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第3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几年以来，就是在这个“孙国主”领导下，四季如春的云贵高原，成为了最大最牢的“反清堡垒”，把年轻的顺治搅得心神不定、未老先衰！

川黔桂千里国防的艰难建设，几十万军队的昼夜防守，数百万两白银的浩大支出，曾让顺治帝感到身心疲惫、欲振乏力。

更致命的是，明清战争状态一日不停，内地的汉人不甘心做顺民之心，便会一日不死。

因此一度期间，顺治帝已在认真考虑“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想通过让出长江以南的土地，划江而治，以使双方得到相互的认可和生存。

但现在，这种沉闷颓丧的空气，一扫而光。

而对孙可望的“攻心”工作，正式实施。

1657年12月，按“对等”原则，顺治帝下特旨，封孙可望为大清“义王”。

为体现封王的隆重及庄严，顺治帝特派出弘文院学士麻勒吉（副总理级）为正使，礼部尚书（正部级）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副部级）为副使，从京城出发，千里迢迢，赶往湖南，行册封大典。

1658年2月20日，册封大典在湖南长沙举行，“赶来”的省城各界群众，“有幸”目睹了这一难得一见的盛况。

这可是孙可望同志人生历史上的第二次封王了。

上一次，他拿着“广土众民、兵强马壮”的云南，归附永历，请求封王时，是何等的曲折、何等的艰难。

这一次，他土地、兵马、钱粮一无所有，仅靠400多人的资本，却被如此之快、如此之重地封王，出乎意外，始料不及！

一时间，即将“奔四”的他，竟在册封大典上，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洒泪之后，一种为新主子效犬马之劳的冲天干劲，在孙可望干涸的心田，勃然而生！

但这还不是“攻心”工作的高潮。在封王之后，孙可望在麻勒吉的陪同下，进京陛见。

5月2日，在北京京郊，孙可望受到了“外国国家元首”来访，才可享受的待遇。

以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为首，大清公侯伯等大批“高官”组成的“巨无霸郊迎团”，对其进行规模宏大、场面热烈的“十里郊迎”。

次日，顺治帝在太和殿接见了孙可望，并对其温言抚慰，关爱备至！

在接下来的十天内，在顺治帝的过问下，孙可望的住房问题、薪资问题、待遇问题，都“优质高效”地得到了解决！

考虑到孙可望远道而来、人地比较生疏，内心比较孤独，生活比较困难，顺治帝特别为其举办了三次高级别的“接风酒会”，并先后赐银一万二千两，锦衣多件、美食多种。

见孙可望转眼成了顺治帝的红人，大清的当朝官员，也争先恐后加入“捧孙团”，促使这位“大清义王”的人气指数，急剧攀升！

吃过了、喝过了、住过了、红过了，这一切之后，就该孙可望“加大工作力度，体现自身价值，积极回报组织”的时候了。

这一点，“义王殿下”也是心知肚明，因此在清军业己开始的进军大西南行动中，他就上窜下跳，积极扮演着“领路人”及“招降者”的双重角色。

他曾日以继夜、忘我工作，写出了累牍连篇的“永历朝国防白皮书”，对南明现在的山川地理、国防设施、兵力分布等，作了全方位地“揭密”，在书后并附上了自制的“滇黔地图”。

为将研究成果转化成“战斗力”，他从自己带来的四百多人中，选出了一批熟悉地形的向导，经过思想改造后，带着他的研究成果，下拔到前线的清军中，作为“超级导航”使用。

在招降工作中，孙可望采取了“多处撤网，重点捕捞”的办法，不遗余力地给留在南眀阵营中的“老部下”写信，现身说法地引诱这些同志，沿着他开辟的投降道路前进！前进！进！

在写信中，他还超越责权地出台了一项特别政策————“各将可赦，惟定国一人不赦”，以此出了自已心中的一口“怪气”。

但实际上，他真应该感谢李定国这位“好兄弟”，因为正是在这位兄弟“关门主义”的配合下，孙可望的“招降政策”，才效果显著，成绩突出！

在清军进军西南的战争中，大批感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秦兵秦将”，自动放下武器，拿着“义王”的介绍信，归顺清朝。

第三十三章　云南陷没

三路进军

自孙可望投降的那一天起，清廷上下就积极行动起来，筹备向南明发动新的进攻。

自李定国带着永历帝去了云南后，南明在广西的国土，就东一块、西一块地丢光了。目前，南眀的国土，仅剩下云南、贵州的全部及四川、湖南的一部。

清军的进攻，便是向这四个省份发动的。

其过程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突破防线、占领贵州；第二阶段为占领云南、消灭南明。

1657年12月15日，“大清国国家元首兼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爱新觉罗·福临同志（顺治帝）发表《告全旗、全军、全国人民书》，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对南明进行“最后的一战”，并签署了三路进军的圣令。

在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中，三路清军的具体构成及行军路线为：

西路军

统帅：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

军队构成：以吴三桂的嫡系——关宁铁骑为主，陕川甘豫的汉军为辅。

进军路线：陕西汉中→四川重庆→四川遵义→贵州贵阳。

中路军

统帅：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宗室成员、满族），固山额真济席哈（满族）。

军队构成：少量驻京八旗及洪承畴手下的部分汉军。

进军路线：湖南前线→贵州贵阳。

东路军

统帅：征南将军赵布泰（满族），广西提督线国安。

军队构成：少数驻京八旗、洪承畴手下的部分汉军、广西驻军。

进军路线：广西前线→贵州贵阳。

为给三路清军找一个统帅，坚信“打虎亲兄弟、上仗父子兵”的顺治帝，抱着的“用亲不用贤”原则，把年仅23岁的堂哥多尼（多铎之子），任命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统帅三路军队。

而把己辛辛苦苦干了四年五省经略的洪承畴，撸到一边当了多尼的“参谋总长兼后勤部长”。

1658年2月下旬，中路军的罗托，率先带兵向南明的湖南防线发动进攻，南明旳丧钟，伴随着隆隆的春雷敲响。

由于李定国在军中的“大换血”，明军前线的将领，正处在一个“青黄不接”时期，将不识兵、兵不认将、军心混乱、互相抬杠。

很快，这条纵横数百里、坚持四年多的防线，被罗托的清军突破。

突破防线后的清军，信心倍增，趁胜占领了贵州的镇远、黄平、平越州。到了春光明媚的四月，以“先入关中者为王”的骄横气焰，夺取贵阳。

西路军虽然也在1658年2月，由汉中入川。但因补给困难，直到3月4日才到达保宁州。在此短暂休整四天后，即经西充向前推进。

这时的四川，万物喧嚣，人类宁静。经过二十多年战争的“残酷洗涮”，百户不存一，千里无人烟，让这里重归“史前时光”。

此情此景，让这些饱经战阵、杀人无数的征伐之士，也“坚”肠寸断，彻骨生寒。

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雨一更。行军路上，这路清兵，遇到的最大敌人，不是列阵以待的眀军，而是一个个凶残暴戾的野兽和一条条枳荆丛生的道路。

这支苦不堪言的军队，只能按图前进、伐木寻道，伐一程木，进一程兵，直到4月3日，才到达重庆，并把这座“兵微将寡”的城市，顺利占领。

占领重庆后，行军统帅吴三桂遵照清廷“先黔后川”的军事计划，置川南于不顾，率军径直经綦江向桐梓方向挺进，4月30日攻取遵义。

5月3日，经过艰苦卓绝行军的西路军，终于到达贵阳，同罗托的中路军会师。

会师后，西路军继续进攻至息烽，并在开州击败明总兵杨武部。

尔后，西路军回师遵义，并以该城为活动半径。一面休养士马，一面政治诱降。

相比中路军的“快捷”、西路军的“艰险”，东路军的进军可算是无风无浪、无忧无虑！

2月1日，东路军统帅赵布泰带到从洪承畴手里分来的三千兵马，从湖南出发。一路上走走停停、游游荡荡，直到3月5日，才到达广西。

在这里，他会同广西提督线国安手里的八千多兵，取道南丹州、那地州，进入贵州。先后收取了独山、都匀，并也“顺顺利利”地进入贵阳，与其它两路军会师。

至此，清军己占领了贵州除黔西之外的全部地域，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基本实现。

如果说云南是“室”，那么贵州则是“堂”，现在，堂一破，室必危！

永历帝和李定国也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在清军一占领贵州后，就给一个叫罗大顺的土司加官进爵，请其领兵在五月间收复了新添卫，后来还给张先璧的余部，补充粮草、增添械器，助其反攻贵阳。

但这两次不成规模的进攻，因兵力单薄，或先得后失，或劳而无功！

除此之外，直到九月底李定国整军出滇前，南明在这四个多月时间，像一个反应迟钝旳老人，没有采取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反攻。

诸位读者可能要问了，从2月湥Ь�行动以来，明清战扬上，怎么不见了李定国同志“克敌制胜”的身影，是不是消极怠工了？

我可以很负责任却又无可奈何地告诉您：“李定国同志没有任何消极怠工的表现，这段期间，他很忙，忙得不可开交！”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自从他主持永历朝的全面工作以来，文山会海、交际应酬、杯觥交错，让这位只有“军事专才”，没有“从政全才”的同志，顾此失彼，着着失策。

当把这一切都搞得似乎“有模有样”时，己经是秋风乍起的九月了，宝贵的时光和难得的机遇，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而占领贵州的清廷，却抓住机遇，大干快上，一面休整队伍、筹备粮草、加派援军；一面从各地选拔“优秀的基层干部”南下贵州，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并采取了一些“舒缓民力”的政策，让贵州的民心，渐趋稳定。

整军出滇后的李定国，先从四边包抄贵阳，准备一举收复之！

就在他刚刚部署完毕时，洪承畴、多尼带着大批援军，从湖南气喘吁吁也赶到了。

战场形势马上为之逆转，李定国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

他令冯双礼守关岭，祁三升守鸡公背，李成爵守凉水井，张先壁余部守黄草坝，白文选守七星关，窦名望、刘镇国守安庄卫，白己则带“总预备队”，守北盘江西面的双河口。

这种部署，您一看就很明白，横竖离不开一个“守”字。

对此，我稍作对比。

那是四十年前的在萨尔浒大战中，敌众我寡的努尔哈赤，面对四路浩荡压境的明军，“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完全不去死守一城一地，而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的战场和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

结果在五天之内，就在三个地点打了三次大仗，歼灭了杜松，击败了马林，围杀了刘铤，吓跑了李如柏。

此役，成为“明亡清兴”的决定性战役。从那次战役后，满清的日子，就一天天地好起来；而明朝的日子，却一天天地坏下去。

四十年后的今天，李定国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军队，如星星点灯般散落于山高林茂的黔西战场。

另外，如果我们把李定国的战绩履历表，拿来细细考查，就会发现，该同志的军事特长，既不是凭城坚守，也不是野战强攻，而是以地设伏。他特别善于借助地形的掩护，以较小的伤亡，获取较大的胜利。

但这一次，他却“让人费解”地放弃了传统优势项目，而搞起了“最不拿手”的被动防御。

这种作法，就和两百多年后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放弃擅长的运动战，打起阵地战，一样失策。

孰胜孰败，在开战前，似乎已昭然若揭！

但他这样做，的确有难以言表的苦衷，因为现在的军中，“秦晋”矛盾已很突出。在这种境况下，李定国很难把大家拢在一起打运动战，只能把这些士兵东一堆西一伙放在各个阵地上，让他的“晋兵”监视、督导“秦兵”来打仗尽忠。

李定国这种舍长就短的军事部署，让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喜出望外。

在他的建议下，清军在平越州东南的杨堡召开“集团军司令员”会议，会上确定了分兵三路、继续进攻、各个击破的总方针。并根据新问题、新情况，将进军路线及新的统帅调整如下：

中路军

统帅：多尼。

进军路线：贵阳→安顺→关岭→普安→云南。

北路军

统帅：吴三桂（李国翰已死）

进军路线：毕节→七星关→云南。

南路军

统帅：济席哈、赵布泰、线国安。

进军路线：都匀→安龙→黄草坝→云南。

至于镇守贵阳、维持治安、转运粮草，则是洪承畴及罗托的任务（这工作安全系数大）。

会后，年轻气盛的多尼，急不可奈地带着中路军，向安庄卫发动了进攻。

在数量及战斗力双双占优的清军面前，安庄卫很快失守，守将刘镇国战死，窦名望逃回。

初战告捷后，多尼的下一个目标，是关岭。

防守关岭的冯双礼是个“老革命”了，见清军人多势众，马上主动放弃阵地，退到鸡公背，与祁三升合兵一处，准备在此给清兵还之以颜色。

鸡公背地势险要，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清军到了这里，强攻了几次，死伤累累，一无所获，比较犯愁。

但冯双礼更犯愁，因为眀军的后勤供应已经出现混乱，粮食已经好些天，没有运到这块高地上来了。

兵无粮自乱，几天后，吃光了存粮的数万名眀军，乱哄哄地撤出阵地。冯祁两总兵，只得“上级服从下级”，悻悻地弃黔回滇。

北路军吴三桂在进军中，主要的对手是白文选，主要攻取的目标是七星关。

但七星关真是一个“雄关阻塞戴灵鳌，控制卢龙胜百牢”的地方，对此，从山海关来的吴三桂同志，也只能望关兴叹！

攻不过去就绕过去，在关下挨了一顿暴揍后，打了半辈子仗的他，忽然“茅塞顿开”。

在重金的诱惑下，一名深通地理的当地向导，自告奋勇地带着吴三桂的一支“特种部队”，绕过七星关，从一条秘密小道进兵，直取关后的天生桥。

“唇亡而齿寒，齿亡而唇干”，失掉天生桥后，七星关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朩，不几天，各类作战物质便告枯竭。

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神情沮丧的白文选，只得带着和他一样心情的队伍，取道乌撒府（今贵州烕宁县），退回云南。

最后说说南路军。

南路军赵布泰碰到的“进军障碍”，既不是山，也不是关，而是江——北盘江。

在北盘江畔，明军已将清军一侧的船，全部沉到冮底，而在对岸列阵以待，只等清军过江时，“痛打落水狗”。

手中无渡船，对岸有坚兵，望着激流奔涌的一江秋水，赵布泰的心头，阵阵发悸。

但他很不简单，知道“智慧从群众中来”的大道理，于是，一个旨在向叛徒借智慧的“反正人士”座谈会，在军中随后召开。

在赵布泰的循循善诱下，一个土生土长的土官岑继鲁，向他献上“锦囊妙计”。

这个计策，实施起来，共分两步，第一步：在某地打捞出一批明军沉到江底的渡船；第二步：在下游十里处，找到一处明军忽视了的渡口。

就靠这两步，清军在夜间偷偷过江，并在天光微亮之时，面带微笑地出现在对岸的明军前。

面对如鬼魅而至的清军，大梦初醒的明军，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仓皇撤退，把北盘江天险扔给了清军。

带着成功渡江喜悦的赵布泰，迎着太阳，向着胜利，继续前进。在凉水井击败了李成爵的数万明军，在双河口、鲁沟连胜李定国亲率的“总预备队”，顺利占领安龙、贞丰、黄草坝。

战争中没有“双赢”的概念，一方的胜利，必然会导致另一方的失败。

黔西会场，便以李定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腹背受敌的他，只得令冯双礼殿后，全军撤回云南。

至此，贵州已全部沦为敌手。

得黔望滇，清军的下一个目标，便是神奇多姿的彩云之南。

退守滇西

1658年12月初，北路的吴三桂由乌撒府涉可渡河，进入云南，经沾益州、交水至罗平，与多尼、赵布泰在这里会合，迅速向昆眀推进。

在贵州的防御战中，己消耗了大批兵力的李定国，实在没有能力再组织一次“象模象样”的保卫战了。

万般无奈之下，李定国写了一道紧急奏疏，快马加鞭地送到永历帝的御案前，请其“移跸以避清人之锋”。

可以想像，看到奏疏旳永历帝，心境是何等的无助和悲凉！

从他即位的那一天起，动荡的时局加上个人的懦弱，让他“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在南国的大地飘泊无定。

只有到昆明以后，他才有了一种倦鸟归巢的感觉。

相对于刘铁棍的“骄横无礼”，李成栋的“神威难测”，孙可望的“目无尊长”，同龄人的李定国对他则是“平和可亲”的。

尤其在权力面前，李定国没有大权独揽的癖好，对他的尊严和权力，也从未进行过“践踏和干涉”。

在这种“两情相悦、相得益彰”的工作氛围中，他中央政府的各类衙门开始建立并正常“营业”，他也“有滋有味”地做起了“真正的皇帝”。

可以说，从1656年到1658年的这两年间，在他一生中最安逸、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特别是在打败孙可望后，他更相信，这种时光，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但幸福这精灵总是喜欢一闪而过，来不及细细品味，痛苦这个讨厌的家伙，就又如此之快地不请自到了。

现在，他将必须赶快离开这“温柔之乡”，重新开始他的飘泊生涯。

随后，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他将在那里重建他的“流亡政府”？

对这个问题，朝臣们马上分成了“北上四川”和“西撤滇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北上四川”即主张将“流亡政府”迁到四川的建昌。

这样做，好处一：四川建昌“风景这边独好”，经过大学士文安之等同志这几年的埋头建设，建昌的经济水平有了飞速的提高，大军及政府过去，吃饭问题是不用发愁的。

好处二：到建昌后，可以以那里为基地，收复重庆。尔后联络大顺的夔东十三家，征集船只，顺长江而下，千里江陵，一日可至，从而直捣荆襄、再回南京，并与东南的郑成功遥相呼应，再次让“反清复明”大业“死而复生”。

曾记否，刘文秀临终前，也提了这个建议。

凡是有利必有弊，“北上四川”之不好之处，就是一旦不慎，就有可能被重兵集结的清军包了“饺子”。

第二种建议是“西撤滇疆”，即主张将“行在”撤到滇西的永昌（今云南保山）。

这样做，好处之一是滇西地形复杂，民心依附，是一个长时间打游击的好地方。

好处之二是如果连游击也不能打了，就退到缅甸去。等清兵一退走，就重返云南，距离上比四川更近。

不好之处就是到边疆去，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慢慢地消失在中国人民的视野之外。

制定哪种方案，并不取决于朝臣的争吵，关键在于两个决策者——永历帝和李定国的态度。

永历帝和李定国毫不犹豫地坚持了第一种方案。

理由也很简单，“亲不亲，中国人；美不美，中国地”。如果能在国内混下去，谁愿意跑到凶险莫测的外国呢？

这一帝一王的意见一定，便计划在12月15日放弃昆明，经宾州撤往四川建昌。

12月13日，李定国从前线赶回昆明，具体主持“移跸”这一庞大工程的实施。

撤退前，如何处理昆明这一带的大量存粮，成为李定国同志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按惯例，这些存粮能带走的要带走，带不走要烧掉，以免资敌。

李定国、白文选商量后，也决定这样做，并将其上报永历帝作“最后的裁可”。

但永历帝却破天荒地裁了个“不可”。

他“不可”的理由是“一旦将粮食烧掉，饥饿的清军马上就会就地征粮。到头来，苦的还是当地百姓，所以，粮食不烧，就地封存”。

为防烧粮，他还紧接着下达了专门的圣旨。

他的这道圣旨，最终，被对云南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李定国“坚决执行”了。

不但昆明的粮没烧，连宜良等地的粮也没烧。

结果自然是很“不幸”的，因为这些粮食，竟让入滇的清军整整吃了半年。清军吃饱后，便是整日里把永历帝及其手下，追来赶去。

但今天的我们，却真应该从内心深处，为这位生性善良的皇帝喝采，向这位心怀博爱的基督徒致敬。

因为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自诩为“爱民如子”的领导人能做到的。

即便是“苦孩子”出身的李自成，在撤出西安前，对农民伯伯“粒粒皆辛苦”的粮食，也是企图一烧了之（但被田见秀执行时“打了折”）！

仅凭此，我们就可以谅解这位皇帝曾经有过的犹豫不决、碌碌无为、胆小懦弱……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好人。

斯大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