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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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秀带领的马步兵常被洪水滞留，行动速度大受影响，根本无法做到同卢明臣的水军同期抵达。

而卢明臣统领的水军，却借着猛涨的江水，轻舟直过万重山，4月17日即到达桃源，并攻克该县。

在桃源短暂休整后，卢明臣率水军继续前进，直趋常德。

而此时常德的防御，早在5月10日，就得到“全面强化”。

统帅常德守军的，是大清军政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苏克萨哈（日后康熙朝的四大辅政大臣之一）。

在具体的作战方式上，苏克萨哈决定向曾经的老对手李定国同志虚心学习，不搞被动防御，而是——且看下文！

5月23日深夜，准备夜袭常德的卢明臣部，刚到城下，就昏头涨脑地钻进了苏克萨哈精心设计好的埋伏圈。

激战到次日中午，没有得到陆军支援，且又被围起来狠扁的南明水军，几乎全部覆灭，主帅卢明臣同志，也不幸以身殉职。

清军在常德获胜后，再接再厉，趁胜加强了辰州方面的防务。

刘文秀见状，认为事已不可为，便将军队撤回贵州，以图再举。

本已对刘文秀不满的孙可望，根本不打算再给其“东山再起”的机会。闻此兵败，马上再次解除了其兵权，赶回昆明“闲住”。

孙可望集团这边的“迟滞不达”，到最后又不了了之，可苦了在长江中“遥望南天，翘首企盼”的张名振。

就在李定国刚刚挺进广东前夕，张名振已领着他的“大明海军”，开始了艰难的长江之役！

战役之始，正为缺少引路人而寝食难安的张名振，却意外地得到了“好向导”。

这个“好向导”就是“大明智慧之神”刘伯温的后裔——刘孔昭。

在前面讲的南明朝那些事中，刘孔昭绝对够得上一个标准的“跳梁小丑”。

在弘光朝的名利场中，这个“小丑”不停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以自己无与伦比的滑稽表演，为我们的故事增添了许多浓烈的悲喜色彩。

但真实的历史，就是如此地立体和丰富，在南明已快成为一抹夕阳的时候，孔昭同志却像一个追日的夸父，带着儿子，穿越生死封锁线，自觉自愿地跑到张名振军中效力。

1654年1月17日，张名振、刘孔昭、张煌言率领“大明海军”分批进入长江，冲过狼山、福山、江阴、清江等清军江防汛地，四天后即到达离京口（即镇江）只有“一水间”的瓜洲。

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张名振，终于在镇江金山发起了首次登陆战，并一举成功。

“脱手斩得小楼兰”后，张名振与刘孔昭、张煌言登临镇汇金山寺，在这曾经发生过梁红玉擂鼓战金兵的地方，三人眺望浩瀚长江，遥祭苍茫孝陵，不禁泪下沾襟。

两百多年前，洪武爷在此挥师北伐、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何等雄壮！

两百多年后，胡虏再来，中原沦陷、神州陆沉，又何等悲凉！

在万千感慨中，张名振挥毫泼墨，写下了《接济秦藩师泊金山遥拜孝陵有感而赋》。

“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王师桴鼓心肝噎，父老壶浆涕泪亲。南望孝陵兵缟素，会看大纛祃龙津。”

张名振等在金山停留数日，以待上游“秦藩”出兵会师的消息，无奈杳如黄鹤。

而清江南总督马国柱所派的各路援军，正急匆匆地向这边赶来。

见军队孤悬江中，久留不宜，张名振只得挥师东下。

东下途中，在扬州府属的吕四场，张名振率军再次发起登陆战，击败了防守清军、缴获了大批物资。

尔后，从容返回崇明岛休整一个月后，在3月29日，张名振再次率部，二进长江。

这一次，他带来的兵更多，光运兵船就达六百多艘；西进的地域也更深，直达了距南京仅数公里的仪真。

但和第一次一样，他仍设有见到“秦藩”的一兵一卒。

对“秦藩”感到隐隐约约的失望后，返回崇明的张名振，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国姓爷郑成功的身上。

5月18日，张名振带着少数军队南下，先到温州买米七船。

然后他南下闽海，到厦门面见郑成功，要求其提供兵员、火药、器械等方面的支持。

在谈判中已经悟出“战与和”关系的郑成功，为了以战促和，对张名振的“有理要求”，没有拒绝。

他派大将陈辉统水兵五千、陆兵一万、大船近百艘随之北上，这让张名振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但笑容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船队起航后，陈辉便在其船上升起大纛，俨然以主帅自居。

见状，名振同志便要求其降下大纛，陈辉执意不从，两人因此于濠头分裂。

分裂后，陈辉率所部南下，独自行动，让张名振再次成为孤军独旅！

十二月，张名振、张煌言等率所部战船四百艘，第三次进入长江。

此次，比前两次又深入一步，十八日即到达南京上元县境的朱家嘴，焚掳了多艘江西粮船。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张名振的“大明海军”，在江苏、安徽的长江江面上走走停停、往来穿梭，不断探听着“秦藩”军队的消息。

直到粮食无法补给后，张名振才茫然若失地退出长江。

常德、长冮之役在悄无声息中落幕，标志着南明在这场生死大角逐中，将无缘再创东晋淝水之战，南宋釆石之战的胜利辉煌了。

历史是大方的，也是小气的，机会一旦错过，将来的“卷案下课”，不可避免。

在这场横跨东西、纵跃南北的大会战中，南明，更象一辆五马拉的大车。李定国、张名振一心一意，郑成功三心二意，孙可望别有心意，刘文秀有心无意，各有各想，各出各力！

相反，对立面的清朝，倒是同心协力，步调一致，故终在这次大会战中，迎风向雨，笑傲江湖！

在本章的最后，让我再来交待一下两位会战重要参予者的人生归宿吧！

张名振，在退出长江后，为寻找落脚点，再一次占领舟山群岛。

但让他大失所望的是，此时的舟山，早已是人去岛空。居民不是被万恶的清政府屠杀，就是强制内迁，偌大的岛上，仅剩六户人家。

气急怨恨加上奔波劳碌，张名振一病不起，不久便在灰心失望中，黯然辞世。

他死后，部下由张煌言统领，继续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斗争。

钱谦益，在得到姚志卓飞报后，与夫人柳如是一同慷慨解囊，秘密在山区组织起一支五百人的抗清武装。

在得知张各振进入长江时，这支武装即在姚志卓的率领下，穿山越水，投身其间，为之联络引路、筹备粮草……

当会战失败，一切抱负无法施展中时，钱谦益剩下的，只有书宅私和书本。

他一面痛定思痛，在书本中抒发无尽的悔恨与故国情思；一面校勘群书，保存传统文化中点点菁华。

1664年（康熙三年），钱谦益病故，享年八十二岁。

150年后，从国家绝密资科知悉钱谦益“首鼠两端”的乾隆帝，勃然大怒，点名将这位文化大师列入《贰臣传》的乙编，并做诗挖苦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还嗤之为“有才无形之人”，下令在全国封杀其所有著作。

即使在修集大成的《四库全书》时，钱谦益的著作，也被排斥在外，书中凡涉及钱谦益名字者，或改或删。

直到在全国人民前，彻底揭露出钱谦益的“丑恶嘴脸”后，乾隆帝方吿罢休。

又过了100多年，清王朝被推翻，钱谦益的著述，终重见天日，再次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朵炫丽盛开的奇葩。

第三十二章　伤逝

十八先生案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这是一首“藏否人性、评论人生”的哲理诗。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能对一人一生作出完整全面评价的，既不是其一时的真善美，也不时其一事的假丑恶，而是那永恒流淌的时间之河……

有的人今天善良可爱，明天却邪恶可憎……

有的人在此可亲可敬，到彼却遭人唾弃……

有的人恶贯满盈，但死到临头，却感动世界……

在我们前面的故事中，这类“双面人”比比皆是，马士英、朱大典、李成栋、郑成功、刘孔昭……

也许正因为如此，人类的历史，才如此百态杂陈、百转千回。

孙可望，最终也“不能免疫”地成为了一个这样的“双面人”。

在刚到云南的三年创业期内，他曾经殚精竭虑、小心翼翼、勤勤恳恳，最终在这块彩云之南的神奇土地上，打造出一个欣欣向荣的政权！

但就在他事业一步步迈向颠峰，成为万众瞩目的“民族救星”时，其人生轨迹，开始逆转。

由“盟主”而“秦王”，由“秦王”而“国主”，一步步权力攀升，一步步威福自操，让他不可避免地体会到权力的强大和快感。

怕失掉所有的，想得到更多的，在权力的诱惑下，孙可望曾不止一次，目光复杂地向安龙张望。

“上有所好，下则媚之”，在孙可望集团内部，很快便“诞生”了以兵部尚书任僎为首的“劝进派”。

“劝进派”们为了自已的幸福，向社会大声疾呼：“明运己终，事不可为”，要求永历帝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早日“禅位”给孙可望。

除了喊口号，“劝进派”还搞出不少“祥瑞”的猫腻，为自已的理论宣传，提供“具体素材”。

其中的“星术大师”方于宣，就编出一套“帝星明于井度，天命在秦”的“美丽谎言”。

后来，连永历帝身边两个最亲近的人——“办公室主任”马吉翔和“保卫部主任”庞天寿，也非常“自觉”地加入到“劝进派”中，为劝进事业添砖加瓦！

在多种劝进势力的拥戴下，孙可望越来越想把自已由“打工仔”变成“东家”，把对天下的“使用权”，变为“所有权”。

但考虑到自已一旦称帝，就会授人以柄，外面的李定国、郑成功，甚至万恶的清政府，都有可能“名正言顺”地讨伐自已，孙可望感到进退维谷。

“革命尚末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最终，孙可望还是“很明智”地把称帝这件事，暂时后放。

但他这很“有厘头”一番炒作，可把永历帝吓得够呛。

永历帝非常清楚，一旦小孙同志称帝，自己失去的，决不仅仅是政治生命……

人都有自保之心，何况对自身安全高度敏感、对个人生命高度重视的皇帝。

要自保，找外援，自已已没有多少力量的永历帝及其亲信，在对周边外援的兵力、能力、人品、与孙可望的关系等因素综合分析后，把外援的希望，寄托在了“思想比较单纯，能力比较突出，跟孙可望关系特别不好”的李定国身上。

随之，以首席大学士吴贞毓任组长的“引李入卫工作组”秘密成立，并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地下联络工作。

在这个“工作组”中，除吴组长外，还有张福禄、全为国、张镌、徐极等二十多核心成员。

这些成员，有大臣、有太监，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当然，这个奋斗目标，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

说简单，是因为对于现在的李定国而言，一道“措词恳切、感天动地”的密旨，就可以把他引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说不简单，是因为要顺利引来李定国，必须迈过两道坎。

第一道坎是“选人”，即必须派出一个忠诚可靠的信使，越过千山万水的距离，经过兵荒马乱的考验，把皇帝的密旨，准确、安全、快捷地送到李定国同志的手中。

第二道坎是“保密”，就是这项工作，要慎之又慎、密之又密，千万不能露出一星半点的风声。否则，工作组将全盘皆输，成员将全军覆灭。

不用吴组长操心，工作组成员之一的林青阳，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送旨”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为把这件事做得更巧更妙，林青阳以“请假葬亲”为名，身藏密旨，于1652年底启程，前往李定国军中。

此时的李定国，正在肇庆战场与清军厮杀，接到永历帝的密旨后，异常冷静，认为“兹事体大，需从长计议”。

他把林信使留在军中，以待时机！

“引李入卫工作组”从冬等到春，又从春等到夏，还未见“佳音”回报，焦急万分的他们，再一次派了密使携密旨前往。

为防泄密，在派密使时，永历帝把早已吃里扒外的马吉翔，调到南宁当官。

这一次永历帝的密使，又不辱使命地来到新会战场上李定国的军中，把密旨庄严交到其手中。

这一次密旨，言辞比上次更悲切，感情比上次更哀伤，效果比上次更煽情！

以致于李定国看后，竟感动得“哽噎无语，泪如雨下”。

他冒着泄密的危险，给吴组长回了一封信，表示自已“宁负友（孙可望）不负君，在打下广东后，即接驾返粤。”

永历帝及工作组成员们，在接到李定国的回信后，一颗颗悬着的心，暂时又落回到肚子里。

但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时间的长河里发生变化，“引李入卫”的计划，也是如此！

引发这一变化的，就是“引李入卫”工作组外围成员刘议新。

刘议新，人如其名，特别喜欢对“新生事物”，大发评议。

评议也是可以的，但他却把刚到广西的马吉翔，拉来当自已的听众。

在他自以为是的思维里，作为永历第一宠臣的马吉翔，必将是自己“最好的听众”。

“最好的听众”马吉翔，也很够意思，从他的嘴里一听到“引李入卫新议”的短消息，马上将此“原文转发”给孙可望。

事关自已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孙可望对此短消息，自然不会等闲视之。

他马上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私通李定国专案组”，由亲信郑国、王爱秀任正副组长，专门严审此案。

永历帝，首先成为“专案组”审问的第一个“犯罪嫌疑人”。

已有了丰富“应对”经验的永历帝，马上援引陈邦傅伪造圣旨封王案，来严正辞严地辩驳说——私通李定国的圣旨，必定是“做假造假”产物！

既是“做假造假”，就要严惩造假者。

很快，吴贞毓、张福禄等二十多名“矫诏（伪造圣旨）”嫌疑犯，被“集体双规”。

对这些嫌疑杞犯，郑王两法官毫不客气，老虎凳、辣椒水、大夹棍统统拿来，轮番使用。

见事已至此，吴贞毓、张福禄等人倒也铁骨铮铮，威武不屈！

他们都众口一词地供述了自已“矫诏”的行为，完全是自发行为，与永历帝无任何干系。

取得供词后，孙可望马上以永历帝的名义，做出如下判决。

吴贞毓、张福禄等人，犯罪事实清楚，犯罪行为成立，犯罪后果严重，故必须加以严惩。故首犯吴贞毓，赐自尽（照顾其首席大学士的官面，从轻发落）；从犯张镌、张福禄、全为国处以剐刑；胁从犯蒋乾昌、徐极、杨钟等处以斩刑，立即执行！

此案，共有十八名永历朝官员（含太监）被处死，历史上便称之为“十八先生案”。

定国入卫

随着十八先生头颅的颗颗落地，永历帝与孙可望的权力斗争，不是尘埃落地，而是尘土飞扬。

他一面下旨安慰孙可望那颗“受伤”的心灵，一面锲而不舍地再次派出密使，请求李定国同志，无论如何，排除万难，赶来救自已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密使赶快定国军中时，已是鸿雁南飞的金秋十月了。

虽气候早己由热转凉，但李定国的内心，却仍是夏日炎炎。

自去年底新会兵败以来，他带着自已百战余生的部队，转入南宁地区。边休整疗伤，练兵训马；边联络广东义师，准备三下广东。

但永历帝悲怆的呼救声，把他忧郁的目光，由东边引到西边。

如果永历帝被孙可望“无情迫害致死”，那么，反清复明大业，将失去源泉和动力。

事己至此，赴安龙护驾，便成为李定国最紧迫的任务。

但他也深知，此去安龙，必将和可望兄兵戈相向。

此时的可望，拥军二十万，兵强马壮；而他的士兵，仅存三万，伤痕累累。

若想在此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取得护驾工作的胜利，关键的一个字——快！

他下令从全军抽调精锐，组成一支快连应急部队，由自已亲自统领，以24小时不间断的急行军速度，向安龙进发。

三天后，这支部队即赶到田州（今广西田阳）。

田州横亘在广西到贵州之间，有－支孙可望派来拦截李定国的重要军队。

但出定国意外的是，这支军队，竟成为可望兄送来的第一份“大礼”。

两军阵前，不愿打内战的孙可望士兵，站如松柏，静如处子，就是不开弓放箭。

见状，这支军队的最高长官——刘镇国、关有才，只得一逃了之！

李定国下令不得追击两将，并见“好”就收地为这支军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还下发二万两白银，作为“特别奖金”，以资鼓励。

“田州事件”让孙可望异常震惊，震惊之余，他马上派出他最看好的大将白文选，赴安龙将永历帝“迎驾（硬架）”到贵阳。

但人与人的看好是双向的，对孙可望肆无忌惮、妄自尊大行为并不看好的白文选，一到安龙，便华丽转身，由“反皇派”变为“保皇派”。

他以安龙地处偏僻，召募民夫不易为名，拖着“迎驾（硬架）”工作就是不办，而专门静候李定国军队的到来。

孙可望在贵阳等的菊花谢了梅花开，就是不见永历帝来“莅临指导工作”。

感到情况有些不妙的他，赶紧派出亲信小将叶应祯，前往安龙，督办此事。

叶小将和白大将的区别，就是他在“反皇保皇”这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根本没有独立的思维，完全以孙可望的命令，作为自已行动的惟一指针。

因此，叶小将一到安龙，就拿出不可一世的架式，一次次气势汹汹地逼迫永历帝“上路”。

但一次次逼迫，都被白大将“不愠不火”地挡了回去。

1656年1月16日，叶小将听说李定国军已旌旗在望，急得马上带兵入宫，做最后的“逼宫”。

但白大将又在关键时刻显身，再一次率兵赶到，用“文武并举”的手段，制止了叶小将的“狂热行动”。

22日晨，雾霭蒙蒙、天地混沌，忽有十几名骑兵直扺安龙城下，绕城高呼“西府大兵至矣”！

小小的安龙城顿时欢声雷动，欢呼声、鞭炮声、锣鼓声，响彻全城！

只有叶小将吓得只身外逃，跑去向孙可望报告这“不幸的消息”。

迎着穿云破雾的朝阳，跋山涉水、坎坷而至的李定国，一身轻松地率军进入了安龙城。

与李定国的相见，是永历帝这一生最激动万分、最真情流露的时刻！

这一刻，聚集了他太多的渴望，太多的思念。一时间，己三十多岁的永历帝，竟对着李定国的面，泣不成声、泪流满面。

因为从这一刻起，他将永远告别风刀霜剑、提心吊胆的日子，获得眼前这个人真诚的帮助和保护。

也许，作为“稀有品种”的君臣情义，只有在这一刻，才能闪现，才能体现。

当哭声停止，永历帝动情地对李定国说：“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

农家子弟出身的李定国，见“天潢贵胄”的永历帝，对自己竟如此诚恳和器重，感动之余，顿生自责。

他双眼含泪，充满深情地回答道：“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本欲取两粤以迎銮舆，但却中途而废，辜负陛下期望，就是万死也不能自赎其罪。”

互诉衷肠后，双方的激情开始沉淀，头脑开始冷静。

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马上摆在君臣面前，他们将向何处去？

安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呆下去了，这里不但穷乡僻壤，大军居大不易，而且离孙可望的“巢穴”太近，恼羞成怒的孙可望一旦发兵而至，内战将不可避免。

与白文选等人紧急商议后，大多数人的意见，赞成返回云南大后方。

遵从大家的意见，三天后，李定国偕永历帝向云南昆眀进发。

2月11日，大军到达云南曲靖，定国请永历帝在此“驻跸”，自己则先率一支军队赶往昆明“探路采点”。

由于孙可望把大多数军队都调到贵州湖南去了，昆明及其附近的守兵并不多，满打满算也就两万来人。

且统率这些军队的王自奇、贺九义等，谁也无胆量和这位“两蹶名王”的李定国来对阵叫板。

情急之下，有病乱求医的王自奇急忙找刘文秀、沐天波这两位“治世良医”，为他把脉号诊。

刘沐两位给其开出的药方就是——迎接天子入城。

但王自奇仍心念孙“国主”的旧威旧恩，不愿叛之。

就在他犹犹豫豫之时，李定国己兵至城下，并以天子名义下令打开了城门。

事已至此，王自奇只得被刘沐等人裹胁着，被动地出城迎接。

在李定国军队入城几天后，3月26日，永历帝的圣驾，来到昆明。

自云南成为大明不可分隔的一部分以来，山高水远的昆明，从末有寻常百姓，见过皇帝。

因此，一听圣驾亲临，昆明城万人空巷，无一不想目睹这位真龙天子的“特别风采”。

与弘光帝的肥头大耳，鲁监国的其貌不扬，隆武帝愁容满面，绍武帝的大腹便便相比，永历帝“出落得”仪表堂堂、朱唇皓齿、面如朗月、长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