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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忍成历史 作者:阎明-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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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赶出联合国。
文化大革命时期，外部日常工作仍由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主持。他们保护了近90名大使，只有十多名大使不在保护之列，当时任丹麦大使的柯柏年不在保护之列，因为柯柏年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
受难大使们平时扫厕所，并随时听从召唤，接受批判斗争。柯柏年不认罪，也不按照造反派要求说违心话，因此受到更多人身侮辱。一次，柯柏年挨批斗回家，颇为得意地对孩子们讲，他们（指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的“死党”。我对他们说，我是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王光美是我的“死党”才对呀！
1968年，周总理指名查问柯柏年的下落，十多名受难大使才被全部解放出来，但外交部并未安排他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柯柏年也没闲着，看书、听唱片、解数字题、装半导体话匣子，他将赋闲生活安排得其乐融融。
柯柏年看书十分博杂，除了线装古书《四部丛刊》、《四库全书》、淅刻《九通》、《二十四史》（这些都是1949年进城在琉璃厂购得）外，马列著作、文学、历史、考古、科技、数字、音乐，甚至无线电都是他喜欢的读物。柯柏年还有一个习惯，无论看什么书，经常有感而发在边边角角加批注。所以他看过的书往往布满了朱色和黑色的涂鸦。直到1973年，柯柏年才出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文革”结果后，柯柏年改任外交部顾问。他翻译了周总理生前交办的澳大利亚作家麦克思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英文译稿的审定工作，并被中国翻译工作协会聘为顾问。
1978年，就外交战线拨乱反正的问题，柯柏年提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两条建议十分尖锐，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这两条建议是：一、“文革”以来一直在宣传中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认为借债耻辱。其实，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需要借债以维持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行。因此，应将“无债光荣，有债可耻”的旧观念转变为“有债正常，借债合理”的新观念，当然还要量力而行。在当时，柯柏年能提出这条意见是需要有经济学知识的。二、中国是个穷国，但对外援助却十分慷慨，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往往因受援国的一句承诺或赞誉，成千上亿美元的外援，我们一分钱的回报都不要，这是“打肿脸充胖子”。
反观西方富国，对外援助吝啬得很。对于中国的无私援助，受援助国并不“感恩戴德”。当他们需要反华时，说翻脸就翻脸。他举了几个亚、非、欧国家的例子。
以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为例，中国政府1954年就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文革”时期援助达到了最高点。1978年中阿关系交恶，中国被迫停止了全部对阿援助。
在此期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100多亿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成为中国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高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元。
这一时期，中国陆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四人帮”肆虐以及唐山大地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被风吹雨打。中国专家看了，必痛得直掉眼泪。当中方人员提醒阿方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尔巴尼亚人员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我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建成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每亩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过了阿尔巴尼亚国防需要。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凡是你们有的，我们都要有。”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却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在此期间，阿国与我们也有少量的交换。在我们援建的纺织厂，他们用从埃及进口的棉花制成成衣硬卖给我们。下一次水，成人装便缩成了童装。他们生产的钻石牌香烟，连霍查自己都不抽（上海卷烟厂给他专门做烟），这种烟在我国１毛２分一盒，笔者曾抽过，一股生烟叶子味道！
就是这样，霍查还不满意，他白天对我们谈友好，夜里写日记却大骂中国。特别是中美建交后，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指责由影射到公开，大骂中国人和赫鲁晓夫一样坏！
在亚洲，为了支援抗美前线的兄弟，中国人民几乎倾其所有。一些没有装备部队的试验用车，参加完天安门阅兵便直接从丰台火车站装车运往越南抗美前线。回过头来，他们竟将枪炮对准了我们。
鉴于多年事实，柯柏年建议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金额。他的这两条建议均被党中央采纳了。
柯柏年离开我们近20年了。纵观老人的一生，他为人耿直、秉性刚烈，不随俗、不媚上，表里一致，敢于直言相谏。在政治上，他一贯独立思考；在学术上，他学风严谨，一丝不苟。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晚辈可以受用终身的精神财富。
虽九死，犹未悔
——一个真实的红军欧阳启旭
有人说；回顾是为了缅怀。就我个人的情感和喜好；我更愿意从回顾中去追求一种感动；去品味人的内在品质。当好友孙照蒂来电话说：“写写我岳父吧；他的一生不寻常。”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走进协和医院高干病房；见到久病的欧阳老人；疾病已将他折磨得不成样子：瘦骨嶙峋；支枕而坐；说话明显气力不足。人们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曾任协和医院院长、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的瘦弱老人；参军前不曾念过一天书；13岁便追随父亲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两次负伤；九死一生；几乎亲历了共和国的所有战争。革命战争使他见证了我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并将他培养成为著名的野战外科专家。
为寻父亲 参加红军
欧阳启旭1919年7月9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白水乡卢家坝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靠父亲租种地主几亩薄田和到矿山背矿维持生活。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在蒋介石“围剿”部队重压之下；不能在鄂豫皖地区立足；即突破敌人包围圈；经鄂北、豫西南；到四川北部建立了川北根据地。
红军来到欧阳的家乡；带领百姓斗地主、分田地、闹翻身；穷苦人顿感扬眉吐气。欧阳的父亲欧隆浩受进步思想影响；成为村里的积极分子；被大家推选为村长和赤卫队长。那时红军每到一地；为壮大实力都要进行“扩红”。卢家坝的赤卫队集体组建了一个红军连队；由欧阳的父亲任连长；编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战斗序列；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川北地区是非常普遍的。
自从父亲随红军走后；家里的生活没有了依靠；日子过得很艰难。母亲养活不了兄弟俩；便让他和哥哥去自谋生路。欧阳小小年纪就去背矿、打柴、扯猪草、上山放牛；日子苦不堪言。由于受父亲影响；欧阳萌生了参加红军的念头。他的想法很简单：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当红军能找到父亲；当红军有饭吃。
1933年3月的一天；欧阳在山上放牛；遇见一支红军队伍开过；他将牛拴在树上；与同伴打了个招呼；就跟上了这支队伍；走了10多公里来到一个叫快活岭的小镇子上。部队开饭了；他就站在旁边看；实在饿极了；就跑到部队伙房门口蹲着。这时一个50多岁的红军老炊事员问他是哪里人；来干什么？欧阳说：“我想参加红军！”老炊事员给他盛了碗米饭说：“孩子；你太小；吃完饭回家去吧。”
吃饱肚子欧阳更不走了。晚上部队出发了；他悄悄地跟在后面；半夜部队在一个村子宿营；欧阳也靠在一户老乡家的门上睡着了。清晨老乡一开门；他被摔到屋里去；着实把老乡吓了一跳。这时他清醒过来；四下一看；哪里还有红军的踪影！按照老乡指点的方向他又追了下去；就这样；13岁的欧阳终于找到了红军参加了队伍。
参军后；欧阳被分到红四方面军73师217团2营6连当战士。由于年龄太小；被分配给师首长当勤务员；每天做些打扫卫生、帮伙房买菜做饭之类的杂活。他个子太矮；给师长张才子备马鞍时还需踩着凳子上才行。
1933年10月；部队进攻万源县高皮寨；刚刚占领寨子；敌人的飞机和炮弹就跟了过来；一阵狂轰乱炸；还使用了当时罕见的燃烧弹。寨子里一片火海；许多战士被炸死烧伤。欧阳后脑勺被严重炸伤。浑身是火；他就势趴在水田里才将身上的火扑灭。至今；在他后脑勺还留着深深的伤痕；不长头发。他的团长陈锡联在这次轰炸中被炸掉了一个手指头。
受伤的欧阳住进了师医院治疗。当时红军医院非常简陋；全班人马也就是一个班长带五六个卫生员、看护员；基本没有药品和医疗器械；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止血、包扎、固定工作；之后伤员能不能活下来全看自身的；恢复能力了。那时；许多重伤员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欧阳年轻；伤口还没完全愈合就回部队了。这时部队要南征；策应主力北渡嘉陵江；师长张才千说：“欧阳这个小鬼蛮乖巧；只是年岁太小；去学医吧。”当时欧阳并不知道“学医”是干什么的；就被稀里糊涂送回了师医院；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培训；学一些简单的止血、包扎、固定和战场应急救护常识；便走上了从医的道路。
1913年9月；部队离开根据地进行南征；当时欧阳只有14岁；已是红四方面军10师31团3营卫生班长了。部队强渡嘉陵江后；遇到敌人主力；打了一场恶仗；牺牲了许多同志。经过急行军；由绵阳的梓潼经油江到了懋功。敌人在后面穷追不舍；部队昼夜都在急行军。大家不知道往哪去；只知道一味往前赶路。后来部队进入了藏民区；只觉得周围山高陡峭；地势险要；经常有山石滚落；塌方处处可见。但有时也会经过景色很美的地方；一天部队经过了被誉为旅游圣地的九寨沟；只因军情危急；大家无暇顾及罢了。这时；欧阳他们不知道；除了敌情；红军正面临着更大的危机。
1935年6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毛泽东、朱德率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从江西突围；冲破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到达川西北的懋功地区；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经过8个多月的搏杀；此时的中央红军实力已大不如前。按朱德的说法：一方面军过去是个巨人；现在全身筋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架。8个月前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人数约9万；仅湘江战役就折兵—半。一路上转战数省；在敌人重兵层层围堵中杀出一条血路。部队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到达懋功时剩下不足1万人；而且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每支步枪平均不足5颗子弹；几乎走到绝路。
这时的红四方面军却不一样。尽管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川北地区与敌人多有较量；也打了不少硬仗；但情况要好得多。当时四方面军人数近10万；武器弹药也颇丰。人们看到；四方面军的战士们身体矫健、精神饱满；每个战士都背有百颗左右的子弹；机关枪齐全；还有骡马驮着成箱的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在张国焘眼里；眼前这支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中央红军就如同一群叫花子；而我们的红军之父朱德就像一个伙夫头；至于毛泽东他就更不放在眼里了。于是他的个人野心膨胀起来；开始搞分裂了。
张国焘分裂红军；抗拒北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是不知情的；但他们却是真正的受害者。此后四方面军误入歧途；付出了血的代价。
三过雪山草地
红一方面军雪山草地走了一趟；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来回走了三趟。
1935年6月；为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翻过长年积雪的红桥雪山；进驻西河口抚边镇。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部队在东、西、南三个方向对我红军形成合围态势。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刘文辉 部队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队则集结于雅州（今四川雅安）。为了摆脱困境；红军只有冒险横跨草地；北出陕、甘才能寻求北上的出路。
过草地前；中央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企图是有所警惕的。在毛儿盖会议上；中央军委决定一、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队。原一方面军改称左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指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随左路军行动；由四方面军抽调四个团加强左路军；原四方面军改称右路军；由张国焘指挥。朱德、刘伯承指挥一方面军五军团、三十二军随右路军行动。
前出毛儿盖、松潘以西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大草地。方圆几百里；茫茫无边。草丛上面时常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露在外面的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人畜都不能饮用；否则会中毒。人的手脚不慎划伤后被这毒水浸泡；会立刻红肿化脓。这里没有石头；没有树木；更没人烟；脚下是一片草茎和长年累月腐草结成的“泥潭”；软绵绵的；若是用力过猛；就会踩穿；越陷越深；甚至整个身子都陷进去；再也休想从里面爬出来。
为了过草地；部队开始筹粮。欧阳说在藏区筹粮困难呀！本身就没几户人家；又集中了那么多部队。那里的土司（地主）毕竟是少数；打两次就没了。寺庙里的粮食都藏了起来；就是有也不能拿；有宗教政策在那里；搞得那里的藏民负担很重。部队费了很大的劲；也搞不到多少粮食。
欧阳只有14岁；是卫生班长。他带着十几名平均年龄不足15岁的红军战士随部队走进了茫茫大草地。除了枪支、干粮外；他们每人身上还有一个小药箱。当草地经过几万人的部队和骡马踩踏后；松软的草茎已完全被踏漏；变成个大泥塘；稍不留神就陷进去出不来；欧阳说那种艰苦永生难忘。没粮食；三斤炒面在最困难的时候才敢去吃一小口；主要是吃野菜充饥。没有衣服穿；那时的红军哪像电影里穿得那么整齐？基本上都是老百姓的衣服；有什么穿什么；什么颜色都有；没有衣服就披一件棕毛做的蓑衣；一条被单就算是被子了。只是每人有顶帽子；四方面军是八角的；比较大；用红布缝个五角星；林彪那个一方面军的帽子类似现在的解放帽；比较小。据杨成武将军回忆；他率红一方面军先遣团翻过夹金山；远远见到来迎接他们的红四方面军；还误以为遇到了带大盖帽的国民党军队。
草地天气一日多变。早晨浓雾蒙蒙；天昏地暗；中年又会一阵狂风；吹开天上的积云；天空忽然晴朗；到了午后又会乌云密布；狂风四起；大雨滂沱；不一会又转成冰雹砸下来；夜晚；气温骤降；飘起漫天大雪。草地到处是水；部队宿营连一块坐的地方都找不到。大家只好背靠背地站着休息。早上醒来；有的人已冻硬；永远地停止了呼吸。欧阳说；那时团结呀；有一口粮食大家分着吃；没吃的；找到什么吃什么；大家管它叫“飞口”。
欧阳还是掉队了。班里有一个在四川万源县石塘坝入伍的叫彭光太的小战士被尖硬的草茬子扎破了脚；泡在臭水里感染化脓腐烂了；还长了蛆虫。欧阳扶着他慢慢走着；眼看着部队走远了。小彭走不动了；他哭了。他对欧阳说：“班长；我活不了了；如果你能见到我母亲；跟她说一声。”说完便躺倒在泥水里起不来了。欧阳难过极了；又背不动他；只能把身上仅有的一点粮食留给他；流着眼泪；一步一回头地去追赶部队。欧阳老人说；70年代他在成都军区工作期间专门去找过彭光太的家；可惜没找到。他请万源县的同志在 红军烈士陵园的碑上不要忘记刻上红军战士彭光太的名字。
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到达了班佑；大家高兴啊。这时首长召集部队讲话：“同志们呀；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大家说不知道呀。首长说：“这里叫‘无国’；是个没有国家的地方。往前走还远着呢；还要走两个草地那么远才能到。大家是愿意继续往前走；还是回去；”大家一听都吓酥了。一个这么远已经了不得了；还要走两个那么远；怎么走？首长这时说：“那好；我们回四川吃大米去。”大家哪里知道；这是张国焘分裂红军；将红四方面军又拉回了四川。
二过草地；大家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粮食吃完了；人困马乏到了极点；快到年根了；天气非常寒冷；一会儿风；一会儿雪；几天没吃饭；连野菜都找不到了。大家又冻又饿；走了许多天见不到一个老百姓；也不知道走到哪天是今头；欧阳又掉队了。一天；欧阳正拖着疲惫的双腿走着；突然发现远处有一个东西；走近一看是一只被野兽撕剩下的已腐臭的野物。当时也顾不上了；他掏出刀子割下肉；架起火烤了起来。肉香立刻招来饥饿的人群；大家一窝蜂地扑了上来；欧阳因年小体弱被挤出人群；“给我留一点吧！”他绝望地哭着、叫着；但这时生存欲望已远远替代了友爱；留给他的只有伤心和无奈。
欧阳老人说；当时朱德留在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挑唆；非常受气；经常挨骂。四方面军有的干部战士还往他脸上唾口水；他可是总司令啊！朱德夫人康克清当时跟我那支部队一起行军；她没有牲口；也没有担架；和我们一样走路；我知道她是朱德夫人；可有的战士不知道。张国焘分子造谣说；是一方面军的人让我们走错了路；饥饿难忍的战士就围着她骂呀；骂了半天；康克清也不敢吭气。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劝大家不要骂呀；她是朱总司令的婆娘；大家才没敢再骂。
卫生班有个13岁的小战士；四川剑阁人。人长得白；蛮招人喜欢；大家都叫他“小白菜”。他不小心陷进了沼泽里；我马上伸手去拉他；差点也陷下去。这时我们班几个小伙伴都伸出手里的棍子一起拉他；或许是一群孩子力量太小；或许是饥饿过度已经没有了力气；大家眼睁睁看着小白菜被沼泽吞没了。他留给大家最后的一句话是：“班长；有机会告诉我家里；我在草地光荣了。”大家都哭了。
二过草地后；由于原来的通路被国民党封锁；部队只能再翻过大雪山（夹金山）向成都方向前进。此时已经到了冬季；山上的积雪足有两米深；先头部队将雪挖开一条深沟；部队在雪沟里前进。当时部队疲惫不堪。没有粮食；破衣烂衫；很多战士光着脚；实在没办法就用块破布裹裹；冻得受不了就喝口辣椒水；有许多战士倒下就起不来了。欧阳连队一位40多岁的老炊事员背着一口大锅和做饭用的家什和他一起走着。快到山顶一阵大风吹来；连人带锅翻下山崖；一阵撞击山石的“叮咣”乱响；大家惊出一身冷汗。往下一看；山涧里、道路上到处是摔死、冻死的红军战士的尸体。
部队半夜才到山顶；下山没有路；除了白茫茫一片冰雪；到处是峭壁深沟；大家都吓呆了；但不下去就会冻死。当时欧阳背着一个铜盆；他顾不了许多；将铜盆坐在屁股下；抓住盆沿用力一蹬；只听见寒风在耳边呼呼作响；盆子撞击着山石；在滑行中觉得整个人猛地往上一弹；身体在空中翻了个筋斗便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欧阻苏醒过来；发现人没有事；只是手被盆上的铁丝勒掉了一大块肉。他拍拍身上的雪又继续前进了。
几个月后；红四方面军战事不利；损失惨重；部队从成都撤退；奉命前出西康与贺龙的红二方面军会合。这样；四方面军又第三次翻过大雪山（党岭山）；到达西康。部队动员说；国民党追兵马上就到；再不过草地就只能去西藏了。于是部队准备三过草地。
这时欧阳的身体彻底垮了；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后脑上的伤口流着脓血。大家认为他活不成了。刚好部队附近有座规模不小的铜鼓喇嘛寺。红军来后；寺里的喇嘛都跑了。于是大家把他放在寺庙里。
欧阳从饥渴中醒来；找不到吃的；便爬到供香桌下躲藏起来。喇嘛回来后发现了他；将他拖出来；拔刀要砍。欧阳浑身一点气力都没有；只好闭上眼睛听天由命了。这时一个在寺里上香的通司（懂汉语的藏民）出来劝说道：“佛家人以慈悲为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方才感动了寺里的老寺主。老寺主看他还是个孩子；便给他喝水、吃糌粑；灌藏药退烧；还将他的头发剃了；用香灰和着酥油给他疗伤。
过了几天；红军部队完成任务回来路过喇嘛寺；寺里的喇嘛又跑到山里去了；欧阳大喜；便又回到自己的部队。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部队不回来；欧阳恐怕是会被老寺主长期收留当喇嘛了。
1958年欧阳与爱人石慧敏奉命进藏组建陆军75医院；路过铜鼓喇嘛寺；专门停车进寺答谢老寺主当年的救命之恩；可惜老寺主已在几年前圆寂了。
欧阳老人说；第三次过草地有了上两次的经验；筹粮还算充分。部队从阿坝进入草地；沿路上到处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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