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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半车麦秸-姚雪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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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自从被封为故都，它的排场，手艺，吃食，言语，巡警……已慢慢的向四外流动， 去找那与天子有同样威严的人和财力的地方去助威。那洋化的青岛也有了北平的涮羊肉；那 热闹的天津在半夜里也可以听到低悲的“硬面——饽饽”；在上海，在汉口，在南京，也都 有了说京话的巡警与差役，吃着芝麻酱烧饼；香片茶会由南而北，在北平经过双熏再往南方 去；连抬杠的杠夫也有时坐上火车到天津或南京去抬那高官贵人的棺材。
北平本身可是渐渐的失去原有的排场，点心铺中过了九月九还可以买到花糕，卖元宵的 也许在秋天就下了市，那二三百年的老铺户也忽然想起作周年纪念，借此好散出大减价的传 单……经济的压迫使排场去另找去路，体面当不了饭吃。不过，红白事情在大体上还保存着 旧有的仪式与气派，婚丧嫁娶仿佛到底值得注意，而多少要些排场。婚丧事的执事，响器， 喜轿与官罩，到底还不是任何都市所能赶上的。出殡用的松鹤松狮，纸扎的人物轿马，娶亲 用的全份执事，与二十四个响器，依旧在街市上显出官派大样，使人想到那太平年代的繁华 与气度。
祥子的生活多半仗着这种残存的仪式与规矩。有结婚的，他替人家打着旗伞；有出殡 的，他替人家举着花圈挽联；他不喜，也不哭，他只为那十几个铜子，陪着人家游街。穿上 杠房或喜轿铺所预备的绿衣或蓝袍，戴上那不合适的黑帽，他暂时能把一身的破布遮住，稍 微体面一些。遇上那大户人家办事，教一干人等都剃头穿靴子，他便有了机会使头上脚下都 干净利落一回。脏病使他迈不开步，正好举着面旗，或两条挽联，在马路边上缓缓的蹭。
可是，连作这点事，他也不算个好手。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既没从洋车上成家立 业，什么事都随着他的希望变成了“那么回事”。他那么大的个子，偏争着去打一面飞虎 旗，或一对短窄的挽联；那较重的红伞与肃静牌等等，他都不肯去动。和个老人，小孩，甚 于至妇女，他也会去争竞。他不肯吃一点亏。
打着那么个小东西，他低着头，弯着背，口中叼着个由路上拾来的烟卷头儿，有气无力 的慢慢的蹭。大家立定，他也许还走；大家已走，他也许多站一会儿；他似乎听不见那施号 发令的锣声。他更永远不看前后的距离停匀不停匀，左右的队列整齐不整齐，他走他的，低 着头象作着个梦，又象思索着点高深的道理。那穿红衣的锣夫，与拿着绸旗的催押执事，几 乎把所有的村话都向他骂去：“孙子！我说你呢，骆驼！你他妈的看齐！”他似乎还没有听 见。打锣的过去给了他一锣锤，他翻了翻眼，朦胧的向四外看一下。没管打锣的说了什么， 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 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 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贫贱夫妻 钟理和 下了糖厂的五分车，眼睛注四下里搜寻，却看不见平妹的影子。我稍感到意外。也许她没有接到我的信，我这样想：否则她是不能不来的，她是我的妻，我知道她最清楚。也许她没有赶上时间，我又这样想：那么我在路上可以看见她。 于是我提着包袱，慢慢向东面山下自己的家里走去。已经几年不走路了，一场病，使我元气尽丧，这时走起来有点吃力。 我离开家住到医院里，整三年了，除开第二年平妹来医院探病见过一次，就再没有见过，三年间无日不在想念和怀恋中捱过。我不知道这三年的日子她们在家里怎样度过，过得好？或不好？虽然长期的医药费差不多已把一份家产荡光，但我总是往好里想她，也许并不是想，而只是这样希望着也说不定。我愿他们过得非常之好，必须如此，我才放心。 固然我是这样地爱她，但是除开爱，还有别种理由。 我和平妹的结合遭遇到家庭和旧社会的猛烈反对，我们几经艰苦奋斗，不惜和家庭决裂，方始结成今日的夫妻。我们的爱得来不易，惟其如此，我们甘苦与共，十数年来相爱无间。我们不要高官厚禄，不要良田千顷，但愿一所竹篱茅舍，夫妻俩不受干扰静静地生活着，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如此尽足。 我们起初在外面，光复第二年又回到台湾，至今十数年夫妻形影相随，很少分开。想不到这次因病入院，一住三年。我可以想象在这期间平妹是多么怀念和焦虑，就象我怀念和焦虑一样。 一出村庄，一条康庄大道一直向东伸去，一过学校，落个小坡。有一条小路岔向东北。那是我回家的捷径。我走落小坡，发现在那小路旁——那里有一堆树荫，就在那树荫下有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向这边频频抬头张望。 那里平妹呢！ 我走到那里，平妹迎上来接过我手中的行李。 “平妹！”我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 平妹俯首。我看见她脸上有眼泪滚落，孩子紧紧地依在母亲怀中，望望我，又望望母亲。我离开时生下仅数个月的立儿，屈指算来已有四岁了。 我看着平妹和孩子，心中悲喜交集，感慨万千。 平妹以袖揩泪；我让她哭一会儿。三年间，她已消瘦许多了。 “平妹，”在她稍平静下来时我开口问她：“你没有接到我的信吗？” 平妹静静地抬起眼睛，眼泪已收住了，但犹闪着湿光。 “接到了，”她说。 “那你为什么不到车站接我呢？” “我不去，”她嗫嚅地说，又把头低下：“车站里很多人。” “你怕人呢？” 我又想起有一次我要到外面去旅行，期间二周，平妹送我上车站时竟哭起来，好象我要出远洋，我们之间有好多年的分离。弄得我的心情十分阴沉。 “你不要别人看见你哭，是不是？” 平妹无言，把头俯得更低了。 我默然良久，又问： “我回来了，你还伤心吗？” “我太高兴了！”她抬首，攀着孩子的下巴：“爸爸呢，你怎么不叫爸爸？在家里你答应了要叫爸爸的！” 这时我们已渐渐地把激动的情绪平抑下来，她脸上已有几分喜意了。 我又问平妹： “你在家里过得好不好？” 平妹凄然一笑：“过得很好！” 我茫然看着，一份愧歉之情油然而生。 我拿起她的手反复抚摸。这手很瘦，创伤密布，新旧皆有；手掌有满满厚厚的茧儿。我越看越难过。 “你好象过得很辛苦。”我说。 平妹抽回自己的手。“不算什么，”她说，停停，又忧“只要你病好，我吃点苦，没关系。” 家里，里里外外，大小器具，都收拾得净洁而明亮，一切井然有序，一种发自女人的审慎聪慧的心思的安详、和平、温柔的气息支配着整个的家，使我一脚踏进来便发生一种亲切、温暖和舒适之感。这种感觉是当一个人久别回家后才会有的，它让漂泊的灵魂宁静下来。 然而在另一面，我又发觉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多么恶劣，我看清楚我一场病实际荡去多少财产，我几乎剥夺了平妹和二个孩子的生存依据。这思想使我痛苦。 “也许我应该给你们留下财产。”晚上上床就寝时我这样说：“有那些财产，你和二个孩子日后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你这是什么话，”平妹颇为不乐：“我巴不得你病好退院回来，现在回来了，我就高兴了。你快别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要生气。” 我十分感动，我把她拉过来，她顺势伏在我的肩上。 “人家都说你不会好了，劝我不要卖地，不如留起来母子好过日子。可是我不相信你会死。”过了一会儿之后她又温静的开口：“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上天会可怜我们。我要你活到长命百岁，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看着我在你眼前舒舒服服地死去：有福之人夫前死，我不愿意自己死时你不在身边，那会使我伤心。” 我们留下来的唯一产业，是屋东边三分余薄田，在这数年间，平妹已学会了庄稼人的全副本领：犁、耙、莳、割，如果田事做完，她便给附近大户人家或林管局造林地做工。我回家来那几天，她正给寺里开垦山地。你把家里大小杂物料理清楚，然后拿了镰刀上工，到了晌午或傍晚，再匆匆赶回来生火做饭。她两边来回忙着，虽然如此，她总是挂着微笑做完这一切。 有一天，她由寺里回来，这时天已黑下来，她来不及坐下喘息，随手端起饭锅进厨房。我自后边看着她这份忙碌，心中着实不忍，于是自问：为什么我不可以自己做饭？ 翌日我就动手做，好在要做大小四口人吃的饭并不难，待平妹回来时我已把午膳预备好了。开始，平妹有些吃惊，继之以担心。 “不会累坏的，”我极力堆笑，我要让她相信她的忧虑是多余的，“我想帮点忙，省得你来回赶。” 由是以后，慢慢地我也学会了一个家庭主妇的各种职务：做饭、洗碗筷、洒扫、喂猪、缝纫和照料孩子：除开洗衣服一项始终没有学好。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完成了彼此地位和责任的调换：她主外，我主内，就像她原来是位好丈夫，我又是位好妻子。 假使平妹在做自己田里的活儿，那么上下午我便要沏壶热茶送到田里去，一来给她喝，也可让她藉此休息。我想一个人在做活流汗之后一定喜欢喝热茶的。 我看着她喝热茶时那种愉快和幸福的表情，自己也不禁高兴起来。虽然我不能不让她男人似地做活，但仍旧希望她有好看的笑颜给我看；只要他快乐，我也就快乐。 三 物质上的享受，我们没有份儿，但靠着两个心灵真诚坚贞的结合，在某一个限度上说，我们的日子也过得相当的快乐，相当美满。我们的困难主要是经济上的。我们那点田要维持一个四口之家是很难的，而平妹又不是时常有工可做，所以生活始终摇摆不定。 有天傍晚，我们在庭中闲坐。庭上边的路上这时走过几十个掮木头的人，里面居然还有少数女人。他们就是报上时常提到的盗伐山林的人。他们清早潜入中央山脉的奥地去砍取林管局的柚木，于午后日落时分掮出来卖与贩子。 我们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走过。忽然平妹对我说她想明天跟他们一块去掮木头。 我不禁愕然，“你？掮木头？” 随着掮木头人浑身透湿，涨红面孔，呼吸如牛喘的惨象在我面前浮起。我的心脏立刻象被刺上一针，觉到抽痛。那是可怕的事。 “平妹，”我用严明的口气说，但我听得出我在哀求：“我们不用那样做，我们吃稀点就对付过去了。” 话虽如此，但我们的日子有多难，我自己明白。最可悲的是：我们似乎又没有改善的机会；加之事情往往又不是“吃稀点”便可以熬过去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于他人是一种享受；但对于我们，每一件就是一种负担，常人不会明白一个穷人之家对这些事有着怎样的想法。我吃了这把年纪也就是到了现在才明白，有许多在平常人看来极不相干的事情穷人便必须用全副精神去想，并对付。 到了孩子入学，教育费又是我们必须去想和对付的另一件事。此外，还有医药费等，虽然我已用不着每天吃药了。压力来自各方。 终于有一天，平妹掮木头去了！ 我默然目送平妹和那班人一道儿走上山路，有如目送心爱的人让狱卒押上囚室一样，心中悲痛万分。我从没有象这时一样地怨恨自己的软弱无能。我清楚觉到我们之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残酷无情地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和行动，我们的意志已被砍去了手和脚。 日头落山后不久，平妹很顺利地掮着木头由后门回来了。她的上衣没有一块干燥，连下面的裤子也湿了大半截；满头满脸冒着汗水，连头发也湿了；这头发蓬乱异常，有些被汗水膏在脸上，看上去，显得凶狠懔悍。平妹看见我便咧开嘴巴，但那已不是笑，压在肩上的木头把她扭歪得不知象什么。霎时我心中有股东西迫得我几乎喊出来。但实际我只一言不发地把头别开，我不忍着，也不敢问。 她把木头掮进屋里，依着壁斜放着。那是一支柚木，带皮，三寸半尾，丈三尺长，市价可值二十几元。平妹一出来，我就把门关上，至晚，不提一个字——我怕提起木头两个字。 平妹终于开口问我，我的缄默似乎使她很难过。“不是我喜欢掮木头。”她向我解释，但那声音却是凄怆的：“为了生活，没有 事实，我也不清楚自己此时的心境如何，那是相当复杂而矛盾的，这里面似乎有恨，有悲哀，也有忧惧。恨的是自已为人丈夫不但不能保有妻子，反要赖其赡养；悲哀的是妻子竟须去掮木头；而木头那端，我仿佛看到有一个深渊，我们正向那里一步一步地接近，这又是我所惧怕的。 四 第二天，平妹又要去掮木头。我给她捏了西丸饭团用麻竹叶包好，然后包在她洋巾里让她带去，这就无须带饭盒，吃完扔掉，省得身上多一份累赘；在这种场合，身子越轻快越好。 这天一到中午，我便频频向东面山坡看望，一来盼望平妹回来心切，其次也要看看有无异样的人进出。那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关系着掮木头人的安危。 本地工作站，虽经常派有数名林警驻扎。但如果上头林管机关不来人，平日便不大出动，出动了也不其认真。这样的日子大抵是安全的。但如果上头来人，情形就两样了。为了安全，掮木头的人共同雇有专人每天打听消息，有不稳，立刻潜进山里送信。他的神通广大，时常林管机关还不曾动身，他就先知道了。可惜的是：他爱喝酒和赌博，一喝起来或一赌起来，就什么都不管了，这是掮木头的人所最不能放心的。 中午一过，忽有三四个白衣人物由南边进来了，我伏在窗格上足足看了几分钟。糟了，林管机关的人呢！ 由此发见以后，我走进走出，起坐不宁。我时常走到庭边朝东面山上察看动静。那里有二条路，在寺下边分贫，一向东，一稍偏东北；向东那条须经过工作站门口，所以掮木头的人都愿意走另一条。如果风声不好，二条路都不能走，他们便须翻越岭由别处遁走，果真这样，那就可怜了，但愿不致如此。 我想起送信的人，我不知道这酒鬼做什么去了。到现在还不见影子，真真该死！ 太阳向西边斜坠，时间渐浇接近黄昏。没有动静。也看不见送信人的身姿。我的心加倍焦急，加倍不安。看看回头在吻西边的山头了，黄昏的翳影向着四周慢慢流动，并在一点点加深、加浓。又是生火做饭的时候了。 突然，庭外面的路上有粗重的脚步声匆匆走过。我一看，正是那该死的酒鬼，走得很急，几乎是跑。 ”平妹去了，阿和？“他边走边向我这里喊。 ”去了。他们在哪里？“我问。 ”枋寮。“ ”你— “ 但酒鬼已走远了。 我一边做事，一边关心东面山口，这是紧要关头，是林警出动拿人，而掮木头的人偷越防线的时候。如果不幸碰着，小则把辛苦掮出来的木头扔掉，人以幸免；大则人赃俱获，那么除开罚锾，还要坐牢三月，赖以扶养的家族在这期间如何撑过，那只有天晓得了。 天，眼看黑了，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事情显见得不比寻常了。掮木头的人怎么样？林警是否出动了？送信人是否及时赶到？他为什么这样迟才赶来呢？这酒鬼！ 天已完全黑下来，新月在天。我让两个孩子吃饱饭，吩咐老大领着弟弟去睡，便向东面山口匆匆跑去，虽然明知自己此去也不会有用处。 走到寺下边弯入峡谷，落条河，再爬上坡，那里沿河路下有一片田。走完田垅，蓦然前边扬起一片呐喊。有人在大声喝道：”别跑！别跑！“还有汇成一片的”哇呀——“象一大群牛在惊骇奔突。 我奋不顾身地向前跑去，刚跑几步，迎面有一支人沿路奔来，肩上掮着木头。我一闪，闪进树荫，只见五六个男人急急惶惶跑过，气喘吁吁，两个林警在后面紧紧追赶，相距不到三丈。”别跑！别跑！“林警怒吼。嘣！噜噜噜噜显然男人们已把木头扔掉了。 我走出树荫，又向里面跑。沿路有数条木头抛在地上。里面一叠声在喊：”那里！那里！“只见对面小河那面空旷的田垅里有无数人影分头落荒逃走，后面三个人在追，有二个是便衣人物，前面的人的肩上已没有木头。 ”站着，别跑，X你妈的！“有声音在叱喝，这是南方口音的国语。 另一股声音发自身边小河里，小河就在四丈近远的路下边，在朦胧的月光下窜出二条人影，接着，又是一条，又再一条。第三条。我看出是女人，和后面的林警相距不到二丈，小河乱石高低不平，四条人影在那上面跌跌撞撞，起落跳跃。俄而女人身子一踉跄，跌倒了，就在这一刹那后面的人影一纵身向那里猛扑。 哎呀！ 我不禁失声惊叫，同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险些儿栽倒。 待我定神过来时，周遭已静悄悄地寂然无声了，银辉色的月光领有了一切，方才那挣扎、追逐和骚动仿佛是一场噩梦。但那并不是梦，我脚边就有被扔掉的木头，狼藉一地。我带着激烈的痛苦想起：平妹被捉去了！ 五 我感到自己非常无力，我拖着两条发软的腿和一颗抽痛的心向回家的路上一步一步走去。在小河上，我碰见两个林警和三个便衣人物，他们都用奇异和猜疑的表情向我注视。 不知走了多少时间，终于走到自己的家，当我看见自窗口漏出的昏黄灯光时我感到无比的孤独和凄凉。但当我一脚踏进门时，我又觉到我在做梦了，以致一时呆在门边。呵，平妹竟好好地坐在凳子上！她没有被林警捉去，我心爱的妻！ ”平妹！平妹！“ 我趋前捉起她的手热情呼唤，又拿到嘴上来吻，鼻上来闻，我感觉有块灼热的东西在胸口燃烧。 ”你到哪里去啦？“平妹开口问我。 但是我听不见她的话，只顾说我自己的：”我看见你被林警捉去。“ ”我？“平妹仰着脸看我。”没有，“她缓缓地说：”我走在后边；我看见前边林警追人，就藏进树林里。不过我翻山时走滑了脚，跌了一跤，现在左边的饭匙骨跟绞骨有些作痛，待一会儿你用姜给我擦擦。“ 我听说，再看她的脸，这才发觉她左边颧骨有一块擦伤，浑身，特别是左肩有很多泥土，头发有草屑。 我拿了块姜剖开，放进热灰里煨得烫热，又倒了半碗酒，让平妹躺在床上。解开衣服一看，使我大吃一惊：左边上至肩膀，下至腿骨，密密地布满轻重大小的擦破伤和淤血伤。胯骨处有手掌大一块淤血，肩胛则擦掉一痕皮，血迹犹新。我看出这些都是新伤。擦伤，我给敷上盘尼西林，淤血的地方，我用热姜片蘸上酒给来回擦搓；擦胯骨时平妹时时低档地呻吟起来。 ”平妹，你告诉我，“我问：”你是刚才在小河里跌倒的，是不是？“ 平妹不语。经我再三追问，她才承认确乎在小河跌倒。 ”那你为什么要瞒住我？“我不满地说：”你的伤势跌得可并不轻。“ ”我怕你又要难过。“她说。 刚才那惊险紧张的一幕又重新浮上我的脑际，于是一直被我抑止着的热泪涔涔然滴落。 我一边擦着，一边想起我们由恋爱至”结婚“而迄现在，十数年来坎坷不平的生活，那是二个灵魂的艰苦奋斗史，如今一个倒下了，一个在作孤军奋斗，此去困难重重，平妹一个女人如何支持下去，可怜的平妹！ 我越想越伤心，眼泪也就不绝地滚落。 平妹猛地坐了起来，温柔地说：”你怎么啦？“ 我把她抱在怀中，让热泪淋湿她的头发。 ”你不要难过，“平妹用手抚摸我的头，一边更温柔地说：”我吃点苦，没关系，只要你病好，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两个孩子就在我们身边无知地睡着，鼻息均匀、宁静。 第二天，无论如何找不让她再去掮木头，我和她说我们可以另想办法。 后来我在镇里找到一份适当的差事——给一家电影院每日写广告，工作轻松，而且有二小时即可做完，余下的时间仍无妨疗养。虽然报酬微薄，只要我们省吃俭用，已足补贴家计之不足，平妹已无需出外做工了。 虽然如此，我只解决了责任和问题的一半，还有一半须待解决，那就是——我的病。我必须早日把它克服，才对得起平妹，我的妻！
提示 钟理和（1915—1960），是台湾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生于台湾屏东县世代务农的小康之家。19岁离开学校后，在父亲的农场爱上了一个女工钟台妹。因是同姓而遭到父母和社会习俗的反对，离家出走。1940年把钟台妹接到沈阳结为伴侣。1945年在北京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夹竹桃》，1946年回台湾，写了长篇《笠山农场》、中篇《雨》、短篇《原乡人》、《贫贱夫妻》等许多小说。 《贫贱夫妻》是钟理和短篇小说代表作。它是一篇歌颂普通劳动妇女美好品德的乐章，也是一曲赞美夫妻美好感情的颂歌。小说的主人公平妹是一位勤劳、朴实、温馨、善良的姑娘，她能顶住各种压力，蔑视传统习俗，勇于挑起家庭重担，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这是一个体现中国传统道德美的劳动妇女形象。 这是一篇自叙小说。小说写的是自己和家人的不幸遭遇，对封建习俗的抗衡，家庭的破落与贫穷以及爱情的坚贞与美好。他的自叙小说与众不同，作品中的人物不仅有着和作家相同的经历。而且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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