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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朝那些事-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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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面如朗月、长髯垂胸,一副标淮的皇帝“胚子”。
姿态万方的永历帝,不但引得昆明各界群众啧啧赞叹,更让大家对“中兴大明”,萌生出无限的向往。
可见呀!一个漂亮的容颜,对任何面试者而言,绝对是一个天然的“通行证”。
对群众的“看好”,饱经忧患的永历帝也很通“人情”,他专门掀起轿帘,任凭百姓“免费观赏”。
并且,他还当即下了一道口谕:“朕到,勿分军民老幼,听其观觇,巡视官兵不许乱打!”
在他“开明政策”的引导下,整整一天,昆明城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之中。
安居下来的永历帝,立即任命扶纲、雷跃龙为内阁大学士,张佐宸为吏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另外,兵部、刑部、大理寺、詹事府等重要的行政机构全部建立,官员全部敲定。
此举,标志着永历中央政府正式建立了,朱由榔同志从此站起来了,成为一个“有职有权”的皇帝了。
新中央政府成立后,立刻推出了两项“引人注目”的政策。
一项政策是“弃怨报恩”。
这位被历史上无数人称之为“胆小懦弱”的皇帝,对曾给过他无数个白眼和迫害的王尚礼、贺九义、张虎等人,非但没有以牙还牙,反而以德报怨。
他将王尚礼由固原侯加封为保国公,对仅有军职、没有爵位的王自奇、贺九义、张虎分别封为了夔国公、保康侯、淳化伯。
即使曾经“卖帝求荣”旳马吉翔、庞天义,他也仅仅判了个“隔离审查”(后心理严重脆弱的庞天义服毒自杀,而耐摔耐打的马吉翔则在做出深刻“思想检讨”后,再度起用并加入内阁)。
以德报怨之后,则是得恩报恩。
他一步到位地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使这两位异姓继孙可望的秦王之后,成为明代的另两位一字异姓王(后还加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
接着,封白文选为巩国公。
对那位有献城之功的“老亲戚”沐天波,永历帝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和信任感”。
他让老沐同志执掌禁卫军,并给予其有紧急事情可以随时入奏的特权,这等于把自己一半的身家性命,交到他的手上。
另一项政策,就是缓和与孙可望同志的矛盾。
在来昆明的路上,永历帝就从“路边社”听到这样的短讯:“可望善治国、定国能用兵”,并看到了一卷卷国俗民丰的画面,这让他对曾经恨之入骨的孙可望同志,有了新的认识。
他渴望能与孙可望同志再续前缘,使其重新回归到他的旗帜下,成为大眀复兴事业的栋梁。
因此,他“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孙可望脆弱的君臣关系。
自进城伊始,他己知道昆明最好的房屋,莫过于孙可望同志为已建造的“豪宅”了,但永历帝并未将其“拿来”使用,而仅拿空闲己久的定北将军艾能奇旧宅,作为皇宫。
对大臣们一份份上表攻击孙可望同志的奏硫,他一律留中不发,对该同志曾有过的不臣之心,也未加任何指责!
对该同志留在昆明的“余孽”,永历帝也不加岐视地“量才使用”。
在他“缓和政策”的引导下,整个云南的政权内部的过度,风雨不兴、波澜不惊!
接下来,就是展开与孙可望同志的直接“对话”了。
永历帝派白文选和张虎作为自已的特使,携带玺书前住贵阳,希望孙可望同志能以大局为重,摒弃偏见、消除隔阂、重归于好。诚若如此,则承诺其个人政治地位,仍在晋蜀二王之上。
临行前,本己穷得没有多少身外之物的永历帝,还把自己的私人物件——金篦一枚拿出来,让二位特使转交孙可望同志,以作信物。
两位特使一见孙可望同志,就得到该同志不同的“奖赏”。
张虎,忠心不二,一番亲切的表扬。
白文选,三心二意,一顿猛烈的鞭笞。
善于自保的白文选,在领受鞭笞后,马上表示了“驯服”,并再次赢得了孙可望同志的信任。
孙可望虽然对永历帝表示了不满和傲慢,但真正造一把反,他却很是胆怯。
毕竟于公而言,人家朱由榔是皇帝,站在制度与道德的制高点上,与他老人家为敌,不啻在自己脸上写下“乱臣贼子”四个大字。
于私而言,他自已的一大家子人,都居住在昆明,一旦造反,全家升天。在这一点上,他可没有吴三桂同志看齐的勇气。
就在这种进退维谷中,半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半年后,永历帝派人把他的家眷,全部“完好无缺”地给送来了。
这让他很是感激不尽,一度打算与朱由榔陛下“和平共处、长期共存”。
可望起兵
恰在这时,王自奇同志来了。
王自奇同志这次来贵阳,身份仍为永历帝更高级别的特使。工作职责仅有一项,还是传达永历帝“和解”的善良旨意。
王自奇同志在“消极”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却“积极”地完成了一项非本职工作。
他别有用心地对孙可望同志说,现在的李定国、刘文秀,正在有滋有味地上演着“挟天子令诸侯”的续集。
阿Q同志的做事风格是“和尚能摸的,我也摸的”,孙可望同志的做事风格却是“我能摸的,和尚摸不得”。
因此,他对李刘两位兄弟,步自已的后尘,也搞出一个“山寨版挟天子令诸侯”的行为,感到由衷地愤怒。
他可以和永历帝和解,但却不能和这两个异姓兄弟和解。
诛李灭刘的怒火,在他心中开始熊熊燃烧。
但一想到这样一搞,很有可能把自已辛辛苦苦在云南搞出来的“丰硕成果”,毁于一旦,他的怒火又暂时平息了。
欲反不能,欲和不甘,在这样反反复复、朝朝暮暮中,五个多月又一晃而过。
昆明这边,见孙可望快一年了,无动于衷,估计其不会犯“神经”起兵了。
于是乎,他们放心大胆地组成一支“征川军”,由刘文秀率领,向四川进军,并陆续收复了一些地区。
刘文秀调兵出川后,云南昆明的兵力部署,再度空虚。
王自奇马上给孙可望送去一封密信,告之“定国孤军易擒”,并表示自己将回楚雄,整顿本部兵马,以作内应。
王自奇的密信,彻底地把孙可望同志,送上了起兵造反的不归路。
在昆明中央政府己成立了一年多,人民群众普遍认可这一既成事实时,孙可望同志,却“不合时宜”地起兵造反了。
当然,起兵造反毕竟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在付诸实施前,孙可望同志,也从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组织上,他以“国主”的名义,封马进忠为嘉定王,冯双礼为兴安王,其余凡是跟着他干“革命”的同志,皆有封赏。
舆论上,他援引大明基本法(祖制)―――“朝内有奸臣,外藩可起兵除之”的规定,庄严宣布自己将“奉天靖难,诛灭奸贼”。
军事上,他抽调湘黔一切可调动的军队,组成了征逆招讨军,由自己任统帅,白文选任大将军,马进忠、张虎、马惟兴、马宝为将领。统率十四万军队,于1657年8月1日誓师出征,向云南杀来。
望着这支足可“投鞭断流”的威武之师,孙可望同志的感觉,异常良好!
据他得到的可靠情报,李定国的军队,仅有三万,还不及他的一个零头,孰胜孰败,一目了然。
况且,他还有王尚礼、王自奇等人组成的“第五纵队”,在云南准备“里应内合,中心突破”。
这样看来,无论怎样推理,他都是稳操胜券。
以致于志得意满的他,未雨绸缪,专门让人在贵阳打制了三百副铁枷,准备在胜利之日,赠给定国文秀等人“无偿使用”!
8月18日,孙可望兵渡盘江,已渡过九年多和平岁月的云南,再一次在战争的刀锋下颤栗。
内战在即,被迫应战的永历帝,下诏“特加晋王得专征伐,赐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印,蜀王作副招讨”,速调云南四川之兵平叛!
为防王尚礼在昆明“添堵”,出兵前,李定国即将其所属部队,划拔到自己帐下听用。
做了“光杆司令”的王尚礼,疑事有变,将对孙可望的承诺,拋之脑后,自管自地跑到永昌府躲了起来。
9月15日,双方军队在曲靖的交水不期而遇,并分别驻扎下来。
孙可望的兵,扎营36座;李刘的兵,扎营3座。
即使力量如此悬殊,知道自已军事天赋不及李定国的孙可望,还准备玩一手阴的。
他派出张胜、马宝、武大定,带领一支轻骑兵,连夜操小路去袭击昆明,“非常热情”地准备给李刘增加点“后顾之忧”。
做完此事的孙可望同志,认为自己已考虑得万分周全,于是静下心来,只等战场上捷报频传。
他真的考虑周全吗?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孙可望的确考虑到了方方面面,兵力、后勤、将领、阳谋、阴招,可谓滴水不漏。
但和世界上所有旳独裁者一样,自信过头的他,却忘了考虑一种最主要的因素。
这种因素,就是参战者作战的意愿。
对于原来大西的将领和士兵而言,即将在战场上相遇的,有多少人,是曾经朝夕与伴的兄弟及伙伴。和之刀枪相向,于心何忍?
对于后期加盟的将领和士兵而言,大家舍生忘死拥戴的,是自已的故国与故主,绝不是孙可望本人。
所以,从孙可望起兵的那一天起,统兵的白文选、马进忠、马宝、武大定等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和李定国、刘文秀取得了联系,将孙可望的各项军事计划,一一告知。
而这一切,孙可望一无所知。
9月19日,决定双方命运的交水大战,在天刚蒙蒙亮时打响。
开战之初,定国这边的前锋李本高就因马失前蹄被杀。
在高岗上观战的孙可望,一见李定国军失利,马上令全军出动,趁胜出击!
见情势危急,白文选马上率五千铁骑,向马惟兴营中冲去。
马惟兴一见白文选杀回,马上也指挥军队,跟随其向孙可望的大营杀去。
这边李定国一见,马上也掉转马头,跟随两军冲锋。
在三支军队所到之处,孙可望的士兵也很配合,既不开弓,也不放箭,而是纷纷振臂高呼:“迎晋王!迎晋王!”。
孙可望的一个个大营,就以这样的方式,在不到两个时辰内,崩分离析。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整个战场一下变成了选举场,孙可望的士兵,用一种别样的方式,履行了自已神圣的选举权。
而支持他们投出庄严一票的,就是自己雪亮的眼睛和公正的内心。
目睹这一“不可思议”变化的孙可望,欲喊无声,欲哭无泪。
等他的大小脑,都恢复正常运转时,才意识到,眼下最紧要的事情,是————逃命!
他在一小撮亲信的护卫下,仓皇东窜,把他带来的十几万大军,统统交给李定国去“和平整编”。
但对他失败的人生而言,痛苦才刚刚开始!
在他率着残兵路过安顺时,驻防在这里的马进忠,不仅连迎进去歇歇脚的人情都不给,反而派出一支军队,将他本来就所剩不多的护卫,又“收”去不少。
而就在孙可望同志兵败如山倒的同时,偷袭昆明的张胜、马宝、武大定的军队,也在昆明城边上演了一幕与交水“大同小异”的故事。
主角张胜同志袭城不成,却被配角马宝、武大定同志袭而擒之,并作为两人的“反正凭证”,献与永历帝。
几天以后,一脸凄凉,一身疲惫的孙可望,终于回到了起兵前的贵阳。尾随而至的,还有刘文秀追来的数万军队。
但这个他经营了几年的家园,也没有给他一丝的“温暖”。
坚决要与他划清界限的贵阳镇守冯双礼,在文秀大军末至的情况下,就大力营造恐怖气氛,搞得贵阳风声鹤唳,一日三惊。
早己草木皆兵的孙可望,实在受不了如此接二连三地打击,趁着神经尚未崩溃,他带着妻儿老小和部分铁杆共四百多人,从贵阳东门逃出。
一路上在经过新添卫、偏桥、镇远、平溪、沅州时,各地都深沟高垒、城门紧闭,无情地把他这位昔日无比尊贵的“国主”,拒之于外。
只有个别“良心末泯”的守将,像打发乞丐一样,从城墙上吊下一些“吃食”,对他表示一下“怜悯和安慰”。
他的想法,本意是到湖南暂避一时,卷土重来。但这一厢情愿的计划,立刻被眼前惨酷的现实,无情扼杀。
下一步,路在何方?
世上的路有千条万条,但盘点下来,摆在他面前的,不过三条。
第一条:向历史上最勇于知错就改的廉颇老同志学习,跑回云南,玩一出“负荆请罪”的老把戏,请永历帝、定国老弟看在昔日的情份上,大发慈悲,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他马上,就自我否决了这条路。
因为照着这条路走下去,永历帝、定国老弟虽然会在稠人广众中原谅自己,但随后,就是找一个隐蔽的处所,把自己“优侍”起来,并且一直“优侍”到生命的终结。
“毋自由,吾宁死”,深知自由可贵的孙可望同志,决不能因一时的糊涂,走到这条“生不如死”的路上来。
第二条:找一个“世外桃源”,隐居起来,从此与世隔绝,终老林泉,做一个新时代的“陶渊明”。
但这一条路,马上也被他在苦笑中否决了。
如果仅仅是自己一家人,走这条路,未尝不可。但自己身后却有400多号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有志之士”,可不愿意跟自已去当“农民隐士”。
作为他们的领头人,他必须对大家的命运前途,负责到底。
前两条路都走不通了,那剩下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投降。
投降到有杀父(义父张献忠)之仇,且与之打打杀杀了十年之久的“满鞑子”那里,出卖灵魂、出卖朋友。
但走这条路,富贵是可以重获的,生命是可以保障的,手下是可以交代的。
更关键的,是他斗败后的嫉妒、怒气、仇恨,都可以在未来的投降事业中,一一得到清算和发泄。
他歇斯底里地对部下涚:“今被李定国欺辱至此,故孤不惜剪掉头上的数根头发,降清以乞师,报这不共戴天之仇耳!”
在下了投降的决心后,他先派杨惺先,郑国光先到宝庆前线,与清朝湖南当局接洽。
招降纳叛是清朝做大做强、行之有效的传统手段,因此,在接到孙可望“投降要约”后,喜出望外的清湖南巡抚张长庚,马上派出李茹春、王平两总兵带兵“对接”。
而此时,逃到武冈的孙可望,前有武冈总兵杨武军的阻截,后有白文选军的追击,已到了无法脱身的地步。
幸亏李茹春、王平两总兵带兵赶来,才把命悬一线的孙可望一行,从死亡线上“有情有义”地拉回来。
冰火两重天
人生如登山,只要有高峰还在前头,脚步便会坚实向前,一旦把千山万壑踩在脚下,真正的对手,便是自己了。
李定国同志的人生,便一步步走进这样的格局里。
战败孙可望、消灭内部对手、荣登南眀实际“一把手”高位,让他的人生境界,顿时发生改変。
逐渐地,固执、偏激、唯我独尊,开始渗透到他的行为之中。
作为一个纯粹的人,他很难接受中国政治上惯用的妥协和中庸,而更愿意有恩必报、是恶必除!
所以,一方面,他对剿逆功臣大加封赏,白文选、马进忠、冯双礼、靳武等,分别封王封公封侯,可谓皆大欢喜!
另一方面,对本可靠一纸赦罪诏书,就能“和平解决”的楚雄、永昌,他却亲自统兵、大打出手,将曾支持过孙可望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等人,逼得走投无路,挺而走险。
结果,又一场内战打下来,双方非死即伤!
接着,立足略稳李定国,又匪夷所思地搞起“关门主义”来。
他把“弃暗投眀”过来的孙可望旧部,称为秦兵;而把跟自己“出生入死”的旧部,称为晋兵。无论政冶侍遇、后勤装备、生活福利,皆是“秦劣晋优”。
如此一来,秦兵晋兵,各不相属,经渭分明!
慢慢地,这些感觉“低人一等”的秦兵,便汇集在“忠厚宽容”的刘文秀身边。
刘文秀同志,便在无形当中,成为秦兵的“领导者及代言人”。
结果,李定国与刘文秀的内在矛盾,潜滋暗长!
内在的矛盾,总会通过外在的具体事件,表现出来。
先是在孙可望“越界逃逸”的责任追究上,对《三国演义》耳熟能祥的李定国,疑心刘文秀演了一出“捉放曹”,私而忘公地把“万恶”的孙可望给放了。
李定国的怀疑情绪,感染了永历帝,他站在李定国的一边,谴责刘文秀,让其有口难辩。
接着发生的“迁都”事件,更把两人的关系,抛到“万劫不复”的深渊。
“迁都”事件发生的前提,是随着贵州、湖广、四川局势的稳定,刘文秀提出了“迁都贵阳,以利进取”的建议。
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合形势、合政策,永历帝也深表赞成,并定下了迁都的日期。
但李定国担心永历帝一旦走出云南,便可能让朝政大权,旁落到刘文秀手上,因此一个劲地表示反对。
争来闹去,一气之下的定国同志,赌气地向永历帝递交了辞职报告。
在李和刘之间,永历帝感激李定国,依赖李定国,也惧怕李定国。
最终,“对人不对事”的永历帝,在“迁都”问题上,屈从了李定国的错误意见。
这件事之后,李刘的裂痕,公开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让朝野上下,为之忧心重重。
见覆水难收,心存芥蒂的李定国,为防止再出现孙可望式的内乱,便动员永历帝在军队内“大换血”,把刘文秀及众多经验丰富的一线将领,调回毗明“待岗”。
内心极极度苦闷的刘文秀,一回昆明,就把各种事务,交予护卫陈建处理,转而把自己宅在家里,不问世事。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大于血冷”,在前途无望中,疾病开始快速侵袭刘文秀心灰意冷的肌体。几个月后,他由“宅家”変成了“宅床”。
当永历帝、李定国相偕来家中探望时,刘文秀已是面容枯犒,病入膏肓。
目送两位离开后,眼见来日无多的刘文秀,写下了自已人生中的最后一道上疏。
“北兵日逼,国势日危,现只有与夔东十三家联合,取四川以图存。尔后,进军陕西、河南,或能转败为胜,挽救危局……臣有窖金十六万两,此毕生积蓄,现捐出以作兴军之用。臣死后,家人仍会秉承忠贞,为国效力……”
这些遗言,既是对永历帝说的,也是对李定国说的。
1659年4月25日,刘文秀病逝于昆明。
虽然文秀同志治国不及孙可望,打仗不及李定国,但就其人品、谋略和组织协调而言,却有略胜一筹之处。
他的离去,让李定国在此多事之秋,顿时失去了一位“忠言可讲、危急可倚”的好兄弟。
南明的夕阳,正一点点地向天边沉沦!
与刘文秀在明永历朝饱尝猜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可望在清顺治朝的备受恩宠!
孙可望的归降,首先对已经陷入山穷水尽的五省经略——洪承畴老儿来说,无疑是一个柳暗花明的“利好”消息。
四年多来,由于寸土未拓、劳而无功,这位已被无数汉人唾骂为“当代秦桧”的大汉奸,在满人那里,也横遭非议,认为其所作所为,是不忘故国,有意“存明”!
“唾沫效应”加上年老体衰,让洪老儿有苦难言,萌生退意。
半个月前,忍无可忍的他,终于以“眼疾失明”为借口,向顺治帝打了辞职报告,并很快获准离职回京休养。
就在他打点行装、牺惶北上时,来降的孙可望,却像一位“妙手回春”的良医,未曾谋面,就让他药不到,病已除。
对洪老儿而言,作为“同道中人”的孙可望,不仅和自已有共同的语言可讲,而且在末来进军大西南的日子里,这位昔日的“国主”,将发挥别人“难以企及”的特殊功用。
于是,这老儿一扫病态愁容,棈神抖擞地赶到湘乡,去与孙可望“约会”。
在路上,他还心急火燎地向顺治帝上了一封“病已痊愈,愿留职为国效力”的奏章。
收到奏章的顺治帝会心一笑,自然淮奏。
12月28日,孙可望、洪承畴这两位新老汉奸见面会,在湘乡如期举行。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两位有过共同人生经历的汉奸,免不了做一番“虚情假义”的吹捧。
见面会后,洪老儿趁热打铁地给顺治帝上了一封用“小说手法”写就的奏章,夹在孙可望的降表里,一同呈上。
在这篇奏章中,洪老儿将孙可望“由叛到归”的过程,娓娓道来,让读者(内阁成员及皇帝)赏读之余,看到了洪承畴忍辱负重、以守代战,最终促使南明生变的“高大形象”。
当然,在奏章的最后,他也对孙可望“归来”的作用、意义、使用方法,也一一作了介绍。
其实,不用洪老儿费心,对“天上忽然掉下个孙国主”,顺治帝简直可以用“喜从天降、喜不自胜、喜极而泣”的喜悦三步曲来描述!
几年以来,就是在这个“孙国主”领导下,四季如春的云贵高原,成为了最大最牢的“反清堡垒”,把年轻的顺治搅得心神不定、未老先衰!
川黔桂千里国防的艰难建设,几十万军队的昼夜防守,数百万两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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