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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忍成历史 作者:阎明-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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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夏、秋、冬攻势的胜利，东北部队开展了以“五整一查”的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１月，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东北军区，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刘亚楼被任命为第一参谋长。３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召开了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军区所辖纵队、师两级参谋长及纵队、师司令部作战、侦察、通讯、管理、机要科长近300人参加了会议。刘亚楼对当前的作战特点进行了总结，即：集中行动与作战规模越来越大；攻坚战比运动战增多；战斗的复杂性和技术性增强，战役的空隙时间变短等。以东野总部确定的“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为主题，从三方面（情况、任务、几个具体问题的回答）分21个专题做了报告，使各级司令部为今后的作战任务做好充分的精神物质准备。
刘亚楼在日常工作中很注意培养司令部机关的工作作风。他强调工作效率，厌恶办事拖拉，要求各部门做到“今日事今日毕”，对部队提出的问题要有问必答。作战指挥部门要密切协同，尽量减少工作环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通过严格管理，“东野”机关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首长下达命令，作战部门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就通知机要部门做好译电准备；机要部门当即通知电台沟通与有关部队的联络。在大兵团的运动战中，上级命令能迅速传达到部队，对捕捉战机、保证战斗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在战斗、战役最紧张的时候，刘亚楼将司令部有关科长派到首长处值班，以便及时掌握情况，增加工作主动性。他还非常注意及时地向有关方面通报战况，以取得各方的配合与支持。当时东北局在哈尔滨，“东野”司令部在双城，刘亚楼要求作战部门每天必须将战况和首长作战意图复写后送东北局和政治部主任谭政，使各方面工作都能与前线密切配合。
刘亚楼在部队建立了正规的报告制度。每到一地必须报告自己的位置和当前的情况。他要求司令部作战部门必须做到对每个部队（当时要求到师和个别执行重要任务的团）的时间、地点、在做什么要随时掌握，否则就是失职。因此，参谋人员把部队位置及时标到“东野”作战指挥用的地图上，做到有问必答。由于我军由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转换为大兵团运动战，一些部队难改游击习气，开始有不少人对这种报告制度很不习惯，部队情况经常迟迟不报，影响了统一的指挥和协调。刘亚楼与这种不良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他规定，各部队作战部门每到一地，首要任务是给电台选择位置，架设电台与总部联络，报告自己的位置，包括部队行军过程中的休息也要这样做。不及时报告，参谋长就要负责任。经过半年多的要求，甚至对个别屡教不改的参谋长指名道姓地批评，才使“东野”部队养成了良好的报告习惯。
在作战指挥上，他不愿过多干扰上级，但发现问题就及时提出。如辽沈战役中，华北敌人向葫芦岛增兵，在“攻锦”问题上林彪曾一度产生过顾虑，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想回师长春。刘亚楼觉得不妥，他及时找罗荣桓政委商量，然后一起提出意见，林彪很快改变了决心，将原先电报作废，继续决定攻打锦州。
他对“东野”的战术原则，能根据作战实践和部队需要进行总结归纳。譬如当时城市攻坚战如何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织有效的战斗，我军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法。他根据一些部队成功经验提出了“四组一队”（爆破组、突击组、火力组、支援组、战斗队），提醒部队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必须根据敌人的防御特点严密组织。这个提法，作为一项战术原则，被“东野”在攻坚战中广泛使用。
刘亚楼在指挥中善于通过对小问题的发现，看到战术运用的重大原则。他非常重视炮兵使用的一般原则、火力组织、协同动作，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讲解示范，指导部队运用于实践。但他更重视对炮兵战术技术的具体运用。一次“东野”派一加农炮连对松花江陶赖昭铁桥头的坚固碉堡进行轰击。刚开始炮兵按教程规定做较远距离射击，效果不理想，后来炮兵在没有敌情顾虑的情况下，将大炮推到离敌很近的距离上，从炮膛内直接瞄准射击，命中率一下提高50％。他抓住这个典型战例，提出我军炮兵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要尽量抵近射击。这项要求在“东野”以后的攻坚战中起到重要作用，部队也确实尝到了甜头，并在实战中大胆发挥。在锦州、天津攻坚战中，我军炮兵通过堑壕迫近敌阵前沿，有的大炮甚至接近到手榴弹投掷距离上直接瞄准轰击，不仅大大提高了命中率，而且节省了弹药，更重要的是给予敌人心理上的震撼。敌人惊呼：“共军的仗是怎么打的，大炮都顶到我们脑门上了。”我军将士则欢呼：“我们的大炮上刺刀了，炮兵万岁！”
对辽沈战役发动的战略佯动和隐蔽伪装，刘亚楼知道司令部做了大量工作。对于部队开始行动时间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组织了十分逼真的无线电佯动和无线电静默。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指挥各部队用原有电台在原驻地正常工作，给敌人以“东野”尚未行动的错觉。而各纵队携带新的电台，夜行晓伏隐蔽地向锦州开进，在到达指定地点前不准出现空中信号。在东北我军控制区频繁放出攻打长春的信号，少量围困长春的部队晚上向南、向西、向东运动，白天又回头向长春开进，暴土扬尘，给敌人空中侦察造成我军继续向长春集结兵力的错觉。对铁路运输也做出周密安排。南进部队白天分散在小站上待避，夜间则鱼贯前进，向北开的都是部队运到后北返的空车。“东野”前线指挥所9月21日乘火车从双城向前线开进，为造成敌人错觉，火车先向北开哈尔滨，经短暂停留后，向东南牡丹江方向行驶，然后掉头西返，经齐齐哈尔、白城子南下。在锦州战役打响前，许多部队都不知道具体任务，直到大部分部队已到锦州城下，总部才发布协同命令。而直到兵临锦州城下，卫立煌、范汉杰才蓦然醒悟“东野”的意图。这不能不说明刘亚楼严密的组织工作，隐蔽了战役企图，保证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城市攻坚战
攻克天津之战，我军气势如虹，摧枯拉朽，只用了29小时，全歼守敌13万，创造了我军攻坚战斗中时间最短、歼敌最多的典型战例。而刘亚楼战前在天津杨柳青巧施迷魂阵，造成陈长捷判断失误，更将大战前的序幕衬托得风生水起，绘声绘色，也为他的军事指挥生涯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
战役初期，在先打塘沽还是先打天津的问题上，“东野”指挥部与中央军委曾有过一段权衡利弊的过程。
1948年11月2日，我东北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52天，结束了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此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已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为了把傅作义集团抑留于平津地区就地歼灭，11月18日18时，中央军委紧急电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望你们立即令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中央军不战投降。”
接电令后，“四野”立即做出反应。一个完整严密的、百万人马多路梯次入关的命令有条不紊地传达到各纵队。四野官兵鞍马未卸，便匆匆告别硝烟未尽的白山黑水，各纵队克服困难，不怕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以迅速的奔袭行动，大胆插入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地区。在华北野战军配合下，提前24小时完成了中央军委合围平津的部署，将傅作义集团60万军队紧紧包围起来。
为了防止京津敌人从海陆溃逃，中央军委命令“四野”：“先打塘沽，后取天津，而且要快。”作为平津战役全局，这种部署无疑是正确的。四野根据军委命令火速部署第七、第二、第九纵队共10个师兵力夺取塘沽、大沽、封锁出海口。但是，在执行命令过程中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塘沽，位于渤海湾，距天津约45公里，是华北地区的重要港口，也是平津国民党军队出海的唯一通道。为了确保塘沽、天津，傅作义将两地划为一个守备区——津塘守备，由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任司令，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任副司令。侯镜如根据塘沽的特殊地形，在塘沽、大沽之间的纵深地区屯兵5万；将自己司令部设在“重庆号”巡洋舰上，由国民党第一舰队十数艘舰船，组成庞大的海上集群协同防守，攻可增强机动火力，退能提供必要的掩护和运输。
塘沽地形开阔，海沟纵横，盐田冬不结冰无法徒涉，兵力很难展开，且无险可守。四野七纵进行试探性攻击伤亡很大。20师攻击海滩车站，歼敌700人，自己伤亡600人。七纵一部配合二纵攻击塘沽西北的新河镇，歼敌140人，自己伤亡400人。二纵、九纵趁海水退潮构筑工事，潮水一来，前功尽弃。部队对大沽守敌攻击，敌人火力密集，又遭海上敌舰炮火拦阻轰击，部队在没有任何工事屏障的情况下攻击，伤亡惨重，多次突击均未成攻。这种得不偿失的消耗仗打下去，无疑会延误整个平津战役的进程，“四野”指挥层感到巨大压力。此时，身为参谋长的刘亚楼主动提出，亲自去一趟塘沽前线，勘察地形，了解情况。
冀东的岁末，寒风呼啸，黑沉沉的天空飘着大雪。刘亚楼率领特种兵司令萧华和作战人员踏着泥泞向塘沽艰难前进。到达前线后来不及休息便立刻召开会议，认真听取各纵队领导汇报。随后，他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积雪，到实地勘察。
展现在刘亚楼面前的是广阔无垠、无遮无拦的滩涂，灰蒙蒙的天空下，纵横交错的沟渠与未冻结的盐田，一直延伸到海边。远处的海面上，隐约能看到正在游弋的敌军舰。这仗怎么个打法？刘亚楼在冷静思考。通过和纵队领导研究，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脑海中形成。
回到“平津”前线司令部，他立即向“四野”总部汇报。他认为：“在这样复杂的地形条件下，用3个纵队打塘沽和大沽，不仅要付出很大代价，而且难以速决。况且敌人指挥部已搬上了军舰，我们不能对敌人形成包围。如果坚持打下去，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守敌不可能。最大可能是歼灭一部而大部逃窜，结果是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会使天津之敌突围，不但费力费时，还会拖延解放平津、解放整个华北的时间。”
“四野”总部经过谨慎思考，形成一个新的作战方案，随即向中央军委发电请示：“两沽战斗甚难达歼敌目地，且因地形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亦拖平津作战时间……我们意见，目前我军一方面防敌突围。但由于我目前未攻两沽，敌多半不敢突围。在此情况下，我军拟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击天津的准备。在我军未攻击之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盼军委电示。”
中央军委经客观分析，当日复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刘亚楼在红军时期就带领部队打过不少恶仗、硬仗，一提起作战就有种兴奋感。他渴望自己能够重上第一线带领部队冲锋陷阵，这时机会来了。他主动向林彪请战：“解放战争快要结束了，我从苏联回国后还没有指挥过大的战斗。这次打天津，能否派我去执行任务。”在得到林彪同意后，“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立刻成立天津前线指挥部，刘亚楼任总指挥。
1948年12月30日至1949年1月2日，4天之内，刘亚楼指挥34万大军将天津围得水泄不通。
攻击天津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攻坚战。天津外城有护城河，市内河渠纵横、地形复杂。陈长捷在日伪时期建立永备工事的基础上，又新建筑了大量的城防工事。在天津周围设置了35公里的无人区，布设了大量地雷。为了阻止我军进攻，敌人关闭了海河入海口的水闸，提高了护城河的水位，并且每日以千人计在河上破冰以防河水结冻。
根据天津整体的地形，南北长，东西窄，海河横贯市中间的特点，他确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金钢桥会师，先南后北，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经“四野”总部上报，中央军委批准了他的作战方案。
要迅速克服各种障碍，突破天津坚固的城防，各兵种的协同动作至关重要。刘亚楼多次亲自抵进侦察，并根据部队的准备情况，制定出《突破前沿阶段中各兵种协同动作的次序》，下发部队进行反复演练。他发动部队集思广益，研究通过护城河的各种办法。坦克兵纷纷表示，把坦克直接开到护城河底，在坦克顶上搭木板建桥，用自己的牺牲为战友铺架通向胜利的道路……一纵就地取材，创造了一种芦苇桥，浮力大容易架设，经试验，三分钟可以冲过去一个连。刘亚楼知到后非常高兴，立刻开会推广，组织部队演练。攻津部队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大练兵活动，战斗情绪极为高涨。
1月14日上午10时，随着刘亚楼一声令下，500多门大炮一起怒吼，千万发炮弹呼啸着飞向天津城垣，数十辆坦克迎着弹雨隆隆出发，跨沟越壕，冲向突破口……
天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之一，由于我军准备充分，部署正确，兵力炮火集中准确，战斗动作熟练，仅用29小时激战，一举攻克天津，全歼守敌，提前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军委限令３天）。
天津战役是我军战争史上一次空前的步、炮、坦、工兵等诸兵种协同作战实兵演练。炮兵、坦克兵之多，工兵首次大批直接参加攻坚突破，堪称解放战争之最。34万大军熟练的节拍、默契的协同和无比英勇的气概一气呵成，向世人展示出一幅壮观的现代化战争画面。天津战役是刘亚楼在结束几十年陆军生涯的最后一次成功佳作。
离开“四野”，受领新任务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指示中明确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这是我党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空军任务。
1949年5月，已是“四野”十四兵团司令的刘亚楼正准备随军南下，突然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让他去见毛泽东主席，受领新的任务。一到主席驻地，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要你从陆上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样？”刘亚楼因没有思想准备，怕干不好，略显出犹豫。毛泽东用手点着刘亚楼的脑壳说：“好嘛，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去做。”于是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与刘亚楼进行了彻夜长谈，从南昌起义中国革命的艰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现代化战争对空军的厚望……最后主席深情地说：“过去搞空军我们没条件，现在有条件了，一定要搞好。”在毛主席的开导下，刘亚楼放下包袱，决心在实践中边学边干。于是，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第四野战军，踏上了组建人民空军新的征程。
柯柏年百年
他是我党一名老党员，曾与张太雷、彭湃、周恩来等参加过我党早期的革命斗争；他没有留过洋，但他的英文水平却得到周恩来、朱德这些留洋学生的首肯。毛泽东曾对下面的同志说：“翻译工作，要多请教柯柏年。”他翻译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曾为许多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启蒙；他又是一名社会政治活动家，在他的一生中，参加了我党的许多重大政治活动。他一辈子好读书，嗜书使他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嗜书使他从虎口中逃生；嗜书使他淡泊名利、追求平常。党内党外的同志均尊他为柯老。他为后人没留下什么遗产，除了书，他给人们留下的是一种精神境界。笔者与柯柏年生前多有接触，对老人言行举止感受良好。在他百年之际，回顾柯柏年一生中几个片段，以表追思与怀念。
顽童李春蕃
柯柏年1904年5月26日生于广东省潮州市刘家巷，原名李春蕃。在他刚满一岁时，被抱至婶母处喂养，从小与堂兄弟一起长大。
李春蕃从小聪明、胆大，生性顽皮，招猫逗狗无所不及。月黑风高夜，他常在巷子里装神弄鬼，把其他孩子吓哭。有时长辈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下棋时，他会从背后给他们一拳，把大人吓一跳。孩子们对他又爱又怕，大人们对他无可奈何。这种顽皮性格在他的晚年，家人从他身上都能感受到。对自己的孩子，他以友相待，平和、随意，孩子们都愿与他交流。
然而，顽皮的李春蕃读书却非常认真。他在入小学前就读完了《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朱子家训》。６岁进城南小学读书。各门课程均为甲等，深得校长、教师喜欢，也被同学和李家兄弟尊重。国文教师还专门为他选择教材，如王勃的《滕王阁序》、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古人那种忧国忧民、精忠报国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楔入他幼小的心灵。
李春蕃自幼爱书，遇到自己喜欢的书，一定要设法弄到手，大人给的零花钱几乎全部拿去买了书。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晚年，收藏书是他最大的嗜好。对《孙子兵法》、《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书他非常喜欢。特别对《三国演义》更是烂熟于心。高小时，他曾以《三国演义》的内容自拟题目《周瑜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写了一篇作文，深得老师称道，并作为范文在校展览。
城南小学高小就开设英语课。英语老师教学耐心，使李春蕃自小对英语怀有浓厚兴趣。据他自己讲，那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学好英语，将来到外地去“留学”（当时潮州学生把到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读书都叫留学）。
高小毕业，他考上汕头岩石中学。这是所美国教会学校，学校的英语老师是一位中年美国小姐。因李春蕃入学时就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笔译能力也不错。见到学校有美国人，就主动用英语与她对话，深得英语老师的喜欢。并叫他去自己家里玩，请他吃外国东西。李春蕃也从家中带些潮州特产送给美国老师。在老师的指导下，他读了许多英文小说，如：《鲁滨逊漂流记》、《加利弗游记》、《金银岛》等。他喜欢数学、物理，爱解各种难题，但最出色的还是英语，每次考试都是第一。
喜欢英语，使他爱上翻译工作，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汕头读中学的李春蕃一下子被卷入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他参加各种集会、倾听演讲、辩论，此时他已感到潮汕的世界太小，急需到外面见见世面。他不顾家人反对，在堂哥李春涛（国民党左派）支持下，经学校推荐，进入了同是教会学校的上海沪江大学。
一个学期结束，家庭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为了能继续读书，他向校方申请半工半读。好在校长和老师对他早有好印象，立即批准他在教务处当抄写员。白天读书，晚上工作两小时，星期日半天，可免交学费和伙食费，每月还有些零花钱用。为了能多挣些零花钱，他开始翻译英文短篇故事向报社投稿。他弟弟李春纬曾回忆，那时哥哥生活很苦，上海沪大是个有身份的地方，学生个个西装革履，而李春蕃只有一件灰布长衫，在人群中非常扎眼，看上去好像黄包车夫……有一次，趁天色昏暗，他把铜板涂成金色去买饼吃。
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心之一的上海，李春蕃有机会接触许多新生事物。这段时间他读了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受到深刻教育。由于在教会学校念书，他的英文水平迅速提高。他借助字典翻译了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上的文章，用“李春蕃”、“马丽英”等名字发表在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并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他翻译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农业税的意义》，考茨基《社会革命论》等文章。在对各种思想、主义进行学习研究后，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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