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_001-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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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县的差役无不明白，张文祥决不会上刑，簇新的刑具是钦差审问，照例定制，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此时看见钦差不作声，而袁道台的面子不能不顾，于是响亮地应一声：“喳！”身子却站在那里不动。
袁保庆越发恼怒，刚要出言责备，只听一名司官——是向郑敦谨使眼色的那个人，拉开嗓子喊道：“来啊！拉下去打！”
“喳！”差役们又是响亮地答应。
“问得太久了，”那人赶紧转脸向郑敦谨说，“请大人暂且退堂休息吧！”
郑敦谨出了翰林院就当刑部主事，这些问案的“过门”，无不深悉，因而一面起身，一面向袁保庆和孙衣言看了看说：“两位老兄请花厅坐吧，这里让他们去料理。”
经过这一番周折，袁保庆怒气稍平，方始领悟到那司官是替他圆面子的手法，可想而知的，张文祥也决不会“拉下去打”。
等他们回到花厅，两名司官接着也到了，擦脸喝茶抽水烟，乱过一阵，在等候开饭的那段休息的时间内，少不得又要谈到案情。
“郑大人！”这回是孙衣言先说话，“今日一审，洞若观火。张文祥虽奸狡无比，但别有所恃者在，倘无所倚恃，就不致于如此顽恶！”
“喔，倒要请教，所恃者何？”
“所恃者，堂上不用刑！”孙衣言说，“郑大人两绾秋曹，律例自然精通，倒要请教郑大人，如何才能教张文祥吐实？”
“说起来我是三进刑部，不止两绾秋曹。”郑敦谨说：“大清律例嘛，如今年纪大了，只怕记不周全，三十年前刚分部的时候，背得极熟。教犯人吐实，自然也有办法，无奈不能用！”
“想来郑大人是指的刑讯之制。”孙衣言特为抢在他前面说：“凡命案重案，男子许用夹棍，女子许用拶指，这是律有明文的。”
“不错，律有明文。”郑敦谨答道，“然而仍旧不能用。这个犯人在堂上的情形，老兄已经亲见，刑用得轻了，熬刑不供，无济于事，用得重了，怕有瘐毙的情事出现，那时我担处分是小事，不能明正典刑，岂非更对不起马端愍？”
“在法言法。”袁保庆帮着争辩，“夹棍既为律之所许，自然应当用，用过了无济于事，事后就无遗憾了。”
“老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郑敦谨摇着头说：“‘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倘或诬服，随意供出几个人来，说是幕后指使，请问，又将为之何？”
“自然依法传讯。”
“传讯不承，难道又用刑求？”
“未曾传讯，安知其不承？”
两个人针锋相对，展开激辩，一场舌战无结果而散，反倒耽误了这天的审问。到第二天，接得消息，说有一营新兵，因为长官苛虐，有哗变之虞，袁保庆不能不亲自去料理，剩下孙衣言一个人参加会审，自更不发生作用。而从这天审过以后，郑敦谨又闹病，中间停了几天。事实上审与不审，几无区别，孙、袁二人，争既争不过，闹亦闹不起来，照例陪坐而一筹莫展，以致变得视会审为一大苦事。
在此期间，有好些人来游说解劝，多云张文祥死既不怕，便无所畏，刑讯之下，倘或任意胡攀，使得案子拖下来不能早结，则各种离奇的谣言，将会层出不穷，愈传愈盛，使得马新贻的清誉，更受玷辱。倘或张文祥竟死在狱中，则成千古疑案，越发对马新贻的声名不利。
还有一些人则比较说得坦率，而话愈坦率，愈见得此案难办。他们向孙衣言、袁保庆提出一个难题：张文祥在刑讯之下，据实招供，是湘军某某人、某某人所指使，说不定还会扯上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名字，请问办是不办？到时候说不定军机处会来一道廷寄，转述密旨，以大局为重，不了了之，则欲求此刻所得的结果，将张文祥比照大逆治罪，或许亦不可得。再有少数人的措词，更玄妙得叫人无法置答，说是倘或因严追指使而激出变故，地方受害，只怕反令公忠体国的马新贻，在九泉之下不安。这样，孙、袁二人的执持，反倒是违反死者的本意了。
就这样川流不息地争辩着，搞得孙衣言和袁保庆筋疲力竭，六神不安。最后有了结果，认为张文祥的行凶原因，与魁玉、张之万的审问所得，完全一样。
供词已经全部整理好，即将出奏，会审的人照例都该“阅供”具名，表示负责。孙衣言和袁保庆，使出最后一项法宝，拒绝具名。
“这是无法勉强的事。”郑敦谨苦笑着说，“案子总得要结，只好我跟涤相会衔出奏。反正凶手是张文祥，定拟了‘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的罪，对马端愍也算有了交代了。”
在会衔复奏时，曾国藩特别附了一个夹片，陈明“实无主使别情”。他是个重实践的人，与那些三天一奏、五天一折，喜欢发议论以见其能的督抚，纯然两路，无事不上奏，所以上奏格外有力，附这样一个夹片，虽不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痕迹，但确有用处，意思是知会军机，此案到此就算结束，再也问不出别的来了。这样，倘或还有言官不服，要想翻案，军机处就会替他挡在前面，设法消弭，不致再别生枝节。
当然，马新贻的家属、旧部，还有些秉性正直的人，心有不甘，但也只能发发牢骚，无可作为。朝廷重视此案，两派钦使，而且对马新贻的恤典甚厚，总算仁至义尽，这口气还能叫人咽得下去。至于案子的办得不彻底，细舷想去，也实在有些难处，再加上曾国藩的“面子”，就只有忍气吞声。不过孙衣言是个读书人，有笔在手，可以不争一时争千秋，他为马新贻所撰的墓志铭，秉笔直书：“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这篇文章一出，外界才知别有隐情，对郑敦谨的声名，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本来就有难言的委屈，从结案以后，就杜门不出，钦差在办案期间，关防是要严密的，一到结案，便不妨会客应酬。而魁玉邀游清凉山，曾国藩约在后湖泛舟，郑敦谨一概辞谢，只传谕首县办差雇船，定在二月初回京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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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曾国藩派了一名戈什哈，去送程仪，两名司官每人一百两，这在“曾中堂”，出手已经算很阔的了。送郑敦谨的是二百两，附了一封曾国藩亲笔写的信，说这笔程仪，是致送同年，不是馈赠钦差，同时表明，绝非公款，是从他个人的薪给中分出来的，请郑敦谨无论如何不可推却，否则就是不念交情。
郑敦谨还是“不念交情”，断然谢绝。到了二月初六，携带随从，上船回京，一路闷闷不乐，每每终宵长吁短叹。这样到了清江浦，便得起旱换车北上，新任漕运总督张兆栋把他接到衙门里去住，留他盘桓数日，郑敦谨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
不久，从江宁来的消息，郑敦谨和曾国藩会衔的奏折，已奉上谕批准，马新贻“着再加恩，照阵亡例赐恤，并于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用示笃念荩臣，有加无已至意。”而张文祥也就在上谕到达的第二天伏法，行刑的地点在江宁城北小营，曾国藩亲临监视。两江总督亲莅刑场，监视正法，是从未有过的事，因而引起许多揣测，说倘非如此，或者会有意想不到的变故，唯有曾国藩亲临坐镇，才得安然无事。
郑敦谨又听到消息，说马家的报复甚酷，定制了一把刀、一把钩，交给刽子手作行刑之用。凌迟重刑，数十年难得一见，有人说只“扎八刀”，有点脔割的意思就行了，有人说要用“鱼鳞剐”，一片片细切。而张文祥则是介乎其间，用定制的钩子扎住皮肉往上一拉，快刀割切，钩一下，割一下，自辰至未，方始完事，张文祥始终不曾出声。
于是郑敦谨以一种奇怪的、豁达的声音对张兆栋说：“我的责任已了！该回去了。”
“春寒料峭，起旱苦得很，何不再玩些日子？”张兆栋说，“反正案子已了，回京复命就晚些也不要紧。”
“我不回京。”郑敦谨摇摇头说，“我回家。”
张兆栋愕然，想了一下说道：“想来老前辈出京时就已请了假，顺道回籍扫墓？”
“‘田园将芜胡不归’！”郑敦谨朗声念了这一句，又黯然摇头：“九陌红尘，目迷五色，我真的厌倦了。”
张兆栋大为诧异：“老前辈圣眷优隆，老当益壮，着实还有一番桑榆晚景，何以忽有浩然归去之志？”
“早归早好。”郑敦谨说：“涤相是抽身不得，以致于不能克保全名。象我，驽马恋栈，只恐真如涤相所说的，‘名既裂矣，身败在即！’归去，归去！岳麓山下，白头弟兄，负暄闲话，强似千里奔波来审无头命案！”
这一说张兆栋才知是为马新贻一案，受了委屈，先还当他是发发牢骚，解劝了一番，也就丢开了。谁知第二天一早，郑敦谨亲自来跟张兆栋要求，派一名专差为他递告病的奏折，同时请张兆栋替他雇一只官船到长沙，竟真个要辞官回里了。“老前辈何必？”张兆栋说，“就要告病，等回京复了命再奏请开缺，也还不迟。”
“那就辞不成功了。”郑敦谨说，“士各有志，老兄成全了我吧！”
说到这话，张兆栋不便再劝，当天就派了专差，为他递折，接着又传淮安府首县的山阳知县办差，派了一只大号官船，床帐衾褥，动用器具，一律新置，作为对这位刑部尚书的敬意。
那两名司官，自然也要苦劝，而郑敦谨执意不听。问他辞官的原因，他答了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说唯有辞了官，才能消除对马新贻和他的家属，以及孙衣言、袁保庆等人的疚歉之感。
“此案外界闲言闲语很多。大人这样子一办，见得朝廷屈法，恐怕上头会不高兴。”
“那也是没法子的事，”郑敦谨说，“只怕不高兴的不是朝廷，是我们湖南同乡。然而我也顾不得了！屈法是无奈之事。若以为屈法是顾全大局，以此自宽自解，恬然窃位，岂不愧对职守？”
说到这话，那两名司官心里也很难过。原来是打算着办这件名案可以出一出风头，就象总理衙门的章京陈钦办天津教案那样，虽然费心费力，到底名利双收。谁知年前冲寒冒雪，吃尽辛苦到江宁，落得这么个窝囊的结果，除了曾国藩的一百两程仪以外，什么也没有捞到！
于是吃了一顿张兆栋特备的，索然寡味的离筵，水陆异途，各奔前程。郑敦谨趁一帆东风，过洞庭湖回长沙，两名司官走旱路回京复命。一到部就为同事包围，都要知道郑尚书辞官的真相。
最后连恭王也知道了，特地传谕，叫那两名司官到军机处去见他，询向郑敦谨倦勤的原因，那两名司官不敢隐瞒，照实答复。于是恭王也就据实陈奏两宫太后，因为两宫太后也觉得事出突然，颇为怀疑，曾经一再问起，恭王不能不奏。
“我说呢，郑敦谨年纪虽大，精神一向很好，怎么一下子就告了病。原来其中还有这么多隐情！”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不过他就是告病，也该回京复了命再说，就这么擅自回籍，也太说不过去了。”
听她的语意不满，恭王怕惹出“交部议处”的话来，会引起各方的揣测，又生是非，因而赶紧为郑敦谨进言：“这一案，郑敦谨劳而无功，不免觉得委屈。臣等叫人写信劝他销假，请两位皇太后，暂时不必追究了。”
既然恭王为他乞情，慈禧太后也就算了，“最好让他销假。”她说，“不然，面子上不好看。”
这话就算说得很重了，恭王不敢再多说什么，只答应一声：“是！”
“倭仁的病，怎么样了？”慈安太后问。
“不行了！”恭王微微摇头，“不过拖日子罢了。”
“那是先帝敬重的人。”慈安太后看着右面，用征询的语气说，“给他一个什么恩典，冲冲喜吧！”
“也好！”慈禧太后看着恭王问：“你们倒看看，怎么办才合适？”
问到这一层，恭王恰好可以陈奏拟议中的办法。大学士本以官文为首，他已在正月里病故，这是个满缺，该由瑞常以协办大学士坐升，瑞常空出来的一个缺，照例由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升任，而文祥是在同治六年就已调任吏部，等着拜相，此时顺理成章地得了协办。但是四位大学士，两殿两阁，需要重新安排，官文所遗的文华殿大学士，为殿阁之首，依惯例应该由曾国藩以武英殿大学士改授，但入阁是倭仁在先，科名亦是倭仁早，因此，倭仁以文渊阁改为文华殿，亦未始不可。
等恭王把这番周折奏明以后，两宫太后一致认可，以倭仁为文华殿大学士。这是名义上的“首辅”，说到做官，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以复加的高官。但是冲喜没有能把倭仁冲好，到四月里假满，再赏假两个月，并颁赐人参，这就再无销假之期了。师傅的恤典，一向优厚，加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赐谥第一个字自是“文”字，第二个不出大家所料，是理学大臣专享的“端”字。
这一下又出一个大学士缺，应该由文祥坐升，以他的圣眷，两宫太后应该早有交代，但一直不提，就知道事情有变化了。
一打听，是两广总督瑞麟的儿子，刑部主事怀塔布在替他父亲活动入阁。瑞麟是内务府管银库出身，家资豪富，两广总督又是有名的肥缺，加以瑞麟于慈禧太后娘家有恩，文祥已知道争他不过。果然，等瑞麟为大婚进贡的珍品一到，两宫太后亲临检视以后，慈禧太后有话下来了。
“倭仁的遗缺，该谁补啊？”她这样问。
问到这话，即是不愿让文祥升任的明确表示，好在恭王已跟文祥商量过，所以答奏得很漂亮。
“照规矩，该由文祥升补。”恭王手指着说，“不过文祥已经跟臣说了，受恩深重，不敢再邀非分之荣，而且刚得协办不久，资望还浅，应该多历练历练。倭仁病故，空出来的大学士一缺，请两位皇太后另简资深望重的大臣接补。”
“嗯，嗯！”慈禧太后深为满意，转脸向慈安太后问道，“你看，叫瑞麟补，怎么样？”
慈安太后因为瑞麟对“大婚传办事件”，相当巴结，表示同意：“讲资望，瑞麟也够了。他是那一年进的军机？我记得是咸丰三年。”
“是！”恭王是跟瑞麟一起进军机的，记得很清楚：“咸丰三年十月里。”
“那就叫瑞麟补！”慈禧太后觉得对文祥有疚歉，便看看他说：“你就让他一步吧！”
听得这话，文祥赶紧跪下答道：“圣母皇太后的话说重了，奴才惶恐之至。奴才自觉蒙天恩补了协办，受恩已经逾分，实在不敢再作非分之想。目前大婚费用浩繁，除了户部的正项以外，全靠各省督抚感恩图报，共襄大典。瑞麟时传谕交办的活计、洋货，都能敬慎将事，如期办妥，为昭激励，应该让他补这个缺，两位皇太后的圣裁极是！”
“话虽如此，瑞麟到底太便宜了一点。”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问，“你今年五十几？”
“奴才今年五十四。”
“喔！”慈禧太后点点头说：“那总还可以替朝廷办二十年的事。”
这意思是来日方长，不必争在一时。文祥便又磕头谢恩。接着慈禧太后谈起洋务，连恭王在内，军机五大臣，倒有四个兼了总理衙门的差使，而事无巨细，尽皆参与的是沈桂芬。文祥是他的荐主，宝洌г诎炖斫贪改且欢纹诩洌�深得他的助力，而恭王虽以军机领袖，照规在御前召对，只有他一个人发言，但近年来凡属于照例的陈述，都让他人奏对，所以此时为了培植沈桂芬，不约而同给了他一个在两宫太后面前显露才具的机会。
沈桂芬跟李鸿藻一样，说话都极有条理，但李鸿藻还不免有正色立朝，直颜犯谏的味道。而沈桂芬则是煦煦然，娓娓然，如巨族管家对女主人回话的那种神态，所以慈禧太后觉得格外动听。
首先谈教案，他说崇厚到了巴黎，因为法国“内乱”，法皇拿破仑第三为普鲁士皇威廉第二所俘虏，竟找不到一个可以接受大清国修好致意的君主。而“法相”仍旧坚持罗叔亚所提出来的要求，由张光藻、刘杰为丰大业及被杀教士、修女抵命，同时要崇厚就在巴黎定议。
“崇厚告以无权开议。这个答复很妥当，不过崇厚写信回来，要总理衙门奏请两位皇太后准他回国。臣等以为断断不可。”沈桂芬接着又说：“法国现已战败，自顾不暇，此是国家之福，这一案正好趁此了结。臣等以为崇厚必得在巴黎撑着，一回来就会别生枝节，说不定前功尽弃。”
“对啊！该这么办！”慈禧太后深为满意。
接着沈桂芬又面奏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交涉的中日商约办理情形，以及曾国藩与李鸿章会奏的，选取聪颖子弟赴泰西“肄习技艺”一案。依照中美商约，招选幼童，委派刑部主事陈兰彬和江苏同知容闳带领赴美，学习军政船政。原奏的办法是由陈、容二人“酌议章程”，经费由江海关洋税项下，按年指拨，经总理衙门核议章程，请旨办理。沈桂芬此刻便是面奏章程大要，听候裁断。
“发愤图强是要紧的，就怕把子弟教坏了！不过，美国总算还好，天津教案没有夹在里头起哄。”慈禧太后想了想又说，“这件案子是早就谈过的，曾国藩、李鸿章在洋务上经验得多，他们这么提议，总理衙门又说该这么办，我们姐妹俩，自然得依。就怕事情还没有办，先就自己闹意气，象那一年开同文馆，惹出多少无谓的是非！现在倭仁也故世了，我不愿意再说他什么，只望大家体谅朝廷，自己委屈一点儿！别尽顾着自己挣名声，教朝廷为难。”
这话在李鸿藻听来，很不是味道，他也象倭仁一样，绝口不谈洋务。“洋务不是不可谈，但内如董恂，外如崇厚，仿佛以为中国人生来就该怕洋人，只好把洋人敷衍得不找麻烦，便已尽其办洋务的能事。而凡有保举，总理衙门的人，总是优先，各地的海关道，总理衙门更视为禁脔，好象除了他们，就没有人懂得如何跟洋商收税？其实不过借机把持而已。这些为清议所不齿的行为，使得李鸿藻看不起办洋务的人，因而抱定有所不为的宗旨，不沾洋务。当然也就对在洋务上特别巴结的沈桂芬，怀有反感了。
因此，这天君臣们谈得越投机，李鸿藻越如芒刺在背。等退了朝，却又不得休息，有个应酬非去不可。上年慈禧太后老母，承恩公惠澂夫人病故，开吊那天，方家园车马喧阗，只有李鸿藻没有理这回事，慈禧太后为此大不高兴。前车之鉴，这一次可不能疏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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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这一次是喜事，醇王府添丁，贺客盈门，热闹非凡。醇王已有一个儿子，新生一子虽是行二，但为嫡福晋也是慈禧太后的胞妹所出，这在身分上就大不相同了。他是皇帝的嫡堂弟兄，也是皇帝的嫡亲的姨表弟兄，皇帝的堂兄弟很多，而姨表兄弟眼前却只有这么一个。
这个刚降世的皇孙，跟皇帝一样，应该是“载”字辈，取名第二个字应该是水字旁。宗人府是由醇王府所在地的太平湖得到了启示，从《康熙字典》里找了个很特别的“湉”字，取义于左思的《吴都赋》：“澶湉漠而无涯”，照注解，湉是安流之貌，所以杜牧之的诗：“白鹭烟分光的的，微涟风定翠湉湉”，正切“太平湖”的涵义，更合载湉出生地，醇王府槐荫斋前面那一片红莲翠叶，波光如镜的景致。看起来这位小皇孙是个天恩祖德，享尽荣华，风波不起，安流到头，有大福分的人。
这位小皇孙不但天生金枝玉叶，身分尊贵，出世的年月也很好，正赶上醇王声光日盛之时。他的声光一直为恭王所掩，近年来先劾惇王管理宗人府揽权自大，其次在天津教案中，主张保护好官和“义民”，为守旧派的正人君子，视为铮铮然的正论。在御前会议中，指责总理衙门办理对外交涉失体，以及当国者自咸丰十年以来“所备何事”？骎骎然有与恭王分庭抗礼之势，令人意会到醇王已大非昔比，庙堂之上，独树一帜，有他自己的不能不为两宫太后和恭王、军机大臣所重视的主张和声势了。
为此，载湉满月，早就有人倡议祝贺。到了日子，一连宴客三天，由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新补了工部侍郎的荣禄，负提调的全责。荣禄人漂亮，办事更漂亮，把太平湖畔的一座醇王府，里里外外，布置得如一幅锦绣的图画。在原有的戏台以外，另外又搭了两座，一座是三庆、四喜两个班子合演的皮黄，一座是醇王府自己的“小恩荣”科班的戈腔，一座是以“子弟书”为主的杂耍，九城声色，尽萃于此。因此轰动了大小衙门，各衙门的堂官，自然送礼致贺，一定作座上客。以下就要看人说话了，第一种是南书房、上书房的翰林和翰、詹、科、道中的名士，以及军机章京，醇王派人先打了招呼：不收礼，但尽管请过来饮酒听戏。第二种是各衙门的红司官，来者不拒。此外就得有熟人带领，才能进得去，不过找个熟人也很容易，所以那三天的醇王府，就象庙市那样热闹。
当然，宾客因为身分的不同，各有坐处，王公宗室成一起，部院大臣又成一起。这天李鸿藻也到了，以军机大臣的身分，自是上宾，但他不愿夹在宝石顶子和红顶子当中，特地与一班名士去打交道。
名士的魁首算是潘祖荫，再下来就是翁同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