斗了十个月后，孙可望的“去明称帝”的计划，被无限期地迟滞了。

但与之一起被迟滞的，还有南明取胜的机会。

在这十个月中，清朝方面，却在洪承畴接二连三的“苦苦哀求”下，顺治帝只得再次抽调出一支生力军，让固山额真、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满族）率领，前往湖南湖北协助镇守。

另外，还有咱们前面提到过的，清军已取得广东新会会战的胜利，清方来自东南方向的压力，已大为减轻。

也就是说，在1655年春，当南明内部斗争暂时“尘埃落定”，刘文秀决定正式发起“东伐”战役时，他面前的形势，已变得很不乐观。

四月，在刘文秀的指挥下，南明大将卢明臣、冯双礼等部的马步兵丁六万、象四十余只，己在湖南辰州集结完毕，准备向清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刘文秀筹划的这次军事行动，共三步走。

第一步：攻占常德，切断洞庭湖西面面向长江的通道；

第二步：收复长沙、衡阳、岳州，完全控制长江的湖南段航线；

第三步：与张名振部会师后，进攻武昌，打开抗清战争的新局面。

为保证第一步——攻占常德的计划，能如期实现，刘文秀采取了水陆并进的方针。即卢明臣率水军乘船由沅江进发，他率马步兵从陆上挺进。

但常德战役的失败，就坏在这“水陆并进”上。

因为这时候，长江流域已进入了梅雨季节，连日降雨，江水猛涨，道路泥泞。

在这种气侯下行军，对水军造成的麻烦，不是很大，怛对陆军而言，可就大下了。

刘文秀带领的马步兵常被洪水滞留，行动速度大受影响，根本无法做到同卢明臣的水军同期抵达。

而卢明臣统领的水军，却借着猛涨的江水，轻舟直过万重山，4月17日即到达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